第一个把“夫妻生活”公开的博士，被唾沫淹死了

1926年的5月，位于上海四马路的光华书局，可忙坏了。

大量的顾客挤在不大的屋子里，抢着要买一本书。门外还不断有人往里挤，租界的警察不得不拿起水管冲散人群，以维持秩序。

被驱逐的“性学博士”

生不逢时的张竞生又跑去广东金山大学任代理校长，力排众议招了8名女学生，还在一次女生溺水时为其做人工呼吸。

这些举动让他为地方所不容，被迫辞职。

于是张竞生欣然前往，先后在北大主讲逻辑学、风俗学、行为论史等课程。

向社会征集性经验

1926年，张竞生在《京报》上刊登《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面向社会征集与性有关的故事。

征集启事中写道：“包括但不限月经、梦遗、自淫、同性爱、性病、嫖妓、新婚、变态……请详细写出来。”

唯一的要求是“事件要真实而非虚构”，因为“这是科学研究”。

发完征集“性史”的广告后，张竞生收到了200多篇回信。

回信令张竞生兴奋，“这说明中国人并没有在性压抑中窒息，也说明性的话题的确一直被大众关心。”

1926年5月，他从文章中遴选了七篇“个人性史”，尺度之大在学术文章中前所未有，其中用语的大胆开放也空前绝后。

每篇文章结尾，张竞生都针对某一性问题，诸如夫妻如何通过性生活协调双方情感问题、避孕等等问题，写了通俗而科学的“编后语”。

接着，他以性育社的名义试探性将文章以《性史》之名出版了。只出一集，总共只印了1000册。

迅速遭到读者疯抢。

市场对《性史》的需求高涨，盗版猖獗，甚至有人假借张竞生之名续写《性史》，打着学术旗号，行“专门挑动读者肉欲”之实。

该书给了张竞生一辈子都没能洗脱的“污名”。不仅是封建守旧的“遗老”们，甚至是提倡先锋自由的文人们也认为张竞生此举不当。

很快，张竞生被迫离开北大，到上海再寻生计。

臭名远扬的“性博士”

1927年，失业的张竞生创办了《新文化》月刊，继续为自己的性学理论创造平台。

期刊继承了张竞生开放自由的性别理论，在创刊号中就提出了“妇女继承权”，要求妇女和男子一样具有遗产继承的权利。

其中，还夹着一篇他自己撰写的反对“处女膜崇拜”的文章。

好景不长，当年11月，各租界巡警以“淫书“之名查封《新文化》，彼时才刊印六期，张竞生的理想再次胎死腹中。

可惜不幸再次砸中张竞生。

他因翻译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士的书籍被巡警局传讯，理由是“销售淫书”。仅那次他就被罚了400大洋。

后来，他还被传唤了六七次，最终的结果都是罚款。每次风波出现后，报章都会大肆渲染“性博士”的名号，弄得张竞生臭名远扬。

一直陪伴他斗争的夫人储松雪不堪舆论，带着儿子离开。出狱后的张竞生举目无亲。

从此再不碰“性学”

1932年，受不了生活打击的张竞生自杀未遂，出国散心几年后，回到了广东，不想当官的他选择在基层农村做经济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