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老，一位副国级和他的人生经验

是的，田老不仅还健在，因其年龄和资历，已经位列副国级老同志的第一位。

而在我的书架上，一直放着田老的几本书。在这些书里，他既感叹着历史的进程将自己从西南边陲涌入了红墙之内，也总结了自己取得成就的，一点人生的经验。

田老出生在泰山脚下，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他的出身其实不算普通。田家在当地属于是名门望族，抗战前，全家三十二口人能在一口锅里吃饭。人口多，说明实力强，吃得起饭，也读得起书。这在当年就算领先在起跑线上了。

一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原生家庭的馈赠。只不过，有些馈赠是物质上的，是金钱、是资源；而有些馈赠则是精神上的，是苦难、是早熟。

那田老的家庭，主要给他的是什么呢？

是革命。

山东的传统包括两个字：一个是忠，一个是义。尤其在民族危亡之际，这两点体现得更明显。田家也不例外。

日本人来了之后，田家的几位长辈上山拉起了游击队，还颇有名气，人称“田家军”。抗战初期，山东各地出现了大量民间武装组织的游击队，这些队伍后来相继聚集到八路军的麾下，也使得山东成为一块极其重要的战略根据地。

所以，在任何时期，中国都不能没有山东，就好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田老的出生地等于是直接就把他，当时还是小田的命运给决定了。

小田的叔辈都干了游击队，日本人成天来追杀，老家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小田在12岁就投奔了八路军，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八路”。

因此，他没有进过城市、更没有上过大学，这在1920年代的那一拨领导人中，是较为特别的。他的人生经验，大多是在摸爬滚打中形成的。

比如有一回，担任担架队长的小田累得实在不行了，靠在路边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完蛋了：身上的枪不在了。

司令员知道后，把小田臭骂一顿。小田回去一边写检讨，一边流眼泪。不一会儿，科长走过来，在了解情况后，他告诉了小田一条重要的经验。科长说：

司令员骂你，就是信任你，要重用你了；相反，如果他对你客客气气，给你倒茶，那你才要倒霉了。

要说，还是科长的水平高啊！他一定是深谙“爱之深，责之切”的道理。

很快，忠厚老实的小田，就迎来了关乎他命运的一个转折。

这个转折本身就跟方向有关，叫南下。

解放之前，我们党的根据地多在北方，而随着形势的进展，南方需要补充大批的干部。淮海战役后，华东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从山东解放区抽调1.5万名干部南下，而最终抽调的干部远远超过这个数量。

但是，那时信息不畅，一些北方干部由于不了解，对去南方视为畏途，认为凶多吉少。对一向安土重迁的北方人来说，抛家舍业去完全陌生的地方，心理上存在巨大的坎儿。

比如，山西有的同志听说南方吃不了面，要“天天吃大米”，感觉天都要塌了；而在冀东干部中，甚至流传着“南方的蚊子比麻雀还大”的传闻。

而小田就不一样。

他不仅带着妻子随军南下，还生怕掉了队。走到合肥时，发现妻子怀了孕都不敢声张，就是怕被送回北方。

小田也不是有什么小心思，就是不想落后，不想掉队。

有时候，光这两条就能成就一个人。

小田落脚到贵州，因为在根据地学过会计，进的是财政厅。在这里，他必然要完成从革命者到管理者的改变。

图为1950年代到西南不久的纪云同志。

这个改变本身就够难的了，可偏偏还遇到一个“恶人”。

这个“恶人”叫王维同志，是财政厅厅长，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是小田的顶头上司。厅长仗着自己知识水平高，动不动把小田骂得狗血淋头。最可气的是，他最爱在临下班时布置任务，还要求第二天清早就交报告。

那些年，小田常常因为完不成任务而掉眼泪。小田很疑惑，怎么到了和平年代，掉的眼泪比战争年代还多呢？

直到小田自己也当了领导，他才明白，他当时那么累，是因为在走上坡路啊！而曾经怨恨的厅长，无形中让他学会了很多东西，是他的贵人。

小田也是这样。

1964年，三十五岁的小田，就被提升为副厅长，可谓是前途一片光明。然而，他的位置还没有坐热，平平顺顺就没有了，坎坎坷坷就来了。

当年，贵州掀起了一场名为“大四清”运动，许多干部遭到批判，而纪云同志也被“揪”了出来。

他犯了什么罪过呢？

原来，在前两年的困难时期，为了给干部群众改善下生活，他支持厅属的后勤部门加工豆腐，豆腐加工出来供给商业公司，豆腐渣则留给机关食堂养猪，就能经常给大家分点肉吃。

年轻的小田满心以为自己干了件大好事，恐怕全然没想到，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端起碗吃肉、放下碗举报的人。

运动一来，他搞的福利，就成为了他的罪状。他被打成“修正主义头子”，还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小赫鲁晓夫”。

纪云同志想不通：我一个副厅长，怎么就能成赫鲁晓夫了呢？

这世上，锦上添花的人多，雪中送炭的人少。一时间，他似乎成为了“瘟神”，大家怕受牵连，哪怕是过去最亲近的朋友也躲着他。在人生的至暗时刻，纪云同志也免不了独自在深夜里哭泣。

那么，他是怎么从中走出来的呢？这里有一条经验，内心的重建兴许可以从外表的振作开始。

那时，他的妻子见不得他灰溜溜的样子，就对他说：

拣你最好的衣服穿上，给他们看看！

这衣服一穿，纪云同志就支棱了起来。不光支棱起来，还理直气壮地写申诉信。这申诉信一写，就得到了领导的关注。领导一看，他年纪又小、人又老实，工作能力还不错，不仅给官复原职，还调去西南局的所在地成都。

这是他人生又一次“因祸得福”。

他的底气来自于哪里呢？其实就是七个字：

我是真正干事的。

我们知道在工作实践中，忠厚老实的人有，精心钻营的也有。但这都不是能否进步的决定因素。关键还是能干事、能干成事、能干对事。

毫无疑问，在四川，纪云同志就干对事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四川是先行一步的省份之一，不光农业上先行包产到户，工业上也先行放权松绑。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被卡得死死的。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多少东西，卖出多少钱、上缴多少钱等等，一切皆有计划。

1979年1月，四川率先搞了个大动作，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14项政策和措施，并且，一口气选择了100个企业做试点。

纪云同志时任四川省的财政局长。在一些地方，财政口往往成为改革的掣肘。这个不难理解，对企业的放权、让利、松绑，会一时触动部门的利益。

不过，这个在纪云同志那里是不存在的。他不仅支持省里的改革举措，出台了许多减免税的政策，还发表文章，从思想理论上阐释这些做法的合理性。他说：

从表面看，是从国家财政收入中让出一块给了企业，但由于调动了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不仅可以补偿让出的一块，而且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国家财政积累。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论开源》。这样的观点，是在1980年说的，不仅具有前瞻性，也可以说是完全符合历史的进程。

而踩着历史的进程，凭借个人的奋斗，纪云同志在涌起的改革大潮中，很自然就承担起了更重要的使命。

组织上来考察的时候，问他：你对四川的经济形势怎么看。

这时候，他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搞经济几十年了，回答得非常好，以至于来考察得同志连连称赞，获得他们的一致通过。

图为纪云同志与陈云同志。陈云同志曾为他题过一幅字“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在后来的书中，他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时，还用了两段话。一段是引述耀邦同志的评价：

田纪云是自学成才，不走门子，不靠码头，是自己干出来的。

一段是他的自我评价：

我能吃苦，有悟性，肯学习，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具有开拓进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