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作为一个史学传统深厚悠久的国度，究竟哪一段历史才是我们最应该去述说的历史？
如果站在当下现实的视角，毫无疑问，自1840年开启的近代史就是最重要的一段历史。因为无论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还是新中国成立与改革开放，都逃不脱1840年以来的历史框架，乃至今日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交流、所扮演的角色，仍是这一历史叙事的延续。然而，对于这段最重要的历史，往往存在着诸多禁区，意识形态、阶级立场、党派之争、人物禁忌，让这段离我们最近的历史，变成了最模糊、最难以寻找真相的历史。流行于市面上的近代史著作鱼龙混杂，多官方口吻，我们亟需一套能弥补这些史学缺陷的真正的近代史书籍，同时也能弥补我们对近代史的认知缺陷。总结下来，流行于市面的近代史著作往往有以下五个缺憾：
近代史是受官方政治影响最深的一段历史，要想寻找一部真正摆脱意识形态影响的近代史书籍，必须要写作时间够早。近代史研究先驱陈恭禄完稿于1930年代初的《中国近代史》，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是国内最早一部系统研究近代史的著作，作为192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陈恭禄没有官方束缚，不为一党一派张目，他的书代表了那一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史观与理想。可以说，陈恭禄《中国近代史》是迄今为止最没有意识形态污染的一部近代史书籍。
在现代科学方法普及之前，中国史学多为旧史学，在意识形态纷争出现之后，中国史学又受政治意识影响而偏离了“科学”，更别提那些只是百科罗列、而没有方法的历史读物了。
留学于美国的蒋廷黻于1938年武汉会战前夕完成的《中国近代史》，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科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蒋廷黻1911年赴美留学，历经12年学成回国，为当时的中国带回了完备的西方现代社科研究方法。郭廷以说：“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风气。”这本书为近代史学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它所开创的研究路径，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直至1949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席卷，才被迫终结。80年代，近代史重归科学路径，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重新流行，功不可没。大部分近代史书籍囿于晚清至民国短短几十年的历史，但历史从来都不是片段的，如果我们不懂1840年之前的中国，就不可能真正理解1840年之后的近代史意义。近代史学大家、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徐中约经典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则将中国近代的历史视野向上拉至明末清初，向下拓展在2000年新世纪之交，展现出全球大航海时代开启后，明清传统社会在内外因素下的变迁，以及在200多年的传统变迁下，又是如何在1840年突然产生激变。徐中约的视野，将中国近代史与五百年世界近代史同步，既超脱了中国史学的局限，又能摆脱西方汉学的偏见，这是一部真正超越意识形态、阶级立场、党派政治与中西文化的“中国近代大历史”。以至于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建社500周年纪念告文中，将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列为牛津出版社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中国史书基于“天下观”的传统视角，常从整个国家层面宏观叙事，在近代史叙事中，也常以整个国家的社会转型、统治政权的中心历史，来代替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近代化变迁。台湾近代史学家郭廷以在《近代中国的变局》一书中，将目光聚焦于新疆、东北、台湾这些边缘区域，探讨了一部独特的中国边疆地带近代史。郭廷以说：由于大海限制，台湾纳入中国较晚，但是中华民族在这里成就却是最大，台湾的中国化与汉化，文化与文明之进步，都远超于其他边区甚至中原腹地。这一论断让人耳目一新，又如梦惊醒。
近代史的意义在于当下，大多数书籍不敢直面现实，而有的书虽然经典，但成书较早，与我们现处的环境相去甚远。大陆近代史学家陈旭麓先生于1980年代撰写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则很好地弥补了这种缺憾。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大陆改开后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史著作，既摆脱了前三十年的意识形态影响，又立足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现实，思考中国在新形势下如何继续近代史的使命。他的书，句句关联着当代，史学与思想价值兼得，历史与现实意义具备，绽放于1980年代那个思想解放的新启蒙时代。可以说，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就是改开后最为经典的一部近代史著作。以上五部著作，从陈恭禄、蒋廷黻、再到徐中约、郭廷以、陈旭麓，它们的写作时代、研究路径、作者身份各不相同，但无疑都一一对应并弥补了近代史研究的五种缺憾，也弥补了大众对近代史的五个认知缺陷。阅读这五部书籍，能给我们理解近代史带来更综观、更全面的视角。为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这五部“写给国人的近代史”经典五书，其中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为最新出版，宜提早收藏。感兴趣的书友，点击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先知书店约 4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