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书店店长荐书纪念齐邦媛先生：一位漂泊女子与飞虎队员的青春故事先先知书店/2024年03月30日/约 4 分钟 据消息称，齐邦媛先生于前日凌晨在台去世（3月28日凌晨1时），享年100岁。这位从东北到台湾、踏过百年家国沧桑的老人，还是离去了。谨以此文，纪念齐邦媛先生，以及她不朽的《巨流河》。《巨流河》是一部让许多人泪流满面的书，据说，俞敏洪看完曾痛哭流涕。《巨流河》在出版后，齐邦媛先生收到数百封来信，其中几位来信读者已经90多岁，他们老泪纵横追忆当年往事，那虽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时代，但也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有骨气的时代。《巨流河》描绘了一个苦难世纪的中国大地。作者齐邦媛1924年出生于辽宁铁岭，久居台湾的她曾念念不忘家乡的巨流河，对于她来说，这是一条渡不过的母亲河，回不去的生身地。一九四七年，从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的齐邦媛来到台湾，做台湾大学英文助教。当时，爸爸给她买的是来回双程票，未料就此定居超过七十年，从一个23岁的妙龄少女，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武汉上大学时的齐邦媛在这部自传性的回忆录《巨流河》中，齐先生念念不忘当年事，从东北的巨流河到台湾的哑口海，一个世纪的两岸悲伤在文字间流淌。九·一八事变与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二十九军浴血守华北，保卫武汉时的民心觉醒，与飞虎队队员张大飞的书信以及在落雨的黄昏中拥抱，只不过那一面竟是永别，情窦初开还未绽放，他便在与日军的遭遇中牺牲......《巨流河》中有太多令人悲伤的瞬间，而作者与张大飞的青春故事，则让人感伤一阵美好、又一阵悲凉。张大飞生于1918年，父亲在九·一八事变后因抗日遇难，所幸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先生创办了一所东北中山中学，收留了这些流散的东北子弟。两人相识那年，齐邦媛12岁，张大飞18岁。第二年，抗战全面爆发，张大飞参了军，被选入空军官校，后来又去美国接受训练，回国后加入了陈纳德将军组建的令日军闻风丧胆的“飞虎队”。▲张大飞照片和他写给齐邦媛的信由于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向齐先生家写信，成了张大飞当时唯一能够报平安的家书。齐邦媛将这些“家书”称作“来自云端的信”。他们在信中聊诗词古文，聊《圣经》与灵魂，也聊各自在军队与学校的生活。齐邦媛在书中这样回忆道：「我们那样诚挚、纯洁地分享成长经验，如同两条永不能交会的并行线。他的成长是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作生死搏斗；而我却只能在地面上逃警报，为灾祸哭泣，或者唱“中国不会亡”的合唱。我们两人也许只有一点相同，就是要用一切力量赶走日本人。」抗战那几年，齐邦媛随家人从东北到南京，南京大屠杀前又逃离首都，流亡辗转于安徽、汉口、湖南、桂林、贵州，直至重庆。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两人是最稳定的笔友，而在这几年中，张大飞从一个刚入伍不久的新兵成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英雄，齐邦媛从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已然成年。他们之间的感情，也从兄妹之情发生悄然变化。一九四三年四月，春风正暖，那是齐邦媛即将高中毕业、联考的日子。那一天近黄昏时，随部队在重庆调防的张大飞来到她的学校，见面后他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齐先生在书中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搂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一九四三春风远矣。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几个月后，齐邦媛来到迁入川西的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后来转入外文系，受教于朱光潜先生；张大飞则与战友继续在云端战斗。两年后的一天，1945年5月，张大飞在河南信阳上空与日军遭遇，不幸被日军高射炮击中，遇难牺牲。牺牲前，张大飞似乎已有预感，因为八年前和他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牺牲了。他提前写好了一封遗信，信中说：「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五十四年后，75岁的齐邦媛来到南京航空烈士陵园，看到纪念碑上张大飞的名字，往事历历在目，忍不住失声痛哭。▲南京，写有张大飞名字的烈士纪念碑又几年，八十一岁高龄的齐先生决定提笔写作，从东北的巨流河，到台湾的哑口海，随着她一生漂泊的足迹，以个人丰沛的感受，在《巨流河》中描摹出一个苍凉悲怆的时代。学者王德威在本书后记中说，这本书“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的确如此，这是一部埋葬巨大悲伤的书，也是一部寻找遗失风骨的书，难怪那么多人读后痛哭流涕，难怪那么多有相同经历的老者，纷纷写信给作者。这是一部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的书，这里有齐先生的悲伤，也有一个民族的悲伤。值此齐先生离去之日，店长荐书诚挚推荐本书，识别下方二维码，抢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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