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种乌托邦

乌托邦的社会，是一个失去了普遍增进个体幸福的功能的社会。从根源上说，乌托邦源于人们的认知错误。具体地说，是人们没有认识到社会是增进他们利益的手段，他们自己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以“自发秩序”为特征的社会。这种有助于他们利益的社会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为了让这样的社会得以出现，他们不能乞求于某个人或某些人，而是要利用一种特定的知识，通过这种知识的利用，把这样的社会创造出来。这种知识，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经济学，它是有关自发秩序何以可能的知识。 这种经济学知识的贫困，是乌托邦的根源。这种贫困通常有两种表现，一是以道德（修身）来代替这种知识，认为只要人的道德足够高尚，那么理想的社会就会出现，体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中，这是传统儒家“道德理想国”意义上的乌托邦。二是唯理主义，即没有认识到人的无知性，认为可以用自然科学方法来对社会进行建构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科学主义”，这是西方的一种普遍思潮，哈耶克对它进行了批判，但它仍然普遍存在。 这两种乌托邦观念，一种是传统的，另一种是现代的；一种是东方的，另一种是西方的；一种是建立在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有“道德”的基础上的，另一种是建立在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聪明的基础之上的。但都可以归为对社会的自发秩序特征的无知。它们都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分别予以论述。 1 ．道德理想国乌托邦 儒家的政治思想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儒家相信人有神化的可能。可见乌托邦主义存在于这种儒家信念之中。儒家一方面认为，只有当人透过修身而达到道德完美时，理想世界才会来临；另一方面儒家还有一个更普遍的想法：只有在现实生活中彰显其圣神本质的才能统治天下，成为圣王，为社会带来理想秩序。”（张灏， 272 ）如康有为就是一名典型的乌托邦主义者。 儒家乐观主义的核心信念，是相信人与社会，在道德上有臻于至善的可能性。儒家之所以有此信念，在于相信人能完全彰显本性中的神性。因此，儒家乐观主义具有把人神化的倾向。（张灏， 303 ）让成圣的圣人或君主来治理社会，那么就会产生一个理想的社会。圣王是儒家的终极政治理想，从这方面看，它有“政教合一”式的威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倾向。（张灏， 72 ）这事实上是以“德”来代替“知识”问题或“理性”问题，并最终也导致以道德代替法律，这可称为“道德乌托邦”。 孔子把“道”理解为“德性”，“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59 ，把道德情感理解为道），没有意识到，道不是德性概念，德性不是客观的，不同的人（圣人）对德性都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德性无法成为普遍原理，“道”是科学概念，是从确切的公理中演绎出来的，这样获得的原理才具有普遍性与一般性。显然，并不是人人成为圣人君子，个体的幸福就会普遍增进，即社会不是一个“德性”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才能更充分地利用分散知识或配置资源，以更好地满足需求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原理，才有理由被称为“道”。 中国文化强调 “ 天 ” 、“道”等等，但都不能把它们说清楚，结果要么从“本能的道德情感”的角度来理解它们，要么把圣人或皇帝说的话视为“道”或“天”。当一个社会建立在人们对它的任意的理解之上时，它就是扭曲的，是不利于个体幸福的普遍增进的，这种社会就是乌托邦社会，它的一种表现形式通常被称为专制。一个社会要么选择把社会建立在真理之上，要么选择把社会建立某些“圣人”或“君主”的话语或权威之上，这两种不同的“选择”，也最终决定一个社会是否走向乌托邦。

对道德的考察，不能基于“心性”，而只能基于“行动”。比如心性上的仁或忠所产生的价值，是部落社会的或私人性的（如对上级的忠），而不具有普遍的一般性。社会是人的行动构成的，是“行动”的协调问题，而不是心性道德问题。道德必须基于使使社会得以可能与繁荣的原理（自发秩序原理），而不能基于对“心性”的理解。那种与这一原理及建立在这一原理之上的规则相符的行动，才是道德的。这样，道德就成为一个制度问题，“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相反，假如道德仅仅是一个“心性”问题，那么制度建设将被忽视。把道德问题理解为心性问题，从而忽视制度建设，也正是中国长期不能发展的原因。所以，重新理解道德（美德），把道德视为对使得个体幸福得以普遍增进的原理与规则的遵循，是一个社会回归正常的关键。所以经济学问题先于伦理问题，只有当人们弄清楚什么样的社会才有助于个体幸福的普遍增进，以及使得这样的社会得以可能的原理时，道德的问题才能得到清楚的说明。儒家刚好相反，它把伦理道德放到社会之前。假如不能明白上述使得社会存在与繁荣的原理，那么制度建设，包括道德建设都是盲目的，这样的社会必然是扭曲的或非正常的。 2. 科学主义乌托邦 如说传统乌托邦的问题在于“道德”，即认为人可以成圣，可称之为“道德的狂妄”；现代乌托邦是与“理性”联系在一起的，即认为人可以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对社会进行最优的规划，我们称之为科学主义。这种乌托邦否定了人的无知性，认为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聪明（道德理想国乌托邦是认为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道德），让这些聪明的人治理国家，可实现社会的繁荣。两者的共同点是对社会的自发秩序特征无知，因此也无视普遍原理。 哈耶克把产生这种乌托邦的理性，称为唯理主义或建构论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源于对“社会”的误解，没有把人视为有目的的人，从有目的的人的行动出发理解社会（意味着个体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方法等等），而是试图从人的行动的结果中寻找到一些规律，比如使用统计的或实证的方法，所以，实证主义是这种科学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科学主义把社会视为一种“机械”的装置，认为控制某些变量就可以产生某个想要的结果。 这种科学主义源于启蒙运动中唯理主义的那一派，如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等等。现代主流经济学很大程度上也属于这种科学主义，如兰格认为可以在取消私有产权的情况下，通过对价格的调整，来实现均衡。计划经济正是这种科学主义的产物。 五四从西方引入的“科学”概念，五四的口号“科学”（赛先生）其实是“科学主义”。五四所倡导的科学，正是这种自然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科学。“五四所谓的科学方法当然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的一套方法”（张灏， 202 ）。五四知识人试图以这种“自然科学”去改造社会，正是科学主义。他们对社会的自发秩序性质是无知的，因此，他们认为破除了传统就能产生新社会（包括后面的“破四旧”）。这种科学主义对五四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如殷海光“在基本治学方法上，仍严守逻辑实证论的门庭。对于凡是在经验上不能验证的问题，均认为是无意义的，因之也是无法讨论的”（张灏， 317 ）。甚至胡适也深受影响。“胡适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也是一个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的学者。”（张灏， 210 ）胡适推崇赫胥黎与杜威，注意，两位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理论家，一位是进化论者，另一位是实用主义者，他们不可能告诉胡适有关自发秩序的知识。吴稚晖提出“科学万能”这句广为人知的口号，来表达他的科学乌托邦理想。李大钊及其同道发现，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才能找到既有确定感又有参与感的乌托邦思想。（张灏， 299 ）

五四知识人的思想底子本来就是传统儒家，对于社会的自发秩序原理本来就是无知的，因此他们也很容易接受西方的科学主义，这就像张灏在评价胡适时说的，胡适喜欢赫胥黎与杜威，是因为他的思想背景中有儒学的影响为之垫脚。

有意思的是以上指向道德理想国乌托邦的新儒家和指向科学主义乌托邦的实证派之间还发生了争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批判“科学主义”，认为应该在传统文化中找出路。他们认为“客观模式只能重建传统的外观，无法引导人们去把握存在于传统核心的精神道德的意义，他们相信唯有直觉的、体证的进路，才能获取生命的精神道德的意义。”（张灏， 103-104 ）相反，实证派的胡适、顾颉刚等人则主张以“自然科学”方法去认识社会，包括 “采用自然科学模式，‘客观地’研究文史问题”，“对历史资料以科学方法重新整理”，其实就是以“考证“这种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张灏， 103 ）。实际上两者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乌托邦主义，都不知道真正的“社会科学”方法是什么，或者说，都不知道社会存在与繁荣的原理是什么。 无论是传统的乌托邦还是现代的乌托邦，都是建立在对自发秩序的无知或否定之上的，或者说，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的贫困或经济学的贫困之上的 。这一方法的特征是没有方法论个体主义，而是在整体意义上谈道德、传统和文化等等。没有方法论个体主义，自然地就没有个体的权利，没有自发秩序，以及代议制民主（保障个体权利与自发秩序的手段）等概念。

在一个社会中，这两种乌托邦往往会并存，如“大跃进”正是这两种乌托邦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是圣王道德下的科学主义的产物。假如要拥有一个正常的社会，那就必须消除这两种乌托邦的观念。

参考文献：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