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事业转折点：无数个不眠之夜和单细胞基因组学时代的来临 | 《自然-细胞生物学》科学家故事

原文作者：Sarah A. Teichmann

我职业生涯最大的转变，出自一个简单的决定。看起来选择很明白：我该走还是该留？但这个问题殊为不易。我还记得在2012年酷热的春夏里，怀着第二个女儿，无数个不眠之夜在脑子里自己和自己打架的日子。

那时我是剑桥分子生物学MRC实验室的终身轨负责人，实验室建立于2001年。我的一个主要兴趣是控制哺乳动物免疫系统中T辅助细胞区室中细胞状态的极大多样性。我们知道基因调控是关键，但要检测基因表达，我们需要同时测序数以千计细胞的所有mRNA分子，这不可避免地掩盖了细胞异质性。为了提高研究的分辨率，我们结合大量信使RNA测序与单分子荧光原位杂交，和剑桥的Bertie Göttgens合作，使用Fluidigm Biomar对单细胞进行多重定量PCR。

于此同时，Azim Surani的实验室（位于剑桥附近的格登研究所）与应用生物系统公司合作，表征了单个小鼠胚泡和卵母细胞的转录组。这项鼓舞人心的工作确定了原理：如今有可能通过每个细胞表达的全部基因，来理解单个细胞状态或类型。下一个问题是如何规模化，因为解析T细胞区室或任何复杂组织的问题，都需要在数量级上更多的细胞。

回头来看，单细胞基因组学的潜力巨大，但当时很少有人能预见到这一点。幸运的是，在剑桥以南8英里处的惠康基因组研究园区，有一群科学家对基因组学怀抱着浓烈的兴趣与热情，这里也是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EBI）和惠康桑格研究所的所在。我前来这里访问主持Fluidigm研讨会时，演讲厅座无虚席，热闹非凡。EBI的负责人Janet Thornton尤为重要，她也是我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博士后导师。她安排了那份让我夜不能寐的工作：EBI和桑格的首个联合教职，为期五年。

起初我觉得这不可能。从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跳到一个未知领域的风险很大。但我不断想起在园区时感受到的那种共同的激动——我们真的处于一个科研时代黎明的感觉——和Janet的鼓励。这些积极之处最终说服了我：我决定接受。

事情推进得飞快。我在8月生产，不得不在MRC合同期间休产假（在EMBL得工作满12个月才能休产假，许多组织都是这样的）。在这段“休假”期间，我迁移了实验室，为桑格-EBI单细胞基因组学中心写了个成功的申请，并监督我们的前沿的小鼠T辅助细胞的单细胞实验。

这段时间科学突破进展飞快，为我们后来取得的一切成就奠定了基础，包括我们的首个人类胎盘和蜕膜细胞图谱。其中我们揭示了T细胞和其他淋巴细胞亚群的多样性，并将之置于母体和胎儿组织环境背景中。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最初让我们来到单细胞基因组学的那些细胞。

我的搬迁决定也改变了我看待研究文化的方式。Janet开放、透明和授权的领导风格，以及Ele Zeggini领导的桑格EDI计划，都给我带来了许多启发。这鼓励我为如何运行实验室制定原则。我想培养一个多样化的团队，能够在一个多学科、注重合作和奖赏个人的环境里，以富有成效和相互尊重的方式共事。在迁移后不久，我制定了实验室座右铭——“勇敢、聪慧、善良”——强调科学工作中的同理心和相互支持。

搬迁研究所的决定，为十年的科学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它改变了我领导自己实验室的方式，后来也改变了桑格的细胞遗传学计划和国际性的人类细胞图谱（HCA）联盟中的科学家代表集会方式，我在2016年和Aviv Regev共同创建了HCA，为人体所有细胞绘制图谱。

如今我正在准备再次搬迁实验室（前往剑桥干细胞研究所，在那里担任干细胞医学的教席），我看到了2012年的决策在决定我们的轨迹上是多么关键。我的实验室里有许多卓越的科学家，HCA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如今让我辗转难眠的，是令人兴奋的新单细胞技术将会带来何等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