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上海工作的一位科学家与所属单位发生纠纷，导致其实验室要在极短时间内搬迁，且实验室成员无法进入实验室。这对于该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来说无疑影响巨大。在协商不出结果的情况下，该实验室的成员将所遇困境发到网上，既可以说是让社会评评理，实质上也是一种上网求助。因为这位科学家在国际上也非常有名，是第一位公布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的著名病毒学家张永振老师，这件事迅速引发了很大关注。5月1号，顶级学术期刊《自然》也刊登了相关新闻（恭喜某单位免费获得顶刊全文介绍，全球有此待遇的机构不多）：
张永振老师在全球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很受尊重，他是《自然》2020年改变科学的十大人物，同年入选《时代》周刊百大人物，新加坡《海峡时报》年度亚裔人物。上述荣誉当然与张永振老师在2020年1月11日公布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有关，后者是从开发核酸检测试剂到研发除灭活疫苗外所有新冠疫苗的前提，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并不夸张。可即便抛开新冠这一黑天鹅事件里足以留名青史的一笔，张永振老师也是新型病毒鉴定、病毒进化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
2014年，张永振老师的研究组在PNAS发表了描述一种新病毒的论文，这种病毒由他命名为荆门病毒：以RNA为基因组的病毒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的病毒基因组是完整的一段，有的则分成几节，最典型的如甲流病毒，有八节基因组。这种基因组分节的演化来历并不清楚。张永振老师的研究团队发现的荆门病毒，具有分节的基因组，共4节，其中两节和黄病毒科的病毒同源，而黄病毒科的病毒（如登革热病毒、丙肝病毒等）基因组恰恰不分节。该发现为RNA病毒进化里最基本的一个现象：基因组分节，是如何出现的提供了重要线索。去年10月，张永振老师的研究组又在《细胞》上发表论文：
分析三类小型哺乳类动物（啮齿类，鼩鼱与蝙蝠）里的病毒组成，探索不同宿主身上的病毒差异，跨物种传播的潜能。注意他们鉴别的不是几种病毒，而是一下就鉴别了669种病毒，其中534种是新发现的病毒。能做出此类研究的在全世界范围里也不多。所以就像前面说的，张永振老师以及他的研究团队，确实是病毒进化、新型病毒鉴别研究领域的领导者。另外，这里举例的两篇论文，倒数第二位作者都是澳大利亚病毒学家Edward C. Holmes，他和张永振老师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的公布也是在他的建议下并委托他完成。
经过这几天的大量报道，想必大家也知道了，张永振老师的实验室与所属单位的矛盾源于单位要他们走人。这可能也是这件事引发广泛关注的原因：科研单位一般是希望引进优秀的科研人员，急急忙忙要赶国际知名研究人员走，极为罕见，也非常不可思议。
可与其单单指责某单位有眼无珠，更值得关注一个现象：一些科研人员似乎也只能把工作场所里遇到的困难反映到社交媒体，寻求帮助。
比如今年1月，某高校一实验室的学生联名举报导师造假：
学生们不仅将举报信交到了学校，也几乎在同时发到网上，才引发了社会关注。
去年11月，中山二院的“集体患癌”，也是知道不幸患癌的实验室研究人员的人，把消息发到网上：这些把事情捅到网上的人身份各异，既有领域内的一流实验室，也有在学术圈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学生，还有干脆是匿名爆料。遇到的让他们觉得不吐不快的事情也千差万别，张永振老师的研究组是与单位发生了严重纠纷，华中某校的学生是遇到了导师学术不端，中山二院则是对实验室工作环境安全性的忧虑。
当然，不是所有都是跑到网上爆料的“弱势群体”说的都对。像中山二院“集体患癌”，从科学角度，该实验室做的工作不会导致癌症。后来调查的结果显示是有几位在那里工作或工作过的年轻科研人员患癌，但癌症种类各不相同，在流行病学上也归类不到实验室有致癌因素。
但这些事情的共通点在于那些科研人员在工作场所遇到的一些本该在工作场所里通过常规程序反映并解决的问题，好像根本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无论是《自然》认为已经影响了全球科学的十大人物，还是期望能早点毕业的实验室新兵，最后都只能到网上说道，让大家评评理。
无论是哪个科研单位，科研终归是靠科研人员做的。但科研人员也是人，是人都会有遇到难处，出现矛盾。科研单位应该是这些科研人员的后盾，不只是人家功成名就，发大文章时在《自然》、《科学》这些期刊上留个工作单位的名字，更是在他（她）们遇到困难时，成为他（她）们的保障，他（她）们的社会安全网。
比如某个实验室里有人得癌症，这当然可能对其它人也形成心理压力，忧虑是不是环境有问题。虽然某个实验室里几个或几十个人里出现一例癌症的概率不高，没法或者没必要预案应对，可若大一个医学院，那么多员工、学生，总该预计到可能有人会不幸得重病吧？总该考虑如何支持患病的学生，以及周围可能有需要心理辅导等帮助的人吧？
别的不说，作为医院，对自己这里曾经工作过的人得癌症，都能以发公告说已经不再于此工作来结案，对那些非亲非故跑来求医的患者，态度得是咋样啊？
理想情况下，学校当然希望自己的教师都是德才兼备，可没有哪所高校会天真到认为自己不会遇到科研造假，对待学生不当的情况吧？为什么一个存在那么多问题的实验室能长期存在？而学生反映问题时会如此忧心忡忡，不仅要收集整理上百页材料，还要联名表达自己是豁出去了？
学生看到学术不端行为，难道不该是可以安心（不用担心报复）地向校方反映吗？调查学术不端难道不是校方的责任吗？学生是来学习读书的，不是来写调查报告的啊。
由于张永振老师在新冠疫情中的贡献以及他的学术水平，他遇到的情形可能相比另外两件事更能激发旁人的诧异、愤怒。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学术机构有调整人员乃至研究方向的权力。
研究新型病毒以及病毒进化相对小众。涉及疾病大多类似被忽视的热带疾病（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可以想成是盖茨基金会这些钱太多想做善事的人搞的事。不是说此类研究没有意义，但有些研究所确实会不太想做这个方向。尤其是上海等一线大城市的研究机构。张永振老师实验室与单位的矛盾曝光后，不少人指责某机构里怎么一个搞肺癌的对搞传染病的指手画脚。但对于上海等发达地区来说，当地更相关的公卫问题可能真是癌症、心血管疾病，不再是传染病。某机构想换人倒不能算是完全不可理喻——虽说我个人不敢苟同，但这不正好证明了咱就不配当领导嘛。真正的问题在于无论是请人来还是请人走，都应该走合理的程序。张永振老师提供的信息，之前某机构的管理者与他关系很好，承诺重金将他挖来，后来机构领导换人，情况直转急下。不同的管理者当然可能有不一样的建设构想，可最终的聘用都是以机构而非个人的名义，如果机构做出了承诺，无论新任管理者个人是否认可前任的选择，都应该履行机构的承诺。如今报道，张永振老师去某机构前得到的承诺是每年350万经费，这部分有两年没给，张永振老师本人社保断了两年，实验室其它人的工资奖励也缺。咱就不说什么事业编制没落实变成合同工，就是合同工也不带这么玩的啊。即便是某机构认定的属于5年合同期满，张永振研究组需要走人，之前5年的合同义务总该履行吧？上述如果属实，这是科研机构，还是在上海开了个黑煤窑啊？几天内要求实验室“搬家”的纠纷，更让人看了哭笑不得。此类实验室的仪器很大一部分搞不好是某机构提供的经费购置（毕竟前几年挖人的时候应该是给钱的），都是某机构自己的财产，也舍得如此折腾？
这也凸显科研机构需要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并且按照规矩办事，不仅是保护科研人员，也是维护机构自身的利益。
无论是某学校学生的联名举报，还是张永振老师睡在实验室门口，他们遇到的难事本来不该如此难，难到得跳出学校、研究所，需要靠上网求助于社会关注。更不能忽视每一个上网求助的科研人员背后有多少人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只是没说出口。遇到导师学术不端的学生如果没有遇到愿意一起签联名信的同学呢，会怎样？某机构如果没有逼张永振老师立刻搬家，他以及他的学生还会出来抱怨吗？根据他现在的说法，某机构至少两年没给经费，之前他可没吱声。
中国的科研机构，从高校到研究所，已经是全球出产最多科研论文、成果的地方了，从人员配置到经费资源也早已不是草台班子了，科研人员遇到的困难矛盾，是否也该处理得更得体，更职业化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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