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价：RMB 80,000,000-120,000,000（一）孟頫顿首复书。子敬茂才亲家坐右，顷龚先生过此，因得承教，别后已深驰渴。兹枉专价惠书，就审已还宅上，殊慰怀想。且蒙远惠木瓜碑文，尤佩厚意，领次感感。草草奉答，以谢尊丈侍边，并冀道意，不宣。孟頫顿首复书。顿首复书，子敬茂才亲家坐右。赵孟頫谨封。（二）达观长老侍者，孟頫和南谨封。孟頫和南上覆，达观长老禅师侍者，人至得书，索及墨竹，敬以来纸写去，疏头略改数语。又田提领记事，同此奉纳，可用则用，不可用则已之篱篠，望多为擘划些去，庶不至临时生受也。人回草此，不宣。孟頫和南上覆。（三）孟頫再拜。孟頫承惠字，令取文书付仲深，即已面嘱王都目矣。不肖数日便还，非远别也，然冀善保，不宣。孟頫再拜。子敬教授仁弟足下。鉴藏印：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乾隆鉴赏、御书房鉴藏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无逸斋精鉴玺、宣统鉴赏（1-5印参见《清代帝后玺印谱•乾隆卷》7、28、29、94页，7印参见上书《嘉庆卷》75页，8-10印参见上书《宣统卷》13、7、8页，6印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弘历》154印，247页）1.《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二），第917、918页，上海书店，1988年。2.《清宫旧藏历代法书名画总目》（赵孟頫三札真迹），《故宫珍本丛刊》第464册，第185页，海南出版社，2001年。3.《溥仪赏溥杰皇宫中古籍及书画目录（下）》（永字二百五十一号），《历史档案》第68页，1996年第2期。4.徐邦达编：《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第8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5.朱家溍编：《历代著录法书目》，第347、354页，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1. 此卷第一札与第三札均写给同一人，上款或称“子敬茂才亲家”，或称“子敬教授仁弟”。据考，“子敬”为元代早中期著名文人姚式，位列“吴兴八俊”之一，与赵孟頫等并驾齐驱，亦是高克恭晚年向朝廷力荐的“五俊”之一。他与赵孟頫不仅是同乡，更是青年时代的同窗，都曾是名儒敖继翁的入室弟子。第一札中“专价惠书”及送“木瓜碑文”等内容来看，亦可证赵孟頫与姚式关系的亲密。2. 此卷第二札《致达观长老札》，达观长老是何方僧人，至今无迹可寻。但北京故宫博物院即藏有赵孟頫书与达观的一通信札，台北张学良则曾藏一通赵孟頫《致明远提举惠竹帖》中，亦提及此人，可知达观不仅与赵孟頫相熟，亦与他的朋友相熟。（二）据《石渠宝笈初编》著录，赵孟頫《行书三札卷》卷后原附明代文元发、张凤翼、王穉登三人题跋，对此三札极尽溢美之词。惜此卷于1922年11月24日溥仪以“赏赐”溥杰为名携出宫外，后于乱离中原跋遭割裂。（三）《清宫陈设档》记，道光十四年（1834）6月，御书房交来上等手卷档，内廷东路东六宫区御书房：孙虔礼书谱序一卷、周龙千里江程一卷……赵孟頫三札一卷、赵孟頫甕牖图一卷、赵孟頫书雪赋一卷……赵孟頫秋声赋一卷。宣统十二年（1920）4月， 永字手卷账：二百四十四号赵孟頫杂书真迹卷、二百四十五号祝允明杂书一卷……二百五十号钱维城富春秋色一卷、二百五十一号赵孟頫三札真迹卷。因而得知，此卷一直贮藏于御书房，列为“上等手卷”、标注“真迹”。另据《溥仪赏溥杰宫中古籍及书画目录》可知，此卷由溥仪于1922年11月24日赏溥杰，编号为永字二百五十一号。千载幸逢真面目，翰墨遗踪百变新
赵孟頫《三札卷》考辨
中国宋元明清的名人书札，近几年已越来越受到海内外中国书画收藏家与爱好者们的关注和热捧。以数十数百万甚至更高的价格买一通名人特别是大书家的信札已司空见惯。书札成为拍卖热点市场的新宠，原因很多，兹择要说其二种。
第一、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书札的书法艺术。自古以来，文人间的隔空交流主要靠书札往还。文人善书，且多写给师友、同僚或亲人，又大多是即兴而书，信笔所至，快疾而率直，与那些尺幅较大的卷轴书法的书写状态有显著的区别。在人们的习惯观念中，卷轴书法供欣赏适宜收藏与传世，追求完美刻意经营反而影响了作者真性情真水平的酣畅表达，常会用习惯性的笔法布局来取悦求索者与观众。而书札尺幅小，文字精炼而雅致，书写的状态不同，所以笔随文思的跌宕起落而以心情为之，因此放松而直率，优雅而流美。因为无意于书，反而天机流露，发挥出他的真水平、真功力，露出其异于常调的新格局。这无疑对收藏者产生更大的兴趣和吸引力，更愿意去研究它，认同它。收藏者总是在这种过程中得到长进，得到愉悦，何乐而不为！
第二、书札引起人们关注的还有它的内容。宋元以来所见书札，大多是私人书信。多单书（一纸），二页或二页以上的复书并不多见。信的内容有一定程式：先问安，报近况。之后或告家庭之琐事，个人之遭遇。至于友朋之升迁，朝廷之大事，亦会在至爱亲朋中偶一披露。高兴了，或将出行途中登山临水的欢畅心情报告给对方，就成了一篇精致的小型的游记了。有的还会告知近日所读的诗、书，谈感受讲心得，与朋友彼此共享。书画家则多谈酬酢之苦乐，收藏家好夸所见所藏之名迹。故纸短而情长，言简而意赅。书札读多了，对古人了解越深，则可以增知识，洗肝肠；可以改变心情变化气质。岂但增财富，更能增境界，增考证与辨识之能力。所谓与古同游，其乐无穷。
由此而观，艺术品与文物收藏，特别是书札收藏，可说是方兴未艾，仍有乐观之前景。
赵孟頫致子敬、达观《行书三札卷》，便是这种言简意赅、纸短情长的单书。它在乾隆九年被著录于《石渠宝笈》。当时，正是清代全盛时期，此卷与一大批人间珍宝，不再示息人间，成为帝皇的独赏。可惜乾隆的后代，除了嘉庆还偶尔关心一下这些墨宝，主持编就了《宝笈三编》，此卷中一方“嘉庆御览之宝”可能是当时偶一览之留下的。晚清政权日趋衰落，禁宫混乱，太监盗卖书画文物猖獗，加上道、咸诸帝无节制的赐出，以及西方列强入侵时的掠夺，清宫旧藏书画文物散佚颇多。一九二二年，紫禁城小朝廷在载涛、载润、陈宝琛、朱益藩等人的主持下开始清点清宫遗存，并将之编成了《清宫旧藏历代法书名画总目》十册。一九六零年，徐邦达从耆龄之子惠均手中借到了这部清点目录，将古书画作者按年代排序，并删去了一部分乾隆年间的臣字款书画1编成了至今流传的《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在上述二种清宫旧藏书画录里，赵孟頫《致子敬达观三札卷》，都赫然在目。
《清宫旧藏历代法书名画总目》
可见在一九二二年底，这个被《石渠宝笈初编》评为上等的赵孟頫《三札卷》还安然无恙。可惜好景不长，就在一九二二年夏天，溥仪开始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大量珍贵古籍及古书画偷运出宫，因为体积小份量轻，各类手卷成为其首选的目标。在一九二二（所谓宣统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阴历）赵孟頫《三札卷》随着黄筌《写生珍禽图卷》、宋徽宗《画王济观马图卷》等一批传世名迹被藏在溥杰的轿箱中带出宫去了。2 《溥仪赏溥杰皇宫中古籍及书画目录》
此后它随着溥仪去了天津、沈阳。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溥仪携带部分书画文物仓皇出逃，此卷在乱离中被伪满“皇宫”小白楼卫士在争抢中一分为二，跋尾上明文元发、张凤翼、王穉登诸跋被割裂而去。赵孟頫《三札卷》，首见于《石渠宝笈初编》之第三卷，初编如此记载它：“元赵孟頫三札一卷，上等，贮御书房。行书凡三幅，第一幅碧色笺本，前后俱署赵孟頫顿首复书，又赵孟頫谨封五字。上钤赵子昂氏一印。第二幅金粟笺本，前后俱署孟頫和南上覆。第三幅素笺本，前后俱署孟頫再拜。拖尾有文元发跋，云：魏公三帖，笔法飞动，神采焕发，盖闻之故老云，公早年学思陵书，故用笔遒劲。至晚岁与伯几同摹晋帖，遂升王氏之堂。此帖盖真为二王传神已。丁酉三月题于兰雪斋，文元发。又张凤翼跋云：文敏书少宗李北海，故特具劲气。后法二王，遂号称入室。此三札二与子敬，一与达观。虽似信手师心，而二法俱见，真可宝也。丁酉春杪。张凤翼题。又王穉登跋云：魏公书妙绝千古，而又妙于八行之札。此卷与子敬教授者二，达观长老者一。二札自具一法，纵横烂漫，疏劲妍密，无不可意。若天女散曼陀宝花，飞扬历乱而皆得三昧。五百年来无此扛鼎笔也。丁酉三月既望，王穉登题。御笔题签，签上有乾隆宸翰一玺。”
《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
《石渠初编》的记载与目前现身的赵氏《三札卷》的材质款印完全相同，首段《致子敬茂才札》上钤盖的六方乾隆御玺也与初编入目评为上等作品的钤印方式一致。可信眼前此卷必是《石渠》著录者无疑。据徐邦达先生说当年载涛、朱益藩等在编目时曾刻制“宣统御览之宝”玺印多方，每看一件就盖上一个至三个印，同时再加以登记。但究竟是哪几方印却未曾披露。我查阅了曾编入该《清宫旧藏书画录》中的诸多作品，发现有以下数印：一、“宣统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二、“宣统鉴赏”（朱文方印），三、“宣统御览之宝”（阔边大方印），四、“无逸斋精鉴玺”（朱文长方印），五、“无逸斋”（朱文长方小印）。3 钤盖的位置并无严格规定。赵孟頫《三札卷》中一方“宣统御览之宝”阔边朱文方印盖在首札中间。朱文“宣统鉴赏”及“无逸斋精鉴玺”则钤盖在第三札左侧骑缝，是所见钤盖宣统玺印甚多的一件。这套遗老们编著的《清宫旧藏书画总目录》给所录作品评定了等级，（如上上、上中、中等）更以宣统玺印的多寡表达了他们的意见。看来他们对诸多藏品的质量与价值心中还是有数的。《三札卷》第一第三札写给同一人，上款或称“子敬茂才亲家”，或称“子敬教授仁弟”。考元代字“子敬”的稍著名人物有二十余人，但其中仅二人曾任儒学教授，并与赵孟頫有所交集。他们是赵孟頫的同乡，曾任绍兴路学教授的姚式。另一个则是江苏镇江人龚璛，曾任宁国路学教授。他虽曾题过赵孟頫的画作，4 但二人的交往并不多，赵孟頫的诗文集中也未见赠诗与唱和。而姚式不仅是赵孟頫的同乡，更是青年时代的同窗，二人都曾是当时的名儒敖继翁的入室弟子，是一生心心相映的挚友。当贫困的姚式因高克恭的推荐去绍兴任儒学教授时，赵孟頫真诚地祝贺，作长诗《送姚子敬教授绍兴》，诗中这样称道他：“我友子姚子，风流如晋人……结交三十年，每见意自新……以子绝代才，数贤可比伦”。诗的最后则希望他“时时书寄我，用慰情相亲”。这种真切感情的流露，说明他对姚式的高度评价确实是发自内心的。5
《送姚子敬教授绍兴》
（《松雪斋文集》卷三）
在赵孟頫的诗文集中，还有《和姚子敬秋怀五首》及《和姚子敬韵》等诗。后一诗开头就发出了“同学故人今已稀”的感伤，末二句则对这位平生知己直言：“准拟明年乞身去，一竿同理旧苔矶”。非常干脆地表明辞官的决心，到家乡与这个早年的同学一起过闲云野鹤般的隐逸生活。过不多久赵孟頫果然从朝廷高位上去官返乡，遗憾的是他的挚爱管夫人却在半途病逝，从此他并未过上忘情山林的悠闲生活，而是带着对亡妻的深深怀念在老病相侵中弃世，而挚友姚式，也辞去卑微的教职，归隐于吴兴西侧的敷山，在贫穷困顿中飘然而去。
《和姚子敬秋怀五首》
（《松雪斋文集》卷五）
《和姚子敬韵》
（《松雪斋文集》卷四）
姚式的去世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在吴师道的《礼部集》《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诗》一文有如此记载：“泰定初，明仲为常山簿，相见则曰：子敬亡矣……。一月前似疾非疾，屏居敷山中绝食……明仲以予雅敬之，故见辄道子敬事，谨识而不忘，时距已七年”。按泰定仅四年（1324-1327）从“泰定初”上推七年，则为延祐六、七年之间（1319或1320）。台湾学者王德毅等在1979年编纂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推断姚式卒于延祐中，所论甚当，估计也是根据吴师道此文推算而得的。至于姚式的生年，目前暂不可知，但是他比赵孟頫小，则是可以肯定的。有学者论定“吴兴八俊”是以年龄排次序的。6 姚式名列第七位，可见他比钱选、赵孟頫要小好几岁。他的出生，可能要在南宋景定年间了。
《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诗》
（元·吴师道《礼部集》）
姚式没有任何著作传世，他是否有自己的诗文集亦至今没有发现，但在元代早中期，他却是个著名人士。他是名动东南的“吴兴八俊”之一，与钱选、赵孟頫等并驾齐驱。更是博学多艺、位高权重的高克恭晚年向朝廷力荐的“五俊”之一。邓文原曾这样称赞他：“早驰英茂，凌厉无群。探幽河洛，考颐典坟。九流百家，罗洛轮困。瑰词藻思，圭椟之珍。”7 可见他学识之深广，学问才能在艺文界受重视的程度，以至朋友中见面“辙道子敬事”。8 他亦善书，论者称其“似杨凝式”，而“上溯王大令，使人想见其修然埃壒之表。”9 因此同道中得到名迹索他题咏的极多。高克恭的《夜山图》、程棨《耕织图》等皆有他的题跋。题赵孟頫的就更多，赵书《小楷过秦论》、《楷书阴符经》、《行书归去来记卷》、《逍遥斋记卷》都有他的题记与吟咏。赵孟頫名作《水村图》他前后作过二次长跋。可见他当时在江南文化圈声誉之隆。赵孟頫《水村图》（故宫博物院藏）
及姚式跋文二处
或许是恃才傲物，也可能是性格耿直，他独立特行，与人交不设崖岸，对被他鄙视的俗子，他会白眼相向“凌厉无群”地“悻直”。所以赵孟頫说他会给人“相见令人怒，不见令人思”的感觉。10因此他一生偃蹇，只当过低微的穷教官。高克恭晚年向朝廷举荐他而不果，只能以“无求”二字劝慰他。后来，他幸得友人曹元出资为他在绍兴敷山购买了一块宅基地，11 才终于有了一个安身之处。
赵孟頫《三札卷》前札称呼他为“子敬茂才亲家”，后一札称“子敬教授仁弟”。可见姚式与赵孟頫不仅是同窗好友，此后还联姻成了亲家。读二札内容可证二人关系的亲密。“别后已深驰渴”虽是一般书札的客套用语，但后札“不肖数日便还，非远别也”，则别有深意。一定是有要事急于面商，可能与其信中所要的“文书”有关。从第一札所说的“远惠木瓜碑文……草草奉答，以谢尊丈侍边，并翼道意”。看来“木瓜碑文”是姚式的父亲送的。老人尚在，而姚式与赵孟頫已成了亲家，又称子敬为茂才，可证姚式尚未任绍兴路教授，赵孟頫书写此札肯定早于“子敬教授札”。就目前能见的资料，未见姚式有往北远行的记录。再从信中“专价惠书”及送“木瓜碑文”等内容来看，赵、姚二人应该都在江南，赵孟頫不可能远在济南和北京。所以从多角度推算，此时姚式应在中年约四十左右，而赵孟頫则已五十开外。据赵孟頫多种年谱，我们知道，自元贞二年（1296）赵孟頫病休江南，大德二年（1298）受命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到至大三年（1310）九月再次赴京任翰林侍读学士，这十余年间他一直生活在江浙一带。这正是他四十二岁至五十七岁的盛年时期，也是他与江南文人特别与姚式交往最密的时期。而从此札的书法丰神看，也与他这一时期书风相合。
第一札局部图
赵孟頫书法早年受宋高宗赵构的影响，这是学界都予以肯定的。此后他取法钟繇，力学二王，反复临摹，深得羲、献的精髓而自成圆润俊逸、遒媚虚朗独出群伦的自家面目。后更参以李邕劲直凌厉之笔，终于百炼成钢，一枝独秀，傲然于有元明以来的中国书坛。左图：赵孟頫《临王羲之太常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右图：赵孟頫《临王羲之裹鲊三札》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当然这种偶露骏骨的书风，在赵孟頫的书法作品中展露的并不太多。致《子敬茂才札》因为“来价”立等，匆匆写就，又是给亲密无间的性情中人，所以“草草奉答”，不计工拙，以快疾劲硬的率真之笔抒写了他书法与个人气质的另一面。第一札中“草草奉答”
在同代友朋的记载中，赵孟頫是一个温和宽厚的学者，一个富有教养的豪门贵胄，对待师友亲朋总是彬彬有礼，有求必应。他的大部分书札，都展现出这种华美与优雅。至今存世最多的书札，一是写给一代禅宗高僧中峰和尚，另一个则是给他的亲戚石岩（民瞻），都有一、二十通左右。
赵孟頫笃信佛教，中峰年龄比他小很多，但赵孟頫对他敬仰之至，始终称他为老师。赵孟頫丧女、丧妻，都一而再再而三写信给中峰祈求超度，辞旨悲凉，但书写笔笔恭谨，绝无荒率之态，依旧满幅珠玑，全是标准华美的赵体。石岩可能是赵孟頫夫人管仲姬家的亲戚，所以他的每一通信也极尽自己的能事，温润秀美，有时尽管迅捷，但仍是一贯的赵体。连他代管夫人给石家的书札，也无不如此，都是赵书中的代表之作。不过，如果我们认为这才是赵孟頫书作的标准件而忽视了其他，一定会造成鉴定的失误和遗憾。代管道升致亲家夫人《久疏上状札》，
故宫博物院藏
其实赵孟頫的友人与学生早就抉出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戴表元在大德戊戌（1298）为《松雪斋集》作的序中开篇就说：“子昂才极高，气极爽”，并称赞他的诗文辞赋中有“凌厉顿迅”的一面。杨载在他所撰的《大元故翰林学士……赵公行状》中说得更明白：“公性持重，未尝妄言笑。与人交，不立崖岸，明白坦夷，始终如一。有过辄面加质责……然直而不许”。12 明人王世贞说赵孟頫有些书法：“英标劲骨，谡谡有松风意”。13 正是他性格的又一面在笔下的展露。杨载《 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 》当然，赵孟頫书风的形成，个人品性是其原因之一，但他书道的师法途径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说，他力学二王，临写羲、献法书动辄数百遍已为大家所熟知。至于他何时学唐人李邕，则有较多争议。从明代开始，多数人倾向于他晚年学李。然此说未可确信。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二》有如此记述：“此赵文敏为仇山村书者，余得观其真迹……后有鲜于太常跋云：子昂此书，深得北海笔意，与其他应付人情者不同。”按鲜于枢卒于大德五年（1301），他身前已见到友人赵孟頫“深得北海笔意”的作品，而当时赵孟頫才四十多岁，可知赵孟頫在中年时已学李邕了。元人顾德辉曾说赵孟頫有一路书法：“笔法宽和流利，不甚壮栗，有轻装缓带之风，而从首迄终无一惰笔，又起伏连贯，若一时书完者，纯熟之极，几于化矣！”14 祝允明则说：“襟宇跌荡，情度浓至，脱去平常姿媚百倍。”15 上述诸家所评，自然并非赵孟頫一贯的圆润虚和众所习见的赵体；显然，这是赵书难得一见的另一面。赵孟頫《致子敬茂才札》正是这种英标劲骨，生面别开的盛年佳作。当然，像本札这样方硬劲峭，奋笔直书不求柔美的书风在赵孟頫的作品中并非孤例。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行书三段卷》之二《为袁安道书旧作诗》是他延祐六年（1319）六十六岁时所书，时管夫人病逝，赵孟頫伤痛万状，勉强应酬，笔底失去了往日的风韵，不再讲究提按与韵致，虽与《致子敬茂才札》笔意相似，而精气神息已大不如前者了。两件作品一比较，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另一件风格类似的是亦藏于北京故宫的《行草书陶渊明诗》册页，后有虞集隶书题跋，说它“笔力痛快，无一点尘俗气”。此件曾经清安仪周、近人张大千等递藏，亦是他直率风格的真迹。还有一件赵孟頫的书法更值得注意，那是高克恭赠姚式的《墨竹坡石图》立轴上的赵氏诗题。高克恭与姚式交往致密，对他有知遇之恩，友谊终始不断。在诸多字“子敬”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与高克恭有如此多的交集与情谊，这幅墨竹画赠姚式是无疑的。其作画的时间应该在大德八年夏五。当时高克恭奉调赴京，舟过虎丘，姚式携赵孟頫为钱德钧所作《水村图》嘱题，高克恭欣然命笔，“少答雅意”。《雨竹坡石图》应该就是在这时画赠姚式的。江南夏五，正是梅雨季节，此画当是应景而作。
此图左方有赵孟頫行书七绝一首：“高侯落笔有生意，玉立两竿烟雨中。天下几人能解此，萧萧寒碧起秋风。”此顷，赵孟頫仍在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任上，经常往来于苏、杭一带。从“玉立两竿烟雨中”到“萧萧寒碧起秋风”，赵孟頫应该是在本年的秋天为姚式题的。三个忘年之交，就此团聚在这幅画上。
高克恭《墨竹坡石图》之赵孟頫诗题，
故宫博物院藏
或许是姚式的立索吧，赵跋书写的十分快捷，和上述《致子敬茂才札》、《行草书陶渊明诗册》一样，极少顿挫，劲硬转折，三十余字仅蘸二、三次墨，由浓至淡段落分明，但字与字之间气脉贯通，因此神完意足。瘦硬的笔踪，仿佛风梢雨箨，与高克恭的画笔相映成趣，协调无间，而且笔笔力透纸背，墨光浮动于纸上。而高氏自题的“克恭为子敬作”款字，反倒逊色不少。赵孟頫真是斫轮老手，其才思的敏捷与书写的纯熟，令人叹服。二个富贵人和一个一生偃蹇的朋友同框亮相，或直面、或背影，这是三友唯一留下的可以供人一起瞻仰的名迹。赵孟頫劲利率真书法的代表作。
①《行书七绝诗册》之一，故宫博物院藏
②《行草书陶渊明五言诗册页》，故宫博物院藏
③《行书诗翰卷》，故宫博物院藏
④《为袁安道书旧作诗》，故宫博物院藏
⑤《墨竹坡石图》之赵孟頫诗题
上述赵孟頫的五件，皆书于特殊的环境，都应友人的逼促，故风调相近，笔下显出了他难得的率真豪爽，不求好而自好，都以骨力胜而不以姿态胜，因此就显得格外可贵。这种特殊的书风，我们可以从唐人李邕《云麾将军碑》、《岳麓寺碑》等拓片中窥见端倪，也可从赵孟頫与密友鲜于枢的交往和作品中一探究竟。
唐·李邕《云麾将军碑》
鲜于枢来自北方，少即为吏，约至元十三年左右为湖南司宪经历。今藏国家博物馆鲜于枢《行书进学解》卷后刘致跋称他在湖南任职时见过李北海《岳麓寺碑》“乃有所得”。而二十六、七岁的赵孟頫此时尚在浙江研读诗史，从敖继翁研习经学。据赵孟頫《哀鲜于伯几》诗称“忆昨闻令名，官舍始相识。我方二十余。”可见，赵孟頫二十余岁，是在江苏扬州与任“行台掾”的鲜于枢认识的。当时鲜于已研习李北海多年了。此后，鲜于枢到浙江任职，因为书道改革的共同倾向，二人交往更密，相互敬重。赵孟頫学李北海源自鲜于枢的启发与影响是极有可能的。本卷第三帧《子敬教授仁弟札》亦书与姚式，从称呼看晚于前札。“令取文书付仲深，即已面嘱王都目矣。”可证赵孟頫仍在江南任上，“王都目”应是赵孟頫的下属。“不肖数日便还，非远别也。”赵孟頫从大德八年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常常奔走于金陵、苏州、杭州等地，三地与姚式任职的绍兴都不算远，离二人的家乡湖州也不远。“数日便还，非远别也”，估计所要相商的事甚急，至于何事，已无法猜测。札中所称的“仲深”，应是赵孟頫与姚式的同窗倪渊，也是敖继翁的学生，乌程人，曾任湖州路学录、杭州路学正、湖州路学教授等，晚年以富阳县尹致仕。他也是高克恭晚年向朝廷举荐的“五俊”之一，命运比姚式好一些。此札尺幅在三札中最小，纸张并不讲究，估计赵孟頫在外地出差，用的是一枝尖而硬的小笔。从三处“孟”款字，二个“再拜”以及“数日便”等字看，此札写得极快。包括简约的文字，都可证明写得匆忙。第三札“孟頫再拜”“数日便”“孟頫承”
但三处“孟”款，都是标准的赵氏落款，在赵孟頫的书札中随处可见。起首“孟承”及“还非远别”一行、“子敬教授”一行，书写自然俊美，所有牵丝、兜转与提按都迅疾而准确；特别是“面嘱”、“孟”、“足下”、“惠字”、“付仲”等二字间的牵丝更是没有一点犹豫，连接得尽善尽美；而“面嘱”，“非远别”数字的牵丝则有笔断意连之妙；“非”字的末笔与”远”字短横的起笔转承尤其得势得趣，可见其用笔之纯熟功力之非凡。此札曾见一双胞伪作，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元人诗翰册》中。（见《台北历代法书全集》十六册110页）该札除起首”孟再拜”缺失，其它六行字形行间位置全部照临本札。但书写木强，气脉全失，很多字牵丝缺失，偶有牵丝亦迟疑滞涩。原作中“也”字二处精彩的牵丝根本不敢临仿。好多字之间似连非连而意气相贯的笔意或全部取消，或极度勉强而失去了自然之致。真是不看不知道，一比皆明瞭。其中“别”字，“弟”字尤其失步，“别”字已几不成字了。更重要的是，它开头就缺写了“孟再拜”四字。其实，这是元人书信的习惯性礼貌用字，元人书札无不如此。明代早期文人通信偶有人保持了这种习惯，但大多已不再用“XX 再拜”而只用“XX 顿首”，或“XX 顿首拜”。至晚明万历时，信端连这些“顿首”之类的旧套亦不再使用了。作伪者不明白这种演变过程，以当时的习惯来看待古人，于是在临仿作伪时也依照时行的方式省略了“孟再拜”四字，于是露出了马脚。台北该札左下方有清初笪重光的藏章，由此推断该札的作伪时间约在万历、崇祯年间。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社关键先生对姚式作过专题研究，撰有《姚式生平书迹等相关问题考略》，文中论及台北藏赵孟頫《致子敬教授札》时他这样评说道：“此帖书法点画用笔不类赵书，但据信札整体面貌，尤其是帖文的内容，似应有所本。”关键先生没见过真迹原作，而从用笔习惯等方面考量，认为它不似赵书，更从其帖文内容推测台北本是“有所本”的仿作，论断合理而正确。现在真龙现世，我们有了比对的依据，完全可以确信，台北本就临自我们眼前此本。相信更多的明眼人都能通过仔细的审核作出确凿判断的。第二札《致达观长老札》
《三札卷》另一札《致达观长老札》，裱于此卷的中段，行书，写于藏经纸上。达观长老是何方僧人，至今无迹可寻。但北京故宫博物院亦藏有赵孟頫书与达观的一通信札，台北张学良则曾藏一通赵孟頫《致明远提举惠竹帖》。后札首句就提到此僧：“达观来，得所惠书，承惠竹，甚济所之。”可见达观与赵孟頫相熟，亦与他的朋友相熟。元代佛教盛行，僧人是香饽饽，到处受欢迎。赵孟頫自然接触过许多有名无名的僧徒。我们从上述诸札中获得如下信息：一、达观与赵孟頫的联系、馈赠大多是由他人转达的；二、致达观二札有一共同的主题——“田提领记事”。“记事”内容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三札卷》中《致达观长老札》一定写在故宫《惠竹帖》之后，因为“田提领记事”或撰或改，赵孟頫已经完成了。所以他请“来人”带回达观。并非常客气地说“可用则用，不可用则已之篱篠。”在上一信中，达观请“来人”带上庙里腌制的“凉笋”。第二札与《凉笋帖》皆提到“田提领记事”
此一札则让人带来一张纸求赵孟頫作《墨竹》，并让来者立等。此外，还让赵孟頫帮他改写庙中祝告时焚化的“疏头”（看来达观是一个文化不高的僧人），也是当场完成。同一时段，完成了三件事。这个达观和尚可谓不嫌其烦！赵孟頫居然有求必应，都一一毕命。然后再复信，还不忘记关照如何处理“田提领记事”，再讲一通客气话。可以相信，达观与赵孟頫家已十分熟悉。更可佩的是赵孟頫的善良和好脾气，那种宽厚的大家风范以及对僧人的虔敬，跃然可见于字里行间。一个半天，忙于应对这么多琐事，所以赵孟頫此札写得匆促而迅疾，最后几行更是运笔如扫，“篱篠”、“多为擘划”，“和南上覆”，皆急转而下，映带连贯，表现了赵孟书法中不同寻常的率意和豪爽。浓墨作书是赵孟的习惯，此札则不同，整幅都在半浓半淡之间，“书”字“纳”字“人回”等等，一笔之中墨痕也不尽相同，更证明了他的匆忙。我猜测，他正是用刚画过墨竹的毛笔，蘸了砚中余墨随手完成这通书札的。信笔而作，显出了他书法的纯熟；行间的疏密与字与字之间的映带，表达了他当时的情绪。一个敦厚和气的谦谦君子，元代书家第一人的气质与风采跃然纸上，并不以墨已淡纸已残而稍有逊色。第二札中“书索及”“去疏头”“人回”等字
我所说本札与故宫《凉笋帖》写于同一时间，因为不仅内容上有联系，而二札书法的水平及书写习惯也同出一辙。《达观长老帖》写在藏经纸上（《石渠初编》直接称它为“金粟笺本”），金粟笺紧密坚致，正反两面上蜡，16 此纸最早的试用者可能就是赵孟頫，他的《小楷汲黯传》就是用金粟山藏经纸写就的。其次是他的学生俞和。此纸在明代大量流入苏州地区，文征明、王宠等用它写书法的作品流传极多，谢时臣还用它作画。因为发墨，墨光浮现如漆，故书家多用浓墨来写。赵孟頫此札墨色不浓，并不是他的常态，很可能与用作画之笔及砚中余墨不多的缘故。也可能是几经劫难，经多次装裱洗涤，蜡与墨稍有脱落所致。赵孟頫《惠竹帖》虽然并非写给达观的，但因为信中提到这位方丈，故附此一谈。此札曾是清代安仪周旧藏，数十年前为张学良将军所得，左方空隙处盖满了张将军的大印，是近代鉴赏界诸前辈论定的真迹。该札与上述二札不同，达观和尚成了送信人。委托达观送信给赵孟頫的是一个叫“明远提举”的浙江人。
明远提举贤弟：达观来，得所惠书，承惠竹甚济所之，知感知感。
元代稍有名望字明远的有九个人，除孔昭孙外，其他八人年龄、身份及生活范围都不可能与赵孟頫有所交集。而这个字明远的孔夫子后代，因定居衢州（曲阜是他的郡望），早就被大家认定他是浙江人而被载人元代四明县誌。他大德元年担任过庆元路学正，蕲阳教授，慈溪主簿，浙江省掾，延祐间除袁州路知事，他的身份与活动范围能与赵孟頫交游自无问题。达观可能是上述诸地区内某一寺庙的长老，他为地方学官带一封便信给赵孟頫是顺理成章的事。达观在元代并不是一个著名僧人，但在七百年后仍有人惦记他，应该说这正是古书札的又一魅力吧！第二札“达观”二字与张学良旧藏《惠竹帖》中“达观”绝似
此札的二次赵氏款书：“孟”、“孟上覆”亦与上述二通致达观札的落款非常相似，“达观”二字亦全同于上二札，可信是一人之手笔。将此三札的高清图片放在一起赏读，不论是文字内容及书写风格与水平，都可信它们是赵孟頫同一时段内的亲笔无疑。可惜的是，该书札左方空白处被张学良盖满了他的收藏章，有的印比项子京、乾隆的印章还要大，现代科技再发达也清洗不掉这种遗憾了。当拙文行将完成之时，嘉德书画部因摄制影像，在高倍放大的图片中，有人发现《致达观长老札》第二行下方空白处有朱笔写的“十八”二字。一位同事以微信告诉我这一发现，并问我这是不是千字文编号，我转告他，“千字文”（包括续千字文）中并没有“十”字，更没有连续的二个数字。所以我猜测这是此札早期收藏者书写的页码编号，因为当时他藏的书札尚未装裱，所以将编号用朱砂细字写在书札正面。（如果是已装成册了，一般都用墨书，将页码书写在册页的复背纸上，绝不会写在原件正面）我认为这个用朱笔题写页码的早期收藏者，可能是元代（甚至就是达观本人）或明初收藏者。
放下手机，我突然想起北京故宫藏的那通《致达观凉笋札》，想看一看是否也有朱笔编码。当我打开故宫编印的《赵孟頫书画全集》第一册首页时，该札中行下方一左一右正有朱笔书写的“十七”二字，因为小而淡，不是带着目标去寻找，很容易被忽视。我感动万分——古人总会默默地给我们种种暗示与启迪，让鉴赏活动充满了惊奇与快感。“十七”、“十八”二个编号，证实了我们对这二札书写次序的推断，也证实了二札早期收藏者亦有同样的推断。更重要的是，这几处很容易被忽视的编号，从又一侧面证明了上述二札的可靠性。17
北京故宫藏《凉笋帖》朱笔“十七”编号
古代书札很难考证它的早期流传。可能是私人通信，更被深藏不露，有些世家大族甚至将有关先人的墨迹藏于宗庙家祠，数代相守不让外流。就我陋见，赵孟頫书札上看到的早期鉴赏印是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致中峰和尚十一札》，它们分别钤有文征明、文彭父子，黄琳及项元汴的诸多印章。而另一套同样著名的《致民瞻十札》，其第一个收藏者则是清初王鸿绪。看来寺庙藏品有时会比私家藏品更快地流向人间。赵孟頫《三札卷》也是如此，它进入清宫前的流传过程已无从考证。乾隆九年，它被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第一札上的乾隆六玺是其确凿的证据。该札上的“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及卷末骑缝上的二方宣统玺印，可证从乾隆初至宣统时期，近二百年间此卷一直深藏于紫禁城内，此后它的流传经历已备述于前。此件再现于世，我们才有幸反复批览这三帧赵孟的手墨遗珍，领略这位一代大家的丰采神韵，触摸他对友朋谦和的温情，进而了解这几个朋友的身份和际遇。每次展对总让人不忍释手，故撰此文，以誌钦仰！1.徐邦达《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前言》，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8月版。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溥仪赏溥杰宫中古籍及书画目录》，十一月二十四日条。3. 以上“宣统鉴赏”朱文方印，“无逸斋精鉴玺”朱文长方印，“宣统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皆见故宫博物院藏《管道升尺牍合卷》。“宣统御览之宝”阔边朱文方印，见辽宁省博物馆藏《赵孟頫心经册》。1、2、4印与《三札卷》宣统三印完全相符。“无逸斋”长方小印见《嘉德经眼录·石渠宝笈珍品》194页，明4.《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十六》，中国书画全书六，1069页。5.《赵孟頫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3月版47页。6.关键《姚式生平、书迹等相关问题考略》，故宫博物院刊2021年第五期54页。16.张燕昌《金粟笺说》，上海古籍出版社《金粟寺史料之二》85页17.《三札卷》中《致达观长老札》第九行下方亦有朱笔书写的细字。（估计亦为“十八”二字）因为磨损太甚现已很难辨识。看来它亦与《凉笋帖》一样，编写有二处页码。
1.第一札（左图） 与《致赵总管过蒙帖》（故宫博物院藏）（右图）
左：《致子敬茂才札》款
右：故宫《总管宗兄》款
“感”字的比较
“尊”字的比较
2. 第一札（左图）与《致子明经历郎中尺牍卷》（上海博物馆藏）
“专价”二字的比较
“草草奉答”的比较
3.第二札（左图）与《致明远提举惠竹帖》（私人藏）
4.第三札（左图）与《致崔晋病来月余札》、《致中峰和尚暂还帖》（日本藏）、《致子敬教授札》（台北故宫藏）
左：《致子敬教授札》
中：《进之帖》
右：日本藏《致中峰帖》中的“也”字与牵丝相似
尹光华约 28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