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后被学术圈“封杀”，她的职业生涯有了怎样的改变？

Täuber的晋升失败了，她描述了自己公开质疑大学性别平等政策后发生的事情。

原文作者：Susanne Täuber，本文以第一人称撰写。

原文以How sacked whistle-blower Susanne Täuber’s career fared after she spoke out标题发表在2024年3月7日《自然》的职业栏目

我从2009年开始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担任性别平等研究员，并于2015年获得了终身教职。我当时正在研究阻碍政策有效实施的因素。在2018年晋升失败后，我就性别偏见提出了正式投诉。我在2019年近一步提出大学的性别平等政策与我在工作场合中的实际体验并不相符。

2022年10月7日，我被解雇了。去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一名地区法院的法官判定对我的解雇是合理的。该判决提到了我的“受到永久干扰的工作关系”，但也指出大学在这种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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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认识

我与世界各地的学者一起构思解决学术界日益面临的审查制度和相关问题的方法。2023年9月，我参加了一个名为“Academic Freedom Under Attack”（遭受攻击的学术自由）的网络研讨会系列，该研讨会系列的组织者是英国米尔顿凯恩斯开放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员Carlos Azevedo和德国的伊尔梅瑙理工大学的批判管理学者Ronald Hartz。Hartz是2021年被英国莱斯特大学解雇的一批学者之一。受荷兰奈梅亨拉德堡德性别与多样性研究中心和拉德堡德女性教授网络的邀请，我还在2024年的国际妇女节当天发表了主题演讲。除了这些公共活动之外，我还定期与那些在学术界遭受歧视、骚扰和滥用权力的人见面，尽力支持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

学术界是一个迫切捍卫少数幸运者的权力和特权的体系。自从我被解雇以来，我没有做过带薪工作。我对搬到另一个欧洲国家能否让我成功找到工作也持有怀疑态度。在整个欧洲，学者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损害学术自由的因素无处不在：严重的等级制度和权力差异，终身职位的缺乏，结构性工作量下放给不稳定的员工，拿着过低的薪酬和价值被低估的学者，对弱势学者的智力和劳动力剥削，以及来自大学的批判压制。

过去几年的一些动向反映了这些问题的普遍性。德国#IchBinHanna（#我是汉纳）运动抵制了科学家的不稳定就业法。丹麦#PleaseDontStealMyWork（请别偷走我的工作）倡议揭露了学者所面临的知识榨取，尤其是那些年轻的、还需要依靠的学者。英国的21 Group组织仍在持续与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欺凌行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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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声后果

在上诉法院听证会时，我被荷兰吹哨人机构（Dutch Whistleblowers Authority，位于海牙的独立行政机构）认定为正式的吹哨人。荷兰众议院议员已经提出了一些有关我的案件的问题，我预计还会有更多问题在议会上被提出。在听证会上，我收获了支持者的热烈掌声。这让我感觉自己神奇地从不好的经历中被解放了出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让我更加了解自己的专业领域，且比我从任何书籍和文章中学到的都多。上个月，欧洲议会发布的2023年欧盟成员国学术自由监测报告中也提到了我的案例。监测报告提到：“担心这可能会对希望解决管理问题或其他有争议问题的学者造成寒蝉效应”。（译注：寒蝉效应指的是人们因为害怕遭到惩罚或严重后果而不敢发表言论，如同蝉在寒冷天气中噤声一般。）

我的建议是，持续认真地审视大家所处的学术环境，并相信自己的直觉。多年来，我不断质疑对自己的经历和其他受害者的说法，我总是想：“事情不可能那么糟糕，不可能存在如此大的偏见”。这种自我怀疑比起之后发生的事情更消磨人，后来我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被操纵的系统。因此，如果可以的话：不要浪费时间怀疑自己。果断离开，把你聪明的头脑带到一个会被重视的地方。

作者声明没有经济利益竞争。

参考文献：

1. Täuber, S. J. Mgmt Stud. 57, 1718–1724 (2019).

© nature

doi:10.1038/d41586-024-007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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