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件事不吐不快
灰白约 7 分钟写在前面
今天聊一个近年愈发明显和活跃的现象观察。
最近《我的阿勒泰》热播，口碑向好，同时也夹杂了一些改编上的争议，不少观众针对剧把原著“外婆”设定改成“奶奶”，兼之强化了恋爱相关内容、把女主改得过于“笨”等而表示不满，认为这些“不够契合女性创作理念”，在豆瓣短评区也屡屡被列为扣分项。
导演滕丛丛在采访里不得不针对争议，专门进行了回应，说本意是想探讨血缘之外的羁绊，且认为“女性的多情、浪漫、包容、共情力、慈悲心…也是一种强大”。
对剧我们聊得已经够多，这件事我们也无需再作讨论，但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发现了：
我们说着需要更多的女性表达，更多的女性创作者，但我们实际要求的，是更多「完美」的女性创作者。
这在近年不少作品及创作者争议里都有所体现，之前我们写过的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最后两集被普遍认为“含男量”过高，导演徐誉庭因此被批评为看似先进，实际落后，剧的口碑也几乎一夜之间调转风向，从9分降到了8.3。
更早一点的春节档《热辣滚烫》也是如此，大部分争议已经超脱了对片子本身的品评，而是直指导演贾玲的女性创作者身份，觉得贾玲拍出这样的作品，配不上评分，也配不上票房。
包括去年的电影《野蛮人入侵》，导演陈翠梅有过肯定女性行业位置的相关言论，也在电影上映期间引来大量非议。
当然，指出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批评女性创作者乃至作品，批评肯定是必要的，而且我也完全能理解，正是因为女性处境过于弱势，对女性创作者的要求和敏感度也自然加倍提升。
我也认同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例如《不够善良的我们》和《热辣滚烫》，前者在女性际遇的刻画上有失真之嫌，对男性角色的刻画分寸也拿捏得不够好，后者我们当时也说过，困境堆砌较多，少了几分松弛。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舆论趋势，是在对创作者群体分化出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女性必须从思想到表达不断接近完美，这种要求是远高于对同类的男性创作者的，那一个新的问题就产生了，以女性主义的名义，用比对男性创作者更高的要求，去要求女性创作者，是否矛盾？
我们不是答案的唯一解，但这个话题肯定值得聊聊。
一、有意识侧重，无意识偏袒
首先我想再具体地列一下我的观察。
第一个是在剧作上，观众的容错标准是不同的。
最明显就是如上面说的对性别意识的审视，审视固然是应该的，但我们往往侧重于要求女性创作者，在表达中达到某种程度的“先进”，这个衡量尺度是弹性的，是依据时代发展而波动的，达不到就是缺憾，甚至是最严重的问题。
反观男性创作者的许多作品，主流方面还停留在使用刻板印象、男性凝视的阶段，人们本来就没期待，也谈不上失望，偶有一些愿意做女性表达尝试的男性创作者，大家往往容易对其流露出的一些女性表达感到好感和加分，哪怕它远不如女性创作者能写出的内容。
具体举例来说，前面我们提到的女性作品，在性别意识表达上并没有什么大问题，甚至有革新，质量也不差甚至优异。
就比如《我的阿勒泰》，里面的母女关系乃至婆媳关系都是非典型、反传统的，更贡献了澡堂戏等多场彰显女性完整面貌的桥段。
《不够善良的我们》也是如此，反套路地描写了女性之间的关系，让两个做出了不同人生选择的女性互救互愈。
你当然可以指出它们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地方可以处理得更好，但事实是更多人因为局部的不满，降低对其余部分乃至思想内核的评价。
而很多男性创作者的作品，他们资源好，作品多，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却多是落后，对于这些，大家似乎给了更多的包容空间，只针对作品改善就足够了，甚至会因为其余部分足够好而进行选择性的忽略。
太明显的烂片不提了，就拿去年的《二手杰作》和《白塔之光》来说，里面对女性的书写都相当陈旧，要么假借艺术追求来美化偷拍犯，要么充斥男性一厢情愿的想象。
去年的高分剧《我有一个朋友》（豆瓣8.6分）也存在类似问题，第一集就拿偷看师姐洗澡为乐，笑点俗套低级，但这些除了在豆瓣有少量讨论外，掀起过多少舆论？有多少提出需要改进的声音呢？
这某种意义上，也纵容了他们在创作上可进可退。
需要的时候，包装女性相关议题当噱头，不需要的时候，干脆删去女性角色，左右都能开脱，对票房也无不利影响，具体例子不用举都能想出很多。
在作品之外，对于创作者，我们也时常无意识抬高对女性的期许，偏袒男性。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银河写手》，这部是夫妻档导演及编剧，而针对里面女性塑造存在的问题，豆瓣不少短评，和我当时看完后心里发出的疑问是一致的：为什么有女性创作者存在，却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这表明我们都下意识地把女性创作者放在了跟男性不同的位置。
我们总忍不住认为，女性创作者身为女性，必然比男性多一份觉知，多一点进步的可能，但细想这个前提似乎也是不成立的，思想及表达的优劣是因人而异，而非因性别而异。
无论如何，我们依然需要更多的女性创作者，以求达到性别视角和创作地位的平衡，但不应对女性创作者更为严格。
二、错误归类和反向歧视
这样的不公为何得以发生，跟其带来的危害是一体的，可以说是互为因果，这也同样要分作品和创作者来谈。
一方面是针对作品而言，对女性创作者的作品保持高期待和高标准，就比如性别意识层面的标准，是将女性创作者的作品进行「错误归类」，无论有意无意，结果都是抑止女性的创作。
这个词是《如何抑止女性写作》这本书提出的，原意是指为了忽视女性作者成就，固化男性作者地位，把女性作者归入“错误的”类别进行贬低，以剥夺他们进入“正确的”类别的权利。
放在这件事上也有共通之处，当大众对女性创作者的要求过于高，在性别意识要求上也过于趋同，无形中就是为女性设立了一套“正确”标准，定义了她们属于什么类别，可以写什么和应该怎么写。
比如像《我的阿勒泰》，女性角色应该彰显更彻底的自由，不应该谈恋爱，不可以为爱付出。
《不够善良的我们》，女性不能对过往情感有眷恋，选择单身必须过得很好。
而如果这些又被落实，可能又会如书里说的，当作家足够幸运，作品恰巧符合“女人可以写或女人应该写的东西”这一标准，“这个事实本身又会成为其被批评的理由”。
这势必导致女性创作者陷入两难困境，愈发举步维艰。
另一方面是针对女性创作者身份之外的，与女性身份相关。
男女性别议题在近年有所进步和变化，内含的歧视也从显性、隐性，进入到了第三层，最难察觉的，反向歧视。
这个词的原意是为追求实质平等，对特定群体或个人给予的特定保护超过必要的限度，导致了一种貌似平等，实际歧视的情况，到了近年，社会学博士王蕾指出，这是媒介中制造性别偏见的常见形式。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对女性的赞美和幻化，把女性局限在了一个特定的领域，将其多维度的贡献视作一种理所当然。
放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对女性报以高期待，在媒介意义里就是夸大女性的能力和才干，因而女性不得不与那个并不存在的“完美自我”做斗争，加重心理压力，无所适从。
但追根溯源，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性创作者和作品，目的都是为了关照女性，复原平等地位，这无疑与我们的诉求形成了双重违背，接近于本末倒置。
如果再延伸一点儿来说，女性之所以屡屡受到苛待，与女性的真实权力地位切割不开。
英国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在《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里提出，为了使女性被排除在结构性的权力之外，手段之一就是打压，比如不同性别的政客在差不多的“车祸现场”后得到的反响天差地别，女性受到的非议往往更多。
不妨就拿书里一个问题来结尾吧，即使没有答案，也应当保持追问：
“如果我们想要在权力结构中给予整个女性性别，而非寥寥几个意志格外坚强的个体以一席之地，就必须更认真地思考我们如何看待她们，以及为什么这样看待她们的问题。
如果存在一个使女性失去力量的文化模板，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又从何而来呢？“
参考资料：《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英国】玛丽·比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