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图》作者大卫•米切尔：想像力是应对禁锢的解药

大卫•米切尔说：“假如我就住在一间没有窗的小房间里，我想灵感只会更充沛，因为想像力是禁锢的解药。”大卫•米切尔 David Mitchell，图片：GettyImages

文 |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张璐诗 Lucy Cheung

畅销小说《云图》（Cloud Atlas）出版二十年再版，凭藉该作成名的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来到伦敦南岸中心，在台上形容给自己的旧作站台，感觉“就像是一名推销怪客被年少的自己雇佣那样，真有点奇怪”。

多年来在英国文坛有“同代人之中的最佳小说家”之誉的大卫•米切尔，以突破类型小说的边界而著称，想像力生动狂野。大卫迄今已出版有九部长篇小说，除《云图》之外，他的另一部小说《第九号梦想》(Number9Dream)，都曾跻身英国布克小说奖的最终提名名单。另外两部小说《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The Thousand Autumns of Jacob de Zoet）与《骨钟》（The Bone Clocks）也曾入围布克奖初选名单。小说《云图》的大获成功，使其获选2007年美国《时代》杂志的“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十多年前，在读完《云图》里穷尽瑰丽又极致细腻的六段人生想像后，我对大卫•米切尔本人也好奇了起来。那年在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上第一次看他的现场，在主持人用各种贴金的字眼介绍自己时，大卫腼腆地捂上了耳朵。2012年，大卫曾带着《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到北京，我对他做了首次约访。2015年《骨钟》问世，我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的一家小书店里再次与他长谈。多年后，上周在伦敦又见到大卫，他一张口依然生动而实诚。

疫情期间，大卫有一回在爱尔兰科克西部的超市里排队等付款时，前后都隔着一米的队列之中，忽然有人指着他大声喊：“你看！这疫情不就跟你书里写的一样吗？”他一时心跳加快，因为那人的语气听着就像在说，都是《云图》的错。大卫说话有着直率的幽默感。他说，幽默这东西自己会胀大：“你可能在葬礼上发现幽默——噢上帝助我；在离婚的时候、在所有倒霉透顶的时刻，你都能发现幽默。当然，还有无论什么语言都存在的——黑色幽默。要是谁非要说严肃艺术和幽默是不相容的，我肯定要跟他吵。没有幽默感，我们哪能活到现在呢”。

21年前，大卫也曾站在伦敦的同一个舞台上，朗读尚待上市的《云图》。我所看过的每一个现场，大卫都会主动提出朗读自己的作品。在《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的一个现场，站在麦克风跟前，大卫一边像个急于显身手的魔术师，一边又担心“剧透”，但最终经不住韵律的诱惑，张口就来了一段疾徐起落：“囚犯、画家、农妇、撒谎者，阳光、菊花、9岁的马，生命、怒气、阳台”，蒙太奇的画面快速切换，意识流淌。最后一句是：“‘这个世界，只存在一件代表作’，他想，‘那就是它自身’”。到了《骨钟》发表后，圣安德鲁斯独立书店里的大卫，抿过一口绿茶，就翻开书页开始读，屋顶上掠过海鸥的叫声，当时情景历历在目。这次也不例外，大卫在台上急不可待就想翻书，抑扬顿挫的感觉仍然像在演一场独角戏。

说话的时候，大卫习惯于遣词调句，跟他笔下的“连环套”长句不无相似：一个从句套着另一个从句，以他自己的话说，说完一句话“已经找不到句子的开头了”。即便是口语，大卫的用词也跟写作那样，避免落俗套，生僻又不乏诗意。大卫小说之中的创新语言和生动而飘忽的想像力，常被书评人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纳博科夫相提并论。纳博科夫虽也大卫的“作家群星谱”之上，但对他来说，像抓住救生圈那样“抓着小说游泳时”，每分钟都在寻找尽可能准确表达的路径，因而一切“外衣”都并非刻意的穿戴。许多年来，大卫惟一提到过的偶像是美国科幻小说家乌苏拉•勒•古恩，他说每隔十年自己就会重读一次她的作品，至今仍有新的收获。

回想写作《云图》的过程，大卫说当时自己年轻有冲劲，想像力倾巢而出，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就写完了全书，“还要向出版商谎称用时更长，以显得正常一些”。他形容那时的自己“不知无畏”，小说中的许多用词和起名都往乖张里发展，比如那时会特地使用旧金山以前的名称“芳草地”（Yerba Buena），他说今天的话，估计就会直接用“旧金山”。

在大卫已出版的多部小说中，相同的角色重复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云图》的引人瞩目处就在于多个角色交错时空又彼此相连的设计，让读者的阅读体验有如坐过山车。对此，他提到过村上春树和米兰•昆德拉的影响。“以前出现过的角色再次出现，这跟15分钟快速约会式的角色塑造很不同——在新书中，他们彼此有了共通的历史和记忆”，大卫说，这些重复的角色能够将“具体的记忆带进小说的现实”里，对建构一个结构严密的大世界很重要。比如在另一部设定于20世纪六十年代伦敦Soho区的小说里，其中一个主人公也叫“雅各布•德佐特”，仍然是红头发的荷兰人，但他不会记得自己在《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里的故事，“但读者们知道”。

六七百页的超厚页数常见于米切尔的作品，其小说的时间设置也经常跨越过去与未来几个世纪。数个角色在不同时空的世界内发生巧合的事情，俨然一个写作世界的“黑客帝国”。说起自己章节迂回、结构庞杂的小说，大卫说，自己“就是着迷于规模庞大的写作秩序”，这个世界中有着“能够点亮一切的高电压能量”。他自称这种着迷“甚至超过对角色个性的塑造”。米切尔希望创造一个“独行于世的小说王国”，同时能够打破小说的类型，“飞升进入以太空间”。

这时他想起一个细节：“某天我加拿大的出版商，喝多了金酒加汤力水。他指着我说：‘我知道，你这不就是要建构你自己的中土世界么！’我立即的反应是‘不……’，可是仔细一想：‘对哦！’”紧接着，大卫自嘲自己并不擅长写长篇，出版的小说尽管都是几百页的大部头，但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接一个的轻小说合体了”而已。

《云图》虽庞杂，但叙述者的脑门前始终亮着一盏灯扫射全局，情节以一种递进的、不断加速的节奏清楚行进，最后绕回旅程的最初。在瑰丽与直率之外，《云图》在细处的着色深受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之影响。独自在日本晃荡多年，大卫与本地的隔膜因为语言障碍而从未真正消失，他也因此总有大段时间进行内心独白。写作时，米切尔也带入了这种“独白”。他还喜欢将文字撕成碎片，就像是情绪化时语无伦次说出的一些迷糊的话，他会故意打乱一个句子，只为表现醉酒般的状态，让读者亲历其中。

大卫擅长使用“电影剪辑”手法去为自己的小说“做减法”，他认为20世纪成长起来的作家与19世纪作家的一大区别，就是多了来自电影的影响。“为读者留出空间，不是对风格的节省，而是对风格的选择。”他举例，比如一对夫妇，妻子想要说服丈夫去日本，丈夫一个劲地果断拒绝：“没兴趣”；等到下一个镜头，就是一碗绿茶的特写。“一切尽在绿茶中，美极了”，他着迷于这种蒙太奇的切换。“我写书以前，有时候先想像一下电影场景再下笔”。

2012年，《云图》被拍成电影。当无数次被问及对电影的观感时，大卫的答复总是不愿将电影与小说混为一谈，他认为这两种艺术样式截然不同，“如果电影非要忠于原著，注定会失败”。当时他还推掉了改写电影剧本的邀约，理由是“不会去干自己不擅长的事”。大卫告诉我们，他与电影版《云图》的导演沃卓斯基早已成为好友，而他是“十年只交一位朋友”的人。

与日本太太定居爱尔兰的大卫，许多作品的灵感都来自他年轻时的背包客经历。比如写作《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灵感来自他1994年在日本一家私人英语培训中心教课，放假时的一次长崎的旅行，只是动笔描绘年轻的荷兰牧师雅各布•德佐特在1799年江户时代的行走、爱与愁时，已经过了16年。“一千个秋天”来自日本的古典俳句，而他知道“千秋之国”是对日本的一个指代。“我刚好想要一种伤春悲秋的感觉贯穿始终——想想，永无止境的秋日，挟带着轻微的‘嗒嗒，嗒嗒’的节奏，人们都被困在了里头。这种感觉就对了。”

在纸上野心勃勃描画历史想像未来的大卫，在现场也不吝带领读者探入自己的写作内心：“开始时，疏离感对于排除干扰很有用，有点在牢狱中的感觉——刚到日本时，我听不懂，看不懂，也不会说，只有大把的空间，让我得以学会自律地去写作”，但大卫对我说，现在他再也不需要这种自律：“我热爱写作，倒是需要自律去暂停写作，否则我会迷失在书堆里。我的手机就会响起来，是我孩子们的老师打来说：‘大卫，你又没来接孩子们，已经2点45了！’我就只能赶快关上手提电脑：‘对不起对不起，我来了！’”

如今大卫早已告别一走就三个月的背包客时代，他的旅行基本都与宣传新书有关。他那引人津津乐道的充沛想像力，在大卫看来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我之所以打这么一份工，大概也因为我的想像力总是饥渴又忙碌。”今天写作，他不再需要从旅行之中找灵感：“假如我就住在一间没有窗的小房间里，我想灵感只会更充沛，只因为想像力是禁锢的解药。作家写不出作品的时候，总能找到藉口。真是的，拿起笔来干活就是了！”

我翻出过去对大卫的一次采访，里面有一段他对自我想像力的描述：

我对大卫说，这么说来，知识面越稀薄之处，他的想像力越能被激发。他一边点头，一边又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我在查资料时看过几本书，在拿破仑时代，荷兰有个名叫Hendrik Doeff的被派驻日本出岛，他写过一本书，被遗忘了两百年之后由后代发现，还译成了英文出版。我读过，觉得写得太好了。可是当我开始写我的小说时，却发现这本书倒成为了障碍：资料太多，而留白不够。我发现自己不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写传记时，大叫‘不行！’。留白真的是艺术创作中的金科玉律。”

当然，除了想像力，大卫在写作以前还要翻许多资料。他说翻够了就想法子把答案都藏起来，为的是给读者保持幻象，避免直白地全给捅了出来。“社会历史、宗教历史自有一套规则，但那不是我擅长的。我想贴切一点的是用‘干细胞’这个词：我要等它们分化、再分化——有点像科学怪人的隐喻——让好奇心作痛，再让各部分的器官膨胀起来。”

我问大卫，是否认为自己写作的主题是无限的。他回答说，现在觉得试图去描述超出自己阅历的事情就比较苦难。他打个比方说，他小说里的主人公永远不会是中国人，“除非我从3岁开始就住在伦敦，在唐人街住过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去触及这个主题”。他接着说，假如自己还没到30岁，也会毫不犹豫就去刻画一个爱尔兰的角色，轻松而毫无包袱。可现在他会打住自己，想想有那么多高水准的爱尔兰作家，像作家Claire Keegan和已去世的John McGahern等人。

“也许我可以尝试刻画一个夹杂伦敦背景的爱尔兰角色，因为我父母在上世纪50年代时搬到了伦敦。但要写纯粹的爱尔兰人，我肯定写不过这两人，我连试都不需要去试了。”

这次在伦敦，大卫透露自己新一部书稿将于七月完工，新书预计明年付梓。至于作品的体裁和内容，大卫只是狡黠地向我们眨了眨眼：“这题材属于人人意中所有，笔下所无。书出来以后你们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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