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公众科学日都是请人来，现在是一票难求”
周德进约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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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天的一片绿阴，20年前只是幼嫩的小苗，今天朝气蓬勃的青年，20年前只是懵懂的婴儿。已经举办20年的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在这段时间里又经历了哪些变化？而中国科学院的科普事业，又在其中得到了怎样的发展？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直陪伴公众科学日成长的周德进同志，听听“二十年”的故事。
（以下文字由专访内容整理而成）
八大变化 折射公众科学日二十年
首先，我想讲讲公众科学日在这二十年的变化。我认真地梳理出了八大变化：
变化一：从请人来到一票难求 第一个变化，就是观众的来源。过去我们是请人来，现在的公众科学日，大家知道已经是“一票难求”，这个变化很明显。
其实，最开始，公众科学日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好。
早在《科普法》落实之前，中国科学院的院所就认识到，科研机构应该对外开放。早在2000年，微生物所和智能所就自己开展了开放日活动，当年也是没有人来，所以他们也没有坚持下去。
比如说我2006年到2010年在力学所工作的时候，经历过三年的公众科学日。那时候我们的公众开放日，自己搞得很热闹，可没人来。最后都是所里的工作人员通过朋友关系找到周边的中学、小学请人家来，还要安排车、还给每个孩子准备中饭。三年都这个样。
后来情况慢慢变了。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2019年的春天，一个邻居跟我说：中国科学院的公众科学日很好，他有个朋友是某个中学负责科学教育的副校长，要组织一大帮孩子坐飞机“打飞的”过来参加。2019年已经是这样一个状态，现在就更不用说了。
变化二：从走马观花到精神抖擞 第二个变化就是参加公众科学日的观众状态。一开始，参加公众科学日的人是很随意地走马观花。现在，来的人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对活动充满了期待，流连忘返，场面非常热闹。
变化三：开放的院所越来越多 第三个现象是参与公众科学日的单位越来越多。之前，一些院所担心影响承担的国防任务而没有开放。为了推动院所开放，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声学所选择可以开放的地点，不宜对外开放的就拉上隔离线。这种“神秘感”反而获得了更好的效果，公众看到开放的地点都这么“高大上”，就觉得“不宜展示”的地方肯定更加不得了。有了这样的典型，越来越多的院所愿意开放了。现在公众科学日的活动中，研究所的开放做到了“全口径”，这个相当不容易。
变化四：线上活动与线下活动并举 一开始的线上活动，某种意义上只是为了线上而线上。现在我们对线上的活动也是非常用心的，线下活动就更不用说了，各个院所都用心设计。比如为了第二十届公众科学日，我们就特别精心设计了主场活动、线上活动和周边院所的活动。
上面的四个变化，是在表象上的，除此以外还有四个实质性的变化。
变化五：参与公众科学日的“科学院人”越来越多 第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就是中国科学院参加或者投身于公众科学日的科学家，从院士、老科学家到中青年科学家、研究生，人数是越来越多。
变化六：从被动到主动 投身活动科学家的精神状态也不同了，过去是被动的、是被组织来的。我在力学所工作时，公众科学日是由力学学会的同志们来负责的，因为其他部门都“不要”这种工作。现在变了，科学家们是全身心投入、尽心尽力，想方设法把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表达得很有趣，让人喜欢看。
变化七：内容更丰富，水平更高 公众科学日活动的形式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吸引人了。因为离我家近，所以物理所、自动化所和计算所我都去过。举办公众科学日的时候，物理所好几个场地那是“乌泱乌泱”的人，孩子们就不走，为什么？因为活动吸引他们。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活动的形式丰富了，内容吸引人了，水平增高了。
变化八：成为一个真正的品牌 随着公众科学日的影响力越来大，真正成为了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品牌活动。中国科技馆的老馆长就说过，提到国内的科普活动，科技部有全国科技活动周，中国科协有全国科普日，中国科学院有公众科学日和科学节。他觉得中国科学院的科普工作搞得好、有水平，不是单纯一个形式，而是有形式更有内容，是一个品牌。
三个原因催生变化
这二十年，公众科学日发生了这么多变化，背后是什么？正是中国科学院多年重视科普事业的一个缩影。
我想讲几个故事。
大家可能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我们党确定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改革开放经济搞上去的同时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而精神文明建设这个观点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来的，其中就包含了科普工作。
现在都说科普有“四科”， 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这是1997年周光召院长提出来的。当时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一直活跃到现在。
路甬祥院长一直支持自然科学史所做相关的工作。他甚至在退休后每年自己选两个科技史相关的题目，认真研究后给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生做科普报告。
白春礼院长的时候，成立了专门做科普的部门，并且给予了稳定的科普经费支持。现在，侯建国院长把学部的科普和院部的科普进行整合，更激发了科学院科普工作的力量。
所以我说，公众科学日所有的进步背后都有院党组的重视和支持，而且是一贯的重视支持。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科学院在鼓励科研团队参与科普工作这方面，在科教界是引领风气之先的。
公众科学日变化的背后，除了院党组一贯的重视和支持，还有就是我们从事科普工作团队的奉献。
2012年，公众科学日已经作为全院的工作开展起来了。但是我们通过观察和调研，才发现这个活动在各个单位开展的情况有好有坏，总体情况不容乐观。所以我们提出科普工作要体制化地搞，要严肃认真的对待。
首先建立起院里的科普团队。主要由少量专职人员，大量兼职人员，还有专业的支撑团队组成。科普这个业务在中国科学院里并不是主责主业，但是从事相关的同志，真正是像“打了鸡血”一样，在兴奋地努力工作。
然后是建立科学传播数据统计机制、奖励积极的院所、推动培训工作……一个个难题就这么攻克，最后形成全院的合力。经过多年实践，中国科学院的科普工作真正形成了一个体制，真正上了一个台阶。
可以说，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这二十年的变化，正是中国科学院科普工作特色的最好折射，也是我们建立了高效科普体制最好例证。
中国科学院早期的科普实践
现代科学和科普理论都是从西方起源的，但是中国人也越来越认识到科学和科普的重要，中国科学院作为国立科研机构、战略科技力量，一直非常重视科普。
我讲一个匡廷云院士的故事。
匡廷云院士从苏联回来时，科学院党组就重视科普工作，鼓励科学家去做科普。她和动物所一位研究鸟类科学的郑老师去到中关村一小给孩子们做讲座。
当时也没有现在的PPT之类的手段，郑老师拎了好多鸟笼子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而她是研究光合作用的，虽然费劲巴拉画了很多片子做成板报，但是她感觉反响不如别人。她从那时候就热爱并重视科普工作，所以之后的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等科普活动她都积极地参加。
2010年9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来微生物所参观，那一天我记得还下了雨，天气稍微有点凉。当时微生物所的所长是黄力，他是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受到了很好的科学训练，对科普工作非常重视，而且是有亲身参与投入的，结合微生物所丰富的资源，讲得就很不一样。
习近平同志参观了微生物所的标本馆，就在微生物所的大厅里发表即兴讲话，就讲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就像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两者同等重要。到了2016年，他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系统全面地阐释了这个“两翼理论”。
科普，不是只针对孩子
科普的面向人群是什么？我认为最主要的两个人群：一是青年，这是我们的未来。一是当下的社会管理者和决策者。
早在 1997年，周光召院长就提出来面向公务员的“百名院士百场科普报告”。2002年，100场结束之后，大家觉得请院士们给干部做报告很有必要，但这样一个形式不能一阵风，应该形成长效机制。
之后，六个单位组织了“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活动。去年7月份，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专家巡讲的有关专家回信，我们正在合力来落实批示的要求。
“科学与中国”的目标一是服务决策，二是服务科学教育，三是与科技界形成良好的科学文化，四是引导公众理性思维。
比如引导公众理性思考这一块，我们重点要关注热点问题。比如说刚过去的疫情、转基因、PX、日本核污染水排放的事情等等，像这样的事情院士们应该站出来。
倒不是说院士能为这样的事情一锤定音，给个结论，而是要引导公众如何看待、如何分析、如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事情。
在科普中，还要让公众学会思辨地面对西方的科研成果。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落后，但是也不需要对西方的每一个成果都盲目崇拜。力学所的郑哲敏先生曾经说过，我们科研工作的依据绝不是论文，一定是要自己分析学科发展的前沿在哪里，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乃至国防建设当中的切实的问题在哪里，不要跟着别人的文章走，如果那样走，做得再好也不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做好科普是中国科学院的责任
科普想要提高公民的素质，是一个长期工程，就像培养孩子一样，你的孩子一顿不吃饿不死，但是经常不吃肯定不行，不会长个。科普这个事情也是这样，你一次两次不做（或者不能做）并不可怕，但如果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不重视，全社会的科学文化素养就不可能提高。就像你不给孩子饭吃，还想让你这个孩子茁壮，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科学院一定要做好科学传播，我觉得原因主要是有三点。一个是社会责任。中国科学院是一个国家的顶级科学机构，对国家的科学文化的建立、国民的科学素养提高，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人说科学院是“共和国科学的长子”，那么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责任做好科普。
第二个是从团队的、生存的维度。现在这个社会，只要有合适的想法，就能迅速形成资源和队伍干事情。即使是国立机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但要想获取国家科教部门的资源，以及社会公众的支持，也必须加强传播，你不传播，你就会被别人竞争掉。
第三个从更小的单元、从个体和科学家团队角度来说，你不传播，你不去把你的科研工作的价值，让主管部门和相关公众，乃至社会公众知道，那你就得不到支持，你就得不到发展。
所以无论是作为最高科学机构的社会使命，从一个单位的发展，到团队和个体的发展，都决定了中国科学院必须重视科普，重视科学传播。
科普是崇高的，做科普要爱科普
关于科普工作，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一员，作为从事科普工作十多年的一员，我觉得从事科普工作、科学传播工作很有意思，也很崇高，值得我们投入，值得我们尽心尽力去做。
只要尽心尽力去做，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单位的科普工作做得漂亮，使这样一份事业，能够服务于单位的主责主业，乃至服务于整个中国科学院的事业发展。
我希望中国科学院从事科普工作同志们，既然做科普这个事情，就要热爱它，就要研究它，把它做好，使科普工作真正地服务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单位，服务中国科学院，最终服务于社会。就像我们说，中国科学院的任务就是，服务国家，服务公众，然后服务科学。
作者简介 周德进，中国科学院原科学传播局局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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