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奖管理人：人类通过文学互相给予

费埃梅塔•洛柯（Fiammetta Rocco），摄影：张璐诗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张璐诗 Lucy Cheung

八年前第一次到访卡塔尔，记忆很深的是沙漠之中，回头看照片，画面上的基调全带着一层淡淡的黄尘。但那一次，阿拉伯在心中如一弯新月。一同点通了神经线的，还有一位前辈同行的“全球南方”视野。有一次在车里，这位意大利法国混血记者费埃梅塔•洛柯（Fiammetta Rocco）说：“在开普敦成长的孩子，就一定会用南方的视野看世界，眼中全是巴西、墨西哥、中国、黎巴嫩……北方那一群：英国、北欧、北极，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啊”。

最近因为英国的“布克国际奖”颁奖季，偶然得知费埃梅塔自19年前布克国际奖创办以来，就一直担任该奖的评奖管理人（administrator）。于是上月特意约到这位前辈的家里做客，与她做了一次深谈，也算是中东旅行后的重叙。

费埃梅塔在肯尼亚长大，精通斯瓦希里语、英语、意大利语、法语，也会说阿拉伯语。从牛津大学毕业后，费埃梅塔当上了独立记者，第一个十年集中报道非洲和中东社会，并开始频繁旅行。然而自由撰稿多年，费埃梅塔终于感觉到了孤独，于是在40岁那年加入了《经济学人》的书评版面，从助理编辑开始，到后来成为文化版面的主编，一直工作了25年。2004年，费埃梅塔受邀担任那一年的布克小说奖评委。翌年，布克国际奖创办，又邀请她来担任奖项的管理人。

奖项评委会每届一换，“管理人”则是长期的职务，她每年与布克奖基金会总裁Gaby Wood一同选择每届奖项的评委会主席和评委，并负责组织评委会会议、指导和管理奖项的评选。费埃梅塔告诉我，奖项的五位评委当中必须包含一位专业翻译家；其他评委不论职业是作家、音乐家还是视觉艺术家，每个人都必须是“恶狠狠的阅读者”。

今天的英国布克小说奖和布克国际奖两个奖项相互呼应，秋天颁发“原创英文小说奖”布克小说奖，春天颁发“翻译小说奖”布克国际奖，两者相互平衡。

在此，有必要简述布克国际奖的演变史：1969年英国布克小说奖设立时，评奖对象只限于不列颠及其联邦国家的作家，因此一直以来美国的小说都在奖项的视野之外。但近年来，布克奖的评奖规则已放宽为“只要用英文写作，在英国出版，作者不论国籍都有参选资格”。

如此一来，布克国际奖在2016年时与英国《独立报》主办的“外国小说奖”合并，原来每两年评一次奖更改为年度评奖；原来的评奖对象是一位作家及其所有的作品，从那一年起，评奖对象变成为单部虚构文学（也可以是短篇小说集），并将重心放在翻译文学上面。获奖作品的五万英镑奖金由作者和译者平分。该奖项可以说是对译者的莫大鼓励。

英文小说在全世界占有惊人的市场份额，这也导致了外文小说在英国市场的长期低迷。在英国和美国出版界，相比其他国家，非英文小说出版只占极低的比重。如曾任布克国际奖评委会主席的Boyd Tonkin所说，评委会能做的只是尽力去打开英国读者的视野。希望英国读者能同步了解在世界各地小说界的好书、新书。奖项历来对出版都颇具激发性，历届获奖作品，或是印数增加了50倍，或是从此被翻译引介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如去年的获奖作品《时间庇护所》，英文版迄今已销售了十万本。

费埃梅塔说，每年布克国际奖的初选提名出来，大家都会认识到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作者和作品。有这么一个奖的存在，能促使出版商在翻译外文小说的领域投入更多，从而提升读者的意识。同时，她也希望布克国际奖能促使出版商对向来低稿酬的文学翻译者增加曝光，从而令译者获得更公平的待遇。

在和费埃梅塔聊天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这位前辈的跨文化成长史和阅读史，多少能折射出布克国际奖的兼容和开放视野。作为评奖的一个背景故事，记录下来颇有意义。

费埃梅塔的祖父母在1920年代从欧洲搬到肯尼亚，她和她的父亲也都在肯尼亚出生。如今在那里还有亲人，她家相当于已在非洲生根一世纪。费埃梅塔成长的20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肯尼亚还没有电视机，只有一台老式电话机，家里用发电机发电。费埃梅塔的祖父来自意大利南部，那儿的人世代重视教育，书籍是费埃梅塔从小到大惟一的娱乐，并为她打开世界之门。

书都是从欧洲运来的。她记得每隔两个月，就有一箱子运到家里。英法意的书籍都有，姐妹们有时自己看书，有时互相给对方朗读，有时改成小型舞台剧自娱自乐。每个星期，姐妹们会被送到离家45分钟车程之外的一个半寄宿农场学校里去上课，河对面就是他们家自己的农场。孩子们围着一张长桌坐在室外，有一位坐轮椅的老太太给大家读课文，费埃梅塔记得她相当平和。她会容许一些违反规矩的小动作，比如夜里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书。在规定的早上七点半起床时间之前，费埃梅塔每天清晨六点半就醒来，依然是在床上看书。

圣诞节期间，肯尼亚的天气特别干燥，气温很高。作为一个从大英帝国殖民统治之中刚独立不久的国家，那时当地仍然保留着许多不列颠的风俗。比如每年大家都会弄来一大棵圣诞树，用造雪机喷雪。费埃梅塔最记得当她打开父亲送她的礼物时，里面是一本精装的《小熊维尼》，扉页上父亲用绿色笔写着：“致亲爱的费埃，你的第一本大书。”

自此，她无法想像缺少阅读的人生。

第一本令费埃梅塔印象深刻的书是《简爱》。小说主人公简也热爱阅读，读到她躲在铺满尘的窗帘后面看书时，费埃梅塔就有了代入感：那时候她隐约感觉到父母的关系不太好，躲起来看书，一边可以偷听大人们的对话，一边手里的书本就成了逃避现实的理想之地。

她不记得小时候有读过任何非洲文学，直到长大离开了肯尼亚以后，费埃梅塔才接触到诸如现代非洲文学经典：钦努瓦•阿契贝的《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等作品，并开始去深层了解肯尼亚之外的非洲社会。

12岁的时候，她一位姨妈的社会学家丈夫到了肯尼亚来，在他那里，费埃梅塔第一次听说了“牛津”这个地方。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心里瞬间认定了牛津就是自己将来要去的地方。那时的肯尼亚不像现在，一流的大学还不存在，很多人找到机会就都想离开。凭藉着“教育移民”，费埃梅塔离开了肯尼亚，来到英国。在牛津，她遇到了许多同样来自非洲的学生。那时候在非洲旅行依然不容易，比如拥有肯尼亚护照，没有签证的话，哪儿都去不了，南非更是不可能踏足。在大学里与同学们的接触，才让她意识到非洲各国在历史上的紧密联系。

刚上大学时，父亲建议她选修一门将来极少机会能学到的课。当时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不久，中东时局混乱；同时因为中东海湾对东非沿海的影响相当大，肯尼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紧靠非洲腹地，同时也与阿拉伯世界相连。于是费埃梅塔选了修阿拉伯文。随着对中东了解的增加，她对非洲的阅历也在增长。同时她也发现阿拉伯小说有很深的诗歌传统，跟19世纪的欧洲和俄罗斯文学传统很不一样。通过阅读，费埃梅塔深信虚构文学里藏着最真实的世界。

回想在肯尼亚的成长岁月，费埃梅塔说，跟陌生人见面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她）是不是白人”，这种隐形的种族隔离，是自己对肯尼亚不太有怀旧情绪的原因。不像1948年以后的南非实施起了种族隔离制度，肯尼亚在1963年独立后并没有类似的法规。相反，人人平等的意识相当强烈。

然而费埃梅塔说，社会现实却是另一回事：在1960、1970年代的肯尼亚生活，白人一般都只与白人交朋友，虽然农场里雇有非洲人，司机也是非洲人，但社交生活里种族并不融合。欧洲移民们几乎将在欧洲的生活传统连根拔起，在非洲的热带花园里种植法国和意大利的植物和食材。这一点，也是直到离开肯尼亚之后，费埃梅塔才真正意识到。

随着阅读和旅行的积累，费埃梅塔越发感受到“全球南方”这个在地图上难以清楚划出界限的地域概念，在政治、文化和自信心方面都有持续的发展。费埃梅塔对一个国家和社会如何阐述自我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感兴趣。比如肯尼亚很难就发生于1950年代独立之前的“茅茅运动”做出定义；近年来的典型例子则是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他们使用现代的手段和形式去做探索，利用画廊和博物馆去做自我阐述，同时也将社会整合起来，在这当中阿布扎比尤其突出。

自从1976年从肯尼亚搬到英国，进入牛津读大学以来，费埃梅塔已在英国住了近半个世纪。但她一直没有入英国国籍，她对我说，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英国人，而自觉更像一头“比较走运的混种犬”。她感觉不列颠对于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十分宽容：“住在这里，你不觉得需要妥协，也不会因为是外国人而焦虑。”

费埃梅塔说，自己在不同的地方长大，会说不同的话，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书籍，保持着不同的文化身份对她来说十分重要：“文学是最能使人共情的一种艺术形式，你可以穿上别人的鞋，使用他人的想像，从而了解栖居在一个故事之中的感受。人类通过小说互相给予，这是非同凡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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