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许才是最危险的专业！讲讲在心理咨询中心遇到的诡异事件（二）

来源：天涯@陆本

整理：胶囊君

六、

　　某师姐，主修心理学，辅修艺术，南方人，研究生时来到北方。她自己说是仰慕学校里一位著名教授而来的，想考该教授的研究生，但是没考上。师姐在备考研究生的时候认识了艺术系本科的一个帅哥，结果老牛吃嫩草，俩人好上了。

　　嫩草家里有钱，经常开车上学，还停在心理系教学楼门口，我们羡慕嫉妒恨，但是也见怪不怪了。突然有一段时间，好久都没见到嫩草的车，一打听才知道，出车祸了。老牛师姐也在车上。

　　当时两人在外面嗨皮完，开车回外面租的房子，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嫩草闯红灯，被一辆运送活猪的小卡车撞翻了，猪洒了一地。幸亏两人都是轻伤，只是挺好的车毁了。

　　这事本来没什么稀奇，还有好多人幸灾乐祸：该！小样儿，让你开车！

　　人在遇到突发灾害和事故后，会产生应激反应，一般持续2个月左右，包括拉肚子，失眠，绝望，恐慌等生理、心理方面的不健康反应。

　　嫩草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所以被老牛硬拉去咨询室和老师谈话。老师处理这种案子非常有经验，对待症状较轻的一般来访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倾诉。嫩草一开始不愿意说，可能是出于男人的自尊。老牛师姐一样经历了车祸，人家什么心理创伤都没有，自己一个男人却受不了打击，这事说出去有点丢脸。

　　不过强龙还压不过地头蛇呢，在咨询室这一亩三分地，没什么秘密是掏不出来的，前一小时铁骨铮铮的汉子进去，后一小时哭得像小姑娘似的出来。

　　在老师的一再开导下，嫩草也释放了不少，对于“绿旗袍女人”的事，他自己也不能确定，经老师这么一说，也就不再想了。

　　因为老牛师姐是学心理的出身，所以老师向她交待嫩草的病情时多说了几句，师姐一听到“绿旗袍女人”这件事，脸立马扭曲了。

　　她说，她也看见了。

　　事件回放到出车祸之前，老牛坐副驾，两人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没有交谈，车里放着音乐，夜深了，隐隐开始犯困。嫩草起步早了，还没等交通灯变绿，车就往前开，老牛刚想提醒，一转头，看见路口斜对面的空白广告牌前有个绿色的人影，还没等她惊讶，小卡车呼啸而至，砰地一声，他们的车天翻地覆。

       老牛的脖子抻了一下，但是没什么大碍。虽说车翻了个，但是车厢没怎么变形，按说是可以立刻出来的。可是不管老牛怎么使劲，都迈不开腿，感觉有什么东西压着她，不让她出去。

　　后来我们一致同意是猪压她身上了。

　　我们把翻车事件暂时放到一边，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在翻车事件一个月后，有一个患抑郁症的大叔来到咨询室寻求帮助，当时我正好在，帮忙接待了一下，咨询还是由老师来的。作为本科生，我还没有资格接触来访者。

　　大叔的咨询大概进行了一个小时。我到咨询室本来是借老师的电脑赶作业的，但是我这人容易走神，写着写着就想别的去了。我一边赶作业，一边翻看大叔的资料，一看我就来精神了，原来这位大叔一周前自杀过。

　　大叔的资料上写着，职业，西餐厨师，还有十年海外游学的经历。五年前回国创业，开了个小酒吧，不到十个月，把辛辛苦苦打工攒下来的五十万全赔光了。之后，他调整好心态，准备踏踏实实去酒店上班，这时候又出了车祸，导致右手残疾，无法再握刀。而在两个月前，他上小学的独生女儿发生交通意外，死了。

　　我心想，这个人还真是命运坎坷。我还想，如果这些事放在自己身上，我会不会自杀？想了半天，我觉得不会。盲目乐观、神经大条是我的优秀品质之一。

　　正胡思乱想的时候，咨询室的门开了，大叔脸色惨白地走出来，我还想和他打个招呼，结果他看也不看我，直接开门出去了。

　　老师这时候也从里面走出来，一屁股坐在等待区的沙发上，脸色不太好。我殷勤地倒了杯热水给老师端过去，顺便打听出什么事了。

　　老师没透露咨询的细节，只告诉我，大叔一开始很配合，刚才突然情绪紧张起来，说有急事，站起来就走。老师有点沮丧，一直跟我念叨：

　　“我应该没说错什么啊？”

　　老师想了半天，把大叔的资料看了又看，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她给一个老同学打了电话。我偷听了一点才知道，老师的同学在某“自杀干预”组织工作。

　　老师的同学原来也是学心理的，后来下海经商，成了大老板。有钱之后又回归本行，搞了一个公益性质的“自杀干预”组织，收编了大量有爱心的志愿者，运作资金主要靠基金会拨款。我们私下戏称这组织就是个洗黑钱的。

　　在遇到自杀事件时，志愿者会在组织内部的通讯频道收到召集令，在自杀现场附近的志愿者会第一时间赶过去配合民警一起劝阻自杀者，最后让他主动放弃自杀行为。“自杀干预”刚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志愿者和警察还会发生小摩擦，因为两者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不过，后来志愿者的工作效果有目共睹，警察也开始学习心理学知识，这样能有效降低死亡率。

　　“自杀干预”和“危机干预”是突发自杀事件的前后两道防线，缺一不可。

　　要说还是咱们人民警察英勇，早就守在旁边的小警察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大叔的腰带，后面几个反应慢一些的也在这时候冲上去，七手八脚地把大叔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这些在志愿者的报告里都有，听到这，老师就不耐烦地对老同学说：

　　“说点我不知道的——不是情绪稳定了吗？怎么一扭脸又跳啦？嗯……嗯……嗯……哦……啊？嗯……”

　　我在边上看着老师脸色不断变幻，也不知道是不是光线的关系，就觉得老师脸色越来越差，草草说了几句挂了电话。我心里好奇得要命，但是又不能问。等到下班之前都没有预约了，老师也不回屋，就坐在等候区看一会资料，发一会愣。到了五点半，我胡乱写完作业，跟老师拜拜，老师叫住我，让我帮她把咨询室里的挎包拿出来，她也要走了。这时候我突然觉得，老师好像不太愿意靠近那间屋子。

　　无巧不成书，第二天，我在食堂碰见了老牛。我当个新鲜事，把大叔的事讲了。老牛听完，特别郑重其实地跟我说：

　　阿本，我跟你说个事，你可别跟别人说。

　　我拍着胸脯，把米粒儿都喷出来了，说：我的人品你还不信吗？（我只是贴网上。不说。）

　　老牛组织了一下语言：那个现场我也去了。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老牛也是志愿者。这可真是巧了。

　　老牛接着说：当时我们都觉得大叔其实不想死，去的现场多了，能从人的眼神中看出来。大叔虽然很悲伤，但是眼神中有股子对生活的留恋，只是连续的打击太大了，一下子接受不了。那种一心寻死的人，我们去了也没用，就算救下来了，家属要是看不住的话，他还会自杀，不到杀死自己不算完，这种人，我们是救不了的。

　　我说：那他怎么还跳了？而且还是向后倒？

　　（大家可以在有人保护的情况下试试，把手绑住，往前倒和往后倒，这两种摔法的恐怖感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就算是一心求死的人，也不太可能采取向后倒的姿势，这是本能决定的。）

　　老牛：你听我说完呀。当时有个领队的大姐，很有经验，也和大叔建立了初步信任，两人聊得特好。大叔甚至还说，要是他的手还能用，真想露一手给她尝尝。他老婆离婚前根本不吃西餐，结果却跟一个洋鬼子跑了。一般聊到这么私人的话题，志愿者的工作就算成功了。正在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大叔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几点了？”

　　他问得很突然，领队大姐一直跟他聊做菜的话题，一时间没拐过弯儿来，也不知道谁嘴快，小声说了一句：快十点了。

　　话音刚落，大叔突然露出一个特别狰狞的表情，直勾勾地看着一个方向，所有人都回头看，就在这时候他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我问：“他看见什么了？”

　　老牛摇摇头。

　　“那，十点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他女儿是晚上十点出的车祸。”
　　我哦了一声。
　　“XX大道。”老牛说了个地名。
　　我说：“那不是你……”
　　“对，我一个月前撞车的地方，也是他女儿两个月前被撞死的地方。他女儿死的时候，穿着一件绿色的丝绸小旗袍。”

　　老牛劝我不要细想这事，没法想。不过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爱胡思乱想。

　　没过几天，大叔又来了，那天我又正好在。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上次走时那种苍白慌张的样子，所以这次我猛一眼没认出来。大叔冲我笑笑，脸蛋细腻红润有光泽，我寻思，这是有什么好事了吧？

　　老师正好不在，咨询室的门开着，大叔就自己走进去了，我也不好往外轰他，就一同走进去，说老师一会就回来。大叔点点头，但是眼神总是往一个地方飘，我就顺着他目光看，什么也没有，就是一面白墙。我满腹狐疑地站在一旁假装收拾东西，一边观察他，他就一直盯着白墙看。

　　也不能一直假装收拾东西，我一不做二不休，主动跟他搭话：
　　“您看起来气色不错。”
　　“哦……哈。”
　　他哈完，接着盯着白墙看。
　　“您刚去拜拜过？”
　　“什么？”
　　“您是不是刚去过庙里？”

　　大叔嘴角抽搐了几下，露出一个“你怎么知道”的表情。我心想：身上这么大烟味，总不能是刚去过BBQ吧？

　　我刚想接着跟他聊，老师就回来了。我识趣地自己退出去，把门带上。

　　一个小时后，大叔神情轻松地走了。

　　我走进咨询室帮老师收拾水杯，发现老师坐在一开始大叔坐的位置上，盯着同一面白墙看。我们咨询室有西晒，快落山的太阳照进屋里，老师逆光坐着，眼镜静静反着金光，也看不清什么表情，我喊了一声，她没搭理我，我小心脏就一抖。不过我想多了，过了一会，老师站起来，把桌上的录音笔递给我，这是要我帮忙整理资料呢。老师说，不着急，下周整理好就行。

       她浅浅地笑了一下，好像心情很好。

　　周末，老牛把我约出来唱KTV，她约了好多人，就是不见嫩草，原来他俩分手了。她还约了几个美术系的一起出来，应该是认识嫩草后混熟的，里面还有一个熟人，我俩都选了排球选修课，我二传，他主攻，但是经常轮不到他扣，我就直接把球垫对面去了，所以我俩都互相记得。要知道，把自己不同圈子的朋友约到一起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大家互相不认识，唯一的话题就是他们共同认识的那个人。所以我们一边听着老牛肝肠寸断地吼歌，一边八卦她和嫩草的事。自然也说到了他俩出车祸的事。那哥们说：

　　“就是疲劳驾驶了！没那么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没有牛鬼蛇神！”
　　“可——他——俩——都——看——到——了！”（我们都是用吼的）
　　“绿旗袍女人！？”
　　“是啊！”
　　“绝逼眼花了！哥们！信我不！？”
　　“不——信——！”

　　他扯着嗓子给我讲，听完我耳朵都湿了。他说，那绝对是看错了。补色懂吗？就是在色环上相差120度的两种颜色，调在一起就变成灰黑色。红色和绿色就是补色。他俩肯定是在路口的时候都盯着红绿灯看，红灯看久了，猛一看白色的广告牌，就会出现绿色的虚影。知道为什么大夫都穿绿色的手术服吗？就是怕盯着血时间久了，出现虚影，所以弄个绿色在眼前主动平衡一下。旗袍什么的，纯粹是港产鬼片看多了。

　　我有点信。但是因为有大叔女儿的巧合在，我并不全信。

　　另外在看了一些老牛拿给我的志愿者培训资料后，我又搞清了一件事。当时大叔跳楼，大部分责任在那一句：快十点了！

　　自杀，类似一种自我举行的仪式，当自杀者询问时间时，是绝对不能回答的。时间是一种特定的信号，会暗示自杀者“你时候到了，跳吧。”类似的还有“风停了吗？”，“人齐了吗？”——这些问题都要谨慎回答。

　　虽然从专业角度看，那句回答是致使大叔跳楼的直接原因，但是也不好追究，因为十有八九是家属说的。

　　后来我把整理录音的事忘了个干净，等到老师找我要才想起来。我找了个借口，又拖了一天，立马杀回宿舍开夜车听录音。

　　我先听了最近的一段。大叔和老师聊了最近生活的变化，说到原来准备去上班的那家酒店得知他的情况后，答应让他去做行政工作。老家的妹妹也专程过来陪着他，所以情绪已经好转了不少，自杀的念头也没有了。大叔说道，他还是经常梦到女儿，醒来后心里会很不是滋味，既怕梦到，又想梦到。老师安慰他，给了很多建议。大叔说他请了一个道行高深的法师给女儿做了超度，他相信女儿已经走了。

　　我又听了大叔第一次来访的录音。

　　大叔的声音很小，好像没有力气说话似的。那种悲凉的语调，听了就让人叹息。录音中沉默的时间很长，我猜想可能大叔几度情绪不稳定，所以老师任由他发泄出来。录音的后半段都是无聊的分析和对话，就在我快听不下去的时候，大叔的声音又一次戛然而止，紧接着是一声含糊不清的低吼。我放大音量，反复听了好几遍才听清，大叔说：

　　“她在你身后。”

　　把录音整理稿交给老师的时候，我含蓄地问了一个问题：
　　“抑郁症患者有没有可能出现幻视？比如看见生前的亲人什么的？”
　　老师看了我半天。说：
　　“健康人在极度疲劳或是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也会出现幻觉。”
　　“这体验我有，特别饿的时候，我老能闻见炸鸡腿味。”
　　“是了，这是一种身体记忆，‘望梅止渴’也是这个原理。”

　　老师拿着录音笔敲我的头，告诫我不要胡思乱想。这时候我突然发现老师的水杯是红色的。我试着坐在患者的位置上，想象自己情绪低落，肩膀放送，低着头，视线正好停留在放水杯的茶几上。我盯着水杯看了好久，然后抬头，在迎面的白墙上果然出现了绿色的虚影。然后我就冲着老师傻笑，老师也冲我乐，都被吓过，谁也甭说谁。

七、超自然心理咨询室·斜面恐惧

　　三年前。

　　那时候我快要大学毕业，学分修够了，只剩下写毕业论文一件事。班长打电话问我选哪个指导老师，我说了一个。他说，原则上选哪个都成，但是这个老师名下人太多，最好能换一个。我想了一下说，那就“姥姥”吧。

　　“姥姥”不是真的姥姥，人家刚五十，有个女儿和我们一样大。她姓劳，叫着叫着就变成“姥姥”了。

　　姥姥听了我的论文意向，脑袋摇得跟破电风扇似的。说我选的题目太大，太空泛，得换一个。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另一篇提纲，姥姥只是扫了一眼，就把它扔到我脸上，露出一个“你是在逗我玩吧”的表情。

　　“你认真想写这个？”
　　我点点头。

　　姥姥深吸一口气，劈头盖脸骂了我十分钟。她说，说好听了，我这是玄学，不在心理系本科生可选的题目范围内。说不好听了，就是伪科学，是瞎胡闹。怎么下定义？有理论支持吗？用什么研究方法？从哪里获得案例？能确保研究对象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本来想反驳，但是看着姥姥恨铁不成钢的脸，让我想起一个人，不由心里一疼。
　　最后姥姥给了我一条出路。她正在做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让我帮她整理资料，然后用这些现成的资料凑出一篇本科生论文不是难事。我表示完全同意。

　　姥姥是“沁情心理咨询室”的负责人，咨询室就在学校北区的一栋老楼里，楼门口有一栋大槐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个老学究被冠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红卫兵说他是“白专道路典型”，整天批斗，小时候掀小姑娘裙子的事也给揪出来。老学究受不了这个，在某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吊在树杈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后来大槐树越长越好，比其它树粗了好多圈。

　　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成天泡在咨询室，一边整理录音资料，一边当前台。

　　姥姥有个病人，有恐惧症，这个不稀奇，这年头没点心理疾病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稀奇的是他害怕的东西——斜面，准确点说，他害怕在斜面上滚动的东西。

　　这可让我大开眼界了。

　　对付恐惧症，常用的办法是“系统脱敏”。简单说，如果患者怕水，就先给他面前放一杯水，适应之后再换成一盆水，逐渐加大力度，和练酒量是一个道理。

　　姥姥让我帮忙把茶几的一边垫高，然后卷了个纸筒，从高的一头滚下去，让病人盯着看。我感觉挺可笑的，姥姥狠狠瞪了我一眼，我硬生生把笑容憋进肚子，打个了嗝出来。

　　病人是河北农村的，现在是干家装的包工头，混得风生水起，吃得膀大腰圆。但就是看着纸卷在茶几上滚这么一件无聊的事，他都吓得满头大汗，跟看了十几部鬼片似的。一样米养百样人，这话说得真不错。包工头来了七、八回，病情有所好转，纸卷换成笔筒，斜面角度加大，他也不害怕了。

　　治疗的空隙，包工头和我聊天，他说：
　　“小哥，不怕你笑话，以前我出门随身带着水平尺，看见桌子、椅子都要测一下，不平不敢坐。”

　　他把钱包里的照片掏出来给我看。
　　“这是我老婆，儿子。”

　　照片里一个吊眉少妇抱着个目光呆滞的熊孩子，出于礼貌，我夸他儿子长得好，虎头虎脑。

　　包工头把钱包收好。我问他多久回一趟家。他摇摇头，说不怎么回，得了这个病给别人添麻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全屋都量一遍，不然就坐立不安，怕吓着老婆孩子。我有点同情他。

　　把包工头送走后，姥姥跟我确认了之后一个月的预约。她说她准备再去一趟农村，还有一些资料不够完善，大概得一个月才能回来。

　　我惊讶：“那么久？”

　　“做田野研究哪有快的？我之前去过，所以才说一个月，要是刚去的新村子，不呆上小半年什么也套不出来啊！”

　　姥姥做饭的时候，她女儿缠着我问这问那，我最怕这种自来熟的女人。
　　“我妈说，你这小伙子长得不错，就是有点缺心眼儿。”
　　我脱口而出：“你妈才缺心眼儿！”
　　她坐在我旁边磕瓜子，屁股狠狠供了我一下。
　　“我妈说，你本来要写的那个论文题目叫什么来着？超能力什么的——”
　　“《超自然现象的宗教逻辑》”
　　“对！就是这个！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儿？我妈说你缺心眼儿还是轻了，要我说你就是脑子有病！”
　　“有病也不怕，反正你妈能治。”
　　“别老‘你妈’‘你妈’的，听着别扭，你平时不都管我妈叫‘姥姥’吗？那你说你该管我叫什么？”
　　“大姨妈。”

　　她一把带着口水的瓜子皮扔到我脸上，嘴上呸个不停。看来喜欢往别人脸上扔东西是遗传，我懒得理她。听说这疯婆娘是学物理的，看着一点都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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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的时候，偶然聊起包工头这个病，我想起他跟我说的话，感叹了一句：多亏您把他治好了，一家人能团圆了。

　　姥姥放下碗筷，叹气。

　　“系统脱敏，治标不治本啊。”

　　“怎么？他不是见好吗？”

　　“病根儿呢？”

　　我语塞。

　　姥姥说，她的专业方向是精神分析，诱导病人和她掏心掏肺，把童年的创伤找出来才是她的专长。但是从治疗一开始，包工头就有所保留，根本问不出来什么，所以才退而求其次，先减轻病症。按姥姥自己的标准，包工头这个案例是失败的。

　　我说，恐惧症也有可能是遗传的，没有童年创伤。

　　“这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比较了解他的家底，不是遗传的。我和他原来就认识，他家就在我明天要去的那个村子，我还在他家住过呢。”

　　姥姥要出门一个月，咨询室也暂时停业了。不过我还不能偷懒，还有一大堆录音资料等着我整理，如果有人要预约下个月的，我也得受理。隔了两天，我拿钥匙捅开咨询室的门，电话答录机的红灯在昏暗的室内闪得刺眼。

　　我听了前几条，可能是患者打的，一听是答录机，没留言就挂了。

　　最后一条是急救中心病房的护士打来的，她说她们那有个脑中风的病人，昨天清晨昏倒在路边，身上没证件，只有一张我们咨询室的名片，希望我们能来认个人，不然只能报警了。

　　我一想，她说的应该是包工头。

　　包工头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输氧管，模样很安详。我盯着床头上的氧气机，看氧气在蒸馏水里面冒泡，看了很久。护士跟我说，他睡着了，不过就算醒了也说不出话。

　　包工头的额头上有擦伤，嘴角肿了，都是摔倒时留下的。

　　“脑溢血。昨个清晨，有人发现他躺在路边，门牙掉了两颗，卡在嗓子里，没窒息算是幸运的。”

　　我有点反感“幸运”这个词，不过事实如此。

　　我问护士，他应该有个钱包的，里面还有他老婆孩子的照片。护士打了个哈欠，说，不知道，送来的时候没有。

　　姥姥这时候应该已经到村里了，打了她手机两次，都没人接。我发了短信，告诉她包工头出事了，让家里赶紧派人来，然后跟护士说再等两天，肯定能联系上他家里。

　　“如果他醒过来……他害怕倾斜的东西，是一种恐惧症。”

　　“什么？”

　　“总之别让他看见东西滚来滚去就行。”

　　护士眨眨眼，好像勉强接受了建议。我这才意识到，绝大多数人无法理解别人与自己的不同。

　　晚上九点多，姥姥给我回了电话，她说村长已经过去了，现在应该在长途车上。我问，他老婆没来吗。姥姥说他老婆得带孩子，走不开。

　　我问姥姥故地重游的感觉如何？有没有迅速和广大基层农村妇女打成一片啊？大牲口们还都健壮吧？粮食还够吃不？首都人民的温暖辐射到每一个角落了吗？姥姥说，还行还行，群众很热情，大牲口早没了，人手一部iphone，带的小礼物还没下车就被抢空了，旅行包也没了，鞋踩飞了一只，现在披头散发穿着拖鞋呢。

　　“您这回还是住包工头他们家吗？”

　　“换了一家，她家俩孩子，人家怕我嫌乱。”

　　俩孩子？我想起钱包里的照片，里面只有一个孩子。

　　“又生了一个？不对啊，男人都不回家，她跟谁生？”

　　“不是新生的，一个五岁了，一个十几岁，都是儿子。”

　　“不对啊，他应该只有一个儿子。”

　　我和姥姥为这事争论了一会，最后也没有结果。

　　过了两天，大姨妈叫我出来唱KTV。她定的地方有点偏，旁边是货运站，事情也巧合，包工头晕倒的路口就在附近。

　　大姨妈约我出来的目的不为别的，她想撮合我和她一个好姐们。早知道是相亲局，我是死活不会出席的。我硬着头皮唱了两首歌，她那姐们两眼放光，我赶紧坐一边抽烟去了。

　　大姨妈除了太过自来熟这个坏习惯以外，还有一个最不可救药的毛病——喜欢翻别人手机。她拿着我的手机，玩了没两下，突然一声惊叫，手机扔出去三米远。我强压怒火捡起来，自动关机了，开机，没坏。

　　“你在手机里存那么多猫的照片干什么！？”大姨妈睁大眼睛，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我就是存大便又管你什么事？”

　　“我怕猫！”

　　我眉头拧在一起。那姐们出来打圆场。

　　“你别生气，她确实怕猫，她们家都有这毛病，一看见猫就跟见了鬼似的。”

　　姥姥也怕猫？这我可没听说过。

　　大姨妈整了整头发，她说她小时候根本不怕猫，不过她妈老跟她说猫这玩意邪性，后来才开始怕的。

　　我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

　　“你是说，如果亲近的人害怕某样东西，时间久了也会影响别人是吗？”

　　大姨妈拍着胸脯保证，说她自己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我觉得自己似乎抓住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东西，距离揭开某个谜底，就差那么一点点。

　　手机在我手中震动，姥姥发来一条短信。

　　“你说对了。只有一个孩子。”

　　我推开包厢门跑出去，招呼也没打，一边跑，一边给姥姥打电话。关机。

　　KTV外面灯火通明，木材厂卸货的巨响好像一千头大象在跺脚。我寻着声音找过去，一家名叫“明大通宇货运公司”的院子里，上百根湿润的树干从货车上滚落下来。

　　我溜着墙根走进去，拉住一个人，先递去一支烟，然后不客气地在他耳朵边喊：

　　“前两天有个男的在路口晕倒了！知道吗——”

　　“知道知道！是我发现的！送医院啦！”

　　“怎么晕的！？”

　　“没——看——见——听说是抽风了！”

　　“什么——”

　　“羊角疯！听说站那就抽上了！全身抖——这样——”

　　那哥们自己抖上了，别说，还挺像。又一辆十八轮卡车停进卸货场，他把我往旁边拽了拽，十几个精壮的小伙子一拥而上，用钢板架起一个斜坡，解开绳索，木材轰隆隆地滚下来。

　　我又给了他一根烟，笑着说：

　　“不是抽风，是吓着了——被你们这阵势。”

　　“不能吧？一大老爷们。”

　　隔天，我又去了趟医院，一方面想确认村长是不是到了，其次想托他给姥姥捎点东西。

　　护士长告诉我，人已经出院了。

　　“不是说要观察至少一周吗？”

　　“家属要出院。”

　　护士长不太想和我说话，转身就回护士站了。我愣神的时候，一只手从身后抓住我，回头一看，是那天照顾包工头的小护士。她脸色不太好。

　　“你上次跟我说，43床有什么恐惧症？”

　　“算是特定恐惧的一种，害怕斜面上滚动的东西——怎么啦？”

　　她摇摇头，脸色瞬间又白了一丝，雀斑都淡了。

　　“别走，咱们坐下说。”

　　我蛮横地把她推到电梯间，让她坐在塑料椅子上。她有点生气，不过还是向我透露了一些事情，这过程中我没逼她。我知道她必须要找个人倾诉，某些无法理解的事情憋在心中只会令人发狂。

　　“你说，这世界上有没有鬼？”小护士沉默了半天，好像在搜肠刮肚找合适的语言。

　　“有。”

　　她啊了一声，好像很惊讶我这么肯定的回答。

　　“你见过……鬼？”她问得小心翼翼，好像怕惊动了什么。

　　“没有。”

　　“那你……”

　　“我相信科学体系下的‘鬼’。人在死亡的瞬间体重会变轻，这是实验得出来的，肯定有某种东西在生命消亡的时候也不见了，我管那个东西叫‘鬼’，我信这个。恶鬼、厉鬼、吊死鬼、黑白无常、阎王爷——这些，我不信。”

　　“那你相信超自然现象吗？”

　　我转身，声音变得有点冷。

　　“不信。”

　　“可我看见了！43床——43床……”

　　我回头，想从她的双眼中看出点破绽。小护士脸色潮红，变得异常兴奋，她捂着嘴，仿佛一放开就会大叫起来。我让她冷静点，去护士站要了个纸杯，给她倒了半杯温水，我说，不要自己吓自己，不管你看到什么，肯定都有科学的解释。她捧着水杯，露出一个嘲讽的笑脸。

　　她说，你觉得一个中风全瘫的病人能自己下床吗？

　　我老实回答，不能。

　　那他能低头捡东西吗？

　　不能。

　　她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支木杆铅笔，只剩下很短的笔头，圆形笔杆，白色油漆底，上面有红色的小梅花。

　　“这东西我根本不想带在身上，可是我得用它证明自己没疯。这是我在观察室捡到的，我整个住院区都问遍了，不知道是谁的。

　　“这铅笔头怎么了？”

　　我拿在手里把玩，这种铅笔我好久都没见到了。现在文具店卖的一般是六棱形，防止在桌面上滚动。圆形的，少见，也没有这种花纹。

　　“你上次来的那天晚上，我去观察室，一进门就听见很轻的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我没注意。46床的老太太，夜里喊疼，我去给她换点滴……换完，我又听见了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这时候已经过了12点，只开着两盏床头灯，我顺着声音找。我看见一个白色的东西在地上滚，慢慢滚到43床底下。”

　　“就是这个？”

　　“嗯。我弯下腰，它又往里滚了一点，我就蹲下，把手探进去。摸了一会，没找到。这时候我听到身后又有东西掉在地上，我马上回头，又一个铅笔头，向我脚下滚过来。”

　　小护士喝了口水。我坐在她旁边，手里握着那支铅笔，触感又滑又凉。

　　“这时候46床大叫了一声，我随手把铅笔放在43床的床头柜上。46床不停地大声呻吟，我查看了心率、血压，都没问题。冷不防脚下一滑，差点摔倒。我踩到了一支铅笔。”

　　“一共有多少支？”

　　小护士静静地看着我。她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了，平淡的语气好像讲的不是在她身上发生的事。

　　“只有一支。”

　　“你放在床头柜上……”

　　“就是我脚下那支，也是你手上这支。我到43床去看，柜子上的已经没了。”

　　“这又能说明什么？”

　　“当时我没有捡起来，只是把它踢到一旁。我已经踏出门外，又听到它掉在地上的声音，所以立刻退回去——我看见，43床坐起来，看着我。”

　　“他不是全瘫了吗？”

　　“是的。我也很惊讶，所以跑过去问话。我看到他眼球转动，但是对我的话没有反应。然后我看到，他手里握着那支铅笔——我明明踢到相反的方向！他高高举着，我从他手里拿，他力气很大，我拿不到。46床又大叫起来，这一次把整个观察室的病人都吵醒了。我按呼叫器，再回头，43床手上的笔不见了。这时候病房很吵，病人都开始叫，但我还是听见了铅笔在地上滚动的声音，特别刺耳。病床挡住了视线，但是我知道它在哪，它和地板轻轻摩擦的声音好像直接响在耳朵里，我知道那东西正在靠近。我突然觉得屋里光线变得更暗，病人都在呻吟，但是我听不到声音，周围变得又暗又静……”

　　“然后呢。”

　　“然后，值班医生赶过来，问我什么情况。我的感官又突然回来了。我说46床不对劲，还有43床坐起来了。医生说：43床不是躺着呢吗？我一看，他确实躺着，手里还握着铅笔。我完全不明白他是怎么拿到的。我喊医生，说43床手上有劲了，握着东西呢。医生过来，拉着他的手……可他手里的笔又没了！”

　　“他把笔给扔了？”

　　“没有。他没有。”

　　这里，她重复了好几遍，好像在细细品味。

　　“医生把手指头放在他手心里，喊，使劲！试了好几次都没反应。医生说，他手上根本没劲。我辩解，他刚才确实握着东西来着。医生问我握着什么？我说，一根笔。他问我，笔呢？我说，没了。我想证明自己的话，于是到处找那支笔，就在弯腰的时候，笔从我上衣口袋里掉出来。”

　　听她讲完，我没说话。

　　我把铅笔头在手中掂了掂，重量均匀，没什么特别，抬手扔向墙角，也没有滚回来。我反复试了十几次，电梯间的地板很平，有一次角度合适，滚了二十公分，另外几次，只是静静躺在墙角。

　　“我们去观察室试试。”

　　“我试过了。没用。”

　　“我试试，也许有用。”

　　我走进观察室，原来包工头的43床躺了别人，那人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应该是车祸。病床旁围着两个穿黑西装的年轻人，正在极力推荐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我看到46床是个小孩。我问小护士，那老太太也出院了？

　　“死了。就在那天晚上。”

　　我在观察室的地板上反复实验了一小时，病人们都像看猩猩似的看着我，就差给我剥香蕉了。直到护士长过来轰人，我这种典型的疯子举动才停下来。我问护士长，那个有雀斑的小护士呢？护士长依然对我爱搭不理，用很重的鼻音说，她下班了。

　　我把铅笔头收在裤子口袋里。虽然实验并不成功，但是我已经有了很多科学的推断。包工头应该没有全瘫。因脑溢血引起的半身不遂，病灶的根源在脑部被压迫的血管和神经。我知道病人可以通过锻炼恢复一定的功能，也听说过有的病人中风后存在心里阴影，即使大脑恢复了功能，身体也无法运动自如，这是一种自我暗示。像包工头这种貌似全瘫，受刺激后又短时间回复功能的情况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我这方面知识不全，也许应该回咨询室查查资料，姥姥收藏了大量医学书。

　　至于其它的，我直接忽略了。并非不相信小护士说的，只是一想到非科学的东西，就会觉得异常恶心。

　　一位护工大姐拿着饭盆和我一起等电梯，她冲我笑笑，我也冲她笑笑。等了半天，电梯都不来，护工大姐一气之下走楼梯了。她刚走，电梯就徐徐升上来，我想叫她已经来不及。我站进去，按下一楼的按钮，在电梯门即将关闭的瞬间，我看见一支白色的铅笔头慢慢向楼梯滚去。我慌忙摸自己的口袋，铅笔没了。这不可能，我放在裤兜里，怎么可能掉出去！？

　　电梯到了一层，一大群家属还有医生簇拥着一个躺在担架车上的姑娘。有人冲我不客气地喊：哥们儿，到了，赶紧出来！我们上去！

　　我把电梯让给他们，跑进楼梯，满脑子想的都是快点把那支铅笔找回来。

　　我小跑着爬到五层，有些气喘，医院的楼梯又高又宽。刚才那伙人比我还晚一步，我看着他们挤在一起往病房走。

　　找不到，也许滚到四层了。

　　我走下几级台阶，打了个冷颤。五层的防火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我赶紧冲上去。那两扇门在我眼前猛然合上！我用全身的力量推！拉！纹丝不动。我大力拍门，但是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经过。

　　本能告诉我：快跑！

　　我扭头向楼下跑去。这时候灯熄灭了。我大叫一声，脚重重踩在台阶边缘，疼得我差点摔倒。我慌乱地掏出手机，用那一点光线照明。

　　为什么这么黑！？为什么！！？

　　我跌跌撞撞地向下跑。两旁什么也看不到，耳边什么也听不到。心跳声，急促的呼吸声，还有不断传来的门板撞击的巨响，好像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

　　我在每一层不断地拍门，大吼，不断地失望，更加惊恐。

　　“……屋里光线变得更暗，病人都在呻吟，但是我听不到声音，周围变得又暗又静……”

　　靠在一层的大门上，我头一次体会到快要晕倒是什么滋味。

　　“是谁！？”

　　汗水落在地上，我睁大眼睛，向寂静的楼梯上方怒吼。愤怒也不能抵消心中的恐惧。

　　叮——叮——叮——

　　一个纤细的硬物，出现在楼梯的尽头，用一种近乎嘲讽的优雅，向我慢慢滚过来。它在我脚边停下，我捡起来，入手又滑又凉，笔杆上的小梅花，在微弱的光线下红得发黑。

　　有人在门外喊叫。随后，防火门被人拉开，我靠在门上，毫无准备地向后躺倒。

　　“大兄弟……你、你没事吧？”

　　护工大姐端着饭盆，惊讶地问。

　　我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那样子一定很恐怖。

　　“没事。”我躺在地上说。

　　“大兄弟……你没什么病吧？”

　　“有病。”

　　“有病咱跟这瞧瞧？”

　　“……这，治不了。”

　　护工大姐看见我手心里的铅笔，她下意识地去拿，我紧紧地攥着，她拽得指甲发白也没拿走。

　　之后我一直在联系姥姥，但是她手机一直关机，我开始有种不安的感觉。终于在苦等了四天后，我买了张去河北的长途汽车票，地址是从包工头的档案里找到的。

　　他们那村子不太难找，就是离车站有点远，我在高速收费站就被司机赶下车，跟着一个同村的老汉，走了半小时才到村里。我一眼就看到姥姥蹲在村口和妇女们拉家常呢。

　　姥姥惊讶得不得了，一边用手拍我，一边叨唠：你怎么来了？听口音都有点河北味了。

　　我把在医院的事原原本本说了，她边听边摇头。

　　她说，这个事她不好随便说，也解释不了。不过她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我赶紧说，您就别卖关子了，我这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姥姥说，她年轻时候在某科学院呆过，科学院的房产是解放前大军阀的老宅子，平房大院，据说是金屋藏娇用的别院。科学院在军阀家的院子里起了一栋小楼，主要做实验用，办公室都分散在平房里。小楼和军阀老宅子的围墙之间有一条仅仅够一个人通过的小道，位置隐蔽，老有人随地大小便，夏天靠近小道的窗户都不敢打开，苍蝇撞脸。所以科学院就找工人把小道两头都安上了防盗门，只有科学院内部的人能走。

　　姥姥有一次做实验需要配重，想起来后院有砖头，就找老主任借了钥匙，穿小道去后院搬砖。姥姥搬着砖，刚走进小道，一阵旋风突然穿堂而过，砰！砰！两声巨响，小道的两扇门都关上了。当时她也没多想，就觉得关门声大得出奇，震得耳朵疼，而且呼吸有点困难。她搬着砖，不方便开门，就用脚踹，结果发现怎么也踹不开，而钥匙还挂在门外面，她把自己给锁在小道里了。姥姥当年还是小姑娘，受党的教育时间不长，封建迷信思想还没有完全从骨子里剔除掉，一下子就懵了，她想起来同事平时开玩笑说的一句话：

　　“大军阀不是好死的，是被小妾毒死的，单身的女同志不要晚上在院里瞎逛荡，容易被大军阀的魂认错了！”

　　姥姥当时把砖一扔，就拼命地砸门，拼命地喊救命。她嗓门不小，但是就是觉得怎么都喊不出声，声音憋在嗓子里出不来。更让她觉得恐惧的是，周围的光线好像突然变暗了。

　　姥姥越喊越绝望，心里想：这个挨千刀的恶霸军阀，怎么做鬼了还要害人！？活着的时候就不是好东西，死了更是不要脸！姥姥小时候是在山西农村长大的，听祖辈说过一些方法，撞见不干净的东西的时候就唱歌，鬼怕人高兴，人一高兴，肩头上三把火就旺盛，特别是唱歌的时候，嘴里喷出中气，就和拉风箱似的能越烧越旺。

　　想到这，姥姥就搜肠刮肚地想唱点什么。要说人在最危机的时刻想起来的都是最深沉的记忆。用大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说：这种记忆是从“个人无意识”中得来的，是被遗忘和压抑的情结。

　　姥姥当时慌乱得很，生怕自己被军阀拉下去当九姨太，一段旋律在情急之下脱口而出：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怨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

　　刚唱完第一段，姥姥就觉得光线变亮了，气氛好像没有那么压抑了，呼吸也不喘了。这时候，她听见有人在门外高喊一声：

　　“谁在里面唱歌！？”

　　“主任！是我！小劳——我锁里面了，快开门！”

　　门应声而开，老主任带着门卫和食堂的大师傅战战兢兢地站在门外。姥姥一看得救了，精神一松，哇地就哭出来了。

　　“小劳啊！你哭什么？大晚上唱歌，多吓人！”

　　“大军阀来抓我啦——”

　　结果姥姥为这事被嘲笑了十几年。

　　姥姥一边给我讲故事，一边把我带进她借住的那户人家，女主人是个胖乎乎的大嫂，一直夸我：这小子真俊！我跟她客气：您也挺俊！大嫂哈哈大笑，笑得两只大奶子乱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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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姥姥坐在屋里，我说，这跟我经历的是有点像，但什么也解释不了啊！

　　姥姥说，解释的了。这两件事的发生条件有类似的地方。首先，我们都在狭长的通道内，你更极端一点，是封闭式的。这是一种“楼宇风”的极端情况，风在通过狭长的通道时风速瞬间加强，可以把通道内的空气抽成负压，造成门明明没有锁，但是却打不开的状态。

　　我说，这个我认可，我也是这么推测的。甚至还可以解释因为气压和情绪的变化，导致心跳加快，呼吸困难。但是光线的变化怎么解释？

　　“一样能解释啊……”

　　姥姥张开嘴，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死死盯着我身后看。我脖子一僵，就觉得身后有异样，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脖子后面吹气。

　　我觉得我最近把一辈子要受的惊吓都受够了。

　　如果是蛇之类的，那还好。

　　要是鬼什么的……

　　人在精神极度紧绷的情况下会做出两种反应，要么晕倒（消极防守），要么盲目进攻。我采取了后者。

　　我心里想着：他妈的！一定得是蛇啊，被咬一口也认了，大不了去医院打血清。

　　我和姥姥都坐在床沿上，我突然一低头，转身，右掌向后狠狠挥过去。

　　“别——”姥姥一声惊呼，想阻止也来不及了。我心里还挺美，觉得危机时刻反应不错，如果要是蛇的话，拳头可不好使，我这一巴掌扇过去，就算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也能震慑一下。

　　啪的一下，我的巴掌结结实实地抽在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上，很滑腻，好像有粘液。

　　我身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表情木讷地站着，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个巴掌印，我手上沾的是他流的鼻涕。

　　糟了！

　　我打孩子了！

　　姥姥啊姥姥，您看见个熊孩子也不至于露出这么惊讶的表情吧！？可害苦了我了！

　　我愣住了，姥姥更是被我的举动吓得魂不附体，她：你、你、你……说了好几个“你”，后半句就说不出来了。

　　我呆呆地看着那个被我抽了一巴掌的孩子，心想，先道歉吧，姥姥跟村里人缘不错，还不至于把我分尸喽。我刚勉强露出一个难看的笑脸，那小孩嗖地一下就跑了，动作别提多敏捷了！完了！找大人告状去了！我心脏顿时凉了一半。

　　姥姥那句“你”终于说出来了。她说，你呀，你呀！你也太莽撞了！我说，您也别光顾着说我，赶紧去人家帮我解释一下吧！姥姥叹了口气，说，解释倒是不用了，可惜那孩子可能喜欢你，结果你把人家给打了。我没听明白，还一个劲催姥姥带我去孩子家里道歉。

　　她说，还记得你跟我说魏xx（就是包工头）家里应该只有一个孩子的事吗？我说，都这节骨眼了，您还扯这个闲篇儿！一会孩子他爸杀过来，可别溅您一身血！姥姥说，你就贫吧！刚才那就是魏家的孩子！我迟疑了一下，说，不可能！他儿子才5岁！我见过照片！姥姥低沉地说，没骗你，你打的是另一个孩子，一个不应该存在的孩子。

　　后来我第二天就被姥姥给遣返了，她说我在村里影响她收集资料。等到姥姥回来，已经是一个月以后。我问她包工头家那孩子怎么样了？没被我打坏吧？她总是把话题岔开，什么也不说。

　　再后来，我在咨询室接到一个电话，那头是个中年妇女，上来就喊：是劳大姐吗？

　　我说劳大姐正忙呢，您有什么事啊？是要预约吗？

　　她就哈哈哈哈大笑，说，预约啥啊，不预约。

　　我一听这笑声就想起来了，是当初姥姥借住那家的胖大嫂。

　　我说，大嫂子，您好啊，我是那个挺俊的小青年，您有事跟我说吧。

　　胖嫂子跟我闲聊了几句，说劳大姐把旅行包和鞋落在村里了，她这两天要去北京看病，正好给捎过去。我心说：还不是你们村的小孩给抢走的。

　　我问：魏xx他还好吧？上次听说在村长家养着？怎么不在自个家啊？他老婆孩子都挺好吧？（我其实是想问问那孩子回去说没说我打他，这事村里传的快，包不住。）

　　胖嫂子那边哎呦一声怪叫，她说，你说什么呐！大学生！这话可不能瞎说啊，他们家那口子都死四、五年了！

　　哪口子？

　　就是老魏他老婆，五年前就死啦！老魏给村长家盖房，忘了带家伙，他老婆给他送过去，结果就掉鱼塘里了。捞上来的时候手里还死死攥着划线用的半根铅笔！

　　那他儿子呢！？

　　他儿子就一人在村里，没人管了，我们各家有口饭吃就饿不死他，但是也没人敢过继，都说那孩子邪性，老在他们家里跟他妈说话，怪慎人的。可怜啊……要是她妈不死，他还能有个弟弟呢，她妈淹死的时候，已经怀上啦！

　　挂了胖嫂子的电话，我准备把这事烂在心里。也不打算和姥姥提起，打死也不说。

　　……

　　“换了一家，她家俩孩子，人家怕我嫌乱。”

　　……

　　“不是新生的，一个五岁了，一个十几岁，都是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