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后，我的科研生涯有了怎样的变化？|《自然》职场
Nature Careers约 7 分钟我因工作而精疲力尽，在躁狂状态中度过了一年多。以下是我重拾平衡的方法。
原文作者：Michelle Kimple（本文以第一人称撰写）
原文以How my bipolar diagnosis changed my scientific career标题发表在2023年6月14日《自然》的职场栏目
对于终身教职人员来说，与躁郁症相关的轻躁狂（轻度躁狂症）可能激发了他们对科学探究的热情，甚至可能加速了他们职业生涯的成功。曾经一度对我来说确实是这样的。
当你处于轻度躁狂状态时，“把不同的事情联系起来”会变得很容易。为基金申请建立一个可测试的整体（概念）模型成为了一项“为爱发电”的工作。高度专注和睡眠需求的大幅减少有助于我深入研究文献以获取对该模型的支持。
实现晋升所需的步骤——例如通过获得基金和发表论文来展示生产力、通过受邀发表研究或在基金评审小组中任职来建立国内外声誉，同时保持卓越的教学和服务——十分适合患有轻躁狂的人，他们通常处于以自我为中心、自我驱动且超乎常人状态。然而，在双相情感障碍中，轻躁狂可能会进一步发展成躁狂，那是一种完全功能失调的状态，也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情况。
来源：Getty
我无法告诉你我躁狂开始的确切日期。但在2016年的某个时候，持续几个月的外部压力源的“完美风暴”让我陷入了躁狂发作。而这种状态在2017年9月20日陡然结束，就在我提交了晋升为作为终身教职的副教授的申请材料之后——用我对朋友和同事的话来说，那是我“有史以来写过的最好的申请”。（事实并非如此：言过其实也是躁狂的症状之一。）
躁狂结束的那天，我迎来了个人生活上的一次震撼，这也让我开始质疑自己对现实的理解。几乎在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最近的想法和行为很可能是双相情感障碍的症状，只是尚未被确诊。
01
从高山到低谷
在“躁狂米歇尔”（译注：米歇尔是作者的名字）消失后，我变得极为敏感，并且在几周内都无法执行任何高级认知功能。健身房的音乐对我来说太吵了；我无法直视明亮的灯光；将脑力投入到像回复电子邮件这样简单的任务上都让我心生恐惧。我不得不取消那些曾经允诺的项目，并且感到不知所措和沮丧。我不知道自己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再次变回我自己，抑或者，我是否还能变回我自己。
我当时有一个心理咨询师。她赞同我的自我诊断，并在我等待精神科预约的近两个月期间教了我一些生存的行为策略。
在终于可以向精神科医生讲述我的故事——包括好的、坏的和丑陋的——并听到她向我保证“我的疾病可以得到治疗，我也不是一个人”时，我感受到了一种解脱。根据《双相情感障碍生存指南：您和您的家人需要知道的事》（The Bipolar Disorder Survival Guide: What You and Your Family Need to Know）一书的作者David Miklowitz的说法，每25到50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位受到双相情感障碍的困扰。不仅如此，我的精神科医生还告诉我，她至少有十位患者与我有着相似的外部压力源。
在开始服用精神科医生开出的情绪稳定剂后的不到一周时间，我在抑郁和躁狂之间经历的快速切换就停止了，但我却陷入了绝望的深渊。由于经典抗抑郁药会引发躁狂症，我的医生给我多开了一种非典型的抗精神病药，这是一类对双相抑郁症非常有效的药物。她还诊断我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这是一种常见的双相情感障碍的并发症，尤其是在女性群体中很常见），并给我开了兴奋剂（兴奋剂可以帮助一些患有多动症的人提高注意力）。后来我的情绪恢复正常，我终于体验到了精神正常的感觉。感觉就像大脑中有两个开关在我的一生中一直向相反的方向切换，而且奇怪的是，它们的作用能够恰到好处地相互抵消——直到它们无法继续保持平衡为止。
02
日常帮助
然而，为了真正在职业道路上取得进步，我清楚自己需要额外的支持来排解引发双相情感障碍发作的压力。本科生时候的我完全无法想象：作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医学系的终身教授的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阅读、写作和审核基金申请提案和论文上。我还需要准备讲座，指导研究生和医学生，并在大学、地区和国家委员会以及基金申请审查小组中任职。
然而，所有这些任务都包含大量的行政工作，例如完成Doodle投票（译注：一种决定多人会议时间的方式）、安排会议、确保员工接受最新的培训，以及其余无数个我很难跟进的任务。我告诉了部门主任和管理员，他们帮助我与人力资源部门进行交涉，正式请求为我的精神障碍提供合理便利。
我获得了一名兼职行政助理的支持，这让我能够将精力集中在研究、教学和服务职责中高要求的方面。我还获准每两周可以在家工作最多两天，以减轻压力，并在需要时请家事假或病假。
2020年，当COVID-19大流行的压力开始让我的情绪不稳定时，能够在工作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休息三个月真是天赐之物。我对不得不退出我承诺的项目和委员会任务感到很难过，但同事们向我保证，没有我他们也能生存，这让我能够完全专注于我的康复，以便我能满怀激情地再次投入工作。
03
一路向前
自从我确诊以来，这些合理便利的措施帮助我让自己的研究项目重回正轨，并在领导地位上得到提升：这是我自从在东兰辛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本科研究助理职位后一直以来的职业抱负。现在，我成为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综合糖尿病中心胰岛生物学中心的联席主任。这一领导角色与我的整体研究计划完美契合——我的研究旨在识别和验证糖尿病β细胞功能障碍的创新治疗靶点。
我在自己的双相情感障碍和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诊断上“出柜”了（译注：“出柜”指在不必要隐藏的时候自我披露），我个人的热情所在之一就是提倡消除对于精神健康障碍的污名化。据我所知，我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疾病而遭受任何职业歧视，同时也是所在大学医学和公共卫生学院以及学术界群体中的一名重要且受人尊敬的贡献者。
2019年，我回应了一条推文（现已被删除），推文内容是关于教职员工不应害怕披露自己的双相情感障碍诊断结果来获得合理便利的；对我来说，那些合理便利对于我能够留在职业生涯中并不断进步至关重要。
然而，我收到的许多回复都表示，坦率谈论这种疾病是一个人能做的最坏的打算。也就是那时我才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和我有相同经历，这在事后看来毫不奇怪。那些负面回复令人痛苦，因为拒绝为残障人士提供合理便利以及歧视他们不仅是有害和短视的，在英美两国还是违法的。
04
工作场所支持
对于那些需要帮助以维持职业生涯，但又对披露诊断结果持谨慎态度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请记住，您可能有权获得合理便利和工作保障——当然，这取决于您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情况。
我（获取工作场所支持）的第一步是联系所在大学的残障协调员，他会充当我、我所在部门的行政人员和我的医生之间的中间人。我的医生会向协调员提供必要文件，来说明我的残障情况、它如何影响我履行基本职责、以及什么样的合理便利措施可以帮助我取得成功。
然后，残疾协调员写信给我部门的人力资源办公室，表示我由于残障而需要这些合理的便利，但不会透露具体的残障情况。由临床医生、同事、家人、朋友和双相情感障碍社区组成的强大支持系统也在整个过程中提供了帮助，并给了我勇气在专业领域充分披露自己的残障：我认为，如果我想为他人提供支持，披露自己的残障是必要的。我对这个决定感到非常自豪，但我知道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个人的事情，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做主。
在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时，我最大的希望是各部门和机构能够看到，提供合理便利以及塑造非歧视性的工作场所——让高智商，充满激情以及富有创造力、创新精神和敬业精神的教职研究人员能够利用他们与生俱来的技能来推进总体规划任务——能为机构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最后，如果你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请记住你不是一个人。
© nature
doi:10.1038/d41586-023-01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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