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和长城出海落子的巴西靠谱吗？（下）

我们进一步探究，当下的巴西究竟有没有爬出“中等收入陷阱”？投资巴西是否有更加充分的理由？仔细分析，情况也没有那么简单。

实际上，无论是卢拉还是他忠实的门徒迪尔玛•罗塞夫（(Dilma Vana Rousseff，2011-2018年执政）亦或者具有着“巴西特朗普”之称的极右翼政治人物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2019-2023年执政）期间，始终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巴西经济核心的挑战——经济结构的扭曲问题。

其具体的表现便是：低附加值的农业陷入“内卷”、技术密集型与高增加值的工业不断退化、金融主导的服务业虚假繁荣。这也就导致了2012年之后的巴西经济呈现“慢增长式的衰退”，相比同时期印度和中国的大踏步向前，巴西始终都在衰退的边缘徘徊，甚至被人称为是巴西第二个“失落的十年”。

对于巴西而言，维持农业出口大国的成本很高。一方面，由于国际上面临美国等国家的残酷竞争，因而必须持续加大对于农产品的补贴以及新技术的研发；另一方面，像农业这样的低附加值产业，与工业发展逻辑不同的是，农业根本无法给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或者附属的经济活动，所以拉长周期来看投资回报率是极低的。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巴西不能像亚洲国家一样发展工业呢？

如今，工业对巴西GDP的贡献只有20%，不到1970年代水平的一半。而从1990年到2020年，巴西的制造业附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更是从14.6%下滑到了10.2%，这表明巴西的工业水平仍然在不断倒退！

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

首先，货币因素。农产品出口的过分依赖以及高利率政策，导致大量国际金融资本涌入巴西市场。浮动的汇率制度让货币雷亚尔不断升值，损害了制造产品的出口，刺激了国外制造产品的进口。由于难以与来自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产品进行竞争，诸多实体行业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是减少了实体投资。

其次，政策方向。2003-2016年期间曾经有过三个比较重大的产业政策——旨在推动制度基础改革的《工业、技术和对外贸易政策（Política Industrial, Tecnológica e de Comércio Exterior， 简称PITCE）》、旨在促进投资的《生产发展政策（Política de Desenvolvimento Produtivo， 简称PDP）》和旨在通过创新推动附加值增长的《大巴西计划（Plano Brasil Maior，简称PBM）》。

这些政策虽然看起来非常诱人，但其本质上并非推动工业的扩张性发展，并不以经济指标为导向，反而以社会指标——分散工业到不同州以实现所谓的“平衡”——为目标。在诸多税收激励措施的引导下，很多工业从经济高度发展的州搬到了内陆贫困的州。然而，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缺少工业聚集效应，原本的优势没有守住，新的工厂也很快随之凋零。

在巴西，与萎靡不振的工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业的繁荣发展。巴西从1990年代开始的历任总统实行的都是极其开放的金融政策。即使是左派上台，政府主导的大部分策略依旧是为了满足国际金融资本而实施的，并非为了国家经济的转型。

2005年，巴西国会通过了破产修订案规定，在破产案件中，劳工以及国家将最先承担责任，而不是银行和跨国企业。此外，卢拉政府还推动了再保险行业的私有化，为国际金融机构敞开了大门。虽然经过多种措施，卢拉政府成功缩小了最富有的10%与最贫穷的10%人口之间的差别，基尼系数也有所改善，但是巴西的财富仍然是掌握在1%精英阶层手中。

对于中国企业，面对复杂的情况，我们更直接的追问是：比亚迪、长城、零跑甚至宁德时代投资巴西到底靠谱吗？应该说这个问题总体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并非一个超大利好和绝对确定性机遇。

从人口角度来看，巴西有2.03亿人，是世界第七大人口大国，美洲第二大，仅次于美国。目前巴西人口仍然是比较年轻，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3.6岁。但2050年，60岁以下的所有年龄段将会比老年人口更少。这种年龄结构的转变，几乎是将人口金字塔颠倒了过来，既是由于生育率下降又是由于寿命延长导致的。

不过即便是中产以及以下的阶层，虽然购买力不够，但是消费欲望却没有降低。根据巴西圣保罗利斯商学院（FGV EAESP）的研究表明，巴西目前消费贷款处于比较高的水平。特别是从2016年开始巴西的个人信贷大幅增长，达到了GDP的近23%的历史最高水平。究其缘由，主要是因为近些年巴西的经济持续低迷，常年经济衰退，导致消费者对于房地产等投资逐渐失去了兴趣，转而把目光投向了高利率的消费信贷，以获取生活的满足感。电商等平台近些年在巴西的迅速发展也是这一现象的很好印证。

最后，我们也不得不提在巴西本地化过程中的现实挑战。长期在巴西经营的某企业区域负责人李先生表示：“外资企业在巴西本地化中会遇到三大制度性挑战——复杂的财税制度、过度的劳工保护政策以及因贪腐而低效的行政体系。”

先看税收制度。由于巴西是联邦制国家，其26州却有着不同的税收体系，总共涉及60多种税收形式。根据巴西税务规划研究所（IBPT）的研究，企业为了税务合规所付出的成本就占营业额的1%以上，这也成为了跨国企业投资巴西的最主要障碍之一。2023年12月巴西议会投票通过了《税收制度改革》，根据法案将在2026年之后分八年落实。新版的双重增值税系统——一项是联邦税，另一项是地方税——将取代现行的五项平行的消费税。此外，政府还将征收模式从生产端转向了消费端，从而避免重叠，只不过这一模式的实行需要50年才能完全实施。

再看劳工保护政策，《巴西劳工法（CLT）》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赋予了劳工与工会集体谈判权。且集体协议的法律效益是高于个人就业协议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在集体谈判中确立了新的标准，那么会推翻此前的雇佣协议，并且直接影响后续的协议。这些规定本来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而存在的，然而在现实中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企业为了避免成本的波动，于是更多地采取非正式合同的方式雇佣劳工（sem carteira assiada），这种方式不但可以灵活解雇，并且还可以按照小时支付，不用承担任何最低收入和工作时间的负担。最后导致目前巴西正式合同员工数量持续下降，而灰色经济地带的零工人数直线上升。客观来看，这种制度既损害了企业主的利益，同时也没有做到保护工人的权利。

最后，再看巴西的腐败问题。在南美洲，腐败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常态。根据交易经济（Trading Economics）对全球腐败统计数据，巴西已经从1995年全球第106位上升到了2022年的94位，但在全球范围内仍位列后段。从根本上来看，巴西的腐败之所以如此根深蒂固主要有两层原因：一层是历史因素，殖民时期带来的族裔以及阶层的不平等，让贿赂成为了唯一可以接近资源的途径，逐渐也就成为了社会惯性；另一层面，形象一点儿说，巴西是被殖民者“踢进”近代，又被欧美人“踢进”现代的，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发展模式都是处于断层状态。由于缺少人文主义以及开放思想，国家缺少自我纠错机制，很容易就进入了一种低效发展的状态，从而导致腐败等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除了上述挑战外，巴西圣保罗大学的束长生副教授也指出，我们还需关注巴西社会不时涌现的民族主义情绪。殖民历史留下的深刻伤痛使得巴西对“外来者”保持警惕，同时极右翼力量的持续煽动可能将这些潜在的问题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引向爆发点，从而给出海企业造成更深远的影响。

再回到我们开头所提到的汽车行业，在巴西汽车市场，我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机动车市场在2012-2022年整体不断增长，但是早期进入市场的传统汽车巨头却选择纷纷离开：从文章开头提到的2019年福特关闭工厂和撤出巴西市场，到奔驰在2021年将工厂卖给了长城，到2022年4月丰田关闭工厂，2023年6月大众关闭了生产线。中国企业江淮汽车也关闭了工厂，而奇瑞也因运营问题在2022年关闭了部分生产线。

卢拉在2023年再次上台后，为了挽救汽车行业，推出了“人民汽车（Carro Pupular）”计划，希望可以通过给制造商提供高额补贴，以降低汽车的售价。同时，还提出了便利贷款，以加快消费类贷款的审批。双重刺激下，2023年中旬巴西的汽车行业确实有过一定的复苏迹象。即便如此，在2024年1月，通用、现代和斯泰利斯（旗下拥有菲亚特、Jeep、标致和雪铁龙）还是宣布了关闭在巴西的生产线。对于巴西以及整个南美消费市场的态度可见一斑。

不过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而言，尽管巴西市场存在挑战，但在当下的时间节点进入也是有独特的优势。从市场层面来看，虽然2023年上半年巴西纯电市场份额只有0.5%，然而随着下半年特别是12月的急速增长（单月销售了6008辆），目前的市场份额已经增加到了3%，同比增长超过700%！

比亚迪功不可没。随着比亚迪工厂的逐步落地，其他竞争者不得不参考比亚迪主打的海豚车型（售价约30,385美元）降低销售价。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汽车逐步推动本地化，还是受到了消费者一定程度的认可。

此外，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中国企业而言，投资巴西还有两个显著的优势：地缘优势和平台优势。如巴西学者里西奥•桑托罗（Maurício Santoro）所分析的一样，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投资巴西有两个显著的优势：一来在巴西，中国企业不需要担心地缘政治局势，这与美国、加拿大或欧洲市场形成对比；二来从南美洲整体情况来看，作为中国企业向南美其他国家，如阿根廷和智利出口的跳板，巴西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

宋欣对此总结为：全局纵览巴西是一个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国家，市场巨大但身处其中掘金也并非易事。从比亚迪和长城的战略选择来看，巴西基本符合中国企业寻找全球化市场的标准，中国企业的性价比优势在此市场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本地化、精细化运营能力是能否在巴西扎根的关键影响因素。

总而言之，巴西这个国家市场的复杂度需要中国企业极其谨慎，由于其历史原因和政治经济独特性带来的潜在风险不容小觑。谨慎保守、稳健推动是上策，聚焦中低端市场的市场占有率虽然重要，保有利润也是重中之重。

最终中国车企能否大成？抱着乐观的期待我们拭目以待，但如果盲目乐观，注定会经历惨痛的失败。毕竟欧美日车企的选择也是理性的，他们离去背影下曾经面对的诸多挑战，我们依然需要同样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