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书单：大历史中的货币博弈

文丨FT中文网经济主编、公号econhomo主理人 徐瑾

宏观经济学鼻祖凯恩斯曾经说，如果以货币为线索，重新撰写经济史将非常激动人心。从这个意义而言，任何历史都值得用货币史重新写一遍。

马克思曾经说：“货币天然是金银”，不过中国古代钱币主流是铜钱。在先秦货币货币博弈中，有一个重要问题难以回避，即在货币博弈中，为何青铜成功，而黄金白银会失败。或者说，东西方为何走上不同的货币路径？用青铜的世界和用金银币的世界，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博弈与竞争，二者不仅不属于一个世界，而且充满了竞争和对抗。青年学者刘三解的新作《青铜资本》就是从货币角度重新审视中国从商周到秦汉的历史，值得一读。

距离现在的两千多年，货币理论已经初具形貌。亚里斯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也是诸多学科的奠基人，他迄今为止仍旧被视为影响最大人物，原因就在于他理性而系统地论述人类思想当时所能到达的诸多事物。货币也在其中。货币在他那里首先是一种是商品，其交换行为的便利促使了其成为交换媒介。在这样的情况下，金银的脱颖胜出几乎不证自明，它自带稳定价值又方便携带。亚里斯多德的思路启发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若干经济学家，也可以说马克思的名言“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肇因于此，都可以称之为“货币商品论”或者“货币金属论”。

对比之下，亚里斯多德的老师柏拉图似乎更中意另外一种模式。他不仅反对用金钱，而且认为国内货币到国外是无用的，可见货币价值和其材质贵贱高低无关，货币是一个“符号”。这种思路可以说与后来的凯恩斯一脉相承，凯恩斯认为货币本质之一就是债务、物价与一般购买力的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也被称为“货币名目论”。这种观点在之前很可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对于今天处于信用货币体系下的我们，这种观点更习以为常或者说更好理解，甚至可以说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先驱，是超越时代的存在。

可以说，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开启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货币实践哲学，也分别启发不同的后来者与跟随者。难怪诺奖经济学得主蒙代尔感叹，这两种哲学将世界货币史分为两大延续至今的阵营。某种意义上，货币历史就是二者之间的博弈历史，其极限拉锯可以说构成了货币的变迁。站在后来人的视角上，很难说哪一种理论更正确，更应该说哪一种货币理论在何种经济制度环境下更适合。

说完西方，回到东方，谈谈东方的货币理论。在中国古人的笔记中，谈到货币地方很多，比如“子母相权”，古代称钱币重的为母，轻的为子，意味着两种轻重不同的货币并行，可以用一种确定另外一种比例；再比如“轻重之术”，轻重本意也是从货币含有铜等金属量大小，后来引申为国家财政管理。这些货币管理甚至管控的思路，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在诸如《管子》等经典文献中频繁出现。可见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文明，其货币实践更倾向于柏拉图的理念。刘三解认为所谓轻与重就是商品价格高低，其实来自人为的主观因素，因此他将其称之为柏拉图和凯恩斯的“东方同学”。

以黄金为例，凯恩斯通过研究早期货币历史，指出黄金是一种国际货币。但即使是金银货币一度发达的欧洲，在中世纪历史上，也有不少区域长期退回了实物交换。在战国时代，黄金主产地集中被楚人垄断，但是随着城邑与都邑之间的交易规模扩大，使得青铜币独力难支，黄金也成为列国王公的最爱。在《管子》等论述中，曾经不止一次提到黄金，比如“黄金刀币，民之通施”、“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刘三解认为，黄金在战国存在意味着中国和古希腊都以贵金属当作交易媒介，但是二者也有区别，一方面，中国的黄金从来都不是以贵金属为币材的“铸币”，也不是商品的价值尺度；其次，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价值相等，从来不是中国货币讨论所追求的目标。

为何有这种差别？货币叙事源自历史，货币诞生的故事需要回到拂晓时分，即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时刻。众所周知，周人取代商朝被称为殷周之变，这也是中国历史最大的变化之一。在过去，不少说法是礼乐取代武力，但是从商业角度、或者更加具体的货币角度而言，这种取代背后，体现了两种不同价值体系。

殷人善于驾车，也善于经商，他们有着诸如贝壳等异地的珍宝，他们的遗民即使在王朝灭亡之后，也继承这些族群之间交易任务，据说这也构成秦汉时代“贾人”的源头。不过，在周人世界中，上述模式对于以农业为根基的周人来说没有吸引力。聚族而居的周人以农业为根基，以家族的纽带，能制作礼器、兵器的青铜比起海贝，更能获得周人的青睐，“贵族们以物易物的交换，往往只需要一个标识价值的中介物，根本就不需要真正的货币。”

也正因此，中国货币历史一开始就和西方不同。随着秦灭六国，封建制寿终正寝，从此进入大一统官僚帝国之后更是如此，名目主义成为上层最青睐的做法。正如学者韦森所言，“西方用黄金和白银做货币，其稀缺和内蕴价值本身就是对君主和政府从民间任意攫取财富的一种限制，而古代中国的货币制度，皇帝和政府强制用法定铜币做铸币。”韦森认为，法定铜币实际上与纸币一样是一种“fiat money”，也就是由政府强行推荐的货币。中国的货币制度，从春秋战国铸币开始就是一种带着皇帝与政府意志和命令的“fiat money”。刘三解更进一步指出，西方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在单一货币与集中价格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和信用机制，在中国是“无根之木”。

在《青铜资本》，通过追溯历史细节，引入了黑田明申等人关于“地域通货”和“地域间通货”理论。作者指出周、秦、汉是一脉相承的统治模式，周制的财产所有权的虚化和不完整性也被后来者加以放大，原本以宗法制加以装饰的模式失去其温情脉脉面纱，变为政权对于原子化小民的压榨，演变为诸如“刑徒经济”等暗黑模式，“看似繁花似锦、总量巨大的商品经济，实则截然两分，上半部分面临着参与者数量基本限定（权力结构限定塔尖人数）的规模瓶颈，商业沦为权力的附庸；下半部分则面临着交易规模和专业化程度无法自发进化的技术瓶颈，商业成为农业的补充。”

如此一来，低面值的青铜成为地域通货，而高面值的金银成为上层财富禁脔。这个系统会随着上层攫取而周期性坍缩，构成王朝兴亡的循环。可见，无论货币还是金融商业，决定其内在逻辑以及走向的力量，始终离不开权力之手的翻云弄雨。不过玩弄货币者，往往也会引火烧身，货币自下而上的生命力始终存在，自上而下倒行逆施也会带来底层甚至市场逻辑的反噬，正如宋代纸币的通胀灾难以及明代白银的兴起。

真相全貌如何，今人只能了解一角，先秦诸多历史依旧有待挖掘，很多历史细节只能依靠猜测。不过，货币既然来自市场，其历史从来是官方叙事与市场叙事并存，哪怕官方叙事可以盖过民间叙事。正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理论可以同时并存一样，货币不同实践也是如此，多个区域不同货币的并存是常态，一种货币一个统一大市场的理论在今天也依旧是一种狂想。

19世纪的英国首相威廉•艾瓦特•格莱德斯通曾经说”因专研货币的本质而受愚弄的人，甚至比受爱情愚弄的人还多。”从这个意义而言，任何真诚探索货币本质的努力不是愚蠢，而是勇敢，都值得鼓励。全书可以说驳杂恣意，从货币理论而言，不仅博采中西，而且引入日本学者黑田明申对于货币“非对称性”的解析，在历史方面，不仅用了诸多传世文献，也利用了很多出土材料，可以说弥补了金融和历史之间空白与短板，是一次令人佩服的尝试。

《青铜资本》
 作者：刘三解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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