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地方财政面临巨大的压力，而消费税改革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过去，消费税是中央政府的“钱袋子”，但现在，为了弥补地方财政的巨大缺口，消费税逐渐下放给地方政府，成为地方经济稳定的“救命稻草”。
数据揭示了惊人的真相：2021年全国土地出让总收入高达8.7万亿元，而2023年却骤降至5.7万亿元，两年间缩水了整整3万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如果按公务员平均年薪10万元计算，这笔钱足以支付3000万人的工资。缺口如此之大，公务员们能不降薪吗？答案显而易见。2023年，全国消费税收入总额为1.61万亿元，占整体税收的8.9%。即使这笔钱全都转给地方，缺口仍有1.4万亿元。怎么填补这个窟窿？分析显示，白酒和成品油是消费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巨大。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完善地方税体系成为重中之重。消费税作为四大税种中唯一未央地共享的税种，被寄予厚望。未来，消费税改革有三大看点：扩大征收范围、后移征收环节、稳步下划地方。最初，消费税仅针对烟、酒、成品油、小汽车等11类消费品。随着经济和环保需求的变化，电池、一次性筷子、涂料、电子烟等高污染产品也被纳入征税范围。目前，消费税共有15个税目，税率从1%到56%不等。现行的《消费税暂行条例》最后一次修订是在2008年，已跟不上市场环境的变化，比如高档奢侈消费品的税目不足，大量奢侈品和消费行为如私人飞机、马术、高档会所娱乐休闲等未被征税。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刘蓉在《税务研究》期刊中指出，应顺应居民消费升级的现状，把更多高档消费品、服务和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范围，更好地发挥税收政策的收入调节作用。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已升级，部分曾经的高档消费品已成大众消费品，但仍为消费税主要收入来源，而现有针对高档奢侈消费品的税目不足。自2021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土地出让收入锐减，加上地方债务压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雪上加霜。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急需找到新的财源。申万宏源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贾东旭指出，自“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的主要税种已经不复存在。2023年，地方税种中最大的土地增值税仅占地方税收的8.3%。地方财政收入如何填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消费税改革早在2019年就有布局，并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再度强调，最近在2024预算草案中明确要求‘推出’。消费税改革不仅增加税源，还能弥补地方财政，激励地方发展消费。”贾东旭说。从国际经验看，消费税是地方财政的重要补充。许多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法国、日本和韩国都实施了消费税央地分成制度。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实施了消费税央地分成，2021年地方政府平均占比为22.2%，其中哥伦比亚最高（66.6%），其次是美国（64.4%）、法国（62.9%）。日本和韩国的消费税地方政府分成比例分别为26.5%和11.8%。虽然消费税未被列入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但分析师们普遍认为，今年消费税有望进入试点改革阶段，甚至可能在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上被提及。根据光大证券的测算，假设烟、酒和其他分类的消费税，中央和地方各分成50%；成品油因主要由大型央企生产和销售，假设中央和地方分成比例为8:2；小汽车因实名制登记及地方需提供相应基础设施配套，假设地方分成比例为100%。按此分配比例，预计地方税收将增加7000亿元，拉动地方财政收入约6个百分点。除了补充地方财政收入，消费税改革的另一个方向是将征税环节从生产端后移至消费端，从长远看可起到推动经济转型的作用。中国银河证券宏观研究员聂天奇指出，将消费税的征税环节从生产方转移到批发商或零售商，意味着税收收入将更加贴近消费地，这一调整将对地方政府的收入激励机制产生深远影响。“过去，我国财税体制对地方政府收入端的激励主要体现在供给端。作为地方主要收入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都是以生产地确定税源归属，这有利于引导地方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加上中央对地方的经济目标考核机制，造就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聂天奇说。然而，这种方式也导致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重生产、轻消费”，而供需失衡正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之一。如果将消费税的税源归属从生产地转向消费地，消费税纳税地内部将出现结构性调整，进而对各地消费产生正向激励作用。当初将消费税设在生产环节，主要是为了减少征收难度。但一旦征收环节后移，如何保证税源不大量流失是一大挑战。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2019年国务院在《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中提到，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的一个前提是“征管可控”。“如果将征收环节后移到零售环节，税务机关将面临大量分散的纳税人，这将增加征收难度，并可能导致税源大量流失。因此，在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的改革时，必须首先确保所涉及的消费税品目的征管可控。”施正文表示，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等监管条件成熟的品目可能会率先试点，而其他相关品目在未建立成熟的监管制度之前不宜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可能加剧地区间的财力差距。例如，如果消费税由生产环节改为消费环节征收，那么像贵州茅台这样的产品，其消费税将主要由消费地而非生产地获得，这可能导致生产地省份利益受损，而经济发达地区则获得更多税收。根据银河证券的测算，消费税“后移”对上海、贵州、云南、湖北、湖南等烟酒、汽车、石油生产大省的纳税额是负向拉动，而对广东、山东、河南、浙江等人口和消费大省的纳税额形成正向贡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张晓颖在《税务研究》期刊中建议，在改革初期设立与消费税改革配套的转移支付制度，对生产大省但非消费大省因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而损失的财力给予一定补偿，确保这些省份在改革中能够保持财力稳定。这不仅有助于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消费潜力，也有助于解决因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可能引致的税收负增长问题。施正文提出一种更灵活的共享税方式：将油、烟、车、酒等大税目由现行的中央税改为共享税，对共享税中的地方收入，按各地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例具体划分给地方，从而增加地方税收入，并引导地方政府转变发展方式，注重优化营商环境。消费税改革箭在弦上，各界拭目以待。这场改革不仅关系到地方财政的命脉，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税改就像是给国家经济做了一次“保健”。
你想想，一家企业，如果负担太重，税负高得吓人，它还能有心情好好发展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税负过高，企业不愿意投资，甚至有的会跑路，或者干脆缩小规模，这就直接导致了失业率上升，社会不稳定。
税改的目的之一就是减轻企业负担，让它们有更多的钱投入到研发、扩张和创新上。企业好了，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自然也就更好了。
再说咱们老百姓，税改跟咱们的关系也是密切的。
以个税为例，之前个税起征点低，很多人都觉得，工资没多少，还要交一大笔税，心里难免有点不平衡。
税改之后，提高了个税起征点，这直接就让很多工薪族每个月到手的钱更多了。钱多了，消费就会增加，消费一增加，市场就活跃了，经济就有了动力。
这是一条从个人到国家的良性循环，税改就是启动这个循环的钥匙。你说呢？
最后，北京，为什么会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繁华？
乔斯年约 6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