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大学秦立志：当下如何理解欧洲的战略自主？

文 |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王英良

秦立志，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谭皓宇，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秦教授与学生谭皓宇在2024年第2期《法国研究》上发表了《不确定性挑战与欧洲战略自主的类型化研究》一文。笔者就这一文章的理论脉络与现实意义采访秦教授与学生谭皓宇，以下是采访实录。

• 问：这篇文章着重分析欧洲的战略自主议题，具有何种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秦立志、谭皓宇：正如卡雷尔•拉农在谈及欧洲整体身份认同感缺失时所言，欧洲人依旧以国家思维方式思考欧洲战略自主的方向问题，欧洲战略自主的深化实践任重而道远。围绕欧洲战略自主实践的理论探究，不仅可以明晰欧洲这一国际关系重要区域的具体政治态势，而且对中欧关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参照意义。

伴随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融合发展，有关欧洲战略自主的研究议程近年来日渐拓展与丰富。但既有的相关研究更多关注欧洲战略自主及其困境的描述性分析，注重阐明其战略自主的时政事态叙述、政策路径选择及内外战略影响，基于长时段外延下的系统思维关切相对缺乏，对欧洲战略自主进程性的演化逻辑关注不足。而另一类与欧洲战略自主相关的学理探讨，则把欧洲的案例作为检验其宏观理论框架的佐证之一，因此相对忽视了欧洲战略自主在时空演进逻辑上的特殊性。本文为弥补既有文献的这一相对缺陷，基于相反的路径演绎，力求通过对二战后欧洲自主性追求长时段历史的时空考察，提出一个适用于欧洲地区自主性演化逻辑的理论框架。

• 问：本文从战略惯性的视角切入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如何定义这种战略惯性的概念？

秦立志、谭皓宇：“惯性”一词是来源于物理学概念，本质上反映出物体保持原有状态的内稳定性。在社会科学领域，惯性被理解为行为体变革自身现状的阻碍性与延续既有行为偏好的趋向性，类似历史制度主义所言的路径依赖效应。国际关系领域对战略惯性形成动力的既有研究，多聚焦源于行为体内部组织结构和战略文化的动力层面，却相对忽视了惯性实质上来自于外部体系环境的决定性塑造。

本文将战略惯性的概念构成具体分为系统惯性、行动惯性与认知惯性三类，并进行了条理化的逻辑整合。系统惯性涉及国际体系的系统运行机制和行为体间战略互动的关系维度，系统惯性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权力转移趋势的具体情况将决定系统惯性的强弱程度。行动惯性与认知惯性具体指涉行为体的主体性层面，行为体的既定战略行为模式和内部组织行为逻辑，构成了行动惯性的动力来源，将影响行为体的对外行动偏好。认知惯性则源于行为体内部决策层的固有认知和特定的战略文化，认知惯性的存在将产生一种知觉强化的认知相符效应，继而影响行为体的具体战略选择。

• 问：文中对二战后欧洲战略自主的历史演进进行了过程追踪，这种自主性实践的具体演化逻辑是什么？

秦立志、谭皓宇：在冷战期间，美苏两极对立塑造的强大系统惯性决定了欧洲的战略依附地位，欧洲作为冷战对抗的前沿，被划分为东西方两大对峙的阵营，分裂的地缘政治现状塑造了欧洲整体的依附性行动惯性与认知惯性，伴随20世纪60年代欧洲防务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的计划搁浅，欧洲谋求更高程度政治联合的努力也接连夭折，其战略自主意识历经戴高乐法国追求自主性地位的无功而返，沉于水面以下。

冷战结束后，直至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欧分歧爆发的这段历史时期，欧洲迎来了美国霸权的“单极时刻”，美国通过北约的战略转型牢固框定着欧洲的自主性限度，但伴随1993年欧盟的成立和2000年“规范性力量欧洲”概念的提出，欧洲整体的依附性行动惯性和认知惯性逐渐弱化，欧洲的自主意识真正得以觉醒。

从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出台，直至2016年欧盟《全球战略》制定，美国深陷反恐战争的泥潭并将权力重心转向亚太，欧洲在系统惯性走弱的情况下实现了战略自主实践的真正落地，但由于欧洲一体化深化过程中涌现的国家自主性行动惯性与认知惯性，欧洲的战略自主实践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深刻反映在2005年爆发的欧盟制宪危机中。2016年以来，欧洲面临的战略惯性不仅在持续性地弱化，也出现了非线性的复杂变化，导致欧洲战略自主实践在深化的同时，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 问：本研究将当下欧洲战略自主的深化实践及其困境关联考察，如何看待这种战略不确定性？

秦立志、谭皓宇：战略不确定性的存在伴随国际政治发展演化的历史与现实。保罗•肯尼迪曾就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战略决策，同美国在二战后初期的战略决策进行对比，强调二战时期“不同寻常的流动性与多极性”。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更是坦言，多种多样的因素规定着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为一方、对权势的理性计算为另一方之间的灰色地带，存在着偶然性作用的“精神随意漫游”。威廉•默里等人在编撰的《缔造战略》文集中，将战略定义为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以便在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占优势的世界里适应变动着的条件与环境。

战略不确定性的世界不存在于真空之中，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永恒法则，但这并非代表其没有内在的逻辑性。2016年以来，乌克兰危机催生了欧洲地缘政治意识的复归，美国战略重心的持续性亚太转向强化着欧洲对自身外部依赖性的警觉，英国脱欧动摇了欧盟的权力支柱，难民危机和欧债危机则引发了欧盟内部有关共识政治的大讨论。这些挑战既刺激了欧洲战略自主实践的发展，也推动着这种自主性实践呈现出更多不确定性特征。系统惯性、行动惯性和认知惯性间交织的非线性机制，决定着欧洲战略自主实践的具体限度。正如“欧洲大陆的追求没有特定的终点，而是有几个终点可以选择”，当下欧洲身处战略惯性的非线性复杂影响之下，未来欧洲战略自主实践的演进方向有待“欧罗巴共和国”的一致努力。

• 问：这篇论文将欧洲战略自主解构为外部与内部、物质与观念的四维向度，如何理解这种概念解构？

秦立志、谭皓宇：对欧洲战略自主性的探究，需要考察欧盟作为地区一体化组织的自主性，也必须兼顾欧洲各国的国家自主性。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逻辑相通的，都涉及内部自主性与外部自主性的内涵，具有物质性维度与观念性维度的交互，因而本文对此进行综合性地分析。

国际组织的“委托—代理”理论关注民族国家向特定的国际组织让渡权力，以及这种让渡如何影响国际组织的自主性能力，成员国授权以塑造国际组织的内部合法性，内部共识程度影响着组织的自主性程度。自主性是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和发挥特定国际影响力的核心，其组织目标与使命的实现离不开同外部战略环境间的互动，外部承认程度构成了组织外部合法性的重要参照。就国家自主性而言，国家制度建构的一贯性与凝聚力是决定国家自主行动能力的关键，基于大战略的分析视角，可将其理解为国家的资源汲取与战略动员能力。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认为，国家自主性代表着其在特定国际体系和历史性国际环境中的自主程度，本文将这一维度操作化为国家对外战略行动的自主性。

总体而言，欧洲战略自主的观念维度为其物质能力建设提供着规范性力量的支撑，物质能力为观念的传播塑造着客观的条件保障，欧洲内部共识的程度决定着其外部自主性实践的上限，外部自主性的具体情况构成对内部共识维系的环境约束或支持。

• 问：解释欧洲战略自主演化逻辑的理论框架，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分析？

秦立志、谭皓宇：本文的理论框架基于对欧洲案例的具体分析，因此具有有限的普适性。欧洲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发源地，其战略惯性的历史效应与非线性效应格外显著。英国地理位置的惯性影响，决定着其“英国式战争方式”的战略观念形成，在“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时期，每当英国规避欧陆繁重的陆上义务承担，侧重于一种使皇家海军针对敌方弱点投射打击力量的能力达到最大效用的外围战略时，其战略信条便最为成功。但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所言，这种地理位置的惯性情况在德意志崛起后发生了变化，德国权势不能在海外找到一个出口，因而聚积在欧陆中央，正是由于德国缺乏可为皇家海军提供殖民地“人质”的情况，才使得德国对四处伸展的英帝国如此具有威胁。这种威胁的紧迫性焦虑，迫使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的既定战略方针，在冲破惯性的同时，走向了“日不落帝国”的落日。

无独有偶，历史认知的惯性同样持续性地塑造着欧洲国家的战略行为偏好。捷克人民在1620年白山战役中的惨痛历史教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他们在20世纪的历次战略选择，获胜的哈布斯堡军队对捷克民族文化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一历史记忆的类比效应塑造了捷克人在1938年9月（“慕尼黑阴谋”）、1948年2月（“二月事件”）和1968年8月（“布拉格之春”）的战略行为偏好，那便是宁愿屈从强权也不冒民族毁灭的风险。

但这并非意味着战略惯性与战略自主间的系统效应不存在于其他地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同样需要在多边关系中谋求自身的战略自主性。东亚的国际关系存在着战略惯性的效用，后殖民时代和美苏冷战退潮后，东亚战略环境中美国遏制的系统惯性仍存，不仅如此，日韩等国对美依赖的行动惯性和错误历史认知的惯性也影响着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在这种惯性的复杂交织下，中国要想追求更高程度的战略自主性，就必须厘清战略惯性的具体作用机制，充分利用惯性的非线性演化机遇，缓解周边战略环境的紧张程度，为自身的合法化崛起塑造战略韧性。

注：王英良：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中开国际事务（NEIA）评论与研究主笔，目前正推动“中国学者百人百访”这一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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