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种新学科的出现，一般讲，需要两种基本条件：一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有了新的方法、手段和视野；二是有了改变当今社会的迫切要求，人们需要用新的人文关怀来观察、解释当今社会和已逝历史。考古学的出现也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地在欧洲。17—18 世纪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直接诱发出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地质学和生物学在迅速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迈进，但传统的基督教教义，上帝造人的神话，仍笼罩人间。为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结构的进步，必须冲破传统观念，扫清思想障碍，重新认识人类自身的历史。于是，考古学就应运而生。我国的考古学亦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中产生的。当辛亥革命胜利，最末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后，人们要求重新审视已往的历史。在五四运动后不久的 20 世纪 20 年代，我国就在好几个地点进行考古发掘，洋人和国人都拿起了锄头，土法、洋法一起上马，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深刻地反映出了人们（尤其是知识界人士）希望重新认识历史的很强的愿望。但中国和欧洲古史的历史过程及思想文化传统却大不相同。就欧洲本土来说，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较晚，以后除了罗马时期，并没有大片区域统为一国的情况，所以欧洲考古学研究初期的重点在于寻找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活动情况及其进步过程的阶段性。20 世纪较早阶段英国资深考古学家赛思就认为，1859 年英国由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联合组成的考察队肯定了法国北部的阿布维利为数十万年前的人类遗址，对近代考古学的真正发生具有转折意义。可以说，肯定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存在以及寻找其进步过程的阶段性，是从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叶欧洲考古学的一个中心。两河流域、古埃及、克里特、迈锡尼以及古典时代等考古，虽然都陆续成为欧洲考古学家关注的重点，但真正做出大规模且又是科学的发掘，要到 19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起才逐渐实现，况且大多数地点是在欧洲以外。从一开始就重视人类技术和文化进步过程的阶段性，是由欧洲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在中国，则至迟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已表现出，自传说中的五帝经三代至秦汉，主要是一个单线变化过程。这种认识深入人心，包括学问很多的知识界人士也这样认为，所以当我国考古工作刚刚开始的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尽管对刚发现的周口店北京猿人、细石器，仰韶、龙山、良渚等文化也很重视，但还是把主要力量投向探索商、周文明。例如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连续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发掘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和墓葬等，其中尤以殷墟发掘所投力量为多。殷墟是盘庚迁殷以后的商都，更早发现的商文化，在抗战以前的殷墟发掘中并不认识。这是在 1952 年开始发掘郑州二里冈遗址后才确定下来的。当把二里冈上、下层的分期问题基本搞清楚了以后，尽管最初多数人还以为这是中商时期的遗存，但寻找夏文化的需要已开始凸显出来。在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至 60 年代初，已经有人怀疑甚至提出过早于二里冈下层的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等遗存属于夏文化。1959 年时，由徐旭生先生率领的考察队，根据古史传说中所示迹象，踏查了豫西和晋南的若干地点，随后便选定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长期发掘，亦在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进行过发掘，确定了二里头文化的存在，并认识到东下冯同时期的遗存是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区域性类型。从此，由少到多地有一批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但也有一批学者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才是夏文化遗存，特别是在战国时阳城附近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发掘后，进一步认为已找到了一个夏都遗址。依此认识，二里头文化就只能是一种早商文化。直到后来发现并发掘了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后，由于史籍中有尸乡是商汤亳都的记载，而尸乡沟古城中又是二里冈文化的堆积，这就使大家只能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早于商代的夏文化遗存。但二里头文化可以分为四期，究竟是全部都属夏文化，还是早期是夏文化、晚期是早商文化的争论，仍然继续不断。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关于夏文化，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认识：1. 河南龙山是夏文化，二里头是早商文化，二里冈是中商文化，殷墟是晚商文化；2. 河南龙山晚期至二里头前半段是夏文化，二里头后半段以后是商文化；3. 二里头是夏文化，二里冈是早商文化，殷墟是晚商文化，中间不要安排中商文化。随着新发现的增多，尤其是对偃师尸乡沟商城的肯定，第一种认识慢慢淡出了。从 1996 年 5 月至 2000 年 9 月，在综合了历史、考古、古文字、天文、测年技术这五个学科而进行的人力甚众、资金投入较多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中，关于夏代年代学的项目，首要确定的就是夏文化遗存究竟是何种考古学文化。在 1997 年的偃师研讨会上，肯定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意见已取得了基本的共识。但会议以后，对于夏文化的起端问题，还是表现出了很不相同的认识。在 2000 年 10 月发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就是夏文化。但是在考古学者心中，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相当多的分歧，而分歧的核心并不是时间早晚的争论，而是对考古学文化的界限、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关系等有关考古学文化的基本认识方面。持河南龙山晚期属夏文化者，主要是以古史记载中所见夏代积年的期限来判定夏文化应当起于某种文化的某一阶段，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并非区别不同族群的界限。不同意此论者则认为，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当然不一定是分属两个族群，但同一文化的前后期别，却很难承认分属两个族群。具体一点说，如果把河南龙山晚期定为夏文化，似乎就应承认河南龙山的早、中期也是夏文化，是一种尚未进入夏代积年的夏人的文化遗存。那么，作为河南龙山文化重要源头的某一类型的仰韶文化，能否就此肯定为夏人的早期先祖的遗存呢？先秦古族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能够沿着这样一种单线途径来寻找或思考吗？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探索先秦古族与考古学文化关系的具体研究，在许多地区已经陆续开展并日益深化，并且愈来愈清楚地使人感觉到若干古族的兴起，往往是综合了若干文化的因素而突然（或可称迅速）出现的。夏文化的情况，似乎也应是这样。近 20 年以来的一些新发现，甚至使人感受到陶器形态的相似，不一定是决定其文化性质（或曰文化命名）的主要根据。河南舞阳贾湖遗存中的陶器形态，同裴李岗文化的遗存很相似，但农作物却一为水稻，一为小米，随葬龟卜用物和獐牙的风格则同于时代较晚的大汶口文化而不是裴李岗文化及其后裔仰韶文化的某一类型。由上述诸情况来看，贾湖遗存和裴李岗遗存显然是农业经济内容和风俗习惯有异以及居住地的自然环境差别很大的不同族群所留下的。在探索夏文化时，有无比仅仅根据陶器形态比较更多的方法呢？晚近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和新的方法。这就是人体遗骸的 DNA 测定。我国的遗传学者，现在已为全人类基因谱的建立，承担了 1% 的工作，并且在前几年已经从契丹女尸等标本的DNA 测定中，判断出古代的契丹族同今天的达斡尔族的血缘最近。在三峡考古中，也正在寻找古代巴人同现存少数民族的亲缘关系。如果能比较出河南龙山和二里头的人骨遗骸 DNA 线粒体排列的异同处，无疑将为判断这两种文化的居民的亲缘关系提供新的证据或新的思路。我虽然目睹了近 40 多年来探索夏文化的整个过程，但并未专门从事过夏文化研究。不过，我的确以为这是近数十年内我国考古学研究中大家最关心的课目，而且一些朋友又要我为这本介绍众多学者探索夏文化历程之书写一个序，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回忆一下这个历程。当我闭目静思时，一幅幅当年的情景历历浮现在眼前。有那么多的当面争论、背后议论；又有那么多人因新的发现而情绪激动，长久不能平静；也有那么多的事件，引起过相互之间关系的变化。总之，至少在我国，没有另外一项考古学研究曾经在那么长的时间内牵动着那么多人的心，一次又一次地引发出新的理论概念的思考。只要对比一下 40 年以前和今天通过夏文化讨论而引发出的考古学理论思考，一定会深深感到今天的认识深度的确比 40 年以前要深化得多。这应当是所有研究者总体成果的一种表现：无论是对是错，还是局部正确、局部错误，都对深化理论认识起了推动作用。得到了这个感受之后，我自然又立即联想起一句老话：真理愈辩愈明。与此同时，我也再一次想起另一句老话：任何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夏文化的探索过程，反反复复地证明这两句老话的确是全人类奋斗过程中经验教训的结晶。但愿这个体会能得到本书各位作者的赞同，也愿夏文化的探索能取得更大的进步，更想借此机会向服膺科学真相的无私的探索者们，表示我真心的钦佩！俞伟超
2000 年 11 月 29 日凌晨
于北京小石桥寓所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Ⅱ》
序
《手铲释天书》是考古学界的畅销书。至今仍然记得张立东学弟和周雁女士当年手持此书与我交谈时的满面春风。书中记录了邹衡、安金槐等老一辈学者的孜孜以求；许多学子正是在这本书的指引之下走上考古之路。时光荏苒。热情爽朗的周雁女士遗憾地离开了我们，而中国考古学家对于夏文化的探索，又走过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早听说张立东在编一部《手铲释天书2》。前些日子，他将新书的电子版全文发给我，并嘱我作序。初听有些诧异。心想这部书是关于夏王朝研究的，而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商王朝，如何能担此重任？然而我还是接受了邀请。一是自己向来坚信“夏文化研究要从商王朝做起”，二是自己刚刚发表了一篇《商王朝考古学编年框架的建立与夏王朝探索》的论文（载《有凤来仪：夏含夷教授七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中西书局，2023年），也算成了夏文化研究的参与者。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被传颂千年。历史上曾经存在夏王朝，本来无人怀疑。上世纪初，随着科学实证主义思潮风靡欧美并传入中国，夏王朝存在与否突然成了问题。疑古派出现后，情况日益严重。199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古代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不要说夏王朝，连商王朝也只写到殷墟，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商朝早期郑州商城成了“二里冈帝国”。那时我还只是个学术“愤青”，便直接给该书作者之一、对“二里冈帝国”负有直接责任的普林斯顿大学贝格立（Robert W. Bagley）教授写信，指责他无视中国文献记录有失偏颇（此信后来翻译成中文，刊于《读书》，2002 (1): 60-71）。不过当时只谈了商王朝而并未直接谈夏王朝的问题。《尚书》中的《甘誓》《汤誓》《召诰》《多方》《多士》，篇篇谈及夏或汤革夏命；《诗经》中的《长发》《殷武》《文王有声》《荡》都提到大禹治水或“夏后之世”。《竹书纪年》更是直接列出了夏王朝自禹至桀的14世17王。《清华简》同样谈到夏、夏邦、夏邑，并通过“西邑夏”的表述，使人们从甲骨文中看到了“夏”王朝的线索（蔡哲茂：《夏王朝存在新证：说殷卜辞 的“西邑”》，《中国文化》2016年第2期）。倘若有人质疑简牍的可信度，那甲骨文要不要信？王国维从作为商王朝“本朝文献”的甲骨文中辑录出商汤至商纣的谥号，证实了司马迁列举的17世31王（甲骨文祀谱中还多出了孝已）。但考古发掘证实，作为甲骨文出土地的安阳殷墟，仅仅是第20位国王盘庚以后的都邑。那么第1-19位商王总得有地方安都吧？巧得很，按照文献记载，成汤立国后，商都曾5次迁徙，且每座商都为哪几位国王使用也都有记载。这便是利用都城法论述商王朝的硬核基础。通过“早晚有序、时长不一”的商都，我们获得一条“文献都邑链”，倘若考古学能够发现一条相对应的“考古都邑链”，即，从已知的商朝晚期都邑安阳殷墟往上推，发现一系列规模够格、地望相契、次序相应、时长相合的都邑，我们便能找到商王朝的第一个都城。经过“次序与时长”的上述推演，殷墟、洹北商城、小双桥、郑州商城排列有序，集体入选。郑州商城便成为成汤都亳的唯一选项。另外一套资料也很有趣：郑州商城建成不久，中原地区突然出现一批“围绕”郑州商城的城址，很象是新朝取代旧朝初期出现的一种现象。站在商王朝的立场，所有考古资料似乎都在证明一个历史事件：郑州商城是一个新王朝的开始，而这一新王朝推翻了另一个旧王朝。按照《尚书》《诗经》《竹书纪年》《清华简》《史记》等文献，以及《叔夷钟》《秦公簋》《遂公盨》《芈加编钟》等青铜器留下的线索，这个旧王朝恐怕只能是夏。即使是沉默的殷墟甲骨，也通过载有“西邑”的卜辞，以及商人对其先公先王的祭祀，直接或间接证实着夏王朝。以上是我的推演逻辑。相信认为中国史存在过夏王朝的学者或许各有各的逻辑。夏王朝存在是夏王朝研究的前提。“证明夏王朝”并不是民族主义“炫富”。《手铲释天书》最根本的价值，是记录了中国学者（包括少量外国学者）相信中国存在夏王朝的坚定态度。说句并不夸张的话，夏文化研究在立场、材料、方法等诸多方面，真正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手铲释天书》通过访问夏王朝研究的亲历者，记录这批学者求证夏王朝的思想、路径与成绩，是珍贵的学术史。上世纪初，学者们研究夏文化的做法简单，他们依靠“指认”来研究夏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都被“指认”过。1959年夏墟调查，算是给夏文化研究开了个好头。1977年召开的登封王城岗现场讨论会，老一辈子学者们对夏文化和夏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对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和王城岗遗址的性质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不同解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夏文化研究进入集体攻关阶段。第一部《手铲释天书》算是对这一阶段历史的总结。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郑亳说、西亳说、二里头夏都说、夏商分界，是这一阶段的热词。进入新世纪以来，与夏文化相关的田野发掘成果日益丰富，活动越来越多。鹤壁刘庄遗址、新密新砦遗址、陶寺遗址、石峁古城、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蚌埠禹会村，以及其它一系列遗址的持续工作，都推动着夏文化研究的深入。面对夏文化研究的新形势与新进展，编一部《手铲释天书2》，恰逢其时。编写这样一部书难点有二：一是采访对象的选择；二是采访时提什么样的问题。《手铲释天书2》应该反映夏文化研究的新进展，反映各种观点的差异与交锋。采访对象是经过严格遴选的。编者的后记对此有所解释。这样的采访只能是学者所为。提问者的学术功底比提问技巧重要。《手铲释天书2》不负众望。一问一答，记录了夏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新进展。众多学者的研究，历历在目，由亲历者谈出来，十分鲜活。李伯谦先生是夏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早年提出“下七垣文化”概念，以及早夏文化要到王湾三期文化中寻找的重要学术观点。1999年新砦遗址发掘后，李先生将其论述推进为三阶段论，即夏文化构成分别以王城岗大城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鹤壁刘庄遗址发掘过程中，李伯谦先生为推动与夏文化密切相关的下七垣文化研究，在刘绪老师陪同下，带领雷兴山、张渭莲、常怀颖来到鹤壁。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全体成员也参加了会议。李先生对我说，你代表考古所主持豫北冀南田野考古工作，不仅要研究晚商文化，还要关注早商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在李先生眼中，夏文化研究与同时期的其它考古学文化研究是联动的。刘绪老师早年以《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和《从墓葬陶器分析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二里冈商文化的关系》等论文谨慎进入夏文化研究。但到后来，刘绪老师的论述每每表现出强大的冲击力与杀伤力。他多次提出偃师商城不是夏商分界的唯一界标，肯定他人的同时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是考古学界鲜见的对文献资料了然于胸的学者。他说自己倾向于郑亳说，但心里仍然不踏实，就是因为顾及文献中有关“南亳”、“北亳”的记载。他说如果豫东鲁西南发现一个岳石文化晚期的大城，或许“南亳”就复活了。豫东鲁西南考古是夏文化研究的敏感区。上世纪80年代，邹衡先生和李伯谦先生专门安排宋豫秦和张翠莲（后改为张渭莲）到这一带发掘，目的是探讨商文化与岳石文化在这一地区如何交汇。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哈佛大学合作，又在这一地区展开了连续多年的田野考古活动，学术界习称“商丘计划”。我本人参与了这一计划。对于刘绪老师的“担心”有所了解，也知晓中美队成员的基本立场。《手铲释天书2》没有采访诸如Robert Murowchick 和David Cohen多少有一丝遗憾。关于商丘项目与夏商文化研究，我在《张长寿先生与中美商丘计划》（载李峰 施劲松主编：《张长寿 陈公柔先生纪念文集》，中西书局，2022年）以及《寻找商朝人祖先：中美商丘考古队的一些往事》（李娜主编，《公众史学》第4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两篇文章中有所提及。此处不多赘述。最后我想对编辑该书的动因作点补充。张立东是我们这一代重要的夏文化研究践行者，核心人物之一。如果《手铲释天书2》换一位主编，受访对象必然有他。关于他与夏文化研究，此处只聊两个细节。当年我曾到他发掘的宋窑遗址整理现场，他将自己排列出来的“从细到粗九个等级”绳纹陶片展示给我，然而当时我惊奇的并不是他的“九级绳纹”，而是他从有限的发掘单位中复原出了大量陶器。其中一个灰坑中的数百片陶片经他之手拼对，居然最后只剩下3块残片找不着家。这样的拼陶片功夫我真没见过第二位。撰写《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时，我与他一道考察二里头遗址。他在灰坑H23的陶器前侃侃而谈（此坑包含有岳石文化因素），最后居然跟我说：“考古讨论必须到灰坑一级。聊不到灰坑算没入门”。这几年，他在河南大学组织夏文化研讨班，搞得有声有色。我想他如此热衷编《手铲释天书》，是他认为没有其他事情比夏文化研究更有意义。《手铲释天书》在普及考古知识，培养考古人才方面起过重大作用。《手铲释天书2》同样值得期待。现在看来，未来他还想编《手铲释天书3》。如果说我对《手铲释天书3》有什么建议的话，希望向受访者提出问题的同时，让他（她）们尝试一下“自由谈”。2023年4月11日于深圳南山
【内容简介】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 I》访谈对象为24位出生于20—40年代的夏文化考古学家，他们分别是安金槐、黄石林、邹衡、张彦煌、许顺湛、赵芝荃、张光直 、李学勤、李民、方酉生、王克林、殷玮璋、郑杰祥、李伯谦 、李经汉 、杨育彬、高天麟 、高炜、李先登、陈旭、方孝廉、徐殿魁、郑光、饭岛武次。通过他们对夏文化相关问题的解答，中国夏文化考古的学术史跃然纸上。本书首版于20年前，无论是编写体例，还是内容涉及均有发凡起例之功，一直备受考古学界推崇。本次修订，原貌呈现当时的学界状态，保持学术观点的原真性，体现夏文化探索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 II》对18位出生于30—60年代的夏文化考古学家进行了访谈，他们分别是李伯谦、刘绪、张松林、董琦、宋豫秦、郭引强、王巍、方燕明、李维明、杜金鹏、王震中、孙华、袁广阔、许宏、张国硕、秦照芬、方辉、赵春青。访谈主要集中于他们探索夏文化的具体过程，弥补一般发掘报告、研究著作的不足。用考古学方法探索夏文化，目的是以科学发掘的实物史料为基础，印证文献记载，证明夏王朝的存在，复原夏代社会面貌。
【作者简介】
张立东，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二里头夏文化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及其与历史学、美术史、文献学、思想史等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著有《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等。
【第一部目录】
后 记 403
叙拉古之惑约 17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