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行医任教半生,一名外国女子的青春无悔
玛丽·汉娜·富尔顿肖像(摄于广州)
导读:
陈关荣 | 撰文
富马利是中国近代女医教育的奠基人。她于1854年5月31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阿什兰(Ashland)郡。她的父亲约翰·富尔顿(John S. Fulton)是宾夕法尼亚州人、俄亥俄州一位著名律师,母亲奥古斯塔·富尔顿(Augusta Louise Fulton)是俄亥俄州本地人。富马利有两个兄弟,阿尔伯特(Albert)和哈蒙(Harmon),两人都是牧师。
富马利在家乡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州的劳伦斯大学(Lawrence University),后来转到希尔斯代尔(密歇根)学院(Hillsdale (Michigan) College)并于 1874 年毕业, 1877 年在该校获硕士学位。之后,她在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一间公立学校教了三年书。
1880 年,富马利进入美国第一所授予女性医学博士学位的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Woman’s Medical College of Pennsylvania)。1884年,富马利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主题是关于“象皮病-麻风病”(Elephantiasis Gracecorum-leprosy)及其治疗的探讨,那是一种当年在中国中南部地区特别常见的流行性疾病。
博士毕业以后,30岁的富马利随即登上“东京号”蒸汽轮船,途经日本横滨和中国香港,经历了多个海上颠簸的日夜之后在年底抵达广州。她后来在《中国见闻录》中说:“我们如此喧闹地进入那个地方,像是对沉睡亚洲的惊扰。”其时,孙中山先生正在香港的中央书院读书,而她的牧师哥哥从1880年起已经在广州传教。
图2 医学博士富马利
1885年春,富马利获得在中国传教的长老会外国宣教委员会资助,开始在广州行医。1885年9月,她与哥嫂一起前往广西桂平。在那里,她行医,哥哥传教,嫂嫂佛罗伦斯(Florence)则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她在《中国见闻录》中回忆说:当她成功地完成第一个清除白内障手术之后,很多失明患者便上门求医,“但他们不明白,我能让一名病人恢复视力,并不意味着能让所有失明患者都能恢复视力。”富马利也深知,如果任何一名接受过她治疗的病人死了,她的处境会变得非常艰难:“消息将会迅速扩散,大家会说‘这个女洋鬼子是个杀人犯’。”她写道:“在进行了30次眼部手术、1个小肿瘤摘除和其他一些小手术之后,我深刻地感受到建立医院的重要性。”
但几个月之后,当地异常强烈的排外风潮迫使她和哥嫂一起折回到广州。
1886年春,富马利开始在彼得·帕克(Peter Parker)博士于 1835 年创立的广州医院(Canton Hospital)工作。该医院是一家治疗和培训机构,并设有药房,当时由约翰·克尔(John G. Kerr)主管。在近代医学史中,世界上第一次乙醚全身麻醉手术于1846年在美国向民众作了公开演示,翌年彼得·帕克医生便在广州加以实施并获成功,成为中国第一个乙醚全身麻醉手术案例。当年广州开放包容的环境特别是对西方医学的广泛接纳深深地吸引了富马利,让她决定长期留下来工作。
1887 年,富马利在广州设立了两家小药房。在为数以万计的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她还在广州医院教授妇科和儿科,并指导对女性病患者的护理技术。富马利在《中国见闻录》中写道:“对于中国女性病人而言,女医生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她们拒绝男医生的治疗。”
1891 年,富马利在玛丽·奈尔斯(Mary Niles)医生的帮助下开设了另一家女性药房。她利用这些药房为无法前来医院的民众提供医药和服务。
从约翰·克尔在1879 年开始接纳两名女性参加广州医院的医护培训,到 1888 年,该医院已毕业了37 名女学员。1897年起,富马利负责该医院的妇女医护及培训工作。1898年,克尔辞职离开了医院,富马利便以一己之力继续筹集资金,坚持接收和培训女性医疗护理专业人员。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富马利师徒几人暂避澳门,到义和团运动平息后才回到广州。这时,她的哥哥在广州逢源街一座小小的礼拜堂当牧师。富马利带着两名华人助手余美德和施梅卿及五名女学生暂时安身在礼拜堂内。礼拜堂一楼有两个会客室,一间用作教室,另一间用作学生宿舍。此外,礼拜堂还有三个小房间,一间用作病人候诊室,一间用于医生看病,还有一间用来当药房。
1901年,富马利拿着当时诊病所得两千五百美元资金开设了她自己的第一家医护培训机构,取名为“广东女子医学专科学校”(Kwangtung Medical School for Women)。这所当年仅有11名女生的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医科护理学校。它位于广州西奥多·凯勒第一长老会教堂(Theodore Cuyler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底层,在那里只有三个房间,一间用来看病,一间用来上课,还有一间用作学生宿舍。
这段时间里,富马利的哥哥回到美国,为帮助她建立一所真正的妇孺医院四处奔走筹款。终于,他从纽约的拉斐得教会筹得四千美元资金。富马利自己也从长老会筹集了三千美元。1902年,在美国教友朱莉娅·端拿(Julia Mather Turner)夫人资助下,富马利建立了“端拿护士培训学校”(Turner Training School for Nurses)。此外,在长老会的大卫·格雷格(David Gregg)资助下,她又建立了一所妇女儿童专科的“格雷格医院”(Gregg Hospital)。该医院也称为“柔济医院”,是今天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简称“广医三院”)的前身。
1902年4月23日,端拿护士培训学校和柔济医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及开业典礼。当时,美国驻广州领事、南海县令、番禺县令、广雅书院院长以及各教会代表等一大批社会名流都出席了庆典。
1903年,美国长老会的夏葛(E. A. Hackett)先生捐赠一座大楼,协助富马利成立了“夏葛女子医学院”(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三年后,夏葛又捐赠了第二座大楼,用作演讲厅和实验室,而原来的大楼则改建为学生宿舍。夏葛女子医学院的宗旨是推进现代医学教育和传播,以及提高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并为她们提供更多的求职机会。当年,夏葛女子医学院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在富马利的推荐下,该学院以广东话授课。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疾病诊断、幼儿护理及接生临床实践。
富马利在《中国见闻录》中说:“如果我们坚持用英文教学,哪怕花二十年的工夫,也只能培养3到4个好医生。但是如果我们使用中文,则每年能培养上百名可以缓解病人痛苦的优秀医生。”当年,夏葛女子医学院的学员毕业后立即就可以在教会医院和一些政府医疗部门就业。在夏葛女子医学院,富马利担任院长长达16年。
1912年,夏葛女子医学院改名为夏葛医学院。到 1915 年,夏葛医学院已经培养毕业了 60 多名女医生。1921年,学院再次更名为夏葛医科大学。1936年7月,夏葛医科大学并入岭南大学,最终又成为中山大学医学院的一个分院。据统计,至1938年为止,夏葛医学院培养出毕业生达250多名,端拿护士培训学校毕业人数则是此数量的两倍多。两校在中国培养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女医生和女护士群体。
图3 夏葛女子医学院
在广州十多年间,富马利担任医学院院长、医院院长、护校校长,并兼差会(董事局)主席,还担任产科、儿科、外科医生和医学院教授。她以现代医学技术治好了不少妇孺疾病,因而深受民众爱戴,在社会上威望极高。她勤恳工作,为办好学院、医院、护校付出了全部精力,培养出罗秀云、梁毅文、姚秀贞等一批优秀的中国女医生和女护士。其中,罗秀云14岁时被家人安排嫁给了一名从美国回来娶亲的男子。婚后,丈夫回到纽约继续做洗衣工,偶尔寄点钱回家。罗秀云跟随她的姨妈学习阅读和写作,后来进入了夏葛女子医学院。毕业后,她成为学院讲师和医院手术助理。几年后,她成长为出色的外科医生。富马利十分赞叹,说:“她体重不到一百磅,看上去娇小玲珑。她性格恬静,但面对危险时从未露出过紧张的神色。哪怕面对最复杂、最危险的手术,她的手也从不颤抖。”后来,罗秀云的丈夫回国要求把她带走。在富马利的帮助下,罗秀云还清了丈夫过往用在她身上的钱,换来了一纸永远解脱的休书。
1915年,应中华医学布道会的要求,富马利移居上海。在那里,她翻译了多种医学书籍,包括安娜·富勒顿(Anna M. Fullerton)博士的《腹部手术护理和妇女疾病》和《儿童疾病》等著作。许多中国全科医生和医学院教师都采用了她用粤语翻译的普通外科护理英文教科书。
在上海,富马利组织了一个包括九个教派的独立教会。她筹集资金建立了上海协和粤教会(Cantonese Union Church of Shanghai),还修建了一个奥古斯塔·富尔顿纪念教堂(Augusta Fulton Memorial Church),以纪念她的母亲。
图4 英文版原著:Inasmuch
富马利于1917年63岁时退休,1918年返回美国,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Pasadena)。在那里,她在教友露西·皮博迪(Lucy W. W. Peabody)的帮助下,将自己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期间的大量信件、报道、图片等内容汇编成了一本回忆录《如此而已:信件、杂志和报纸等等之摘录》(“Inasmuch”: Extracts from Letters, Journals, Papers, etc.)。2023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出版了该书的中文译本《富马利中国见闻录》。
富马利是中国近代女医教育的奠基人。她先后创办了广东女子医学专科学校、柔济妇孺医院、端拿女子护士培训学校和夏葛女子医学院,翻译了多部医学著作,对现代医学在中国的扎根和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她创办的广东女子医学专科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女子护理学校,夏葛女子医学院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女子医科学校。
一百多年前,清朝时期的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富马利在写给友人的信件中细述了她目睹过众多女性的悲惨经历:“我记得曾去救治一名患有白喉病的年轻女子。她被穿上寿衣,安置在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等待死亡降临,而此时她的意识依然非常清醒。”富马利强烈感受到这片土地上女性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无助。在她经历过的一场火灾里,她看到一个裹脚妇女甚至不能自己逃生,最后让别人背出火海。
富马利还讲述过她的一个助手梅阿贵的遭遇。阿贵出生在广州郊区,8岁时因父亲赌钱输掉了全部家产而被卖身抵债。她18岁时又被转卖给别人为妻。丈夫因病死后,阿贵为了谋生跟随约翰·克尔医生当护理助手。阿贵亡夫的叔叔因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打算把阿贵卖掉换钱,于是阿贵便从婆家出逃。富马利给朋友写信时说:“阿贵的婆婆发现她逃走了,便立刻召集族人,还带上锁链,试图强行把她从我们的药房抓回去。……我向你详细讲述阿贵的故事,是因为她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非常普遍,有很多可怜的女孩都曾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图5 富马利(左)和病人及护士合照
富马利在《中国见闻录》中还记录了她创办妇孺医院的艰难选址经过:“广州是一座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城市,繁荣程度和美国的大城市相当。因为绝大多数土地的售价都超出了我们的预算,所以我们不得不越走越远,直至到了这座城市的最西边,那里有二百多头猪躺在泥泞里。但考虑到财力,没有比这里更好的选择了……”富马利把那个地方称为“猪村”。后来,她在《中国见闻录》里提及上述几所医疗机构创办后的欣喜心情:“我们的‘猪村’终于开花结果了。”
富马利终身不婚,为中国引进现代医学、培育医护人员和参与医治疾病工作贡献了自己的青春。1923年,为纪念富马利对中国的医学贡献和成就,柔济医院和护校的学生、校友及职工集体捐资,在上海修筑了一座“富马利纪念堂”。
富马利于1927年1月7日因慢性心脏病和哮喘并发症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去世,享年73岁,安葬在当地英格尔伍德公墓(Inglewood Cemetery)。
富马利在离开中国时,曾收到一位医学院学生赠送的丝绸扇子,上面题有一首小诗:
又有谁能够拥有像你那样温柔的心? 又有谁能够拥有像你那样高超的医术? 广州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天上的天使正在赞美你。 你把你对亲人的爱奉献给了所有的人, 我非常幸运能见到你温柔的脸庞。 现在你将要返回你的家乡, 希望一路平安。
陈关荣,广州出生长大,1981年获中山大学计算机硕士学位,1987年获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莱斯大学和休斯顿大学任教,2000年到香港城市大学电机工程学系任讲座教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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