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时代，米利都是一个基本自治的共同体，其地位与吕底亚时代并无明显变化；大流士时代，米利都的内部政治虽然可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干涉，直接造成了公元前499年它的首倡起义，但事实上仍保持一定程度的内部自治。对小亚细亚其他地区、腓尼基和塞浦路斯等地历史的回顾表明，波斯帝国与罗马帝国在统治策略上并无本盾区别。波斯国王采取控制帝国上层政治、重点保证对高级官僚和行省总督的控制，而让地方共同体自治的政治策略，也反映了波斯人的政治智慧。
公元前546年，波斯征服吕底亚，米利都见风使舵，在诸多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尚在犹疑观望之时，率先主动与波斯开国君主居鲁士结盟，成为亚洲沿海地区希腊城邦中唯一在居鲁士的帝国中保持其旧时特权地位的国家。然而，公元前499年，正是米利都首倡发动了反波斯起义，其城市于公元前494年被波斯人攻陷。作为起义的发起者，米利都遭到了严厉的惩罚：“他们的大部分男子都被留着长发的波斯人杀死了，他们的妇女和小孩子被变成了奴隶，而狄杜玛的神殿和它的圣堂与神托所也被劫掠和焚毁了……波斯人自己只占有了城市的地区和平原，却把山地交给了佩达撒的卡里亚人。”米利都的人口与土地似乎都被瓜分殆尽。希罗多德的话语可能略显夸张，但经此惩罚，米利都确实从此衰落，不复成为伊奥尼亚的花朵。作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米利都是波斯斯帕达总督区治下的一个希腊城市。而对于波斯帝国统治的性质，学术界历来颇有争议。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笔下，波斯帝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很少有学者涉及地方共同体的地位，其假设的前提是地方共同体受到波斯中央政府与行省总督的严格控制。不过，这样的看法在西方学者那里很少得到响应。以研究波斯帝国历史著称的库克和布里昂都不约而同地宣称，波斯帝国的统治得以维持二百余年不坠，恰在于帝国对地方习俗与利益的高度尊重。库克明确宣称，波斯帝国统治的维系，很大程度上源自波斯人采取的“有益的忽略”的原则，即在保持地方基本忠诚的前提下，让各个总督区和共同体自主处理自身的事务。布里昂承认波斯王权的专制性质，但也认为地方共同体的多样性和自治，这既是波斯帝国的力量所在，也是它后来无力抵抗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冲击而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两种近乎截然对立的看法，似乎都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作为支撑。大流士改革的相关内容，确实以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为特征。而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库克等人的看法好像具有更多的真理性。他们的争论，给本文的探讨留下了一定空间。笔者希望通过剖析米利都在波斯帝国内地位的变化，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对早期波斯帝国内地方共同体的实际地位做一个通盘考察，其时限基本在米利都被波斯征服到它发动反波斯起义的约五十年之间。之所以做出这个限制，一是因为该时期的米利都作为波斯帝国内部一个较有地位和影响的共同体，其与波斯统治的关系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而希波战争后米利都先后落人雅典与斯巴达控制之下，其与波斯的关系也显得更加复杂和多变。二是因为从历史研究的现实考虑，有关的资料相对丰富，可以进行比较具体的讨论和分析。欲理解波斯时代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关系，首先需要了解希腊人与吕底亚人的关系。这不仅因为吕底亚和波斯两大帝国前后相继，而且因为波斯时代希腊人的地位经常在与吕底亚时代的比较中才能凸显出来。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基本上沿海岸定居，自北向南依次是埃奥里亚、伊奥尼亚和多利亚，每个地区又有数量不等的城邦。从他们定居在此地开始，希腊人就面临着小亚细亚内陆强大国家的压力。虽然公元前7世纪辛麦利安人的大规模入侵似乎并未对希腊人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在人侵中复兴的吕底亚对希腊城邦展开了进攻。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巨吉斯之后的历代吕底亚国王都曾对希腊城邦发动战争，并陆续征服了它们，但米利都是个例外。虽然阿律阿特斯每年进犯米利都，谷物成熟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大军开进米利都的土地，进军时有笙管、竖琴和横笛伴奏着。在进人敌人领土的时候，他并不捣毁和烧掉田野上的房屋，甚至连门都不打破，而是让它们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但是，他却把这个地方的全部树木和庄稼铲除得一干二净，然后便退回自己的国土。米利都人确实进行了抵抗，不过两次交战都以惨败告终。可以相信，此后的年代里，米利都人大约采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人应对斯巴达入侵的办法，将居民撤人城内，撄城固守。在海上，米利都人则利用开俄斯人的帮助和吕底亚人无水师的特点，通过海外贸易来保证基本供应。“由于米利都人是海上的霸主，因此他(阿律阿特斯)的军队纵然把这个地方封锁住也是无济于事。”到战争第12年，米利都人利用科林斯人的帮助，终于依靠智谋从吕底亚人那里赢得了和约，成为吕底亚人的盟友而不是臣民，时为公元前6世纪前期。虽然关于条约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可以相信，米利都至少维持了名义上的独立。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米利都在今黑海海峡及黑海周边地区广泛的殖民活动表明，米利都确实派出大批人员参与殖民，以缓解因领土被吕底亚人占领和破坏造成的损失；同时也表明，米利都仍享有相当程度的行动自由。希罗多德提到，吕底亚末代国王克洛伊索斯登基后，对希腊城市逐次展开进攻，这样他就成了亚细亚的所有希腊人的主人，并且迫使他们向自己纳贡。随后似乎是为了强调吕底亚征服的全面和彻底，希罗多德接着指出：“克洛伊索斯逐渐把哈律司河西边几乎所有的民族全都平定了，继续保有自由的只有奇里启亚人和吕奇亚人。”他列举的被征服者中，包括全部的伊奥尼亚人。言下之意，米利都也成了吕底亚人的臣民。不过，希罗多德说法的可靠性令人生疑。西方学者基本上是不加分析地接受希罗多德的结论，认为到克洛伊索斯时期，米利都连同其他希腊城邦一道被吕底亚人征服，并被迫向其纳贡。在某些问题上，希腊人需要服从吕底亚人调遣，特别是在对外战争时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并且缴纳一定数量的贡赋。不过米利都是否完全被征服，还是继续保有某种程度的独立，希罗多德并未直接说明，毕竟米利都与克洛伊索斯的父亲签订了同盟条约，其中可能包含军事互助的条款。因此，当波斯进攻米利都时，米利都军队的在场，并不能说明米利都与其他被克洛伊索斯征服的希腊城市处在同等地位。由于米利都掌握着海上霸权，而吕底亚人无水师，征服米利都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安德列耶夫认为，即使米利都真如希罗多德所说被征服，那可能也不过是名义上承认吕底亚的统治，两者之间基本上仍是同盟关系。即使米利都真被吕底亚征服，对米利都内部政治影响也不大。首先，在相关的希腊城市中，本就包含部分安纳托利亚人口，吕底亚统治者对希腊文化似乎也不那么敌视。至少历代吕底亚国王都不停地给德尔菲、狄杜玛等希腊人的宗教圣地捐献大量财物。希腊人也迅速接受了吕底亚人发明的铸币，与小亚细亚内地建立了比较广泛的经济与政治联系。其次，吕底亚人的所谓征服，可能也就是要求希腊人在战时提供军队，并交纳一定数量的贡赋。至于希腊城市内部的制度，似乎并不受干涉。泛伊奥尼亚同盟继续正常运作，希腊城邦内部的政治机构大约仍正常运转。希腊祷币在吕底亚统治时期继续发行，并从北到南依次形成了弗凯亚型、米利都型和萨摩斯型三个主要币种。当波斯的威胁降临时，这些国家不仅在泛伊奥尼亚联盟的城市开会商量对策，还派出使者前往斯巴达求援。这也说明这些城邦不仅内部政治大体如常，就是处理对外关系这类重大事务，它们仍然驾轻就熟。就米利都而言，在吕底亚统治时代，它继续在黑海周边地区创建殖民地，并从事与黑海、埃及和西部地中海区活跃的贸易。也可能是在吕底亚统治后期或波斯统治初期，米利都发生了激烈的内部斗争，最后请来帕罗斯人裁决，建立了温和的寡头政治。也就是说，即使米利都真被吕底亚征服，它仍享有独立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力。居鲁士出征吕底亚之前，遣使伊奥尼亚人并希望他们叛离吕底亚之时，除米利都外，其他希腊城市全部拒绝，固然与希腊人对波斯实力的认识有关(在当时希腊人心目中，吕底亚无疑是世界上最富有和强大的国家)，但可能也担心他们在波斯这个新征服者统治下无法再得到与吕底亚统治下相同的条件。但居鲁士特意遣使到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处，却不曾打算与吕底亚人统治下的其他部族结盟，多少能够表明希腊人在吕底亚帝国中的特殊地位。据此推断，居鲁士与米利都之间缔结的很可能是同盟性质的条约，条件与吕底亚时期相同：双方虽不能完全平等，但米利都最多是名义上承认波斯的统治，城邦内部实行自治，只是要在战争时向波斯提供军队，和平时期缴纳一定数量的贡金。关于早期波斯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我们缺乏具体的资料，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波斯人最初征服西亚地区时，虽然可能在某些大区设置了总督和部分驻军，但并无其他官僚机构。据说居鲁士征服萨狄斯后，放纵士兵抢劫。只是在克洛伊索斯的建议下，才意识到被征服地区是征服者的领土，开始控制战利品。然而，他留下的仍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机构。在离开萨狄斯时，他“把这个城市委托给一个名叫塔巴罗斯的波斯人，又任命一个当地的吕底亚人帕克杜耶斯来保管属于克洛伊索斯和其他吕底亚人的黄金财富”。虽然我们可以相信，在这两个人之下，肯定有其他助手，塔巴罗斯至少统率着一支军队。而吕底亚的黄金也不是帕克杜耶斯一个人能够管得过来的。帕克杜耶斯暴动后，前往沿海地区招募雇佣兵并进攻萨狄斯。大概正是因为希腊城市不同程度地卷人了这次暴动，居鲁士才下决心征服沿海地区的希腊人。他派出塔巴罗斯和玛扎列斯统率波斯军队，一一征服希腊人城市。希罗多德对这个过程的叙述甚为简略，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波斯人对这些城市的征服，大概仅仅是要求这些城市承认波斯人的统治权，并未直接派驻任何官吏。希罗多德提到，当波斯人征服了沿海地区的希腊城邦后，“岛上的伊奥尼亚人害怕受到同样的厄运，因此也就投降居鲁士了”。对于主动投降的城邦’波斯派驻官吏的可能性更小。大多数希腊人城市，像米利都一样，甚至在公元前499年至前494年起义后，仍继续保有他们的城墙。事实上，公元前513年大流士远征西徐亚人、公元前480年薛西斯远征希腊之时，亚洲和爱琴海上的希腊人都出动了军队，但其军队由当地统治者统率。例如，希罗多德的家乡哈利卡纳苏斯提供的舰船，仍由僭主阿尔特米西娅率领。这里有必要略微涉及波斯帝国初期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政策。作为兴起于伊朗高原地区的部族，波斯虽曾遭米底帝国统治，内部有明显的等级分化，但政治组织仍相当原始。希罗多德提到，波斯人有6个部落务农、4个部落游牧，除居鲁士自称的米底国王任命他为波斯人将军之外，并未直接提到部落之外的任何社会组织。居鲁士起兵反抗米底时的行为，至少暗示当时的波斯并无任何官僚机构或其他国家机关。吕底亚和小亚细亚沿海是波斯人继征服米底之后征服的第二个地区，距波斯人起兵不过10年，不可能马上建立起完善的统治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波斯承续了西亚帝国的传统，控制关键地区，让地方共同体自治。用杨的话说，“波斯的权力和统治从一开始就显然伴之以同情与宽容。波斯的社会组织、风俗或宗教信仰并未被强加给被征服的民族。当地的政府形态、经济组织、政治结构和法律，只要其运作不与帝国的需要冲突，就不去触动”。考虑到波斯帝国疆域的庞大，语言、风俗、宗教的多样性，最实际的做法，“是尽可能少地干涉部落、族群和家族的事务。只要农民、手艺人、祭司和武士们服从他们在社会中的适当角色，在社会垂直秩序中较低层次发挥作用的风格和方法，国家不用关心”。在部分地区，如小亚细亚南部的奇里启亚和塞浦路斯，迄至波斯灭亡，也从无任何总督。在设立了总督的地区，也缺乏行省以下具体管理地方共同体的官僚机构，反映了帝国政策的包容性特征。所以，居鲁士征服小亚细亚后对吕底亚的处置，或许是当时一般的做法：在关键城市留下一支驻军，由波斯人总督统率，财政则由当地人管理。考虑到雇佣希腊人等的需要，吕底亚以及其他希腊城市的铸币继续发行。我们可以相信，那些被波斯人直接征服的城邦，尽管希罗多德说希腊人再次遭受奴役(第一次是被吕底亚征服)，但可能除普利耶涅外，在波斯最初两代君主的统治下，仍基本保持自治；所不同的是，希腊人要为波斯人提供军队和贡赋，军役的征调可能有所增加。“哈尔帕哥斯在征服了伊奥尼亚人之后，便迫使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参加他的军队，一同去攻打卡里亚人、卡乌诺斯人和吕奇亚人。“公元前525年，冈比西斯远征埃及，波斯军队中包括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公元前513年，当大流士远征西徐亚时，希腊水师随大流士出征，负责守卫多瑙河上的桥梁。然而，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统率这些军队的仍然是各个城市的僭主。从被波斯征服到帝国末期，曾经猛烈抵抗波斯入侵的吕奇亚人一直由当地的小王朝统治。波斯对希腊城市的政策，大体也应如此。最早与波斯结盟的米利都，在波斯最初两代国王的统治下，或许享有较那些被征服的希腊人城市更大的特权。该时期的内战及帕罗斯人的仲裁，是米利都享有某些特权的重要证据。据希罗多德记载，在大约两代人的时间里，米利都曾发生严重的内部斗争，以至于土地荒芜、国力衰退，于是他们选出帕罗斯人为仲裁者。帕罗斯人巡行全国，然后将米利都人民集合起来，要求米利都人把政权委托给那些农庄耕作良好的人。从那以后，米利都恢复了和平，并且进人黄金时代，被称为伊奥尼亚的花朵。有些学者认为，如果米利都处在吕底亚或波斯统治之下，无论是吕底亚还是波斯，都不大可能允许米利都如此长时间陷人内战，进而主张将帕罗斯人的仲裁和米利都的繁荣归于公元前7世纪，即塔拉绪布罗斯僭主政治之前。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公元前4世纪，波斯曾允许塞浦路斯的撒拉米斯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长期扩张，几乎一统全岛。只是在埃瓦戈拉斯拒绝纳税时，波斯大王才出动军队平定塞浦路斯，但战后仍然承认了埃瓦戈拉斯的国王地位，甚至与波斯大王平等相称。就米利都本身而言，小居鲁士担任萨狄斯总督时，米利都一度有意归属居鲁士，但被达斯库利翁总督提萨弗奈斯控制，于是小居鲁士出兵米利都与提萨弗奈斯交战。国王“阿塔薛西斯并不反对他们两方交战，特别是因为居鲁士还经常把原属提萨弗奈斯的城市的贡品解送给国王，这就使他更不在意了”。既然公元前4世纪的波斯大王可以允许自己的总督相互交战，也不介意米利都的归属，我们实在找不到理由，让当时正忙于征服巴比伦、埃及等地的波斯大王对无关痛痒的盟友米利都的内战烦心，以至于要进行干涉。更重要的是，希罗多德的行文给我们暗示的是米利都的和平与繁荣都在它发动反对波斯的起义之前’而非更早的时期。至少从文化艺术的发展来说，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正是以泰勒斯为代表的米利都学派、历史和地理学家赫卡泰俄斯活跃的时期。而思想的活跃，如果没有相对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相对自由的环境作为支撑，显然难以想象。西方学者有时会想当然地认为，吕底亚和波斯等专制帝国的统治，不大可能允许米利都的经济与文化走向繁荣，因此拼命要把米利都的繁荣与吕底亚和波斯的统治割裂开来。一些实事求是的西方学者如库克和布里昂等的研究巳经证实，吕底亚和波斯的统治，都以尊重当地生活与风俗为前提。“有益的忽略”，或者说地方共同体自治，是波斯处理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基本原则。处于波斯帝国治下的米利都大约享有与奇里启亚或塞浦路斯类似的地位，至少是一个半独立的共同体，除偶尔需要向波斯大王提供军队和定期缴纳贡赋之外，并无其他特别的义务。它享有波纖治带来的和平与机会，因此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走向繁荣。
大流士时代一般被视为波斯帝国统治的重大转折阶段。据希罗多德记载，他对波斯帝国的行省加以重组，将帝国划分为20个大的行政区，各区设立总督，并对各区应当缴纳的贡赋做了具体规定。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人分别被划归斯帕达和赫勒斯滂的弗里吉亚总督区，两个总督区的治所分别在萨狄斯和达斯库利翁，米利都和其他伊奥尼亚人一道，成为斯帕达总督区的一部分。古今学者可能过于夸大了大流士改革后的帝国与此前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时代的区别，因为有关文献证明，总督区在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时代已经存在，大流士不过是加以因袭，并对某些地区做了新的划分。对各总督区之下共同体的组织乃至于地方部落或者小王朝，大流士可能并未做出根本性的调整，仍让各地大体保持自治，至少在巴比伦和埃及是如此。然而，对于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人来说，大流士的登基和改革意味着重大的变化。大流士靠阴谋手段登基。继位伊始即发生全帝国暴动。镇压暴动后，作为阿契美尼家族旁支登上波斯王位的大流士需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任用新人并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统治体系。于是我们看到大流士在创建奠定日后波斯帝国政治和军事体系的同时，对包括行省总督在内的帝国高级官员进行变更。如果说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时代偶尔还会有一些米底人能够达到髙位；而大流士之后，帝国的高级官员基本上由波斯人充任，其中的大部分又是国王的直系亲属。大流士登基初年，这种倾向已经开始表现出来。据贝希斯敦铭文记载，除亲自率军镇压外，大流士派出镇压起义的9个将领之中，7个是波斯人，另外两个分别是亚美尼亚人和米底人。稳固统治后，大流士在对西部的军事行动中，除公元前490年远征雅典的军队由米底人达提斯统率外，其他15个指挥官都是波斯人。薛西斯时代，希罗多德所列举的公元前480年入侵希腊的40名高级将领全部是波斯人。达提斯情况比较特殊，他虽然是一个米底人，但可能是一个比较熟悉希腊事务的米底人。公元前494年，我们发现他受国王之命，正在小亚细亚巡视希腊城市。即使如此，马拉松战役中，他是与大流士的侄子共享而非独自掌管军事统率权。现存文献中，似乎从无米底人担任行省总督的记载。所以，达提斯可能和其他米底人一样，不过是波斯大王为征讨需要临时任命的军队将领。有关政策制定的职位和至关重要的行省总督，都被波斯人把持。在这个意义上，经过大流士改造的波斯帝国，成了一个真正的波斯人而非代表所有被征服地区的帝国。大流士的帝国不仅是波斯人的帝国，而且是以王室为核心的波斯人的帝国。萨狄斯总督欧罗伊特斯表现出某些独立倾向，大流士以计谋除之，代之以自己的兄弟阿尔塔普列涅斯。由于缺乏大流士时代的文献，我们无法对大流士调整官员的幅度做出具体说明。但大流士死后4年薛西斯发动的对希腊的人侵，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问题。作为大流士的继承人，他不太可能在仅仅4年的时间里将高级官员全部替换，也不大可能对大流士的政策做出根本性变革。因此，当时围绕在薛西斯身边并且掌握权力的波斯人，至少部分反映了大流士时代波斯中央政府人员的构成情况。当薛西斯打算入侵希腊时，他首先召集了一次波斯显贵的会议。在两次会议上，发言的分别是马尔多尼奥斯和阿塔巴佐斯，前者是大流士的女婿、薛西斯的妹夫，后者是国王的叔父，其他人员没有发表希罗多德认为值得记录的意见。在《历史》第7卷第61章至97章，希罗多德分别列举了统率波斯大军各分队的统帅。如果把陆军和水师的将领全部包括进来，则全部将领共有四十余人，其中希罗多德明确提到与国王大流士和薛西斯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如岳父、同父异母兄弟、堂兄弟、姐(妹)夫、女婿等，大约占了一半。如果我们把通过其他关系与国王有关的人包括在内，这个比例还会更高。库克因此辛辣地评论道：“阿契美尼王朝的统治正变成一种家族事业。精英圈子的这种缩小不仅发生在国王的宫廷中，如果我们把目光下延到薛西斯统治之后，会发现总督也倾向于使用他们自己的亲属担任重要使命。”也就是说，尽管波斯人的宫廷中可能有犹太人、希腊人、埃及人等，并且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会提出建议，偶尔也会发挥作用，但那都是局部性的。全局性的决策，无疑都是由国王和他们最亲近的波斯显贵们做出的。在中央权力日益集中于国王及其家族手中的同时，大流士对希腊人城市的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时代，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似乎并未受到多少注意。居鲁士征服吕底亚后，虽然对希腊人未能及时叛离吕底亚感觉不快，但因为忙于征服巴比伦和东方地区，即使在帕克杜耶斯暴动并雇用希腊人为雇佣兵后，也不曾亲自处理希腊人事务，而派米底人哈尔帕哥斯征讨。冈比西斯继位后’主要精力用于征服埃及，大概除了要求希腊人提供一定数量军队外，并无其他举动。但大流士登基后，波斯与东地中海地区的关系突然变得密切起来。首先，是波斯人宫廷中出现了一批希腊人，他们中包括斯巴达前国王戴玛拉托斯、雅典前僭主希庇阿斯、萨摩斯前僭主之弟叙罗松、克罗同的希腊医生戴摩凯戴斯等。这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人物希望借波斯之助重新夺取权力，力图煽动波斯大王出兵希腊。其次，大流士在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且把印度纳人治下后，有精力处理与希腊人的关系问题。公元前513年，他借口为居鲁士复仇，远征欧洲的西徐亚人。虽然未曾达到彻底征服西徐亚人的目的，但他留下的军队征服了色雷斯，马其顿王室望风而降，波斯领土从此与希腊本土直接为邻。而波斯历代国王，似乎总想在他们已经继承的土地上为帝国添上新的疆土。希腊成为波斯的下一个目标。再次，大流士个人的处事风格。在波斯理想国王的众多品质中，一个基本方面是国王应体现自己的大方，并对施恩者给予适当的回报。一些希腊人投其所好，开始有意接近大流士，希望以此获得国王的庇护和支持，进而在自己的国家获得权力，早已在小亚细亚和希腊本土流行过的僭主职位成为这些人向往的目标。波斯大王在表现自己的慷慨时，也会以支持某些希腊人建立僭主政治作为回报，典型代表是萨摩斯的叙罗松。作为僭主波吕克拉特斯的弟弟，他在埃及遇到了大流士，当时大流士还只是国王冈比西斯的普通随从，并无特别权威。由于大流士看上了叙罗松的红袍，而后者因为对方态度恳切，居然没有任何报酬地把红袍送给了大流士。大流士登上王位后，叙罗松来到苏萨觐见国王，声称自己的哥哥被杀后迈里安德罗斯居然夺取了权力，并以当年赠送大流士红袍为由，要求后者出兵萨摩斯帮助他夺取权力。大流士派欧塔涅斯领兵出征，在占领萨摩斯后，让叙罗松成了该岛的僭主。米提列奈僭主政治的建立，纯粹因为科埃斯在多瑙河曾向大流士提出合理建议。大流士自西徐亚远征返回后，让本为平民的科埃斯成了该城僭主。公元前499年伊奥尼亚人起义后科埃斯成为所有僭主中唯一被处死的僭主，说明他的上台和统治极其不得人心。据此推测，如果没有波斯的支持，他几乎没有可能成为僭主。兰普萨库斯的僭主希波克鲁斯掌握权力的情形大致与科埃斯相似。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公元前513年随大流士远征西徐亚人的12位僭主是否都是因为大流士的直接干预成为僭主，但阿里斯塔哥拉斯显然意识到，波斯人的支持是这些僭主能够维持统治的基本前提。他们的产生，可能源自大流士有意用自己的支持者来掌控波斯人统治下希腊各城市的权力，以保证贡赋的征收，但也可能是为将来对希腊大陆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僭主都因波斯的支持才掌握权力’他们中的某些人很可能是在大流士之前已经掌握了权力，也不意味着所有希腊人城市都被僭主掌控。事实上，希罗多德列举的12个希腊人僭主中，大多数属于赫勒斯滂地区。尽管希罗多德暗示，当阿里斯塔哥拉斯发起反波斯暴动之时，多数城邦由僭主统治，但我们仍可以相信，至少就伊奥尼亚和埃奥利亚地区而言，不是所有城邦都由僭主统治。可能正是在大流士时代，作为波斯盟友的米利都的地位发生了某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如前所述，作为最早与波斯结盟的希腊城市，米利都本来享有某些特权，至少是内部政治事务基本不受干涉。然而到公元前513年，即大流士远征西徐亚之时，米利都已经被僭主统治。关于希斯提埃伊欧斯在米利都上台的背景，我们一无所知。如果希罗多德的记载可信，则在多瑙河前线，当雅典人、同时也是凯尔索涅斯的僭主米尔提亚德斯提议听从西徐亚人的建议退回希腊，让大流士被西徐亚人围歼，而且得到所有其他人赞同时，正是希斯提埃伊欧斯提出了反对意见，理由是“他们今日之所以各自成为自己城邦的僭主，正是由于大流士的力量。如果大流士的权势被推翻的话，他们便再也不能进行统治了，不仅是他在米利都还是他们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会如此，因为那时所有城邦都会选择民主政治，而不会选择僭主政治了＂。他的意见赢得了所有人的赞同，于是希腊人佯装答应西徐亚人的提议，实际只拆除了浮桥的一部分，得以让大流士数日后顺利退回。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可能是因为它的繁荣和强盛，米利都此时在亚洲希腊诸城邦中享有特殊地位’因此哪怕所有人都赞同米尔提亚德斯的意见，希斯提埃伊欧斯仍能力排众议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成功扭转了局势。希斯提埃伊欧斯赢得胜利，固然因为他的意见符合那些人的利益，与米利都的强盛大约也不无关系。我们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但在希腊人的邦际关系中，相关城邦的实力始终是最为重要的。拉戴战役中，米利都人提供了80条船，诚然较开俄斯的100条船稍少，但我们不应忘记，当时米利都正遭受波斯陆军的围攻’它有相当一部分人，而且可能是丁壮的主力在保卫米利都。后来希腊人派阿利斯塔哥拉斯为使节前往希腊大陆求援，波斯人之选择米利都作为主攻对象，也都证明了米利都地位的重要。反面的例证则是，拉戴战役前夕弗凯亚人狄奥尼修斯提出了正确的建议，被选为统帅，但因为弗凯亚只提供了3条船，他正确操练舰队战术的做法，竟然遭遇其他城邦的公然反抗，而他对此无能为力。④其次，希斯提埃伊欧斯既然担心自己的权势因为大流士的垮台而崩溃，表明他的登台即使不是因为大流士直接支持，至少其权势的维持，需要以波斯的支持为后盾。考虑到帕罗斯人仲裁后建立的温和寡头政治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建立，希斯提埃伊欧斯的上台当在此之后，可能属于大流士在位初年，或许就是公元前513年之前不久的时期。米利都人对这样的变革显然并不满意，否则希斯提埃伊欧斯不用担心波斯政权的垮台。然而，在希斯提埃伊欧斯前往苏萨之前，他仍能指定阿里斯塔哥拉斯代替他进行统治，其权力交接可能仍是得到波斯支持的结果。阿里斯塔哥拉斯为策动起义，以交出僭主权力谋取米利都民众支持起义的做法以及其他城邦僭主的迅速垮台，都暗示波斯支持的僭主政治不得人心。最后，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大流士对亚洲希腊城邦政治的直接干预。米利都本来是波斯的盟邦，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时期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但大流士改变了前任的做法，直接在希腊城市中安置自己的亲信和支持者掌握权力。米利都虽然与居鲁士签订过类似同盟性质的条约，但大流士很可能破坏了这种安排，把米利都与其他希腊城市同等对待。大流士不经米利都人许可，将希斯提埃伊欧斯带往苏萨，而让阿利斯塔哥拉斯作为代理人统治米利都的做法印证了米利都盟友地位的丧失。大流士时代的另一重要变化是财政政策。原来不定期缴纳的礼物，如今变成了一年一度必须缴纳的税收。对希腊人而言，直接税本身是僭主统治的标志，一般希腊城邦不会直接对公民征收。在希罗多德有关希腊人称大流士乃锱铢必较商人的评论中，多少表现了他们对新财税体系的态度。此外，大流士在位期间，波斯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波斯波利斯、帕萨伽戴和苏萨的宫殿，或者在大流士时代开工兴建，或者在他那时完工，为此需要征调全国各地的人力物力。米利都人应当也在被征调之列。大流士的苏萨铭文得意地宣称，苏萨宫殿所用的针叶松是从黎巴嫩山区运来的，其中从巴比伦到苏萨的运输工作由卡里亚人和伊奥尼亚人完成；在苏萨加工石料的人中，也有伊奥尼亚人。在帕萨伽戴和波斯波利斯，肯定也有希腊石匠参与修建工作。然而，苏萨等地的宫殿并非大流士时代唯一的工程。可以相信，遍及帝国各地的驿道的修建，至少是从以弗所到苏萨的道路，需要征调大量的人力物力。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挤压，大概是伊奥尼亚人于公元前499年发动起义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米利都似乎仍享有某种程度的独立和权力。大流士固然可以替换米利都的最高统治者，但从始至终，波斯大王似乎不曾干预米利都内部即僭主具体的政策。公元前499年伊奥尼亚起义爆发时，所有的希腊城邦，包括米利都在内，似乎根本没有波斯驻军，也没有任何波斯官员提前把有关起义的消息通报给波斯驻萨狄斯总督。起义爆发后，也未见任何波斯驻希腊城市的官员被希腊人驱逐。一般来说，这样的情况只能说明波斯根本没有在这些城市中派驻任何官员或驻军。城市平时的管理，也只能归于各个城市的僭主或者地方当局。就对外关系论，作为波斯大王的臣民本应安守疆土，但希斯提埃伊欧斯公然从波斯人那里要求到米尔基诺斯作为领土，并在那里建立要塞，暗示只要不危及波斯利益，米利都仍可能扩张领土。后来阿利斯塔哥拉斯建议波斯人出兵那克索斯，夺占基克拉底斯群岛，也明显带有扩张势力范围的意味。虽然麦加比佐斯就米利都在米尔基诺斯筑城问题警告了大流士，大流士因此召回了希斯提埃伊欧斯，却并未马上剥夺米利都人对那个拥有巨大资源地区的占领，反倒是麦加比佐斯本人被调换了职务。伊奥尼亚起义被镇压后，波斯驻萨狄斯总督阿尔塔普列涅斯“曾把各个城市的使节召到他那里去，强迫伊奥尼亚人在他们本身中间缔结协定，以便使他们遵守法律的规定并在相互间不进行掠夺抢劫”。换句话说，在那之前，伊奥尼亚人是可以相互劫掠、进行战争的，而且情况足够严重，以至于需要波斯总督出面干预。米利都和波斯人对那克索斯的远征，证明它的僭主至少可以在需要时征集军队，并且充任统帅，享有对自己军队的处置权。如果一个城邦拥有对外战争的基本权力，而且内部政治自治，那对希腊人而言，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城邦。联想到公元前4世纪米利都仍可以在到底是归属达斯库利翁总督区还是斯帕达总督区的问题上自主选择，则这样的情况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并非不可能。伊奥尼亚城邦在起义过程中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们的猜测。僭主政治被废除后，希腊人各城邦立刻就起义的相关事宜达成了一致：首先聚集在泛伊奥尼亚圣地商议有关策略，接着派出使节前往希腊大陆求援，随后联合出兵进攻萨狄斯，且议决援助塞浦路斯岛的起义。在陆地上的战争陷入不利之时，各邦又派出水师，组成了战船总数三百余艘的庞大联合舰队，以在海上与波斯决战。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在僭主政治被废止后，伊奥尼亚和小亚细亚地区其他希腊人城市的政治仍能正常运转，暗示至少在波斯人统治时期，它们的内部政治大体正常。公元前492年波斯人在亚洲希腊人各城市中改行民主政治，固然体现了波斯人作为统治者对城邦政治的肆意干涉，但也是顺应希腊人的一般要求，以求当波斯人远征希腊大陆之时作为后方的小亚细亚的稳定。尽管“民主政治”一词不免夸张，而且这样的政体到底维持了多久不无疑问。总督阿尔塔普列涅斯对亚洲希腊人的要求，不过是遵守法律和按时交纳规定数量的贡赋，并未涉及内部政治，说明即使在伊奥尼亚起义之后，亚洲希腊人城邦内部的自治仍基本得到保持。作为曾经的波斯盟友，米利都的内部政治，应当与亚洲希腊人的其他城邦没有本质区别。事实上，据希罗多德记载，阿利斯塔哥拉斯在策动起义后不久就离开了米利都，一位名为毕达哥拉斯的公民此后承担了领导之责。历史和地理学家赫卡泰俄斯多次发表意见，政治运作相当顺畅。米利都多次成功抗击波斯人海陆两线的围攻，体现了良好的政治和军事组织能力。作为波斯帝国统治下的一个城市，米利都有它的特殊性。它是最早与波斯结盟的希腊城市，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时代尚享有某种程度的特权。大流士时代，它的地位可能有所降低，成为与其他亚洲希腊人城市一样的被统治地区，其最高统治者可能会被波斯大王随意撤换，对外政策的自主性受到削弱。然而，它只要按时缴纳贡赋并在必要时提供军队，城市内部的政治大体上不受波斯干涉，是一个基本自治的共同体。在对外关系上，只要不与波斯帝国的利益冲突，它就可以扩张领土。伊奥尼亚起义后，米利都遭到严厉惩罚，其￥市土地据说被波斯人占领，城外的土地被卡里亚人占领。然而希罗多德的说法显然有夸大其＿之嫌，因为公元前5世纪的米利都仍作为希腊人城市继续存在，经常出现在历史文献之中。公元前4世纪初，我们看到它摇摆于萨狄斯总督小居鲁士和达斯库利翁总督提萨弗奈斯之间，坚决抵抗了小居鲁士占领该城的意图。当亚历山大入侵波斯帝国时，尽管该城似乎有波斯驻军，它仍能派出代表与亚历山大谈判，提议同时向波斯和亚历山大开放他们的港口。可见，米利都人认为它享有相当程度的外交自主权。由此推论，波斯帝国统治下的米利都一直享有自治权不免冒险，毕竟米利都处于波斯统治之下百余年，其间帝国的政策很可能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但有限的例证所指向的结论比较一贯：只要在文献中现身，米利都一直是个享有某些内外政策自主权的城市。亚洲其他希腊城市的地位大体应与米利都相当。也就是说，在人们心目中作为专制帝国的波斯，地方共同体居然是自治的。部分学者或许会争辩说，米利都等希腊城市所以享有基本自治权，是因为它地处帝国西北边疆，其领土规模和战略地位，至少与埃及、巴比伦甚至腓尼基等比较都不甚重要。波斯帝国给予它某种程度的自治权，或许是降低统治成本的需要，并不意味着波斯帝国治下的其他地区如此。因此，我们有必要把米利都的地位与波斯帝国其他地区的情况略做比较，以彰显米利都地位的特殊性和一般性。让我们首先从小亚细亚地区的城市开始。波斯人治下的小亚细亚内陆地区并非铁板一块，而有诸多不同类型。除萨狄斯和达斯库利翁等波斯总督驻地外，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仍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治。据学者们研究，直到公元前4世纪，伊奥尼亚联盟、卡里亚联盟仍继续存在。联盟的基本职责之一是裁决城市之间的纠纷，尽管裁决可能需要波斯总督的批准。从伊奥尼亚往南是希腊人称为卡里亚的地区。据希罗多德记载，对波斯人最初人侵抵抗最为坚决、在伊奥尼亚人起义中战斗最为勇敢的都是卡里亚人，但波斯人似乎并未因此改变他们的统治政策。如前所述，卡里亚联盟继续存在。联盟有一个国王，驻地可能在米拉萨，并能发挥某些作用，也许仍能派出使节并就公民权等问题自主通过决议。另外一些地区，如皮西狄亚人和吕奇亚人等，直到公元前4世纪，大概仍保持独立，并不承认波斯的统治。小居鲁士扩招军队打算与阿塔薛西斯争夺王位时’借口就是“他要把皮西狄亚人全部赶出辖境”。奇里启亚和帕弗拉哥尼亚地区，像后来主动归附波斯的塞浦路斯和腓尼基一样，是波斯人从未设立总督府的地区。这些地区肯定由当地王朝统治。如果可以用塞浦路斯做类比，则只要它们定期向国王缴纳必要的贡赋或者提供需要的军队，国王不会干涉它们内部的政治。波斯帝国治下小亚细亚地区的多样性，是整个帝国统治方法与一般状况的缩影。对于巴比伦尼亚、波西斯等关键地区，波斯人的统治相对严密。在巴比伦尼亚，波斯人直接控制了相当部分的土地，一部分由波斯的达官显贵作为封地；另一部分则作为波斯士兵的土地，以弓田、马田、战车田等名义占有，其租税直接归于总督和王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灌溉网也被波斯控制。当地居民欲使用水源，可能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但对犹太地区的控制相对松弛。波斯帝国时期，犹太人作为一个有着特殊宗教信仰的群体，其内部政治很大程度上不受波斯河西总督区的控制。在尼希米和以斯拉等宗教兼政治领袖的率领下，他们先是修建了圣殿，接着对耶路撒冷城市进行了设防。对于犹太人内部的某些社会问题，犹太人可以自主处置。在犹太人与周边地区的冲突中，犹太人仍享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在波斯帝国东部边疆的印度，波斯的统治可能更加松散。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人侵印度河流域时，当地某些国家仍属共和国，而且似乎对波斯的统治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基于上述情况，我们似乎有理由怀疑，波斯帝国是否真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大流士的铭文宣称：波斯帝国完全在他这位大王的控制之下靠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占领了从波斯到下述遥远的地区……我统治他们’他们向我缴纳贡赋。凡我对他们所下的命令，他们都执行；凡我制定的法律，他们都遵守”。对于那些意图违反他命令的人，大流士警告说：“奴才啊，好好认清我是什么(人)，我的技艺多么高超，我的权力多么高贵。不要以为你所听见的是琉言。要留心世事！奴才啊，不要以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谎言。要留心这些巳经写下来的东西！不要以身试法。不要让(任何人)荒诞不经。奴才啊，愿国王的惩罚勿施于你。”波斯国王直呼大臣为奴才的做法，也让我们相信，波斯王权的专制特征毋庸置疑。可是’我们对米利都以及对波斯帝国境内其他共同体地位的考察，证明它们日常的活动大体自治，不受中央政府干预。如何理解波斯大王不断强调的帝国政令和法律的统一与地方共同体基本自治之间看似矛盾的现象？古代西亚历史悠久，其专制王权的产生也相应较早。如果说苏美尔时代的恩或恩西权威仍然有限；但到阿卡德王国时代，专制王权已经开始产生，常备军和派往各省的阿卡德人总督成为专制王权的重要支柱，官僚体系初步成形，中央集权制度开始建立。乌尔第三王朝时代，典型的专制统治可能已经开始形成。可是，古代西亚帝国同时也存在另一重要传统。至少从古巴比伦王国开始，在王权继续强化的同时，城市自治成为帝国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城市具有它自己的公民权，长老会、公民大会和商会等机构享有管理城市司法与政治的某些重要权威。在亚述帝国，类似的情形在延续。及至波斯帝国，它一方面承续了古代西亚国家的王权专制传统和官僚体系，建立了以国王为中心、以实物分配为基本特征的庞大体系，体现了古代帝国专制与集权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它继承了古代西亚帝国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专制统治之下，让地方共同体保持基本自治，并自主决定司法、公民权等事务，甚至允许某些城市一定时期内扩张自己的领土。从伊朗高原崛起的波斯，似乎把这种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只要不与波斯帝国的统治发生根本冲突，则地方共同体保留自己的风俗与法律，自主处理地方事务。只有在发生麻烦时，国王或者总督才会出面干预。公元前499年暴动的米利都在公元前494年遭遇的命运，是波斯干涉地方事务相对极端的形态，它的居民被迁移，领土分别被波斯人和卡里亚人占领，但是，一旦形势稳定，地方自治继续。另外，我们始终不应忘记，波斯帝国的领土地跨亚、非、欧三大洲，不同地区的政治、法律、宗教和风俗存在巨大差异。大流士用三种文字刻写贝希斯敦铭文，成为帝国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进行有效统治，是摆在波斯人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而在近代社会之前，交通和通讯成为古代帝国维持统治最大的敌人。虽然波斯帝国继承亚述帝国的遗产，修建了遍及帝国范围内的大道，创立了相对完善的驿传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空间和时间造成的问题。但大规模军队的调动和对地方信息的掌控仍然是波斯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阿利斯塔哥拉斯告诉斯巴达国王，从小亚细亚沿海到达波斯都城苏萨，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人暴动之前，苏萨居然毫无察觉。阿利斯塔哥拉斯公开暴动，且自希腊请来雅典和埃里特里亚的援军后，波斯似乎仍未做好必要的军事准备，竟然让希腊人一举占领萨狄斯。那时波斯大王才做出反应，派出援军支持萨狄斯驻军，并迫使希腊人撤退，此时距离希腊人发动起义至少巳经过去半年。而为了报复雅典援助亚洲希腊人的行动，大流士在镇压米利都暴动后又拖了两年，才发动了对希腊的第一次人侵(公元前492年)。在第一次入侵失败后，又过了两年，才对雅典等发动攻击(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后，大流士决心报复。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为了征兵，让亚细亚整整骚乱了3年。甚至在平定埃及起义后，又过了至少两年，薛西斯才发动了对希腊最大规模的入侵(公元前480年)。波斯行动如此拖拉，并不完全是专制统治和官僚主义造成的结果，也非行动拖沓，而是距离和通讯障碍，使它无力迅速采取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波斯帝国中央政府对政治传统和社会风俗都非常不同的地方共同体的具体事务进行巨细无遗的管理和干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实现对如此广大地区的统治，只能让地方共同体自己处理绝大部分事务。中央政府，具体地说是国王的统治，很大程度上采用国王通过信件指导总督或者地方统治者的方式。由此而论，波斯帝国与罗马帝国并无本质区别。因此，波斯国王采取控制帝国上层政治、重点保证对高级官僚和行省总督的控制，而让地方共同体自治的政治哲学，既是历史的要求，也反映了波斯人的政治智慧。古代世界的大多数帝国，可能像波斯帝国一样，是在观念上拼命强调中央集权，在实践中则是尽可能的地方分权。波斯帝国所以能维持二百余年的统治不坠，与他们恰当地处理了观念上的集权与实践中的分权有着直接的关系。帝国的统一及其维持有赖于波斯对被征服地区的尊重，以尊重换取被征服地区上层的忠心。对于一个经历了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大规模迁移人口、屠杀被征服者的地区而言，波斯这样的政策能够赢得相当多的人的支持，不难理解。犹太人的《圣经》几乎对赫梯、亚述和新巴比伦王国采取了一以贯之的敌视与咒骂态度，却对放他们回归的居鲁士大加赞颂，说明了波斯政策的成功。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式意识形态和认同感，埃及人、希腊人、腓尼基人、巴比伦人、犹太人，以及帝国统治下的所有其他人等，各自保持着他们自己的信仰和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波斯人，因为在帝国中占据髙位，形成特权统治阶级，也始终自认为是波斯人，但他们从不曾尝试把帝国范围内的所有人变成“波斯人”。帝国内部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融合，但自始至终都没有能够变成彻底统一的帝国。波斯大王的身份和王权成为帝国存在的外在象征和保证。亚历山大显然意识到了波斯帝国的这种特征，远征过程中始终将波斯大王作为他的第一目标，并利用波斯国王的手段，争取波斯帝国各地上层阶级的支持，成功地瓦解了波斯帝国的统治基础，最终得以取波斯大王而代之。
晏绍祥约 35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