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思维方式6

第二、稀缺与竞争

稀缺意味着每个人的欲望都不可能得到完全满足，不管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或政府政策，也不管个人或社会是贫穷还是富有、聪明还是愚笨、高贵还是卑微。

人们为稀缺资源而竞争是与生俱来的，与我们喜不喜欢竞争无关。

稀缺意味着我们没有权利选择经济体制中要不要存在竞争，因为只有一种经济体制是可行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能够用来应对竞争的具体方法中做出选择。

竞争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都无法回避。

在资源稀缺的背景下，竞争不可避免，而选择如何进行这种竞争则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事情。

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机制来引导竞争，使得资源配置尽可能高效。

而计划经济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资源分配，往往导致低效和资源浪费。

理解这一点，对于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

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购物也是竞争，人们仅仅认为自己是在决定既定价格下购买多少商品，但是稀缺一定会使人们卷入与其他人的竞争，即使他们关注的只是在现有的金额下自己的购买能力。

通过价格竞争分配资源的附带好处之一是，人们不大可能把彼此视为对手，也不会因此滋生出敌意。

例如，建造一座新教教堂和建造一座天主教教堂所需的劳动力和建筑材料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新教教徒正在为他们自己建一座教堂而筹集资金，他们可能会满脑子都在想能够筹集多少资金，以及建造这座教堂需要多少资金。

建造价格可能会使他们削减一些更详尽周密的计划，以便与他们的支付能力相符。

但是，他们不会因此就怪罪天主教教徒，尽管天主教教徒对相同建筑材料的竞争抬升了价格。

反之，如果由政府来建造教堂，并把它们分配给不同的宗教团体，那么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就会因为这个慷慨的赠予而成为直接的对手，并且没有哪一方会受到财务激励来削减他们的建造计划以适应另一方。

相反，每一方都会竭尽所能，为充分满足自己的欲望，在政治上动员追随者，坚决要求得到他们想要的，痛恨任何缩减计划的建议。

材料和劳动力固有的稀缺性仍然限制着人们能够生产的东西，但是由于政府的参与，这种限制于是能够在政治上强加于某一方，并且由于彼此之间的竞争，每个人都会看到这种强加的限制。

当然，美国宪法并不允许政府为宗教团体建造教堂。

毫无疑问，这一规定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政治竞争和怨恨，因为有时这种竞争甚至会引发流血事件，这在全世界历史上都曾发生过。

不仅如此，同样的经济学原理也适用于宗教以外的群体，比如基于种族、地域或年龄划分的群体。所有的群体都会为了得到相同的资源不可避免地展开竞争，而这仅仅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

然而，通过把需求控制在你的经济能力之内而间接进行的竞争，与渴望得到的政府福利因为其他竞争团体的要求而直接挫败是截然不同的。

由价格创造的自我配给，不仅意味着较少的社会或政治摩擦，还意味着较高的经济效率，因为每个人都比任何第三方更了解自己的偏好，所以能在可用的资源范围内权衡取舍，更好地满足个人需要。

通过价格进行的配置还限制了人们对其他人产出的需求，他们以自己能为他人创造的产出以及由此获得的收入为限。

价格管制、补贴或其他形式的价格配置，只能使人们更没有动力去进行自我配给。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享受免费医疗或政府大幅度补贴时，即使是小毛小病也会去看医生；为什么农民在得到政府灌溉补贴后，会种植需水量巨大的作物。

如果农民需要自己支付全部灌溉费用，他们绝对不会种植这些作物。

不管价格是不是由个人来支付，整个社会都要支付全部成本。

当价格管制人为地将某些商品的价格压低时，有些人在消费和使用时会更加放纵，也就意味着留给其他人消费的数量更少了。

因此，在房租管制下会出现一个人拥有多间公寓，而有些人却难有落脚之处，即使这些人有意愿也有能力支付当前的租金。

除此之外，不管有没有价格，配置都会进行，这就意味着某些非价格的资源配置形式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方式。

依靠等待来获得想要的东西是非价格配置的一种常见形式。在商店排长队，比如在苏联；或加入手术候补名单，在政府提供免费医疗或大幅度补贴医疗的国家，病人就是这样做的。

幸运和腐败也是价格配置的替代方式。

当某种供不应求的产品补货到商店时，不管是谁，只要他恰好在该商店，就能够在第一时间买到该商品，而那些后来碰巧知道的人，在到达商店时会发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商品已经销售一空。

在其他情况下，为了得到优先权，个人或政治的偏袒抑或行贿受贿就会取代幸运；或者用一些正式的分配体系，比如官方机构制定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政策取代偏袒。

但是不管怎样，忽视价格的作用，或是政府降低价格的做法，都无法取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价格配置机制。

第三、渐进性替代

明白替代机制的作用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牢记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渐进替代，而不是全部替换。

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会认为健康比娱乐活动更重要，然而不管它作为一个一般性原理听起来多么合理，没有人会真的认为值得放弃所有的音乐转而购买20年份的创可贴放在壁橱里。

一个价格调节的经济体制有助于渐进性替代，但是政治决策则倾向于确定优先事项——也就是说，它会宣布某件事情绝对要比其他事情更重要，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政策。

当一位政治家说我们需要将某件事情“作为国家优先考虑的事”，也就是说要使A绝对地比B更重要。

这与渐进性替代相反，因为在渐进性替代中，每一件东西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当时拥有的数量，以及为了获得B，我们愿意放弃的A的数量。

物品相对价值的变化可以大到足以使有利的东西转化成有害的东西，反之亦然。

例如，人类生存离不开盐、脂肪和胆固醇，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却由于过度摄入这三种成分而缩短了寿命。

相反，虽然酒精会引起许多问题，从重大车祸到肝硬化引发的死亡，但是研究发现适量的酒精有益于健康，它能够拯救人的生命。

饮酒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

只要两件物品各具价值，我们就不可能断然认为其中一件物品比另一件更有价值。

一颗钻石的价值可能比1便士的价值大得多，但是如果便士足够多，它们会比任何一颗钻石的价值都大。

这就是为什么渐进性地权衡取舍往往能够比绝对的优先权产生更好结果。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人们都一直在抱怨政府的繁文缛节。

但是从制定者所面临的激励来看，政府公文、条例以及各种活动的官方批准，都是可以理解的。

这些额外的要求也许总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不是现在就是以后，没有比这样的行政手段更简单的了，也没有什么比记得问一句以什么为代价，这个关键的渐进式问题更难的了。

花自己的钱事事都要面临成本问题，花纳税人的钱或能够把巨额成本强加到企业、房主和其他人身上，就没有真正的动机来注意额外的成本，更不用说当政府强加的成本使得增量成本大于增量收益时，要他们放弃额外要求了。这时繁文缛节也就随之产生。

任何想要消除这些繁文缛节的企图都可能会遭到政府官员的反对，他们会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要求的积极作用。

但是，他们肯定不会问，它的增量收益是否超过增量成本，因为他们没有动机用这种方式来思考事情，媒体也同样不会。

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很少会有“无用”的规定——好像真的存在判断是否有用的适当标准一样。

但是，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如果他们花的是自己的钱，也不会愿意为所有东西付费，即使这些东西不是全然无用的。

我们并不会怀疑，意大利对商业施加众多政府管制是有原因的，或者至少存在理论支持，但真正的问题是，它们的成本是否大于收益：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意大利企业家，正想去开拓一项新生意。

你必须为员工支付至少三分之二的社会保险费用，而且一旦你雇用第16名员工，将遇到更棘手的问题，因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你的企业不能解雇员工，不然将面临非常高昂的解雇成本。

这还不算完，一旦雇用了11名员工，你必须每年向国家机关提交一份年度自我评估报告，列出你的员工所有可能面临的健康和安全风险，不仅包括工作相关的压力，还包括由年龄、性别和种族差异引发的压力。

你还必须注意所有的风险预防手段和个人措施，以及相关的执行程序。

在年度自我评估报告中必须列有负责安全的员工姓名，评估所需的医生等。

当你的公司雇用了第51名工人，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把工资的7%补贴给弱势员工……一旦雇用了第101名员工，你必须每两年提交一份关于公司内部性别比例变动的报告。

这份报告必须包括，每个生产单元男性与女性员工列表，以及他们在公司内部的职责与层级，薪酬和福利的详细情况，招聘、晋升与调动的日期和原因，以及预计对收入的影响。

《华尔街日报》登出这则描述意大利劳工法律的报道时，意大利的失业率为10%，经济也面临萎缩。

第四、补贴与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