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与严济慈的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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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慧英2024年08月12日约 15 分钟

李政道（后排右）和吴塘（后排左）在后椅子胡同严济慈（后排中）寓所。前排中为本文作者，前排左严小雄、右严小勇，均为严济慈孙辈。

导读：

2024年8月5日下午，我正漫步在挪威奥斯陆街头。一声信息到达铃响，我拿出手机，不想一条令人伤心的消息映入眼帘——杰出的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于当地时间2024年8月4日凌晨，在美国旧金山逝世。

心中的悲伤油然而生。刹那间，我的脑海里涌现出45年前，在北京后椅子胡同的四合院里，第一次见李政道先生的情形。

那是1979年春天，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李政道先生在北京讲学期间，到后椅子胡同我爷爷严济慈的寓所拜访、议事。那天，时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吴塘先生陪同李政道先生来到后椅子胡同的四合院。我爷爷高兴地拉着李政道先生的手，引着他们到西屋客厅坐下。随即，奶奶叫我去给客人倒茶。

我小心翼翼地端着茶壶走进客厅，十分拘谨地给客人和爷爷倒茶。之前爷爷已经说过，今天要来的客人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因此“李政道”这三个字，在我心中已如神一般的存在，乍一见到真人，不禁有些惶恐，十分忐忑。没成想，李政道先生在我倒茶后，居然起身向我鞠了一躬，连连道谢。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先生。他慈颜善目，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全然不像我想象中的科学家那般严肃、古板。那温馨的画面在我脑海里至今仍无比清晰，永志难忘。

那一天，李政道先生来到后椅子胡同，跟我爷爷商讨合作组织中美联合招考留美物理研究生项目，尽快解决中国科技人才断层等问题。对于他们谈论的这些事情，当时的我听不大懂，也不明白其中的意义。直到几十年后，当我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师生交往日渐深入，我才明白了，那一天，在后椅子胡同四合院的西屋客厅里，李政道先生和我爷爷的叙谈，对于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腾飞和发展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也明白了，爷爷和李政道先生半个多世纪来的“忘年交”情谊有多么深厚，多么难能可贵！

严慧英 | 撰文

墨子沙龙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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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战火中兼职而结师生缘

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苏州。李家是一个书香世家，李政道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加之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少年时便崭露头角，英才可期。

1943年，正值抗日战争胶着时期，兵荒马乱中，17岁的李政道在贵阳以同等学力参加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当时已西迁贵阳的国立浙江大学化工系录取。

进入浙江大学后，很快，李政道便陷入了对物理学的热爱之中。因为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引路人——物理学家束星北。多少年后，他在《束星北档案》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于是，他转到了物理系。

谁知，一年多后战火又烧到了贵阳。此时，19岁的李政道已立志攀登物理学高峰，不想因战火而中断学业。他辗转至昆明，通过自荐，转学西南联大物理系，插班入读二年级，成为物理学大师吴大猷的学生。

西南联大时期的李政道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爷爷带领着北平物理研究所同仁，也南迁至昆明。由于战火纷飞、路途遥远，原先在北平的仪器设备、书籍资料，有的无法搬运，有的在逃难途中丢失。因此，尽管研究所搬到了昆明，但研究工作却难以进行。研究所同仁只能运用物理学知识，磨玻璃，敲金属，制作显微镜、测距镜、望远镜、水晶振荡器等，支援军队和战地医院，为抗战服务。

此时，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教授，也是爷爷在北平时期的好友饶毓泰、吴大猷等先生，便邀请他到西南联大任兼职教师，讲授物理基础课。

就这样，转学到西南联大的李政道，也成了听过兼职教师严济慈授课的学生之一。

1946年严济慈在昆明

李政道在联大呆了一年多后，由吴大猷先生推荐，被选拔赴美深造。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他有幸拜入物理学大师费米（E. Fermi）门下。由此，学力突飞猛进，很快就建立了量子场论中的“李模型”理论，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突破性研究成果，并和杨振宁共同发现了“宇称不守恒”定律，年仅31岁便摘得诺奖桂冠，誉满天下。

然而，近三十年后，不论相见还是通信，他对当年在西南联大给他上过课的兼职教师仍以“老师”称呼，足见其不仅才气横溢，而且有情有义，谦逊有序。

1974年5月2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政道教授。当时的阵势很大，除了一些高层领导人，还有郭沫若、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周光召等著名科学家。在那个场合，作为中国座上宾的李政道先生趋步向前，紧紧地握着昔日兼职教师的手，喊一声“严老师”，尽显师生情缘。

严济慈和李政道

继1979年在北京后椅子胡同四合院长谈后，李政道先生又于1982年、1984年多次来到后椅子胡同看望“严老师”，依旧叙谈许久，悉心交流。两位富有远见、敢于承担的科学家，在关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国际交流等方面规划愿景、探寻路径，商讨切磋中，磨合出了许多好想法、好办法，为日后培养一大批国际化的科技英才，促进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9月，爷爷亲笔为《CUSPEA纪念册》作序，盛赞李政道先生对祖国的赤子之心，详述他为中美物理学术交流所做的大量工作。鼓励青年向李政道先生学习，早日学成归国，为科学建国、富国、强国做贡献。

1986年11月22日，86岁高龄的爷爷亲赴美国，在纽约主持李政道先生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30周年暨60岁诞辰庆祝会，并发表演讲，盛赞李先生对科学的贡献，对祖国的贡献。

1991年1月，李政道先生从大洋彼岸寄来亲笔题词“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以贺“严济慈老师九十大庆”。

李政道为严济慈90寿辰贺词

1992年5月31日，爷爷在钓鱼台出席海内外物理工作者纪念会期间，再次同李政道、秦惠䇹夫妇畅怀叙谈。这也是爷爷最后一次与李政道夫妇会面。

四年后，1996年11月2日，爷爷在北京医院辞世，享年96岁。

不久后，1996年11月29日，李政道先生的夫人秦惠䇹女士在大洋彼岸因患肺癌不幸去世，年仅68岁。实在令人痛心，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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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科学报国而成忘年交

共同的科学报国情怀，是这一对因“兼职”而结缘的师生得以长时间相知相交的凝聚力；对发展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共同愿景和携手奋斗，使他们成为令人艳羡的“忘年交”。

李政道和严济慈

爷爷的一生都致力于科学建国、富国、强国的追求。在那特殊时期，尽管他无能为力、难以作为，但深存于内心的信念始终未曾泯灭。上个世纪70年代，李政道等海外华人科学家的相继到来，又燃起了他的希望。李政道先生的一声“老师”，仿佛一场甘霖滋润了他那近乎干涸的心灵，唤起了久藏心底的热情——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振作精神再出发。

此后，爷爷与李政道先生交往密切，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共同商讨各种路径和办法。他们同心同德，惺惺相惜，全然不因年龄和环境的差异而有阻碍。

1979年，李政道先生来到北京后椅子胡同爷爷的寓所共商如何为中国尽快培养出科学技术人才。李先生说：“必须尽快为祖国的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这才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长远之计。”爷爷深以为然，全力支持，尽快落实。

1983年3月5日，李政道先生写信给我爷爷，提出“设立‘科研流动站’的初步建议”，反复强调基础科学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他说：“没有今天的基础科学，就没有明日的科技应用，这是不可违背的科学规律。”

1984年5月18日，他从美国寄来厚厚的15页长信，除了一页的叙事外，其余14页是“如何安排‘博士后’科技青年的一些建议”。李政道先生总是说，自己平生最大的心愿是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情。

1990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成立大会

1985年1月30日，李政道先生在给我爷爷的一封信中夹了一篇写给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信，托请转交。可见，这位比他年长26岁的“兼职老师”，在他心里是可信任、可托付的。在给宋健主任满满七页纸的信中，李政道先生向这位担负着中国科技发展大任的行政掌门人反复阐述加强基础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可行的建议和措施。他说：

基础科研一方面对生产科研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又有自己发展的规律，需要一种独立性来保证工作者精力的集中。所以，在改革体制的过程中，我认为对在科学院及大学的研究院中的基础科研更需要额外重视并严加保护……要长期改善和保证国家的富强，必须在科技上有真正的力量，能创新，能做出别人做不到的成就。因此培养、保护和发展一组“基础科研”的精兵是必要的……基础科研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教育及各方面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使全国的精神生活在多方面更加丰富，增加人们的自信和自尊。所以对中国这样一个史长人众的国家，建立一支站在最前线的基础科研队伍，对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提高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关键

字字珠玑，情义拳拳，炽热的爱国、报国情怀跃然纸上。那时，早已功成名就，誉满天下的李政道先生，满脑子都是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何快速建设和发展科学技术，丝毫没有个人得失的考量。在他给我爷爷的无数信中，无论篇幅大小，所谈都是工作，除了“惠䇹嘱代问候”字样外，从不见他谈及个人琐事，更没有某些人那种关于来华待遇和安排的要求。

严济慈和李政道

爷爷对这个“忘年交”是赏识的、敬佩的，更是信任的、爱护的。对于李政道先生建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少年班，倡导建立中国博士后制度，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帮助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等，他都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得力的推动者。以至于每次开会或在其他公共场合，爷爷都坐在李政道先生的身边，以示一个同行老者的支持和爱护态度。

当有人以极左的思想或因对先生个性的偏见而阻挠李先生在中国的各项工作实施时，爷爷总是千方百计地动用自己的威望和资源，“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极力化解障碍，消除误会。他们俩可谓改革开放时期发展中国科学教育和促进中美科学交流的“最佳拍档”。

1986年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成立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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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CUSPEA联手更显战友情

由于CUSPEA的机缘，爷爷和李政道先生在持续十年的密切交往和深入交流中，“忘年交”情谊得以升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爷爷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首任院长，急切地希望改变当时我国科学技术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科研人才断层严重的局面，提出选拔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学生及科研人员出国留学深造，培养科技英才。

然而，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1979年春天，李政道先生携夫人秦惠䇹来到北京讲学。全国有33个科研单位、78所高校，1000余名科研人员、教师和研究生聆听了李政道先生的授课。通过课堂讨论、课间交流，李先生发现其中一些研究生求知欲强，基础知识扎实，学术水平不比美国的学生差。他认为，这些优秀的研究生如果能够到美国留学，接受进一步严格的科学训练，学成后回国服务，必将对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发挥重要作用，产生积极影响。

于是，李先生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时任院长严济慈提议，选派研究生赴美留学。他说：“我从自己成长的经历中深切感到，必须尽快为祖国的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这才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长远之计，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针对当时中国百废待兴、科技人才青黄不接的状况，他提出了一个救急性措施，即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尽快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水平的中国科技人才。

1979年，李政道来华讲学时与严济慈、钱三强、赵忠尧等著名物理学家合影

这一建议与我爷爷长时间的想法不谋而合，爷爷立即给予积极的回应和大力的支持。李政道先生多次来到我爷爷在后椅子胡同的寓所长谈，深入细致地探讨这一计划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实施细节。

随后，他们联合倡议并设计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 CUSPEA），由此开辟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通道。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他们立即着手进行实验性的PRE-CUSPEA试点选考。1979年进行了两次小范围的选考实践，都很成功。不仅解决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形成了考试选拔的流程和模式，也加强了中美之间的互信，进一步打开了封闭已久的交流大门。

严济慈和李政道

然而，正当人们满怀希望，热情拥抱CUSPEA时，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也接踵而来，不绝于耳。CUSPEA实施受阻，李政道先生非常着急。此时，爷爷作为CUSPEA最坚定且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不断给予理解和安慰。他们联手寻求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最大的支持力量。于是，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方毅、张劲夫、秦力生等以及中科院的许多知名科学家纷纷关注和支持CUSPEA的实施和落实。

一次，在中央领导主持的讨论科技问题的会上，李政道先生再次提出CUSPEA实施与人才培养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这件事交给严老负责解决，会上就不必再讨论了。李政道先生这才放下心来，和我爷爷一起从中国官方、美国高校两个方面着手，全力推动CUSPEA的大规模实施。

于是，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CUSPEA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有计划地选拔留学生出国深造的首创壮举。

CUSPEA于1980年2月正式开始施行。1980年5月13日，教育部发布《关于推荐学生参加赴美研究生考试的通知》，对CUSPEA招考工作做了详细的说明和安排。根据通知精神，中方专门成立了由严济慈、周培源、钱三强等25位著名科学家组成的CUSPEA招考委员会，爷爷严济慈担任委员会主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包括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等单位的领导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沈阳金属研究所等单位的领导和科学家，如黄辛白、王淦昌、王竹溪、黄昆、马大猷、吴塘、谈镐生、沈克琦、赵凯华等。

与此同时，CUSPEA办公室也配套成立，负责相关考试等具体事务。CUSPEA办公室由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吴塘先生和北京大学副校长沈克琦先生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地点就设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耄耋老人严济慈

那时，爷爷已寿登耄耋。然而，人逢喜事精神爽，他以满腔的热忱和充沛的精力全身心投入有关CUSPEA的工作，全力扶助项目实施。他主持的CUSPEA招考委员会负责确定向美国推荐的学生名单，坚决不受行政干预，更不徇私“走后门”。考试和遴选过程相当严格，确保CUSPEA学子的优秀质量

王竹溪、马大猷、谈镐生、沈克琦、赵凯华等物理学家先后主持了物理考试阅卷工作；李佩教授负责并主持了十年间每一届CUSPEA英语笔试的出题和评卷工作，并参与口语面试。

然而，在美国，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工作，仅李政道先生一人在推动。尽管他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享誉全球的科学家，但在美国，在他工作的哥伦比亚大学，除了工作助理艾琳·特拉姆女士外，他并无其他资源可以调动。因此，有关CUSPEA，事无巨细，他都是亲自去做。

李先生精心设计了参加这个项目的美国大学物理系的信息表，包括校系名称、研究方向、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奖学金金额、学生需工作的时间等，汇集成册后发给中方各学校，以便学生申报，并且每年都对表格进行修正。在每年美国各大学招收研究生之前，他就开始组织CUSPEA学生的入学申请工作。每年都要安排约100名学生入学，而这100名学生申请时每人至少选择三所学校。因此，每年CUSPEA考试后，他都要寄发大几百封信件。其工作量之大、进展之艰辛，可想而知。

秦惠䇹女士曾说：“你们不知道，为了中国的科教事业，他都快发疯了。”

那时候还没有e-mail，所有的申请都是李政道先生亲自写信，连同每一位学生的所有材料一并寄往各个学校。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夫人秦惠䇹和秘书艾琳就跟着一起忙：装信封、贴邮票、所有装好的信件放进小推车，推到一个又一个邮筒投寄。多少年后，CUSPEA学子每每相聚分享往事时，总会提到一个细节：由于发信太多，信件塞满了李政道先生工作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内邮筒，以至于邮局向先生提出抗议，声称影响了其他邮件的正常收发。因此，李政道先生和夫人秦惠䇹、助理艾琳·特拉姆女士就推着小车至附近的邮局以及较远的邮筒去投递。

CUSPEA十年，915名学子，上万封的推荐信，李政道先生都是这般操作，真可谓“呕心沥血”。

除了推荐信，每一轮学生申请入学的细节，每一位学生在美学习期间的费用，甚至他们在学习及生活上遇到的大小事务，都是李政道先生和夫人秦惠䇹及助理艾琳·特拉姆女士一件一件地去解决，一个一个地去落实。李政道先生曾说，十年间这些事务，粗略估计，每年都用去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

李政道先生不仅为900多名CUSPEA学子创造了难得的学习机会和良好的学习条件，同时也以自身的勤勉严谨，无私奉献，行为世范，教会了青年学子做人做事的道理。

1981年CUSPEA招考成绩前五名考生相聚

对于李政道先生的想法和做法，我爷爷始终是支持、扶助、关心和体谅的。在推动CUSPEA这件事上，他们两人都倾注了对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热切寄望，也因此深化了科学报国的真挚情感。

CUSPEA自1979年起，至1989年完成其历史使命，在那出国还极为困难的十年间，共考选成绩优异者915人，赴美国72所大学及研究机构留学深造，为中国和世界培养了一批科技英才，造就了一批领军学者和社会栋梁。

一方面，学成归国的CUSPEA学子为国家的科技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交流的深入，当年没有选择回国的CUSPEA学子，通过不断回国进行学术交流，也架起了国际间科学技术交流的桥梁。可以说，CUSPEA是新中国科技人才培养和交流史上的一个丰碑，它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政道先生曾自豪地说：“CUSPEA的意义甚至超过获得诺奖。”

李政道教授

唐代诗人杜甫诗曰“人生交契无老少”，白居易更曰“得意忘年心迹亲”。爷爷和李政道先生结缘于西南联大，结交于发展祖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努力。从岁数上，他们是两代人；从情缘上，他们是忘年交。他们是情深义重的朋友，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们与国内外同道倾情努力，成功合作实施了CUSPEA计划，建立了中国的博士后制度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还在推动中美科技合作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重要作用。他们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贡献，鞠躬尽瘁。他们的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令人敬佩，感人至深，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李政道先生德才贯虹，精神永存！

痛悼李政道先生，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