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史学十个热门领域

（一）情感的历史

情感史的开展将历史研究的重点首次从理性转到感性（爱情、愤怒、激情、嫉妒等）的层面，有学者认为这代表“历史研究的一个崭新方向”。举例而言，性别史的研究很自然地引起史家对爱情和婚姻的研究兴趣，成为情感史的一个重点。当今史家更关心的是如何在各个单一的文化中，将情感的种种表现“深度描写”，找出其中的文化含义，而不是居高临下、品头论足。更有学者注意“情感的团体”，探讨人们在家庭、教会、学校和单位等场合的情感表现差异。

有关情感史的研究，可参考《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情感的历史研究”的纸上论坛（2012年第5期）。学界关注的课题有心理疼痛、抑制疼痛的阿司匹林与情感、近代生产的产育之痛。有的学者则以跨学科的方式讨论如何透过物质文化来理解情感史，例如纺织品、肥皂或绘画，这部分可以参考2013年举办的国际研讨会“Emotional Objects: Touching Emotions in Europe 1600-1900”（情感之物：欧洲的情感接触，1600—1900）。此外，战争与情感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透过爱、悲伤、憎恨与恐惧等情感，探讨与战争的修辞、经验与记忆的联系。

此外，可以探讨的重点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电影与艺术中的情感再现、情感与记忆、情感与资本主义市场、身体与空间中的情感。这部分可以参考盖伊（Peter Gay）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五卷本研究，特别是《感官的教育》这一册。研究者也可从情感延伸至感觉的文化史，例如嗅觉、味觉与听觉的感官历史，可参照法国史家科尔班（Alain Corbin）气味的文化史名著《恶臭与芬芳》（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最新一本可参考的著作是《情感学习：百年来，经典文学如何引导孩子认识感觉、学习情绪》（猫头鹰，2018）。本书探讨的重点为，从19世纪到20世纪，这些来自德、美、英、荷、法等国家的共100多本畅销儿童文学与30本教养手册，如何传递情感的意义，引导儿童学习情绪。

在中国史方面，已有学者开始从历史角度，描述一个以情感为中心的都市群体，如何从20世纪30年代的媒体事件中获得巨大的道德力量。为什么“情”在30年代中国的公众的形成中发挥作用？情感、家庭美德及性爱等私人领域，在国族、城市公众、现代公义理念、性别化的主体建构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二）阅读、书籍与出版文化

阅读史与出版文化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强调阅读的“接受”。阅读史的界定一方面与写作史区隔，另一方面又与过去的书籍史（书籍商业史、书刊检查史）相比较。学者们注重研究读者的角色，探讨阅读习惯的变化及印刷的“文化用途”。有的学者则探讨个别读者对文本的反应，也有通过宗教审判所审讯的回答来进行研究。甚至探讨阅读行为的改变，像是18世纪的“阅读革命”。

研究者可以关注书籍史家较少探讨的出版活动与书籍文化层面及其时代（图书出版与销售活动），旅行指南的书写及出版与旅游文化的关联性，甚至关注性别、阅读与出版的关联。像是2015年亚洲研究学会（AAS）的李文森奖，颁给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何予明（Yuming He）教授。得奖著作是《家与世界：在16至17世纪的雕版印刷物中编辑“皇明”》（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该书讨论的是晚明的书籍与出版文化。此外，除了印刷文化，传统中国在印刷术出现前的写本文化，亦可思考阅读与书籍的关系。

（三）文化相遇

文化相遇（cultural encounters）是近来成长快速的研究主题之一。“相遇”（encounter）一词的意涵，指的是一种世界史概念的文化之间的接触，以及意识性与随机性的跨文化互动。研究课题和以往的中西交流史或中外关系史的视角不同，重点在区域、文化边界与文化交往，以及文化碰撞中产生的误解。此外，我们也看到学者有时会用“文化转译”（cultural translation）来置换。

（四）历史记忆

法国史家诺拉（Pierre Nora）曾说记忆研究不是要复原或建构历史，也不是回忆过去的历史，而是关于过去的现在记忆，只残存在一些“场所”中，他称为“记忆所系之处”。如何透过“历史与记忆”的课题来书写历史成为当代史家关注的焦点。在法国史的例子中，我们可以见到“七月十四日”、《马赛曲》、“自由、平等、博爱”、圣女贞德、埃菲尔铁塔、环法自行车赛及“普鲁斯特之《追忆逝水年华》”等课题。记忆不仅是思念消逝的往昔，还是对自身主体的确认。怎样记忆？怎样忘却？记忆从一个个体传递到另一个个体，如此不断扩散与互动，使得记忆由个体变集体。在此意义上，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称个人记忆就是集体记忆。

研究者可以透过仪式、纪念物、纪念碑、博物馆、纪念馆、墓葬、公园、博览会、战争之旅等主题，研究如何透过地景或空间来记忆过去。此外，战争与记忆也是记忆研究的重点，可以探讨民众如何透过重要的政治与军事物品或个人的传记与日记，来记忆与见证战争的公与私领域。例如二战的重庆大轰炸、殖民体制下台湾的空袭记忆、内战，或者是历史上有关战争与屠杀的课题（纳粹、亚美尼亚、非洲及伊拉克种族屠杀等）。此外，也可以从记忆与文化资产、记忆与日常生活、记忆与创伤等角度探讨历史记忆的课题。

（五）全球史视野

近来史学界继“文化转向”之后，掀起一波对全球史的关注，有学者形容为史学界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全球史的视野提供给史家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相关课题有：分流、合流、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帝国主义与殖民、移民与离散社群、疾病与传染、环境变迁等。全球史的研究取向并未否认民族国家的重要。相反地，它强调透过探索跨越边界渗透至国家结构的行动者与活动，全球史跨越了国家、地方及区域。然而，全球史或全球转向不应该只是提供给学者们一种更广的历史研究视野，还必须提供一种更好的研究视野。虽然全球史在研究课题上是跨国的，但国家研究不该被抛弃，国家史值得根据全球化的力量如何影响民族国家进行再探。

全球史不意味着就是要以全球为研究单位，而是该思考如何在既有的研究课题中，带入全球视野。在研究方法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模式，例如：1. 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2. 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应；3. 探讨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4. 探究 “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5. 地方史全球化；6. 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在研究课题上，也可以就以下几个子题来思考。例如帝国、国际关系、跨国组织、物的流通、公司、人权、离散社群、个人、技术、战争、海洋史、性别与种族。

尽管全球史有以上研究特色，但史家也提醒我们，全球史取向对于史学的冲击或许会过于夸大。无论我们如何思考民族国家过往的道德，或者其未来的可行性，无疑地，民族国家仍然代表一种重要的社会及政治组织的历史形式。总之，在推崇全球史研究特色的同时，我们不用把民族国家史的叙事弃之不顾。虽然民族国家已不再是史家分析历史的最常见分析单位，但仍是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全球取向可以给国家史研究者提供有效的修正方向，而不再视民族国家只是一种特定历史。

1979年，英国史家斯通（Lawrence Stone）发表《叙事的复兴》一文揭示微观史学与叙事史学的回归，近来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仿效斯通的方式，也写了一篇《长时段的回归》，暗喻大历史与全球史时代的到来。阿米蒂奇认为，历史学家是众所周知的流浪者，相对于其他学科，他们更乐于左右转弯。在过去50年间，美国内外的史学界出现过好几波历史转向。刚开始的变化是社会转向：“自下而上”地审视历史，远离精英的历史，并转向普通人、平民、被边缘化或被压迫者的经历。在这之后有了语言学转向，又可称为文化转向或文化史的复兴。最近的一波则是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全球史的再思考》（What is Global History）? 所探讨之超越国别史的变化，像是跨国转向、帝国转向以及全球转向。在阿米蒂奇看来，不管你是支持还是怀疑，不可否认地，“转向”这一语汇包含了思想的进步。作为一位世界公民，我们不仅要跳脱传统的民族国家史观，将自身的历史放在世界史的脉络下来看待，更要多加接触全球史著作，以了解世界历史的演变。

（六）帝国与国家

人类历史的政治发展上，民族国家是常态，还是帝国是常态？事实上，帝国是古今中外最持续不衰的权力形式与政治单位。在新帝国史的影响下，过去的中心与边缘不再是固定的，值得再重新思考传统帝国如唐、元在东亚与世界史中新的定位与意义，也可以从台湾的明清史研究角度再检视“新清史”“内亚转向”的研究特色与局限。透过域外文献来看明清帝国也是跳脱中国中心观的取向之一，大量的《燕行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观看数据。传统帝国的课题除了关注边界，亦可从帝国内部的角度探讨政治、制度、社会与文化的问题，例如易代之间的士人际遇、忠义、遗民、文人书写等课题。

此外，研究者可以思考近代帝国的发展对国家的日常生活、社会组织及社会运动史的影响。例如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可以从比较的观点来探讨殖民地的统治特色，例如技术、观光及博览会的课题。更可以从帝国的框架来探讨技术与近代东亚发展的关系，例如：牛乳的使用、母乳，甚至代用品豆浆的出现；日本帝国殖民地的蔗糖技术发展；又或者是肥皂、味精、农药制造与在东亚的流通和近代日本化学工业也有密切关系。

近来新帝国史研究也提供给我们从结合世界史与社会史的角度，去思考19世纪到20世纪的转变。例如19世纪末期出现的一种新观点：“规训”帝国臣民意味着使大众文明化（从卫生学、大众教育的角度来说），而不仅仅是培养精英阶层。帝国的规训既会带来普遍性的政策也会引起反抗，研究者可以将社会史与宏大叙事联系起来，所探讨的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扩张，也不是资本主义加现代国家的构建。研究帝国的历史，不该只是一个偏向单方面的故事，永远只独厚一个声音，而是该把帝国看成一个充满互动的整体，一个内部互相关联的大世界。

（七）环境与历史

尽管环境史的问题意识架构常受限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但有时还是会超越边界，将焦点集中在气候、疾病、海流、资源商品的流通。当我们开始逐渐关心全球气候变迁、稀有能源资源、生物多样性及干净的水资源时，可以将视野扩展到以往环境史较少关注的外交或世界史的视野上。

研究者可以关注全球环境史的议题，像是以下四种类型。一是世界环境史，例如约翰·R. 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休斯（Donald Hughes）的作品。二是以某个专题为主，从世界的范围进行研究，如格罗夫（Richard Grove）、拉德考（Joachim Radkau）、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人的著作。第三种是把环境史与世界史融为一体的著作，例如麦克尼尔父子合著的《文明之网：无国界的人类进化史》（The Human Web: A Bird’ 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2007），英国环境史教授阿梅斯托的《文明的力量：人与自然的创意关系》（Civilizations: Culture, Amb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2000）及《世界：一部历史》（The World: A History, 2007），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的《写给地球人的能源史》（Children of the Sun: A History of Humanity’ 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 2006）。最后一类是强调“大历史”，把人类史放在大爆炸以来的地球环境演化中研究，例如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2004）、布朗（Cynthia Stokes Brown）的《大历史》（Big History: Between Nothing and Everything, 2007）。

此外，环境与历史关心的议题还有：水资源、战争与环境、动物的历史、疾病与环境、能源、森林、国家与环境、工业化、污染等课题。亦可结合传统中国史研究中的历史地理（制度、交通）、农业史的研究成果（水利）。

（八）科学、技术与医疗

除了医疗社会史或文化史的取向，也可以参照前述“全球视野”的主题，探讨全球医疗史。医疗史学者柯浩德（Harold J. Cook）认为，如果我们借鉴全球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可以思考从不同的角度看医学史。他认为关于植物学和医学的数据，以及针灸医术，都像商品一样，也会沿着贸易路线从亚洲传入欧洲。通过贸易公司和传教机构促使人员、技术、讯息、商品甚至疾病的相互流通，说明全球转向的重要性。相对地，国家与“文明”并非主角。战争与医疗的课题，可探讨的有战争的危险、战争对医学进步所扮演的角色、战斗人员的医疗照顾、战争与精神医学，以及战时平民的健康与照护。

受到新帝国史的影响，学者们也开始探讨殖民的脉络，拒绝中心与边缘的二分法，认为它不仅促成热带医学等新学科的发展，也影响了欧洲的实作与观念。探讨的课题有：种族与医学、帝国与疾病、殖民医学、热带医学、西方医学与开发中世界。此外，近来科学史研究也开始注意到技术史的层面，尤其是技术的历史与近代东亚社会现代性的形成的关联。像是：日本帝国在近代殖民过程中的技术史，与公共卫生防治有关的除虫化学药剂的问世。或者是与食品卫生及健康有关的味精的制造，也是与化学技术的变革及产业的推动有关。

（九）新史料与历史书写

新史料与历史书写有密切关系，尤其是考古与新发现资料对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性。近来的新史料与历史书写的课题有：马王堆画帛，考古墓葬与西周时代礼器制度，《里耶秦简》与秦代史（官制、历史地理、社会史、文书、邮驿制度），魏晋南北朝的墓葬、墓志与壁画，明抄本北宋《天圣令》《至正条格》与法律史，以及明清域外汉籍与跨文化交流研究。在近代史新史料方面则有“蒋介石日记”的开放。

除了考古数据与新史料的发现，数字时代的历史学的一大特色是数据库的使用，如何透过数据库的妥善利用进而发展出新课题与新视野，值得深究。近来各个图书馆与研究单位都在积极开发历史资料的数字化。例如：“中研院”的“汉籍电子文献”；“中研院”史语所的“内阁大库档案”“拓片典藏数据库”；“中研院”近史所的“妇女杂志”“英华字典”；“中研院”台史所的“台湾研究古籍数据库”“台湾日记数据库”；台湾图书馆的“日据时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统”；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文件折件全文影像数据库”。地理空间方面的数据库有“中研院”人社中心的 “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台湾历史文化地图”。

目前学界透过这些数据库进行历史书写的例子相当多，例如利用日记数据库研究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除日记外，另外引起学界重视的是“《申报》数据库”“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尤其是后者吸引许多学者进而利用数据库中的“关键词”研究“观念史”。报刊数据库也是近现代学者研究社会文化史课题的重要数据来源，例如国际上妇女史学者已经在利用“Chinese Women’s Magazine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数据库中的几种报刊如《玲珑》《妇女杂志》等，来研究近代中国的性别史、社会文化史。

（十）大众史学／公共史学

史家约尔马·卡莱拉（Jorma Kalela）近来在《大众史学评论》（Public History Review）探讨了当代史家制作历史的新管道，文章开头引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一句话相当引人深思：“没有人拥有过去，也没有人可以垄断如何研究过去，或者是如何研究过去与现今的联系……今日，每个人都是历史学家。”在这个人人都是史家的年代，历史已成为商品，历史消费者可以透过物质媒介接触历史。大众不仅可以透过学院史家掌握历史知识，也可以借由大众文化发展趋势下的虚拟转向（virtual turn）与视觉转向（visual turn）接触历史及发展他们自己的叙事、故事与历史经验。

非学院或非专业历史——所定义的大众史学——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现象。然而，与过往接触有关的大众史学，却缺乏全面性的探讨。这常因为是专业史家不重视各种通俗历史，可从对大众的批判与强调上下层对立二分的模式看出端倪。专业史家偏向以理论来讨论历史的角色与本质，以致大众史家以及通俗媒介对历史的理解，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边缘位置。近来华文世界相继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大众史学，虽然名称用法不同，但都反映出这波学院史学之外社会实践走向的变化。研究者可以探讨的方向有博物馆、口述史、大众史家、学科发展、地方史、网络、影像、历史记忆、文化资产及出版市场等课题。

本文摘自《当代历史学新趋势：理论、方法与实践》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针对历史学领域的热门研究课题与重要研究趋势进行分析，以此提供给学界进行参考。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总结出十个热门及前瞻议题：一、情感史；二、阅读史、书籍史与出版文化；三、文化相遇；四、历史记忆；五、全球史视野；六、帝国与国家；七、环境与历史；八、科学、技术与医疗；九、新史料与历史书写；十、大众史学与公共史学。

历史学研究的不断发展，需要不断地被认识。西方学界习惯每十年就要进行一次学术的回顾与讨论，同样，本书所秉持的这一宗旨，无疑将对我们继续研究历史有所裨益。整体的走向与趋势，既让后来的治史者心中有数，也让我们在回顾的过程中，看到历史学研究发展的脉络，为史学研究提供新门径。

【作者简介】

蒋竹山，台湾桃园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博士，现任台湾“中央大学”历史所副教授、文学院学士班主任。曾任台湾东华大学人社院大众史学研究中心主任，台湾“中央大学”历史所所长。研究兴趣喜欢打破传统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三块分立之框架，主要方向为医疗史、新文化史、全球史、公众史学。历来除关注全球视野下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在学院推动相关社群活动外，也对社会大众推广历史普及与公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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