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茶菌曾火遍神州，又迅速衰落，为什么？（上）

图源：Pixabay

导读：

20世纪80年代初，一种叫做“红茶菌”的饮品在国内风行一时。不久后，它又突然销声匿迹。1980年代中期姜昆还创作了相声《红茶菌和打鸡血》[1]，对红茶菌的流行进行过夸张描述和讽刺，把它看作那个时代的怪现象[2]。

近些年，红茶菌又重出江湖，互联网上出现了很多教人养红茶菌的多媒体材料[3]，欧美的市场上也出现了红茶菌饮料“康普茶”（Kombucha）。

那么，红茶菌到底是什么？它在1980年代的中国，何以迅速流行？这一势头又何以戛然而止？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今天的文章，将探讨红茶菌是如何在中国火起来的。明天我们将刊发下篇，回顾这一流行趋势又是如何戛然而止的。

左锟澜 熊卫民 | 撰文

图1 方心芳推测的海宝发酵过程中的物质变换[19]

方心芳还在文章中谈到，另有多人在服用“海宝”；1951年7月13日《北京新民报》读者来信栏还刊登了一则消息：有人询问海宝能否治肺病，中央卫生部医政局回答，该部研究机构正在开展相关研究[20]。这些信息表明，红茶菌被当成治疗胃病、肺病的药物或辅助药物，在中国业已流传多年[21]。主要是在民间口耳相传，并没有形成流行的局面。

“文革”结束后，中国与外国的交流增多。从1978年起，国内陆续有人通过不同途径从海外获得“红茶菌”菌种。譬如，1978年夏，中国歌剧舞剧院作曲家张定和的一个侨居美国的姐姐回国探亲，带回了菌种。从那时起张定和就开始饮用红茶菌，并且把它推荐给在南京的弟妹，以及在合肥、北京、上海等地的友人。

1979年9月，中国出现第一份“茶菌”饮效报告（油印）。它来自海南万宁县，是该县环城公社退休医生赖有山根据自身饮服“绿茶菌”的体会，以及他搜集到的饮效实例整理而成。据赖有山讲，日本红茶菌于1977年12月传到万宁县，1979年4月他本人开始自养自饮，四个月内，困扰他多年的周身骨关节疼痛和便秘就痊愈了。赖有山还收集了包括他本人和海南卫生局副局长在内的12个不同年龄的人饮用绿茶菌治好旧疾的情况，整理成册。据说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汕头、湛江等地以及山东、湖南、广西等省都有集体或个人写信向他索要菌母、讨教经验。[27]

1979年9月，第二期《中国茶叶》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海宝”的短文[28]，对红茶菌进行了国内最早的公开报道。此文介绍了日本、台湾等地的“科学权威”对红茶菌的研究，称其有促进代谢的神奇作用，还说红茶菌在日本和台湾广为流传。文章引发了读者的兴趣。不少人给杂志社来信，有的索取海宝菌种，有的询问培养方法，有的求释科学依据，有的探讨菌液奥秘，有的介绍饮用效果。[29]

此时的中国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国家迫切希望研究机构能够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面对红茶菌在国内的自发传播，一些科研机构从中看到了市场需求，决心开发相关商品，其中行动最早的是北京市食品研究所。

该所于1980年初成立红茶菌试验研究小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研究出了一套培养工艺，生产出了一种略带浅茶色，兼有酸梅汤、柠檬茶的味道的产品。经动物试验和小范围内试饮，认定有益无害后，研究所将其命名为“康寿乐”（寓意健康、长寿、快乐），于1980年伏夏投放市场试销[30]。

《健康报》、《食品科技》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还先后对它进行了报道。其中，《食品科技》的报道题为“‘康寿乐’——除病益寿的健康饮料”，由该刊编辑袁洪业所写。它将红茶菌汤称为“风靡日本的健康饮料”，说它具有众多的神奇保健功能，得到了日本科学权威的肯定。作者还说自己采访了中国军事科学院的一位领导，后者饮用红茶菌一年，所患胃炎、胃溃疡、白内障、冠心病、气管炎等多种慢性疾病均消失不见。作者接着重点介绍了北京食品研究所试制的“康寿乐”酿茶，说它没有杂菌污染，对人体更是有益无害。结尾先貌似谦虚地说“康寿乐”酿茶“决非包医百病的仙丹妙药”，随即又说它是“增进人体健康的营养饮品”，经常饮用，可使人身体健康、抵抗力增强，使得“百病也就无奈我何了”。这篇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文章颇具感染力，还配有如下的插图（图3）,与其说它是科学论文，还不如说它是广告软文。

图3“康寿乐”饮料宣传画[31]

顺便说一下，由北京市食品研究所主办的《食品科技》杂志[32]，在1980年代非常畅销，是“红茶菌”的重要宣传阵地，在1980-1984年间连续刊登与“红茶菌”有关的文章45篇，占了知网同类文章的一半[33]。

图4 1980-1984年间《食品科技》和知网上与“红茶菌”有关的文章

1980年8月12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大众科学”节目播发了袁洪业的“‘康寿乐’——除病益寿的健康饮料”一文。在电视机还很罕见、多数国民并无阅读能力的年代，广播电台属于第一等的媒体，体现出了强大的传播能力。这次播报引来各地群众纷纷来信，电台编辑人员叹为“前所罕见的轰动情景” [34]。北京市食品研究所、《食品科技》也在同期收到了大量索要菌种和询问知识的来信[35]。应听众的要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于1980年9月12日重播了袁洪业的这篇文章。

随后，中央媒体跟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等也对红茶菌相关话题进行专家采访和报道。譬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80年10月25日在“科学知识”节目中播发了《健康饮料红茶菌》，人民日报于1981年1月2日刊发了《康寿乐》一文。地方媒体跟着进一步扩大传播，不少地方电台和报刊都介绍红茶菌的饮效见闻和培养方法[36]。

在各种类型、不同等级的大众媒体的宣传作用下，短短三个月内，中国出现了全国性的红茶菌热：各地民众纷纷写信讨教培养方法，托亲告友找菌膜。《食品科技》编辑部则积极回复读者来信并赠予了一些菌种。譬如新疆的郭国安就于当年11月19日收到了复信和红茶菌菌种，对杂志社的乐善好施大为称赞。[37]

《食品科技》是北京食品研究所办的。面对数以万计的讨教红茶菌培养方法、索取菌种的来信，他们不可能都免费赠予。于是，北京食品研究所开始出售菌膜——不在市场上销售，只在所内出售或邮寄，每瓶售价1元，可以邮至全国，邮费与距离有关，总价3-5元不等，需汇款至“北京市食品研究所红茶菌销售组”。消息一经传开，许多远离北京的人都来寄信汇款购买，该所每月平均销出近万瓶菌膜，在1981年已销遍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38]

为了推广红茶菌，一些热心人除口耳相传外，还油印红茶菌材料，内容包括饮效报告、培养方法等。稍后，食品科技杂志社等机构还正式出版了多种有关红茶菌的小册子，有的印数高达30万册。

5.2 民间的自发传播

那些从北京食品研究所等地买到菌种的人，养出菌膜后，又经常会将其中一部分分享给他人。如此一传二、二传四、四传八……鞠冉曾介绍过一个民间传播的案例：

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妈回忆说，红茶菌的流行是很突然的事。一天，她到妹妹家串门，进屋后，妹妹给她端上了一杯“茶水”，“酸甜的味道，还真很好喝……”妹妹悄悄地告诉她，这东西叫红茶菌，不但好喝还能治各种疾病甚至是绝症，据说外国一个地方的老人都长寿还没病，都是因为喝了红茶菌。听了妹妹的话，大妈深信不疑，离开前，就从妹妹家的红茶菌瓶里捞出一块像海蜇一样的东西，仔仔细细地包好，宝贝一样带回了家。她按照妹妹教的方法把糖、红茶加水煮开，冷却后放进红茶菌种，用消毒纱布封住瓶口。三四天后，瓶底生出绿色纤毛，液面长出如海蜇皮样的菌膜，又过了几日，茶液变酸，像杨梅汤一样的味道，这就是红茶菌母液了。饮用时根据个人口味，将母液加入适量开水及白糖即可。

李伟格家曾于1980年代断断续续养过两年的红茶菌。据笔者对李伟格的访谈，之所以出现中断，主要是因为菌膜方面的问题：有时候产生杂菌、长出黑霉，就不能用了；有时候没及时补充糖水，菌膜死了，再补充糖水它们也不长了；他们不但吃红茶菌液，还吃菌膜，有时候吃剩的菌膜太少，它们也不再生长了。所以，她父母曾多次和其他养红茶菌的朋友交流养菌经验，并在菌膜方面互通有无[39]。

菌种、菌膜和养菌经验的分享对象大多是身边的亲友，也有借助报纸等媒介，分享给外地陌生人的。北京广播学院讲师徐飞就是这么一个热心人。他女儿曾于1960年代带回过一块“海宝”，他从未过问，任她养了一段后就扔掉了。1980年4月，他女儿再次带回菌种，以及一份油印的红茶菌材料——上面不但介绍了红茶菌的成分、功效和培养方法，还说它对几十种疾病有疗效。这次引发了他的好奇。半信半疑的他向黑龙江中医学院、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寄信询问，得到了肯定红茶菌有益的复信。然后他就自养自饮，自觉眼花、胃酸过多、便秘等老毛病有明显好转。1980年7月底，徐飞从《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封患血癌的解放军战士的信件，很是感动。考虑到有材料说红茶菌能“防癌治癌”，他就给《中国青年报》写信，打听到患者的地址，给他寄去红茶菌种和相关资料。《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写了一篇题为《人生观讨论中的一个插曲》的报道称赞徐飞的行为。后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40]也在报上表扬徐飞。不久徐飞就接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近百封信。他每信必复，并给需要者寄去了菌种和相关材料。收到他的材料的，有工人、农民、军人，也有干部、教员、医生，其中多数是他素不相识的[41]。而《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等对徐飞的报道也在客观上起了宣传红茶菌的作用。

5.3 盗版、竞品与新品出现

红茶菌热引发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尤其是对菌种的需求。在广告极为罕见的年代[42]，北京食品研究所却得以在《食品科技》这种科学期刊、人民日报等报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广播电台中刊发貌似科学论文的红茶菌推广软文，不但将相关品牌树立了起来，还成了红茶菌菌种的头号供应商，在红茶菌的培养者中建立了声望。出名后就难免会被“山寨”，一时之间，北京及外地均有单位或个人假冒“北京市食品研究所”的名义出售“红茶菌膜”。北京市食品研究所专门发布启事，称其所制的红茶菌膜经北京市卫生防疫站检测合格，研究所只对本单位出售的菌膜质量负责。[43]

也有一些其他机构制作和售卖红茶菌产品，希望在这个新兴市场中分一杯羹。比如杭州市特产公司就从上海组织到一批红茶菌液，在西湖、梅坞等茶叶商店少量供应。[44]金华市微生物实验站也于1981年4月底正式投产红茶菌。1981年6月初，金华市街头就出现供应红茶菌液的流动售货车。[45]也有生产厂商假冒北京市食品研究所之名。刘富利工程师曾向笔者谈过这方面的情况：“当年冒我们研究所大名的企业非常多。很多乡镇企业没有和我们签订过合同，但是在他们的产品上直接印上‘食品研究所监制’。我在全国食品订货会上就亲自逮到好几个厂家。那个年代法制不健全，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红茶菌还渗透到其他食品或饮品中。譬如，被人们利用来制成汽水、冰棒、冰淇淋等冷饮，以及红茶菌酒。[46]1981年7月上旬，温州街头出现“温州市寿康乐红茶菌联合作坊”。待业知识青年徐明雪等十多人筹集了三千多元，参照北京食品研究所的工艺，生产出了红菌液饮料，还编印了介绍红茶菌的小册子。首批二千多斤原液、清凉饮料及三万多条红茶菌棒冰上市试销，很快销售一空。[47]杭州市门庭若市的平湖秋月冷饮室也在1981年夏季新增了红茶菌饮料。[48]

5.4 生产工艺优化

对菌种的大量需求和竞争对手的出现，还令相关科研机构改善生产工艺，研发性价比更高的发酵方式。北京食品研究所原用类似家庭培养的静置培养法生产红茶菌，因醋酸菌好氧，静置培养菌膜只在表面生长，全程需要10天以上。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他们改用深层发酵法来酿制红茶菌液。1981年5月，试验成功，培养时间可缩短至24小时。北京市食品酿造研究所科研工作者周毅、王先秀等，在方心芳的指导下，也于稍后完成了茶菌深层发酵研发工作，并开发出了“可乐可滋”酸型清凉饮料。1981年7月13日，这两个科研项目通过了中国微生物学会、酿造学会和北京市食品工业公司联合召开的鉴定会。

和静置培养法相比，深层发酵培养可以采用更大的发酵罐。接种培养液后，通气搅拌，发酵周期可缩短60-70%，且条件易于控制，安全卫生，质量稳定，生产周期短。学部委员方心芳指导的茶菌深层发酵仅需要通气培养64小时,发酵液的酸度即达2.99%。技术的进步使得“茶菌饮料可以大规模生产了”。

5.5  对红茶菌的医疗临床研究

既然民间有红茶菌能防治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之类传言，当然也就会有医学研究者来从事相关的检验工作。1980-1984年间，不少医生对红茶菌的临床饮效进行了观察。譬如。上海徐汇区潜溪北路地段医院的王松青等人先后用红茶菌治疗迁延性肝炎[49]、高血压[50]、截瘫病人尿路感染[51]，上海某医院的黄志雄等用红茶菌治疗糖尿病[52]，泉州人民医院的蔡鸿恩用红茶菌液治疗高血压、浮肿、前列腺肥大和控制前列腺转移癌，武汉医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与武汉市一轻工业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用红茶菌治疗便秘[53]，南京中医学院附院营养室和南京市食品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用红茶菌辅助治疗乙状结肠癌手术后病人[54]。这些研究涉及案例数量较少，基本都声称得到了预期的效果，但都缺少对起效机制的进一步研究。比如王松青等人等人称“红茶菌对迁延性肝炎有降酶和降锌浊度作用，改善临床症状的效果亦较显著。至于其降酶的机制和物质基础，尚需临床和实验室进一步深入研究证实”。[55]

这些研究属于临床治疗案例分析，并不是严格的药物临床试验。如今药物的临床试验分为I、II、III、IV期临床试验和药物生物等效性试验以及人体生物利用度检查，需要数千名被试者，有严格的入选标准、随机分组、采取固定的方式盲法给药、有明确的检查指标，一到五年才能完成。而上述研究的观察对象状况各异、治疗方法多样，并不具有可比性，也没有科学的评价体系，在短时间内就结束疗程，实际上只是选择了有典型疗效的案例进行叙述，这当然是很不严谨、难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上，当时就有学者（如方心芳等）对这些研究表示质疑[56]。要证明红茶菌有临床疗效，当然得把它视为药物，当作一种治疗手段。而这也是红茶菌饮料的开发者所不愿见到的。譬如，1981年初，北京市食品研究所副所长段葆兰就在答读者问时表示，“关于红茶菌的疗效，目前还未见到长期临床试验的报导，只是民间收集有零星的结果”；虽然国内外有报道称饮用红茶菌对诸多病症疗效较显著，但并不是所有这些病的患者都能用“红茶菌”来治愈，“红茶菌的疗效还有待科研单位深入研究后才能确定” [57]。1981年5月，北京市食品研究所所长刘震也表示：国内外确有人耳闻目睹红茶菌治愈过一些病例，“但是否因这些实例就说明红茶菌是一种药，甚至是一种多功能的药……我们是搞食品科学研究的，不敢妄加评论。我本人的粗浅看法是，实例只能说明部分问题，不能说明本质问题，本质问题是应有大量的、确凿的科学依据。目前从实践上看，尚缺乏反复多次的实践考验……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说明红茶菌是药。”[58]

5.6  对红茶菌的毒理学研究

随着饮用者，尤其是患有各种基础疾病的饮用者的增加，不良反应时有发生。对红茶菌的毒理研究也随之开展。出于研究和推广“康寿乐”产品的需要，北京市食品研究所的毒理研究者王鸿荫等对红茶菌进行了急性和亚慢性毒性研究[59]、致癌研究[60]、致突变研究[61]。孙宝新等人发表了“红茶菌致畸作用的实验研究”[62]。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的项力检测了红茶菌对常见病原菌的杀灭作用[63]。武汉市硚口区卫生防疫站检验了武汉市一轻工业科研所培养的红茶菌[64]。黑龙江中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王桂山等对红茶菌能否引起食物中毒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红茶菌具有一定的抗菌作用，与其酸性和茶成分有关[65]；合理培养的红茶菌引起细菌性食物中毒或伤寒、病疾等可能性极小[66]；有发生真菌性食物中毒的可能性，但真菌污染1～2天后在液面上出现肉眼可见的菌落或混浊[67]。总的说来，这些研究对红茶菌持肯定态度，得出了合理培养和饮用红茶菌对人体无害的结论。

但确实有人饮用红茶菌后出现副作用，有些反应还挺严重。譬如患有心脏病的方心芳在喝了红茶菌后就出现过头晕、心绞痛等症状；有人皮肤上生小红点，出现过敏症状；还有腹泻的；还有喝后得糖尿病的。方心芳对此的解释是：“任何保健用品，食用不当，都会起副作用……红茶菌当然也不例外”。譬如，红茶菌有降低血压的作用，这对高血压者有利，但如果血压被降得过低，则可能头晕乃至使人晕倒。方心芳提醒民众初吃时要慎重，先少吃些，若发现副作用，即可停止饮用。[68]

红茶菌导致副作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杂菌污染，有些杂菌还会产生毒素，致使饮用后出现恶心、呕吐等食物中毒现象。刘震等专家表示，家庭培养红茶菌，容易产生菌种污染和变质。人们互相赠送菌种，既难以保障纯正,也增加了菌种污染的几率。北京市食品研究所曾对有些地方寄来的“红茶菌菌母”进行检测和培养，有的比较纯，有些根本没有红茶菌，甚至都是霉菌，还有人将青霉菌当做菌母广为宣传。[69]此外红茶菌有酸性、高糖[70]、高氟[71]，还含有0.5%左右的酒精，其中的每个特征也都会导致一些不适宜饮用人群。酿制红茶菌涉及微生物学知识和技术，民间自酿易受杂菌污染，纯种不能自备延续，因而专家、媒体鼓励大众选购正规科研机构、厂家生产的产品。

回顾完历史后，我们可以对1980年代中国的红茶菌热做一番分析、考察了。

红茶菌在中国有较长的培养历史，但1980年代之前一直没能形成流行的局面。这可能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当时红茶菌被定位为药物或辅助药物，且只是被部分人认可的治疗肺病、胃病的偏方，健康人很少饮用，流传面较窄。譬如，1952年，中国医科大学药理系的崔秀汉在《中级医刊》答读者问就表示：“海宝”只是一种民间用药，“新旧文献上皆未记载”，据说它受到某些地方的结核病人好评，“但这仅是传说，我们尚未找到科学的根据，所以我们目前还不应该提倡或推荐以此药治结核病。”[72]。第二，并无机构提供菌种，合格的菌种不易获取；且培养红茶菌需要较多的糖，这在贫穷的年代也有些奢侈。第三，20世纪50年代初虽然有科研人员对红茶菌进行过研究，但发表的论文极少，且无大众媒体对其做正面报道，也就没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进入1980年代后，这三个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除有药用功能外，红茶菌还被认为是一种饮料，受众一下子扩展成了全民。第二，有了专业的菌种生产机构，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合格菌种；人们的收入也因为改革开放而有了一定的改善。第三，科研人员发表了大量肯定红茶菌的论文，大众媒体也对红茶菌有很多正面报道。

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认为，附着力因素法则、个别人物法则、环境威力法则，这三个关键因素中的任意一个都可能突然引爆流行。他据此提出了流行三法则和“引爆点”理论[73]。笔者发现，1980年代初的红茶菌，同时具备这三个因素。

6.1 产品的附着力

流行并不是偶然的。首先，传播物或者说流行物本身应当有附着力，能让受众容易记住并且愿意传播。红茶菌酸酸甜甜的，味道和中国传统饮料酸梅汤类似（一些受访者称红茶菌的味道比酸梅汤更好）。作为一种饮料或者甜品，它原本就能给受众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何况大家都说它能加强新陈代谢，具备显著的滋补、保健功能，甚至还能作为治疗药物或辅助治疗药物，对包括癌症在内的数十种疾病有效。在那个缺医少药、甚至口腹之欲都难以满足的时代，人们很难不记住并传播它。至于它是否经得起严格的检验，是否真的具备包治百病之类神奇功能，并不是很重要。人们乐意传播的，并不是真实的东西，而是符合自己意愿的东西。

6.2 传播人物

就算再有附着力，传播物也总要人来传播。在传播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类型的人在起重要作用。格拉德威尔认为，最重要的是三类人：内行、联系员和推销员。

内行是指掌握信息比一般人多、被他人信赖的专业的人、内行的人乃至专业意见领袖。他们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人士，也可以仅为深度发烧友，但一定是流行物价值的发现者。在1980年代的红茶菌传播活动中，科学家方心芳、刘震、段葆兰，大学教师徐飞，退休医生赖有山，将红茶菌引入临床研究的众多医生，都是这样的内行。坂本政义虽然是日本人，但由于其作品被译成中文并得到广泛传播，也在中国起到了内行的作用。他们被认为是专业人士，有不同程度的权威性，能让一些人放下戒备、不再踟蹰，跟着他们培养和饮用红茶菌。

内行能靠自己的影响力做一些传播工作，但光有他们还不够，还需要触发一些关键的人脉节点——那些精力旺盛、喜爱社交、朋友众多、乐于分享信息、在人群中有较大影响、传播能力强大的人，也即联系员。在1980年代的红茶菌传播活动中，得到海宝后将之赠予众多亲友的张定和[74]、把红茶菌种引入学校的中学教师钱湘珠都属于这一类人[75]。那些传播能力很强的内行也可兼具联系员的身份。譬如交游广泛的内行方心芳、赖有山、徐飞，不管自己是否认识到了，实际也是联系员。内行能引发第一波传播，而联系员的推荐能引发第二波传播。

那些忠实、狂热，能不断去介绍和推广产品的人被称为推销员。其中具有拥有高超表达技巧、善于说服他人者，更是具备强大的传播能力。在1980年代的红茶菌传播活动中，有很多的推销员，而《食品科技》杂志的编辑、记者袁洪业更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他是文化工作者，并非科学技术专家，对于推广红茶菌，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狂热态度。他采访了包括军区首长、医院院长、文联主席、著名演员、大学教师等在内的诸多人士，在《食品科技》、《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介绍红茶菌及其神奇饮效的报道，产生了巨大的广告效应。不仅如此，他还推出了《“康寿乐”——除病益寿的健康饮料》这种极具感染力的爆款之作。此文被其他媒体多次摘编转发，尤其那两次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产生了轰动效应，可以说是红茶菌热的导火索。

6.3 外部环境

1980年代，中国已经开放。红茶菌得以“出口转内销”，从日本重新传回国内。此时正值中日关系的蜜月期，日本给予了中国很多帮助，中国从日本引入了很多物质和文化产品。而国人对于发达的友好邻邦日本的产品，则持一种近乎盲从的态度。红茶菌被视为日本先进科学的产物和正在流行的文化，受到比旧时的“海宝”要大得多的欢迎。

经过几年的改革，国人的生活水平、消费能力有所提升，尤其是其中的城市居民，也消费得起菌种和食糖了。科研机构方面，则有了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压力，进而很主动的去开发红茶菌饮料、提供红茶菌菌种。各级媒体，还没太建立起广告收费之习惯，乐意刊登软文，给物美价廉的保健品做免费广告，为刚走出浩劫、尚缺医少药的民众的健康效一份力。

这种环境，可以说为红茶菌的流行提供了必要的氛围和土壤。

就这样，本身有很强附着力的红茶菌产品，经过内行、联系员、推销员所造成的多波传播，其影响范围越来越广，随即又引发民间自发的病毒式传播，而北京食品研究所等还不断提供物质基础红茶菌菌种，终于引爆流行，造成全国性的红茶菌热。

（本文原题为《1980年代的红茶菌热始末》，主体部分已刊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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