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真理

帝国和帝国的统治术:世界性博物馆的收藏

西方近代对世界的殖民,开始于“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先通过航海、探险等方法发现未知的世界,再想方设法获取利益,当然再获取利益的时候伴随着使用暴力。在殖民时代开始之前,西方诸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自1088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建立以来,到了十三到十五世纪,意大利、英国、伊比利亚半岛诸国乃至欧洲其他国家都纷纷创建大学。所以在西方殖民世界的过程中,除了字面意义上的“殖民”之外,也随之开始了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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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洛尼亚大学

在西方列强的殖民过程中,他们发现,新发现的世界从气候、物产、居民都与母国存在差异,因此兴起了站在西方列强中心主义上的学问——博物学、民族学。博物学主要研究新发现世界的动植物以及与欧洲动植物之间的关系,民族学主要研究新发现世界的居民与社会。做相关的研究,需要把新发现世界有代表性的动植物标本、居民使用的器物以及艺术品带回母国,这就形成了西方列强的第一批收藏家,这些收藏家在生前往往选择把自己的收藏捐献给博物馆,这就构成了西方博物馆的第一批世界性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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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第一批藏品来自收藏家汉斯·斯隆的遗物

从十六世纪开始,随着列强殖民地的扩张,列强殖民地和新发现世界的原生政权矛盾越来越剧烈,列强选择了用战争来解决矛盾。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伴随着战争,西方列强的入侵军开始直接抢夺被殖民国家的物质财富——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物,被抢夺的文物作为战利品流入母国,往往经过战利品买卖行为流入各大博物馆中,这就构成了西方博物馆的第二批世界性收藏。

随着学术的进一步发展,西方殖民者发现,很多土著政权自身的传统学术,也没能把该政权辖境内的古代文明研究明白,于是西方殖民者的学术体系开始直接介入,把这些土著政权的辖境当作学术探险的目的地。较为尊重土著政权的学术探险家,还会签署协约来界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不尊重的与抢劫骗取无异。比如研究古埃及的学问埃及学兴起于188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解罗塞塔石碑,亚述学兴起于1778年丹麦数学家卡斯滕·尼布尔破译了波斯波利斯遗址上的三种三语铭文,敦煌学兴起于英国学者斯坦因将在敦煌莫高窟窃取的文物走私回英国,日军侵华期间日本在所占领的中国土地上擅自进行了数十次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些构成了外国博物馆的第三批世界性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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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塞塔石碑,最后因为英法战争法国失利,辗转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二十世纪以来,文物成为国际拍卖市场上的宠儿,西方各国都涌现出了大批的“基金会”,直接以经济形态赞助西方各国各大博物馆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竞拍他国文物。虽然从拍卖会到博物馆这段过程是干净的,但是这些文物流出原属国的过程可能并不正当,这些构成了外国博物馆的第四批世界性收藏。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渠道,比如国家之间交换文物等等,这些构成了第五批世界性收藏。

通过这些世界性收藏,列强得以在物质上占有世界各文化圈的动植物标本和文物,从而构建起为殖民主义和世界霸权服务的学术体系。比如英国在成为世界霸主“日不落帝国”的过程中,就建构起了被称为“帝国博物学”的学术。

就帝国博物学而言,这种渗透和“归化”(domestication)意味着帝国博物学从意识到实践贯穿于宗主国的都市生活,打破了地理空间的局限,与自然相关的物质、知识和文化的交换不只发生在殖民地“接触地带”(contact zone),也发生在宗主国的日常生活中。家庭环境和其他非公共空间成为异域自然知识的传播和交换场所,书信、旅行文学、绘画作品、动植物标本、自然产品(香料、装饰品、药物等)、引种的植物等变成自然知识跨文化传播的物质媒介。在女性为主导的家庭空间,如厨房、花园、会客厅,常常充斥着帝国博物学的战利品,如异国的香料、观赏植物和罕见的自然标本,甚至她们的下午茶、房间里的自然主义装饰物以及服饰上靓丽的羽毛。尽管足不出户,她们依然作为帝国博物学的受益者,享受着奢侈、新奇的异国自然产品,彰显了上层社会的生活品味、高雅文化和智识追求,当然还有帝国主义的荣耀。——《英格兰的报春花:帝国博物学网络中的女性》,作者姜虹。

这种“帝国博物学”为代表的学术,不但以“普遍”“客观”的西方科学话语体系重新建构殖民地的自然知识,为西方列强扩张的资源掠夺和自然控制提供了参考和依据,甚至成为那个时代列强国家上层和中层阶级生活的一部分,其恶劣影响一直遗患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