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韩儒林教授，是把我引入学术殿堂的恩师。我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韩先生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从1978年入学到1981年毕业，这三年中，我有幸亲沐韩师教导，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后来，当我得知韩师仙逝的消息，立即赶回南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我清楚记得，在告别仪式结束以后，我还独自一个人站在韩师的灵前，饱含泪水，望着他的肖像，不忍离去，心中默默地对韩师说：这一辈子我都无法报答对您的感激之情。
我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以前，从来没有读过大学。自高中毕业以后，我在上海市郊的一家机械厂当了工人。我酷爱历史，十二年的工厂生活，写下了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1978年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招考研究生，当年我报考了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的明清史专业研究生，同时，把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元史专业作为第二志愿。
虽然我在南开考试的专业成绩与外语成绩还不错，初试已经被录取，并且赴天津参加了复试，然而，由于南开大学当年批改政治试卷的老师粗心大意（这种粗心大意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很致命的），在对我试卷中的各题成绩分数相加时，竟然把我的政治试卷成绩少加了50分（考卷正面的成绩全部没有加上去）。我的此项成绩就成了35分。不久以后，我收到了南开大学寄给我的通知书：你在南开大学的复试最终还是没有被录取。
我原来认为被第二志愿录取几乎是没有任何指望的，韩儒林先生是国内史学界大师，多少人想成为他门下的弟子而不能得，他怎么会收一个把元史作为第二志愿的考生？再说，我当年考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专业考卷是明清史方向的，而不是元史。我的元史专业知识确实也无法从我的南开考卷上反映出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1978年8月份的一个傍晚。那时，我正准备上夜班，经过工厂门房时，看到黑板上通知有我的挂号信。从信封看，这封信是南京大学教务处寄来的。我好奇地打开信封，居然是我被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录取为研究生的通知！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此我可以投在名师门下从事我梦寐以求的历史研究了！我的兴奋难以用言语表达，一个人的一生很少会有这样强烈的幸福感。我至今难忘当时的那种感受。
入学以后，很久我才得知，我的考试卷子被送到第二志愿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正是南大元史研究室的邱树森老师与其他老师，发现了南开大学批卷者由于粗心而犯的错误。韩先生与各位业师对我深表同情，而此时韩先生又收到郑天挺先生亲自写给他的对我的推荐信，之后，韩先生与陈得芝、邱树森、丁国范老师商议，终于把我收了下来。正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候，韩师改变了我的命运，把我引入神圣的学术殿堂。如果没有他的这一决定，也不会有我以后学术道路上发生的一切。
韩先生对学生的严格是众所周知的。我在韩先生面前常常感到“如履薄冰”。然而，正是这种严谨使我有幸受到了相当严格的、系统的学术训练，这种训练是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
此外，我体会特别深的是韩先生对待学生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他的宽厚与博大。韩先生的学问是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基础的。他学贯中西，留学过四个国家，精通数国文字，能通过对不同语言的蒙元史史料进行语言语音比较，运用审音勘同的办法，找出学术突破口。而对于韩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路数，我的同窗姚大力君学起来津津有味，摇头晃脑，如饮甘泉，时有所得，而我却时时感到不得其门而入，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此，我常常感到压力很大，内心颇为烦恼：如此下去怎么办？一方面，我感到无法发挥自己在理论方面的特长，另一方面又深恐辜负了韩师破格录取我的一片用心。
然而，韩先生是一个明眼人，他通过多次与我的谈话，很快就知道了我的学术气质与学术兴趣和他的学术风格与专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一天，我到韩师家问学，韩先生主动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我这一套东西啊，你不一定有兴趣，也不一定学得好，学了也可能会忘记。你还是走自己的路吧，有什么问题不懂可以来问我，我可以尽力帮助你。没有问题就自己看书。这样你总可以找到自己的路子的。”
听了这一席话，我心中如释重负，并对韩师不拘一格的宽厚深为感激。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就整日泡在图书馆里，根据自己的特长，广泛涉猎刚从国外引进的介绍社会学、文化学、结构功能方法、系统论方面的文章、书籍。当时正值20世纪70年代末，国门刚刚打开，我也许是最早通过英俄文期刊与港台学术刊物，接触各种边缘社会科学方法的中国研究生之一。在元史研究室相当宽松的环境中，我从容地进行自己的自由探索。一方面，我从韩先生与元史研究室各位业师那里不断获得中国古代史与元史专业的传统治学方法；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汲取国外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这两种方法的结合，使我在韩先生指导下，逐渐从元史史料中，找到自己感兴趣并能发挥自己特点的研究课题。而这种运用边缘学科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做法，正是后来我形成自己研究特色的起点。
我对元代中期政治史有特别的兴趣。入学一年以后，我在《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简称《集刊》）第四期上发表了一万多字的处女作《元英宗与南坡之变》。在这篇论文里，我分析了元英宗之所以被蒙古权贵铁失集团暗杀，与元代中期的汉制改革派和蒙古游牧军事贵族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冲突有关。此外，我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力求探索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风格，一种多少带有激情与抒情性的风格。当时，我从南大图书馆里借来了一本由苏联历史学者曼弗里特著的俄文版的新书《拿破仑传》，这本书与元史似乎无关，但正是那种生动而充满抒情性的叙述风格，深深地吸引并影响了我，使我从中得到启示，力图把这种风格运用于元史论文中。后来，我毕业四年后写成的《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碰撞》一书，可以说正是这种风格的延续。《儒家文化的困境》这本书运用文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中西文化的近代冲突，发行量高达十万册，可以说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在国内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之一。而这种方法探索，与我受益于南大元史研究室的自由宽松环境有关。
研究生学习生活的第二年，我又在《集刊》第五期上发表长达两万字的论文——《论蒙古帝国的汗位继承危机》。这篇论文也可以说是当年在我所写的元史论文中，自己最为满意的一篇。其中对俄文《史集》与《巴托尔特全集》中蒙古史论著的大量史料引证，多少体现了韩师对我学术方法的影响和熏陶，而蒙古传统继承原则中四个固有紧张因素之间所形成的危机结构解释，则是我在吸收系统论与结构功能方法之后，力求运用这些方法来分析复杂的蒙古政治史的一种新探索。在这样做时，我力求做到不露痕迹。现在看来，这种对系统论方法的“隐性”运用，确实比自我标榜的“显性”运用更容易获得学术界的认同。
我的硕士论文《忽里台制度与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则是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文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元代政治危机的尝试。我注意到元代中期环绕皇权而进行的权力斗争与政治危机，与中国其他各朝相比，具有更高的频度与强度，我认为元代中期的这种特殊现象，与草原文化中形成的游牧政治传统渗透到元代皇位继承制度有关，而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传统政治制度却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与生态环境中形成的。这两种基于不同文化习俗而形成的传统制度，在元代皇位继承过程中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重叠在一起，正如两种不同的血型混合在一起一样，这就不断干扰了元代政治程序的合理运作。我试图以这种理论观点来解释，元代中期短短二十几年何以会发生多次由于皇位更迭而形成的政治危机。当时，我没有用后来经常使用的“失范”这一术语，来作为解释的中心概念，然而，我对异质制度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脱序的研究兴趣，可以说从那时已经开始萌芽。这种以文化为视角的研究方法，对于我后来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西两种互为异质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社会脱序问题，均有很大的影响。
三年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始终不能忘怀元史研究室中一排排书架上陈列的那些珍贵古籍与外文藏书，其中透出一种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所形成的那种学术氛围与严谨的学风，师生三代之间的那种真诚相待与凝聚力，所有这一切已经无形中成为我此后治学、为人的精神资源。南大这三年是我学术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美好岁月。
1981年年底，我毕业分配回上海，离开南京那天，我去韩先生家里告别，最后临走时我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性格内向的韩先生此时流露出一种惜别之情（我甚至还依稀觉察出他眼中一丝淡淡的伤感）。离开他家之后，在路上，我也产生了一种淡淡的伤感，一种莫名的歉疚。我知道，我不是韩先生最满意的学生，也没有学到韩先生学问的真传，但我却敢说，在韩师所有的学生中，我是最受惠于他的学生，他在关键时候给予我的人生机会，他在治学方面的博大与宽厚，他对我根据自己特长去从事研究探索的鼓励，却在此后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分配到上海不久，韩师不经意间从他的孙子韩昕订阅的《青年报》上得知我为参加自学考试生开设的学习辅导班的广告，据南京大学陈得芝老师后来告诉我，韩先生为此高兴了很久。
离开南大已经近二十年了。我也带自己的研究生。我对研究生所说的话，也是从韩先生当年对我说过的话中引申过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要去发现自己的特长，去读自己喜欢读的书，我相信你会走出自己的路来的。”
本文选自萧功秦《家书中的百年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版。这本书是我多年来写的回忆录与思想随笔的合集。首篇 《家书中的百年史》 是我的家史回忆，也用来作为全书的书名。我们家是受左翼思潮影响很深的湖南衡阳士绅之家，家族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人生价值观，当我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这一点以后，写起了家史来，就有了新的感觉。其中，我的父亲是家史中的主线，他是黄埔六期生，国民党将军，在成都起义后不久，就参加了朝鲜战争，他从朝鲜战场上写回来的家信，反映出左翼理想主义对 20 世纪中国人的强大魅力。理解这种理想主义，应该是 21 世纪中国人走向成熟理性的起点。本书初版以后，我偶然发现了多年前出版的全国政协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中，刊载了父亲的 《成都起义实录》。这份 《实录》 是父亲在起义两个月以后，花三天时间，直抒胸襟，一气呵成的，内容生动而珍贵。父亲在起义前的思想状态，起义时面临的矛盾——鲁军长为了自保准备对父亲以军法论处，生死关头的紧张与机敏应对，当时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军官们各自的精神状态，都在父亲笔端自然流出。我把这些内容都补充到增订版中，这样全文的内容就更加鲜活、丰满了。第一辑收入的几篇文章，都是自己生长与治学经历的回忆。“文革”时期，我是上海郊区一家机械厂的装配工人，由于历史的机缘，有幸成了南京大学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在这些文章里，我回忆了我如何度过了天真无邪的少年时代 ；如何在工厂苦读中获得自得之乐；如何在进入大学后，从激烈的传统文化批判者，变为务实的、以批判左与右的浪漫主义为己任的历史学者。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者，一个中道理性主义者。这些文字涉及我的小学生活、中学时代、工厂十二年生活、研究生时期的学术追求，以及在上海任教以来几十年的学术思想历程，合在一起，相当于散论式的学术自传了。我希望，我的治学与思想经历，能给青年朋友提供一些治学上与思想上的参照与启示。我希望这些文字，能让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苦难与追求。如果我们能超越世俗，在精神自由，完全可以获得一种更充实、更有意义的生活。一位是我在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导师韩儒林先生，正是他的宽容，让我能在自由思考中没有丧失自我，而是保持并发挥了自己的学术特长。我在文章里说，“我并不是他最满意的学生，但却是最受惠于他的学生”。这是发自内心的话。我实践着自己的诺言：要像他当年对待我一样，对待自己的学生，尊重他们的学术个性。另一位恩师是南开大学的郑天挺教授，他曾经是西南联大的教务长与北京大学副校长，他同样是我命运的改变者，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1978 年，南开大学研究生笔试临考以前，白发苍苍的他，拄着拐杖，特地进入南开大学研究生招考的现场，用眼光无声地勉励我。后来，我因阅卷人的差错，总分被少算了 50分，从而失去了在南开大学读研的机会，他特地给我来信，勉励我，并对我说，需要什么参考书，他都可以寄给我。关于他的回忆，记述在 《回忆我的青年时代》 一文中。一位是林毓生先生。我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认识美籍学者林毓生的青年学子之一，正是我在南京大学读研期间，聆听他的多次讲学，受到他思想的启示，让我对什么是激进反传统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并对以现实关怀为基础的思想史，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从此走上了自己独立治学之路。一个时代流行的思想与观念，对于这个时代人们历史选择的影响，始终是我主要的学术关注点与兴趣所在。这一点特别受惠于林先生。一位是我四十年的挚友，已故的留美博士陈文乔，他是我当年同厂同宿舍的好朋友。他是清代大儒陈沆的后代，出身于士绅与贵族世家。可以说，这样的人在当今已经很少了，他在精神情趣上，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是我们生活中的“最后贵族”。一位是我的堂兄萧功伟。他是一位具有强烈事业心的科学家，经历千辛万苦，放弃已经获得的斯坦福大学博士生入学通知，久经磨难从台湾回到大陆……平反后，这个悲剧人物却患上了精神病症。这位老交大人的人生悲剧，也是极“左”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只不过在他身上体现得更为典型。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一个离科学殿堂那么近的人，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离他的理想渐行渐远，如流星一般消失。一位是我的二哥萧默 （功汉），他是清华的高材生，也是梁思成的弟子，当年我在读小学的时候，他就用自己卖血的钱，为我购了一套十六册的 《安徒生童话集》，并在六一儿童节时寄给了我。我至今不会忘记，收到他的礼物时，我喜悦的心情。他在敦煌莫高窟潜心研究古建筑十多年。我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从小产生了对历史与文化的兴趣。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但是一个学者，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侠士”。我平时很少写回忆文字，我情不自禁地动笔去写这些逝去的亲友，是因为他们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太重要的地位。当我把这些二十多年来陆续写成的文字集合起来时，我这才发现，这些人既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也是我们社会真正的秀异人士。我们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苦难时代，并迎来了共和国的大变革。在他们身上，有着一些共同的东西，例如，他们习惯于在人生苦难中执着地追求真善美，有着在“黄莲树下弹琴，苦中作乐”的达观与执着。处于“文革”到改革的过渡时代，我能在生活中遇到他们，也是我的幸运。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远离我，走进了天国。写下他们，既是对他们的纪念，也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份精神记录。在第三辑中，收入了我的思想日记中记录下来的一些思想片断。多年来，我有每天记思想日记的习惯，我摘选了这些日记中一些有关历史研究的随感。例如，史学家为什么大器晚成，历史学家与孤独感，历史学为什么具有独特的知识魅力；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自私”如何在客观上推进了战争的胜利，并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一些杰出历史人物的人生哲学，对于我们当代人有什么启示；从二战战争片中，如何感受到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与民族性格，等等。这涉及诸多方面的思想片断与随感录，都反映了自己的生活场景中油然而生的对历史的思考。在第四辑中，则收入了我在日常生活中有关人生哲学的随想，对读书、治学，对文学、美术、音乐的一些感想。最后，我要向读者介绍一下我的人生哲学。回想起来，我的思想受西方人文主义、俄罗斯知识分子传统与浪漫主义、儒家思想文化的多重影响。从小我生活在上海虹口区，在这个曾经产生白莽的小阁楼文化的地方，是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的，我本人也受惠于此。中国南方地区，确实有着一种不同于北方胡同文化与大院文化的另一种人文传统，它确实也是潜移默化中影响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多元文化资源之一。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位学生说，我更像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不是个人自由至上的那种人。这一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但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20世纪 80年代初期，有朋友推荐我看米兰·昆德拉的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许多人读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我却并无感觉，始终不得其门而入。想来想去，我觉得我大概不属于那种现代意义上以个性自由为人生追求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儒家式的知识人。我所理解的儒家知识分子，他们追求的境界是，超越功利，执着于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君子之交淡如水，以仁为己任，为仁由己，具有甘于清贫、贵在自得之乐的君子性格。其最高的境界是，用出世精神，去做自己认为有利于社会与民族的入世事业。在我看来，虽然我们早已远离了儒家时代，而我的这些亲友与师长都仍然具有儒家的人文气质，儒家文化其实也渗透于我们的无意识之中。儒家人生哲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儒者总是通过内在的精神资源，去克服外在的压力与恶势力，并从中获得一种精神自由。当我们总是在追求一个好的目标时，这个过程本身，就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很丰富，很充实，很快乐，也很有意义。由此，我们就会摆脱个人生命的渺小。儒家要启迪我们的，就是要进入这样一个境界。—— 作为知识人，我的人生追求可以概括为三个词：“ 好奇心，陶醉感，思想力。”爱因斯坦说过，“每个人都有知识好奇心，当一个人在饱经沧桑之后，仍然保留着这种纯粹的知识好奇心，他就会成为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知识的好奇心在于，世上有那么多你所不知道的东西，人生那么奇妙。当你运用自己的心智，运用自己的知识资源，对生活世界作出自己的独立解释时，由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进入了一种陶醉感的状态。这是一种比好奇心更高的境界。当你的知识改变环境，改善社会，作出贡献时，这种知识的陶醉感，就会进一步上升为思想力。所谓思想力，就是一种可以改变人类自身环境的力量。多少年来，我认为，对知识的好奇心，在纯粹求知中获得的陶醉感，以及由此积累而形成的用来认识与解释生活世界的思想力，这是读书人的人生三宝，也是知识分子的三重境界，是我们在世俗生活中获得精神上自得之乐的关键因素。—— 仅仅知识上的自得之乐，只可以保持困苦环境中的学习动力，但仍然不能完全保证自我内心的充实与幸福。个体的生命不能仅仅满足于个体的自我完善，他还必须有一个外在的支点，一条能与外在的源头连接起来的通道，否则他的内心资源也会像古井水一样渐渐枯竭，这样的人也很难避免内心的空虚。当你把这种对知识的超功利追求，与一个社会理想目标的追求结合起来，那就有了双重的抗衡生活无意义感的力量。这种思想观念其实来源于儒家，在儒家看来，外在的“道”与内在的“性”（良知） 是合而为一的，这种天人合一，正是个人短暂渺小的生命避免虚无主义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儒家人文精神的关键。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看到过中国如何从灾难中重生，并走向改革开放之路，我们经历过民族的苦难与复兴，做出过自己的牺牲或努力。当你觉得自己的生命存在并非无关紧要，你的反思，你的参与，就是有意义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担当。这是一种很强的，难以摆脱的责任感，这就会让你的生命变得充实。——这种以责任感为中心的乐观主义，会不断地转化为使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积极动力。一个人会由于不停地努力行动，从而改变事物变化的原本轨迹。这也就是儒家的事功精神吧。乐天知命，为仁由己，己欲仁，斯仁至矣，达观而执着于自己体认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一种儒家式的对先人、对后代的纵向责任，把外在的天道与内心的良知看作统一体，这种天人合一观，与现代个人主义完全不同。它恰恰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精髓。人生一世，要保持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始终有一种在追求知识与真善美过程的自乐之乐，这也是儒家文明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有一次，与美国老朋友墨子刻 （Metzger） 教授谈了好几个小时，临分手时，我对这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老朋友说，我还希望自己能再活二百年。我说我的藏书中还有一万本没有来得及读，即使每周读一本，至少还要花我二百年的时间。他笑着说：“你会的。”我当然知道这不可能，但我却相信，我们仍然可以使现在的有限生命过得更充实。
萧功秦约 17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