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与“奴才”：清朝的词汇秩序统治术

努尔哈赤时期，文书制度和文字规则尚未成型，汉臣沿用明制称“臣”，旗臣一般都直书“我”。

皇太极时期，开始强调身份地位与称谓的关系，满汉大臣一律称“臣”。顺治因之。

康熙时期，出现了“奏折”。康熙时期的“奏折”，可以看做是一种皇帝和臣民之间的私人非正式信件。在奏折中，一些“自幼养育宫中”的旗人大臣，开始自称“奴才”。清史学者郑小悠认为，康熙帝的性格，类似于“大家长”，喜欢用亲情组织人际关系，最早“奴才”称谓的使用，和康熙帝的这种性格有关。

康熙五十年以后，除了皇子、议政大臣之外，其余旗人大臣均称“奴才”。康熙帝毕竟是一介帝王，处于君臣关系当中，其个性爱好，在君臣关系的作用下，必然会异化为官场的“潜规则”。康熙五十年之后的奴才泛化使用，当与此有关。

雍正则是一位喜欢在细节上较真的皇帝，他即位之后，敏感的意识到把人际关系和权力关系同构是危险的，从他之后力禁朋党的政策上就可以看出端倪，所以他在上谕中企图消灭人际关系的渗透，希望一律称“臣”。但是这一规则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我个人推测因为雍正改革触动既得利益者较多，在这种细节上继续纠缠，会弱化其他更重要改革的支持率。

到了乾隆年间，乾隆帝进一步把称谓纳入到制度当中。雍正中期以来，原来可以看作皇帝和臣民之间的私人非正式信件的“奏折”逐渐制度化，取代了公文体系中臣下用于向帝王陈奏私事“奏本”的生态位，原有向皇帝陈奏公事的公文“题本”依然保留。从现有的证据看，乾隆时期，题本满汉基本一律称“臣”，以机构名义或公职职衔名义上报的奏折满汉基本一律称“臣”，以个人（不写职衔）名义上报的奏折，旗人大臣绝大多数称“奴才”。

比如，乾隆三十八年，御史天保、马人龙二人联名会奏，给乾隆帝上了一道奏折，因为联名，而且旗人大臣天保在前，所以就统一自称“奴才”，结果被乾隆帝挑理儿了。乾隆帝在上谕中说：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乾隆指出两人的疏失，是“若因公奏事，则满汉俱应称臣”。但是有一点乾隆帝欲盖弥彰了，即“不过书臣觉字面冠冕耳，初非称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也。且为君者，岂系臣下之称臣称奴才为荣辱乎”，这段话要反着看，称“奴才”就是亲近，皇帝可关心到底谁该称臣谁该称奴才了。

一年以后，乾隆又强调，武官奏折，无论公私一律称“奴才”，这恐怕和清代以八旗起家，重视军功，同时畏惧武臣造反，要在称谓上强化人身从属关系有关。至于宗室，除了皇帝的亲兄弟之外，一律称奴才。

光绪晚年，原来公文体系的“题本”也被取消，奏折一统天下，一些旗人大臣开始抗拒在奏折中称“奴才”，一开始是留空或改写“等”“×等”等等，不久改称“臣”。宣统二年，海军大臣载洵上奏折建议废除“奴才”称谓，得到朝廷首肯，至此“奴才”一词从制度上推出了历史舞台。

考察历史，“奴才”一词本是康熙时期，和康熙帝有主仆关系的亲信大臣不惜自降人格在私人信件中套近乎而形成的称谓。后来在君臣关系的形塑下，变成了旗人大臣、武职官员在奏折中的制度性称谓符号，体现了清王朝区别满汉、体现尊卑的符号秩序，但是“奴才”一次的负面含义并没有随着制度化而消失，在奏折正式取代题本成为唯一公私上奏形式后出现了反弹，最后随着帝制君臣体系的弱化、消失而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