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这部最好？

写在前面

今天聊中秋档第二部：

《出走的决心》

这片从立项开始就争议不断，原名《亲爱的妈妈》遭遇大量网友反对，改名至如今《出走的决心》，再到首映时有男观众发言“把我们男的说得一无是处”“没有我们男的怎么提供住所”，加之虽然不是传记片，但原型人物苏敏的故事本就足够有厚度，一个五十岁的女性在家里隐忍半生，决定上路寻找自由，饱含女性之苦泪，也很难不被拿来当某种“原著”去对比。

这些都指向这部电影必定面对更严苛的性别议题的审视，联合苏敏阿姨在现实中所承受的苦痛，这似乎也无可指摘，所以我在看之前，也难免带着这种担忧。

看完后我还是蛮喜欢的，导演并没有浪费这个题材，选择了苏敏故事里跟现实女性困境比较接轨的部分来拍，缺憾是有的，但无论是完成度还是表达，都比我想象的好很多，围绕着的那些争议反而更为这片的讲述添了几分真实性和必要性。

只是也因为题材和舆论环境的特殊性，我们也很难说是否推荐，尤其很难给出“适不适合”带家人去看的建议，只能说我们会把优缺点都聊一下，大家按需和按照家人的承受能力酌情考量就好。

正文

正式聊这片之前，还是简要再提一下苏敏的故事跟电影的相关性，从「人物」「极昼工作室」发布的多篇报道可以看出，苏敏的故事是现实和理想的混合，二者并没有分得那么开，即使早就下了决心也还是一次次被牵绊，包括她最后实现出走，也很难说是逆袭或胜利，更多是长期被丈夫压迫、被家庭禁锢所导致的“那就换个活法看看”。

她的出走既是可预见的，又是非注定性的，前面的遭遇既是可能导致她出走的理由，也是可能让她继续忍受的理由，这一点跟所有女性的处境都一样，她们经历上的重合并不是一个意外。

导演显然是认为这一部分更值得被改编叙述，因此就像片名一样，落在了出走之前的选择和决心上，侧重去追溯一个有普遍性意义的女性的前半生，连女主名字都是常见的“李红”（咏梅饰）。

在这一前提之下，整部电影其实是将李红从隐忍到选择出走的过程，具像化为了两个层面的疑问并回答：是什么导致她出走的？出走需要怎样的决心？

我们聊这部电影，也实际就是聊聊这两个问题电影是怎么解答的，以及解答得怎么样。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她出走的。

从故事就能看出，电影的解答首先包含了具体的所指：李红丈夫，以及一直需要李红提供育儿帮助的女儿、女婿。李红的时间几乎就是被操持家务、做饭以及给女儿一家带孩子填满，自我被挤压到无限小。

电影缺憾的地方就落在了这里，能看出导演想要让观众以李红为主视角，感受到周边人对她的伤害、压迫和倾轧，但全都通过台词直表的方式去处理，导致里面的很多人性暧昧部分大打折扣，李红以外的人物也都被动呈现出一种几乎没有什么回转余地的“自私”。

李红丈夫堪能理解，他是李红婚姻受难的最大来源，作为既得利益者，直接一些也无不可，但别的角色，尤其女儿晓雪这个角色的饱满度就因此大打折扣了。

故事里的母女关系其实非常复杂，她们是一种被迫形成的女性互害关系（这一点下面会更具体聊），可晓雪对李红的需要总是被展现得过于直白，刚刚对李红确诊抑郁表示关心，又因为自己失业，孩子需要李红照顾，就马上反对李红去参加同学聚会，话语也毫不委婉，这一段同时还配合上了父亲的附和，因此显得晓雪跟父亲反而是同一战线。

但晓雪又实际是体谅李红处境的，也很早就提出希望李红离婚，而且她对自己在婚姻里的处境认知也很清晰，这种表现方式无疑对她前面的支持和爱，形成了冲撞甚至抵消。

人物的功能性也被强行提纯，更像是承载了一定表达的工具。

好在电影的解答还同时包含了第二层，即结构性的指涉，父权制。

这一层的刻画是比上面说的个体迫害要多得多的，而且是以一种比较巧妙的方式，表达得很完整。

具体来说，就是电影试图给观众看每个人被父权制所侵蚀、异化的样子。他们可能是既得利益者，也可能是失权者，总之他们跟系统呈现出一种互相缠绕、且理智和意识时常被后者压制的关系。

里面人物有些看似有些“前后不一”的言行，都是依托这一形而上的潜在逻辑。

这在李红丈夫身上就体现得很清晰，他陈旧积弊的大家长理念并非只在李红身上践行，比如他坚持要给孩子用尿布，哪怕把孩子托管给亲家母也会如此要求，偏执地认为他那一辈的事物最好。

尤其乍看起来对女儿晓雪颇有偏爱，但当李红确诊抑郁后，晓雪为李红说话，想要他道歉，他第一反应跟对李红是完全一样的，即暴怒说“你敢跟我顶嘴？”

这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无论外界发生多少变化，父爱在他内心的占比有多少，都是无法逾越他对家长地位的坚守的，甚至可以说这种坚守已经取代了人的本能本性，成为了真正的潜意识。

李红的母亲也是如此，她对李红不是没有关心，在李红执意嫁人离开家时，会希望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也会帮她把散下的头发撩到耳后。

但也会帮着儿子，让李红看在一家人的份上别找他要钱，在听了李红的控诉后，也只是失神地说，自己的家庭里，也是妈妈给弟弟吃馒头，她吃窝头，“没觉得有什么不对”，是一个自我异化程度更高的女性形象。

晓雪跟结构性的迫害更是关联紧密，她既是被剥夺权利的人，又不得不向李红索要帮助，成为剥削的一环，因为无论是求职时被问到“结婚了吗，几个孩子”，还是在家里目睹父亲对母亲的欺压，她都无从反抗和改变。

她也深知自己丈夫虽然没有父亲那么不堪，但本质并无区别，给她买衣服也只会考虑材质是否会对孩子不利，等于只要她不去上班，她就会循环李红在家育儿、做家务的宿命。

无法反抗结构，又不愿成为李红，她只能把育儿和劳务一再推给母亲，清醒而痛苦地充当一个夹缝中受益的人。

这三对母女代际轮换之间，不仅有着苦难的宿命性，更明示着时代观念的变化和女性觉醒的发生。

但就是因为制度与观念发展未能同步，男性得以止步不前、直接或间接受益，女性之间不得已充斥着自我牺牲和互害。

之所以如此刻画，就是为了淡化对具体个体的指摘，从而强化对整个系统的批判。

这也联系到了第二个问题，出走需要怎样的决心。

电影提到了现实层面的考虑，李红在晓雪还没结婚前，说自己不能离婚，因为出去就没有地方住了，也花少量篇幅描述了李红如何为出走做准备。

但这种决心里，更关键的是内心的转变，更确切说，就是冲破层层身份限制，以我为本的决心。

女性的社会身份往往是被外力赋予的，长期的结构性迫害更赋予了这些身份足够沉重的条框，所以李红的隐忍，一部分是来自丈夫、女儿的外在压力，一部分是来自自身，被驯化过的自身。

这也是为什么电影反复提及李红的多个身份，父亲说“你是长女，要帮家里分担”，不让她高考；弟弟让李红为自己工作且迟迟不付钱，也是依托了她长姐的身份；女儿需要李红时，则会反复喊“妈！”这些也都确实牵绊住了她冲出牢笼的步伐。

对女性而言，身份成为了一个难以推翻的咒语，它们先女性而存在，构建好了注定的一生。

李红也正是这样一层一层否认掉它们，从而找回自己的。

弟弟再怎么拿“我们是一家人”耍赖，李红依然强调要他还钱，不还就上法院。

最后那场跟丈夫的争吵，李红也一再提出：“这大半辈子你拿我当啥了？凭啥你啥难听的话我都得受着？”想法和做法都在努力往“我”靠拢，剥离亲缘、婚姻这些俗成的制约。

对自我需求的接纳和提出，或许就是打破咒语的方式。

电影同时赋予了“出走”更多的层次和含义。

我们会认同出走指的是已经出去，像苏敏一样行走路上，或者是离婚这样大而具体的决定，但电影其实让出走变得更微小和易行，出走的方向也更独立，不断减少对人和制度的依托。

李红最早的出走是从原生家庭逃到婚姻里，这种出走带着她无法预料的代价，而小的逃离欲望，比如想参加成都同学会，从家里离开十天；因为情绪不佳压力过大，搭上公交去了郊外，甚至于独自去考驾照，这些也都是一种出走。

李红正是在这些小的欲望承认里，越来越明确自己的所需所要，从而诞生更多的勇气寻找自己的位置的。

在我看来，《出走的决心》这整部电影的气质和野心就是这样，没那么大和重，知道自己没法动摇什么，轻得就像是李红早早捡到的自驾游队伍遗留的那条丝巾，她很久之后才真正出游并戴上。

但无论是意识先行还是身体先行，也无论自己做了什么选择，都总是要比捡到之前要更好一些，让人更坚定和敞亮一些，不是吗。

音乐/

配图/《出走的决心》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