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往事:最糟可以到什么程度?
原作者:见小曰明辉
大萧条是指从1929年持续到193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是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一。其起点是1929年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四”,即华尔街股市崩盘。这场危机对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主要影响:
经济崩溃:工业生产急剧下降,企业大量倒闭。
失业率飙升:到1933年,美国失业率高达25%,数百万人失去工作。
银行倒闭:超过9000家银行破产,储户存款化为乌有。
国际贸易萎缩:各国为保护本国产业,提高关税,导致全球贸易量大幅减少。
社会动荡:贫困和失业引发社会问题,贫民窟增多,犯罪率上升。
社会现象:
(1)普通人大量失业,失业是大萧条的显著特征,1931年美国失业率高达25%。
(2)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穷人消费不起,中产不敢消费,经济螺旋下降。
(3)股市崩溃,债市崩溃,利率上涨,工厂倒闭,或者削减工人工资。
(4)房东大量驱逐没钱缴纳房租的房客,年轻人大量流落街头,或者投靠父母。
(5)回归大家庭,年轻人和青年夫妻投靠父母,岳父母,挤在不大的房子里生活。
(6)女性大量失业,失足妇女数量增加。
(7)生育率下降,都不想生孩子。
(8)男性不再注重外表,胡子拉碴,在家庭的女性,以及保住工作的女性,不再追求时尚,回归传统审美,更保守,这体现在更长的裙子,更女性化的装扮。
(9)群众减少社交,人们大多用纸牌,棋类,低价的电影消磨时光,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
(10)逆向城市化出现,回归农村,更精细的种地,获得粮食。
(11)精神匮乏,精神病人大增,宗教盛行,神棍和邪教层出不穷。
如果批评和反思不被允许,那么赞美和改进将毫无意义。
过去40年,在五千年长河中,不过微泛涟漪;在巨大历史惯性面前,更是极小概率。几十年经济飞速发展,不是奇迹,更不是必然,
而是三波红利叠加的结果:
①人口红利;
②制度变革红利;
③全球化红利。
可如今,三波红利都已渐行渐远,若依旧对未来线性外推,难免陷入刻舟求剑的困境。
我们这代人,三观成型于中国加入世贸后的黄金时代,乐观是对未来预期的底色。不过,20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位普通日本青年眼中的未来何尝不是金色,只是历史进程从来都独立于个体期望。
更何况,某些风险并非罕见的黑天鹅,而是摆在眼前、几成定局的灰犀牛。
我的父辈祖辈经历过1953~1978年长达25年的磨难,吃过树皮、做过苦工,饥寒交迫。即便在我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也是贫穷:日子怎么那么苦?即便如此,那时还能吃上白面,虽很少摄入蛋白,但已然比父辈幸福一些。
周末读史,回看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说实话,在我心中依然比不上祖辈经历的1953~1978年。但美国大萧条糟糕的程度依然让心灵震撼。本文无意传达任何悲观消极情绪。对生命、对人类,过分的悲观、过分的乐观,都是不诚实的;看清世界荒谬,是一个智者的基本水准;看清了,不是感到恶心,而是会心一笑。
说到底,悲观是一种远见;鼠目寸光的人,不可能悲观。
一、大萧条的产生
真正的大萧条根源在于,从柯立芝到胡佛总统任内所谓的“新世纪”繁荣缺乏稳固的基础。
回望历史,大萧条似乎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最后一次剧烈震荡。
一战后,得益于各种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应用,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每小时提升了超过40%。
随着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兴起,消费者的购买力理应同步提升,即工资水平应相应增加。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与生产力的提升同步增长。
即便是在1929年这一黄金年代,布鲁金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发现,一个家庭要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年收入需达到2,000美元,但当时美国超过60%的家庭收入未能达到这一标准。
简而言之,购买力未能跟上商品产量的增长。当时流行着一些荒谬的观点,比如认为产量激增不是问题,因为“只要有个出色的推销员,什么都能卖出去”。
各种群体性的投机行为也在诱导那些并不富裕的消费者进行无序消费,依赖信用赊账来进行交易。
信用账期终将破裂,“新世纪”的繁荣也随之终结。
随之而来的是大恐慌,全国陷入一片混乱。
上一次长期经济危机发生在1893年,自那以后,随着美国的高度工业化,城市人口大量回流农村已不再可能。
胡佛总统恰好在灾难来临之际上任,这可以说是自食其果,因为他在担任商务部长期间,只专注于提高生产力,却忽视了购买力不足的风险。
直到卸任并离开白宫很久之后,他才对当年的政策有所反思。他写道:
“这里只有几千人,却占据了大部分成果;而那边是大约20%的人口,却只分到了微不足道的份额。”
首先是股市崩溃,接着到1932年(大萧条最严重的一年),经济持续螺旋式下滑,销售量下降,企业不得不通过解雇工人来降低成本。
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人失业了,他们又怎能有钱购买其他工业部门的产品呢?
因此,销售额越下降,失业的工人就越多,导致购买力全面萎缩,结果是:
产业工人陷入贫困,进而拖累农民也陷入贫困;而农民的贫困,又反过来加剧了产业工人的贫困。
“谁也没钱买对方的东西”,一位俄克拉何马州人在国会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的这番话,清晰地描述了这种恶性循环,“因此,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国家内,既存在生产过剩,又存在消费不足”。
(P.S. 这一幕我们应该感到熟悉:我们是否沉迷于中国的大规模制造能力,并为此感到自豪;我们是否因工人的高服从性、高效率、加班文化盛行而骄傲,并且人工成本低、竞争力强……但我们是否考虑过长期以来重视制造、忽视民生、低工资,内需严重不足,生产出这么多过剩产品是否真的造福了所有人?需求是经济的核心,内需不足的风险在美国大萧条中可见一斑。)
总体而言,自1929年以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89%;投资者损失高达740亿美元,相当于所有世界大战费用的三倍。
其中,当时的繁荣明星股美国钢铁和通用汽车的股价下跌了92%(P.S. 这两家公司在当时代表着最强大的科技产业)。
作为重工业的关键企业,美国钢铁当时的开工率仅为19%。
美国机车公司也不再需要大量钢材:在20年代,它平均每年售出600台机车;但在1932年,仅售出1台。
汽车制造业也不再大量购买钢材,一些知名的汽车公司逐渐消失:施图茨汽车、奥伯恩、科德、爱德华·皮列、皮尔斯·阿罗、杜森贝克、富兰克林、杜兰特、罗科摩比公司等等,都是如此。
(P.S. 这些曾经的汽车品牌我们今天一家也没听说过,它们都被历史的尘埃无情地掩盖了。)
有一个不自量力的人推出了一款“罗克尼”牌廉价汽车,试图与福特公司竞争,结果损失了2,100万美元。(P.S. 可见在内需不足的环境下,即使当时通过降价竞争,最终也是死路一条。)
美国汽车销量比1929年下降了75%。航空运输业也遭受重创,当时飞机平均只有12个座位,但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平均每班有7个座位空着。
除了新发明的有声电影外,其他所有娱乐场所都濒临破产。
全国有五千多家银行倒闭,8.6万家商号暂停营业,13万家工商业公司破产。
美国国民总产值从1,040亿元下降到410亿元(1973年估计为21,770亿元)。
1932年,有27.3万户家庭被房东驱逐。即使工人找到了工作,每周平均工资也只有16.21美元,工资水平平均下降了40%。
二、众生皆苦
起初,贫困被视为一种耻辱,人们试图隐藏自己的困境,避免亲朋好友和邻居的察觉。
那位外表光鲜的律师,表面上似乎每天前往办公室,实际上可能远赴偏僻之地,推销高压锅、鞋油等小商品;他甚至可能换上破旧的衣物,在另一个城区乞讨。
为了节省开支,贫困家庭想出了各种巧妙的方法:男士们自己动手卷烟;更换为25瓦的灯泡以节省电力;购买打折的隔夜面包(P.S. 这与今天超市临期食品的热销颇为相似);
孩子们搜集汽水瓶以换取零钱,母亲们将旧衣服改小给女儿穿;许多家庭主妇开始用面粉袋为家人缝制衣物,面粉厂也顺势推出了彩色包装袋。
有人整夜守候在底特律的职业介绍所外,只为了第二天能排在队伍的前面。
纽约市已有100万人失业,但仍有无数人从邻近州份涌来寻找工作机会,7000名儿童在曼哈顿提供擦鞋服务,每次收费五分钱。
在寒冷的冬夜,垃圾焚化场的余温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人,他们睡在垃圾堆上以求一丝温暖。
丈夫们出门“假装”寻找工作,躲进空荡的货车里(P.S. 就像今天有些人躲进咖啡馆里假装上班),回家后,他们不得不与妻子一起盘算,家中的积蓄还能支撑多久。
于是,他们变卖婚戒,抵押房产和人寿保险以借款,或者直接向亲戚求助。
有些人尝试开设夫妻店,表面上仍装出富有的样子,但实际上在邻里眼中已经暴露了真相:妻子可能为邻居提供美发、烫发、修指甲等服务,每次收费一美元。
全家人起早贪黑,一周的收入可能只有五美元。这些极端的措施成功者寥寥无几,因为愿意消费的人实在太少,最终不得不面对失败的现实。
父亲们前往市政厅,声称自己一无所有,请求被列入贫民名单。
由于统计上的疏漏,当时究竟有多少贫民无从得知,但估计约有1,500至1,700万人失业,大多数是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
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没有任何收入,接近总人口的28%;这份报告还不包括在另一种困境中挣扎的1,100万农村家庭。
如果将农民辛勤劳作的成果按市价计算,一车燕麦的价值甚至买不起一双价值四美元的“汤姆·麦坎”牌皮鞋。
一车小麦足以购买这双鞋,但每英亩土地需要支付3.6美元的抵押利息和1.9美元的税款,农民每收获一英亩小麦,就会亏损1.5美元。
以棉田为例,即使是最强壮、手脚最快的男工,从早到晚工作14个小时,采摘300磅棉花,也只能赚到60美分。
用玉米棒子作为燃料比出售玉米购买煤炭更为经济。肉类价格暴跌:一只羊的运费为1.1美元,而售价还不到1美元。
蒙大拿州的一个牧场主赊购了一些子弹,花了两个小时将一群牲畜全部射杀,任其在山沟中腐烂,因为出售牲畜的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饲料费用。他离开时对一位记者抱怨道:“唉,这也算是应对萧条的一种方式吧!”
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暴跌,数以万计的通告出现在住户的门柱和各县法院的门口,宣布这家或那家农场因债务不清而无法赎回。
据估计,密西西比州有四分之一的农场被拍卖。
农场主破产,无力购买捆绑的绳子、修理工具和作物种子,这时放贷的银行便取得了农场的产权,一跃成为遥控的地主,而那些世代耕种这片土地的人则沦为佃农。
乡村牧场主用羊肉喂养秃鹰,用玉米烤火;而城市中的千百万人却买不起那些导致农民破产的廉价农产品(黄油每磅39美分,上等牛排每磅21美分,鸡蛋每两打41美分)。
买不起的原因是失业人数太多,至于那些有幸保住工作的人,他们的工资也极低,仅够维持基本生存。
在婚姻中,有迹象表明,男性的焦虑和挫折感导致睾酮水平下降,更明显的是,结婚率显著下降,从1929年到1932年降低了31.4%。
由于经济原因,中产阶级妇女将怀孕视为“灾难”。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迫使中产阶级夫妇不敢多生孩子。
因此,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出生率低于死亡率的情况。
(P.S. 这个场景似乎也正在我们身边上演)
把握未来、保持方向是中产阶级的典型特征,但大萧条摧毁了他们许多非必需的计划和乐趣,如购买新车和冬季度假;
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大萧条瓦解了他们对未来的精心投资:大萧条使得所有对未来的精心规划变得不可能,因为长期规划需要一个可预测的未来。
中产阶级的生活逆转已无法挽回,他们的房产和证券投资急剧缩水,收入急剧下降,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们财富积累的顶峰时期。
他们再也无法回到曾经的辉煌顶峰,大萧条总是如影随形,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或者看不到希望。
危机就像危险的疾病,当生活的常态突然消失后,人们感到迷茫无助: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如何评价过去、如何面对未来。
对大萧条中的中产阶级来说,最具压迫性的难题是情感上的:持续的担忧和希望的破灭。
萧条、战争和极端的社会动荡常常会引发重大的社会变革。对个人经历和传记的研究表明,这些危机时刻也会重构个人的生命历程。
1929年爆发的美国经济危机,持续影响了每个城市长达六年,没有人能够逃避被抛向下层的命运,经济萧条的利刃无情地砍向所有人,不仅割裂了富人的生活,也粉碎了穷人的希望。
三、胡佛总统在干什么
到了胡佛总统任期的第四年,全国普遍认为他变得不可理喻。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仅因为像牲畜一样生存,才勉强避免了死亡。胡佛总统似乎并未意识到民众的苦难,随着领取救济的人数不断增加,他依然拒绝从国库中拨款进行援助。
回顾胡佛时期的文件,人们有时会感到困惑:这位总统竟然将大萧条仅视为公共关系不佳所引发的问题。
胡佛认为,只要提升美国制造业的形象,使其焕然一新、光彩夺目,困难就会随之结束。
最初,胡佛将股市崩溃后的不景气视为一种心理现象,他亲自选择了“萧条”这个词,因为它不像“恐慌”或“危机”那样令人恐慌(P.S. 就像今天使用的“灵活就业”等新词汇)。
1929年12月,胡佛宣称“形势的基本面是好的”。三个月后,他预测最糟糕的情况将在60天内结束。
1930年5月底,他预言经济将在那年秋天恢复正常。
然而,到了6月,市场再次急剧崩溃。当时,一个代表团前来请求他实施公共工程以救济失业者,胡佛却说:“先生们,你们来晚了60天,萧条时期已经过去了。”
尽管批评家们多次反驳总统的预言,到了1930年12月,他仍然坚称:“经济基本面的力量并未受损。”
此时,国际苹果装运公司因苹果过剩,决定以五分钱一个的价格,赊销给失业者去零售。
第二天,街头到处都是冷得发抖的小贩在叫卖苹果。当被问及此事时,胡佛回答说:“很多人放弃了自己的本行去卖苹果,因为这样更有利可图。”
记者对此发表了讽刺的评论,总统因此感到愤怒。
他的秘书回忆说:胡佛此时也像其他总统一样,明显感到愤怒和不安;
但他仍然认为这些批评是不爱国的言论,他拒绝认输,不考虑采用新方法来进行心理战。他对克里斯托弗·莫利说:“我国现在需要的是一首好诗。”
1932年春,他又对鲁迪·瓦利说:“如果你能唱出一支让人们忘记经济萧条的歌,我会颁给你一枚奖章。”
然而,瓦利并未获得奖章,他这样唱道:“他们总说这是建立理想国,所以我跟大家一起干;无论有田要犁还是有枪要扛,我不怕出力流汗;我们建筑了一条铁路,日夜加班,让火车快通;如今铁路已经筑好了,赏一角钱可以吧?老兄!”
美国史书还尖锐地评论了这样一段话:“今天看来,这些主张是荒唐可笑的,但当时那些有识之士却把它当做圣经。”
什么样的“圣经”般荒唐的主张呢?
有报纸这样争辩:如果联邦政府救济饥民,这会开一个危险的先例,有使工人不想干活的危险。
当时美国总商会会长塞拉斯·斯特朗说:如果国会通过失业救济法,国家就一定走下坡路。
就连亨利·福特都宣称:实行失业保险只会使更多的人失业。(P.S. 今天我们也这样说:全民发钱会养懒人。我们当下的荒唐,百年前的美国已经荒唐过了。)
不过,胡佛总统卸任后,就不得不亲眼目睹民间的苦难: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区钓鱼,有个当地人带他来到一间茅屋内,看到一个孩子已经饿死,另外七个也奄奄一息了。
四、时势造英雄:罗斯福应运而升
在历史的洪流中,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竞选中承诺采取坚定措施以实现变革时,他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为新一任总统,这并不令人惊讶。
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位英雄应运而生,他并非如神话中的英雄般乘云驾雾,而是坐在轮椅上,更显坚毅。
罗斯福的人性复杂而丰富,他在公众面前展现出无比的自信,但私下里,他对自己的儿子坦言:我非常焦虑,不知道能否胜任总统这一职位。
与他同时代的丘吉尔在公众面前展现出坚定和激情,但在私下里,他却饱受抑郁之苦,在伦敦大轰炸期间,他甚至担心皇家空军会全军覆没。
真正的伟人总是勇于面对公众,善于利用新媒体。当时,收音机刚刚普及,罗斯福便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P.S. 就像当今的特朗普充分利用Twitter和Facebook),他总能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将复杂的经济问题解释得通俗易懂,这是他的一项非凡才能。
在他的鼓舞和政策的双重作用下,银行的挤兑现象得到了遏制,信用开始逐渐恢复。
罗斯福更大的贡献在于,他巩固了当时美国动摇的私有产权等基本信念,避免了美国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在经济困难时期,人们渴望强有力的领导人,并愿意赋予他们集中的权力。罗斯福的百日新政使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
但他非常克制,始终遵循宪法体系,他只想成为一个热心的传道者,他反复告诫美国人:要成就大事,就必须既要有理想,又要讲实际,不能走向极端。
这是罗斯福最大的美德,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只有他将经济问题视为一场人间灾难,他对底层民众怀有最深的同情和慈悲。
在最高法院宣誓就职时,他将手放在一本传承了300年的《圣经》上,翻开《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3章,念道:即使我能说天使的话语,如果没有爱,我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即使我能预见未来,洞悉奥秘;即使我信心满满,能够移山。如果没有爱,我又能成就什么呢?
罗斯福成为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但睿智的美国人很快通过宪法修正案纠正了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权力,以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更幸运的是,他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也怀有慈悲之心。在大萧条期间成长起来的其他继任者,如肯尼迪、尼克松、里根等,都继续完善民生政策——此后,美国逐渐转型为一个以消费为主的国家;这正是巴菲特所说的,生在美国就像是中了“幸运子宫彩票”(P.S. 这句话非常重要,许多直接将美国投资经验套用在中国的价值投资者,可能会陷入刻舟求剑的困境)。
那个时代对各国的命运都站在了关键的十字路口,时势既能造就英雄,也能造就恶魔。德国人民不幸地将空前的权力交给了希特勒,这种选择也是日耳曼民族的共同责任。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苏俄。德国和俄罗斯在20世纪初科技繁荣(如门捷列夫、爱因斯坦),效率极高,但极权最终都走向了崩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科技并非第一生产力,文明的进步才是第一生产力,文明自然会吸引和承载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一种自由。
五、我们该何去何从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冬季,许多有洞察力的青年开始觉醒,三十年后,他们将崛起成为美国的领军人物。
尽管他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各异,但无人能够抹去大萧条时期留下的记忆。
在他们的一生中,美国历史经历了多次危机,然而,正是这场最早的危机,对他们性格的塑造影响最为深远。
让我们细数一下这些未来的领袖们:
1932年,罗伯特·F·肯尼迪年仅7岁;
乔治·华莱士13岁;约翰·F·肯尼迪15岁;
戴维·洛克菲勒19岁;
杰拉尔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也均为19岁。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见证了2022年美国为了应对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分三轮发放了补助金:对于年收入不超过7.5万美元的个人,政府一次性发放了1,200美元;对于共同报税的夫妇,如果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他们可以获得2,400美元,每个孩子还能额外获得500美元。
这种大规模的资金注入,无疑在短期内极大地提振了消费信心和市场活力——尽管随后出现了通货膨胀,但没有什么是比螺旋式通缩更可怕的了,世间哪有两全其美的方案(既要、又要、还要,只会错失良机)。
他们深刻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并将其内化为常识;因此,他们更勇于直面百年前的历史,批评当年的荒谬。我们还能看到众多美国大企业的如下报道:
(P.S. 发钱对我们当下到底有没有用?非常有用。是否会养懒人?不会。笔者近年来参与了两个助学组织,许多家庭贫困到难以想象,孩子一年获得3,000元的捐助就能极大地缓解家庭负担。长叹一声,掩面而泣,哀民生之多艰。)
我们今天仍在沾沾自喜于制造效率的提高,但实际上,我们的文明进程仍然停留在百年前美国大萧条的认知水平。
我们逐渐悲哀地发现:我们所走的道路,百年前的人已经走过(只重视制造);我们所说的话,百年前的人已经说过(救济会养懒人);我们并不比前人更聪明,也不比前人更幸运;因为我们走着走着,又回到了起点。
我们未来的大趋势是从重视制造、忽视民生、低收入转向救助民生、改善福利、鼓励消费。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转变,我对我们的未来将持全面乐观的态度。然而,两千年的历史,仍未脱离秦制的束缚,积弊深重;破除山中的贼寇容易,破除心中的贼寇难;我呼吁天公再次振作,让每一代都有新的邓公出现。
我们不容忽视的,依然是时间的考验,治愈疾病如同抽丝剥茧:
回顾经济危机的历史:从高峰到谷底,实质房价的平均累计跌幅为35.5%;芬兰、哥伦比亚、菲律宾、香港的实质房价跌幅最为严重,从高峰到谷底,跌幅高达50%至60%。值得注意的是,房价下跌的持续时间相当长,平均约为六年。即使不包括实质房价连续下跌17年的日本这一特殊案例,平均下跌时间仍然超过五年。
1955年,美国股市终于再次创下历史新高,总算消化了大萧条的影响,距离1929年已经过去了二十六年。老一辈人仍然心有余悸地回忆起1929年的情景……
后记
何谓悲观主义?不要着眼于“悲”,要着眼于“观”:万事万物都会过去,人总要死,欲望永远不能满足,阳光下无新鲜事……这就是悲观。
悲观主义是一个态度,是一位勇敢者的态度。得不到快乐,很快乐,这就是悲观主义。
如此就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知物之明、知事之明。一切都无可奈何、难过的,但是透彻,也可以叫“透”观主义。
人类的未来是可以乐观的,但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不见得比认真的悲观主义者更高明。
木心回忆录:“纹革”那么凶时,我用老子对付:“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结果呢,“纹革”持续那么久;我跟老子说:老兄,你也料不到。——读到此处,我能共情到木心这看似平静的话,内心是何等的悲凉。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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