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学会拒绝，他们打卡一年说100次“不” |《自然》职场

说“不”是一种技能——而将它付诸实践可以提高我们的科学水平。

我们几个都是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环境社会科学家，我们组了一个社群，十年来每周都一起开会，互相给彼此的研究提意见。我们越来越常在小组中分享自己收到的工作邀请和机会，希望小组成员能充当“拒绝委员会”，帮助我们决定拒绝哪些机会。这催生了一份战书：2021年5月，面对疫情和职业倦怠，我们中的一位成员异想天开地建议我们把说“不”当成一场游戏，挑战拒绝100项与工作相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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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er Burkeman在他的《四千周》(Four Thousand Weeks，2021) 一书中指出，说“不”对于留出空间和能量至关重要，这样你才能对重要的事情说“是”。尽管说“不”很重要，但明智地说“不”是一项许多研究人员（包括我们自己）尚未养成的基本技能。因此，我们花了一年时间追踪和反思自己说“不”的决定。

2022年3月，我们说“不”的记录达到了100次。我们发现说“不”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本“如何说‘不’”的指南。它涉及重新思考优先事项，并赋予我们自己和同事权力来设定界限。我们在此提供4点见解，供试图在有限精力与看似无限的可能性中取得平衡的大家参考。

01

追踪记录，让“不”成为选择

有句老话说，有度量，才有管理（you manage what you measure）。我们通常说“是”，这几乎是一种本能，因此追踪记录我们的决定让我们有时间停下来做出有意识的选择。我们中有两人发现游戏化很有激励作用：说一次“不”能让我们在挑战中积一分，离100更进一步。我们还找到了不断对抗说“是”本能的方法。我们中的一个人在桌子上方贴了一幅漫画，描绘了“JOMO”（joy of missing out，错过的乐趣）的概念。另一个人将那些更经常谨慎地说“不”的同事视为榜样，并有意识地效仿他们。

记录说“不”激发了我们记录其他事情的灵感。我们记录已完成的任务以抵消冒名顶替综合征，持续计算活跃项目的数量，并记录我们每天是如何花时间的。这有助于我们限制我们承担的项目数量或工作时间。我们发现，以周或月为单位来计算我们的额度特别有帮助（例如，设置每月一次期刊审查的额度，而不是每年12次）。

02

更频繁地、对更大的要求说“不”

在我们“拒绝之年”挑战期间，我们说“不”的次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例如，我们拒绝了31次受邀演讲——但这仍然不足以防止倦怠。我们的成员共发表了43场演讲和客座讲座。我们拒绝了太多小事，比如审阅期刊文章；但对于大任务，却拒绝得不够。拿预算打比方：如果房租和其他固定义务超过你的收入，那么每天省下一杯咖啡的费用可能无法平衡你的预算。

不可否认，对大事说“不”可能很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我们对许多需要消耗更多时间的大事（例如我们教授的课程数量）比对小事的控制权要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拒绝了行政管理或帮忙撰写大型基金申请的机会。

兼职或受基金资助职位的学者对他们时间的控制权甚至更少。兼职或许是一种选择，像我们位于澳大利亚的成员一样——但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这将意味着无法承受的福利损失，例如健康保险、病假和家庭假。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但在平衡我们的整体时间时，我们仍需要注意那些大块的时间。

在我们职业生涯的早期，说“是”帮助我们建立联系并探索有希望的研究方向。但随着我们职业生涯中期机会的增加，我们需要转变思维方式，从收集到“修剪”。因此，我们需要制定明确的标准来帮助我们选择追求什么。帮助我们战略性地评估说“是”的机会的问题包括：

    1. 这个机会是否适合我的研究议程和身份？

    2. 它是否“激发了快乐”？（致敬组织元老Marie Kondo）

    3. 我是否有时间做好新工作而不影响手头工作？

    4. 这个机会是否为我的个人生活留出了空间？

    5. 我是否具有满足这一需求的独特资格？

通过说“不”，我们可以保留精力和创造力，更好地完成我们选择投入时间的项目、指导和服务角色。

疫情尤其让我们意识到说“不”的必要性。我们经常把自己安排到极限：我们承担了尽可能多的项目和角色，只要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处理。不可避免的是，当我们中的一个人或同事生病或遇到家庭或学生危机时，他们的日程安排中就没有带宽或空闲时间。留住这种空闲时间对于处理生活事件至关重要。

03

说“不”是一种情绪劳动

在拒绝的一年里，我们经常感到内疚。我们担心自己让同事失望，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或者有愧于作为全职研究人员和导师所享有的“特权”。我们希望自己善良、乐于助人、随时待命，即使这样做会让我们感到精疲力尽。

我们中每个人都觉得拒绝邀请非常挣扎，即使在已经做出重大贡献的情况下。例如，对于我们中的一位成员来说，很难拒绝接受另一名研究生入学，尽管她已经在六个学生委员会任职。另一位成员则很难拒绝与她家人早晨安排相冲突的清晨演讲，尽管她是家里那一周唯一的家长。我们甚至发现很难不去自愿承担没有直接要求我们承担的服务角色或光鲜的机会。

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了我们作为女性、学者和公务员的文化条件如何导致我们难以设定界限。我们不仅记录说“是”或“否”的频率，还有我们的情绪反应，使说“不”的情绪劳动变得显而易见。

关于如何说“不”的方法建议随处可见。但我们发现，相比方法，我们需要的更多是情绪方面的建议：如何克服“应该”说“是”的想法，如何克服我们对请求者的亏欠感——除了礼貌的拒绝，还欠了其他什么。

一些专栏建议使用“一点点的不”，或只同意任务的一部分，作为减轻打击的一种方式：比如同意审阅一篇论文而不是参与其撰写过程，或者将演讲重新安排到今年的晚些时候。我们发现这种策略是一种滑坡，会导致人们在以后要求更大的承诺。有时也会导致我们最终接手了整个任务——如果其他参与者没有做出同等的贡献。

相反，我们学会了尽早、坚定且彻底地说“不”。只有坚定的“不”才能真正减少我们的消耗。为了减轻打击，我们推荐其他可以完成任务的人，并试图通过推举那些观点可能被忽视的同事和学生来增强他们的声音。提供真实但简洁的拒绝解释也能维护与提出请求的人的关系。

在我们的“拒绝之年”，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是我们习得的重要一课。我们现在会选择合适的合作者：他们尊重我们的界限、个人生活和心理健康，尊重我们拒绝的决定，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关怀的行为。作为回报，我们认识到需要优雅地对待同事的“不”，并在向他人（尤其是比我们资历浅的人）提出请求的同时留有余地。

04

熟能生巧，让说“不”变简单

正如坚持财务预算需要重复才能使行为坚持下去一样，我们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重复，为自己说“不”和对别人说“不”的情绪劳动变得越来越容易（尤其是在我们反馈小组的相互支持下）。当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时，我们不会后悔我们的“不”。当机会来临时，我们很容易担心错失机会或社会后果——但事实证明，至少对我们来说，“你只会后悔你没有做的事情”这句话并不成立。

我们将继续更频繁地说“不”，并创造空间，让其他人有权设定界限。这是在我们有限的研究生涯中为有意说“是”腾出空间的唯一方法。

© nature

doi:10.1038/d41586-022-023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