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诱惑：忽必烈为何执意“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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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读历史，总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那就是为什么入侵中国的胡人总会被汉人同化，为什么胡人君主总会背叛自己的民族，主动靠拢“汉制”，而同时代的罗马帝国，却在蛮族入侵的浪潮中彻底覆灭。

人类历史上，似乎只有中国在反复上演“征服者被同化，并借由被征服国家借壳上市”的戏码。一代又一代的胡人君主，都在征服汉地后抛弃了部落的文化和习惯法，选择用汉地的“秦制”取而代之。

从南北朝的“孝文帝汉化”、“六镇之乱”，再到后面的辽金，元朝、满清的建立，都是同一个剧本的回放。这些剧本中，元朝的汉化最让人耐人寻味。

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不同，蒙古帝国的疆域远远超出了中国，它还征服了中东、俄罗斯和中亚，它的疆域内至少包含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汉文明三大文明，相对于过往和未来的胡人，蒙古人有充分的素材可供借鉴。

正因为见识过文明的多元性，初期的蒙古人对汉制并不感冒，蒙古人在征服华北后，没有沿用金国的流官制度，反而采用了蒙古式的分封，蒙古人大量册封汉人军阀为世侯，让他们代理蒙古人进行统治，这些军阀在领地内享有大部分自治权，并可以将身份传给后代。

汉人世侯中，势力最强的包括真定史氏、东平严氏、益都李氏、顺天张氏等，在忽必烈讨伐阿里不哥、南下伐宋的战役中，他们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吉思汗起初让木华黎统治金国故地，之后到了窝阔台手里，之后是忽必烈。

就现存的史料看，忽必烈本人对汉文化的兴趣相当有限。忽必烈似乎不能说流利的汉语，更不用说诗词歌赋和四书五经，忽必烈在位时也没有恢复科举，而是采用世袭、察举等方式选拔人才。

虽然不通汉话，但忽必烈对汉地的统治秩序爆发了浓厚的兴趣，这直接导致了他和坚持旧制的阿里不哥的矛盾。忽必烈在晚年，越来越倾向采用汉人的政治制度，他开始采用士大夫的建议，一手打击蒙古本位主义，一手打击原先分封的汉人世侯。

这里要解释下蒙古人的政治制度，蒙古人的传统和汉人迥异。

在家族继承法上，汉人士大夫推崇嫡长子继承制，而蒙古则是“幼子守灶”，最小的儿子继承父母的家产。

虽然家产是幼子继承，但蒙古帝国的大汗之位，并不是按照家产继承的原则，大汗不是世袭，而是要由蒙古各部组成的忽里勒台大会选举产生（必须在喀拉和林举办）。前任大汗的儿子不一定能取得汗位。

相对于中原皇帝，大汗的权力也比较有限，他没有一支强大的官僚队伍，蒙古历史上也从未存在流官制度。蒙古人统治，仍然依靠分封和代理统治，蒙古人通常并不深刻干预当地民族的生活秩序，只要他们不武力反抗蒙古人，并按时交税。

在中东、东欧和华北，蒙古人都普遍承认当地贵族、军阀的自治权，他们和蒙古统治者只是委托-代理或效忠关系。这种松散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大汗对全国的控制力是有限的。

忽必烈在汉地接触到汉法、汉制后，很快发现蒙古制度不利于自身利益。按照蒙古继承法，身为托雷幼子的阿里不哥比自己这个托雷现存长嗣更有继承权。（忽必烈是托雷四子，但哥哥们都已去世）而汉人的长幼有序更符合自己的心意。

忽必烈还发现，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汉地和金莲川幕府才是自己的基本盘。由于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哥哥蒙哥很早就让阿里不哥成为摄政，让他亲自统领首都喀拉和林，蒙哥和托雷系的蒙古军队，也大都落在了阿里不哥手中。

与弟弟相比，忽必烈在蒙古势单力孤，他的基本盘在汉地。忽必烈一直经营漠南，控制燕京，最大的支持者是统治契丹、金国故地的东道诸王，这些地区普遍汉化较深。

这种权力格局注定了，忽必烈要想获得权力，必须依赖汉地，而且要很大程度跳脱出蒙古传统，毕竟按照蒙古传统，忽必烈绝无获胜的可能。

为了对抗阿里不哥，忽必烈采用了汉人士大夫的建议，在漠南召开了一个“伪”忽里勒台大会，并在支持者的拥立下成为大汗，忽必烈用的理由就是“以贤以长，当有天下”。这是汉人士大夫教给他的。

忽必烈在汉人状元王鹗的帮助下还颁布了一份诏书，公然挑战蒙古旧制，称“祖述变通，正在今日”，他认为蒙古的制度是“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他谋求建立一种“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的蒙汉二元秩序。体现了效法汉法的决心。

忽必烈随后还建立了正式的汉式年号“中统”，即中原正统，并在诏书中称自己是“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忽必烈已将自己列为历代汉人皇帝的继承者。这代表忽必烈正式以中原皇帝的身份挑战阿里不哥。

随后，阿里不哥经由合法的程序也在喀拉和林成为了大汗。蒙古世界一时间出现了两个大汗。

虽然阿里不哥的蒙古支持者更多，但阿对他们的控制力较弱，无法迅速调动兵力，而且蒙古缺乏资源，难以支持消耗战，加上阿里不哥本身缺乏经验，最终输给了拥有中原物力、人力支持、汲取资源更有效，同样拥有蒙古骑兵的忽必烈。

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直接导致蒙古传统的崩溃，由各部族选举大汗的忽里勒台大会逐渐衰落，蒙古帝国四分五裂，各部逐步和被征服者的文化融合。

也就在这时，忽必烈决定仿照中原历代王朝，将大蒙古国国号改为元朝，并称成吉思汗为太祖圣武皇帝。忽必烈还取消了喀拉和林的首都地位，将燕京定为中都，后为大都，这正式标志忽必烈将统治中心带到了中原，决心靠拢汉法。

元朝的建立，让两个势力走向了终结，一个是蒙古人最开始分封的汉人世侯，以前蒙古人采用蒙古制度时，他们在领地上自治合情合理，但现在蒙古人决定采用汉法，重用汉人士大夫，那必然要剥夺他们的权力。

秦以后，汉地一直实行郡县制，分封在士大夫看来是历史逆流，严重威胁了皇权，而且与士大夫流官在地方上形成了互斥，有这些军阀存在，士大夫就没法掌握地方行政权。而且自宋朝后，汉地一直重文轻武，士大夫普遍认为自己比“丘八”更有地位，更有资格治理天下，因此他们与汉人世侯视同水火。

最后，忽必烈站在了士大夫一边，开始对世侯削藩，恢复中原统治秩序的常态，随着李璮之乱的平定、王文统之死、史天泽主动交出兵权，忽必烈成功削藩，来了一个蒙古版的杯酒释兵权。

汉人世侯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末日到来恰恰是因为忽必烈开始实行汉制，反而在蒙古人的制度上，他们能够维持权力。

除了汉人世侯，南宋也在阴差阳错间走向了终点。南宋的灭亡，从不取决于自己，而取决于蒙古人的态度。

在忽必烈汉化前，南宋还有活路，因为在蒙古帝国看来，并没有灭掉南宋的必要理由，南宋对蒙古帝国只有经济价值没有政治价值。当年蒙古占领华北后，并没有立即南下，反而是集中大部分兵力西征，这充分表明蒙古制度下，蒙古人对南宋的兴趣有限。

甚至在蒙古制度下，南宋也不是没有生存的可能，南宋大可以效仿莫斯科公国向蒙古称臣纳贡，蒙古人大概率还会像对待汉人世侯那样，保证南宋君主的自治权力，反正南宋曾经称金国为父亲，再称蒙古人为爸爸又能怎么样呢？

但是忽必烈奉行汉制，改称大元后，就必须要灭掉南宋，因为在中原价值观中，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世上只能有一个天子一个天朝。蒙古人要想树立自己的中原合法性，就必须要灭掉自诩为天朝的南宋。

就算忽必烈自己没兴趣，汉人士大夫也会力劝他灭宋，因为怀有天朝观念的士大夫决不能容忍两个王朝并存，如果新王朝不能被正名，他们就无法摆脱汉奸和叛臣的称呼。灭宋自此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南宋君臣就这样走向了末日。

忽必烈就此完成了蒙古大汗向中原皇帝的华丽转身，他的后代会继续沿着这条路前进。但历史最终证明，忽必烈和他的子孙学的还不够，跟后面的满清相比，他们对汉制的理解还是太浅，朱元璋说元朝“失之以宽”，直接点明了要害。

忽必烈的故事，为我们彰显了一个胡人君主蜕变的过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胡人君主选择汉化不是因为汉字、诗词歌赋、四书五经这些汉文化，而是因为主张皇权专制、编户齐民、流官制度的汉制。在很多表述中，汉制也叫秦制，即秦朝开创的制度。

对胡人君主来说，在政治上采取汉制可以帮他们集中权力，扫清不服从管理的贵族，并赋予他的后代稳定的继承权。胡人君主或许看不起汉人，对汉文化也毫无兴趣，但他们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都必须要采取汉制。

从南北朝到清朝，这样的戏码无数次上演，部落中握有军权的君主或野心家，选择“背叛”民族的传统，他们和被征服的汉人士大夫联手，降服了不服从的“同胞”，并在汉人士大夫的拥护下成为新的中原皇帝。

到了清代，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清朝皇帝一边剃发易服，羞辱汉文化，一边却清承明制，几乎完整继承了汉制。

不要看乾隆天天说“保持满洲旧俗”，但他聚焦的不过是骑射、祭祀礼仪这些表面功夫，至多是一种宣传，对于后金时期的八王议政、八旗民主，他是绝不会倒回去，他反而沿着明朝的道路，进一步加强皇权专制，乾隆拥有的权力，即使是明朝皇帝，也感到汗颜。

读懂了这段历史，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汉地能一次又一次的同化征服者，因为没人能拒绝权力的诱惑，尤其是那些骁勇善战的军阀，在皇袍面前，任何认同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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