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殷海光送了我第一支写作的钢笔

但其实，聂华苓一生最珍惜的经历，是1949年迁居台湾后，与雷震、殷海光一同编辑《自由中国》的岁月。其中，殷海光既是她的老乡，又是她的邻居，两家人结下患难深情。《自由中国》停刊后，雷震、殷海光先后失去自由，殷海光后来又因胃癌逝世。聂华苓为此专门撰文，沉痛怀念这位良师益友、自由先锋。如今二人都已仙逝，唯愿我们能够接续他们共同追求过美好价值。

殷海光，191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农村传教士家庭，故也有人称他为“五四之子”。他七岁入学，小学和中学分别在家乡和武昌完成。中学时期，殷海光开始对逻辑和哲学发生兴趣，即有学术论文在《东方杂志》和《文哲月刊》等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还出版了四十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

1936年，高中毕业后的殷海光到北平问学金岳霖、熊十力，并备考清华大学。其时他十六岁时，对于逻辑学的心得，就得到金岳霖的重视，并引用在他的著作里。次年，抗战爆发，殷海光在流亡途中进入西南联大文学院哲学系学习，并正式师从金岳霖学习逻辑和分析哲学。1944年，战火逼近云贵大后方，殷海光参加青年军赶赴印度训练。1947年初，殷海光进入《中央日报》任主笔。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大势已去，殷海光的一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针砭时弊，痛陈直言，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

当年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时候、聂华苓拖着母亲弟弟妹妹一家老小漂流异乡，狼狈万状，是没有选择住处的自由的，于是便怀着吉凶难测的心情，不得不与人称为“怪物”的殷海光做起了邻居。当时台北市松江路这三室一厅的房子，只有殷海光一人孤零零地居住，人人都说他古怪、孤僻、傲慢，一语不合，立刻会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谁也不愿意去招惹他。搬来的那天，殷海光正在院子里种花，打了个招呼，没有欢迎，也没有不欢迎表情。第二天早上，聂华苓看到桌子上有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那是“怪物”的殷海光送给母亲的，也是一家人来到台湾生活后的第一束鲜花。也就是从这一束玫瑰花开始，殷海光成了一家三代人的朋友。

当时，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来到从大陆来到台湾，常常在一起聚会，谈论中国的未来。聂华苓第一次看到的殷海光，只是比这些年轻人大几岁，可他俨然是他们的大师，不常讲话，两眉紧锁着坐着，笔挺的希腊鼻，晶黑深沉的眼睛，射出两道清光，一蓬乱发任性地搭在额头上。他终于讲话了，一口湖北腔的国语，一个个字，咬得清楚、准确、坚定。私下说话时，殷海光又会娓娓丛谈，有时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时犹如春风，徐徐撩来。他常常感时伤世，认为现在的人，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粪坑里的蛆，一天到晚逐臭的活着；一种是失掉人性的躯壳，只是本能的生存的，没有笑，没有泪，没有爱，也没有恨；还有一种人生活在精神境界里，用毅力和信心保护自己。物质的世界是狭小的，充满着欺诈和各种利益冲突，只有在精神的世界里，才能开拓无限乐土，自由自在，与世无争。

现实中的殷海光是在院子里种花，他的花特别娇嫩。夏天，他用草席为花树搭起凉棚。风雨欲来，他将花一盆盆搬进屋内。一间不大的房，是书房，卧室，起坐间，储藏室，也是雨天的花房。他有时也邀请聂华苓一家雨中赏花，否则，非请莫入。桌子上一小盆素兰，茶几上一小盆珠兰，沙发旁的小架子上，永远会插着一束丰姿绰约的鲜花，那是他从园中采来的。靠墙的一排书架上，除去几本普通的书外，都是从不借人的看不懂的“天书”。书和花，就是他的命。

哲学家一来劲，就要讲“道”，他的“道”是中国必须全盘西化，反对传统。殷海光说西方文化的好处之一，就是人有科学头脑，讲究分析。他论事论人，锋利冷酷，一层一层把人剥开来分析。他还认为西方文化的好处之一，就是线条清楚，不讲面子。他向聂华苓家借三块钱，收到稿费后，必定郑重其事地双手奉还。反过来聂家向他借三块钱，他就会问：几时还？下星期三我要买书。你要是说下星期二一定还，他才会借。否则，下次休想再借。为此，母亲常常批评他：殷先生呀，你实在不通人情！他仰天大笑。一次，母亲向他借一个多余的空玻璃瓶，他绷着脸，煞有介事的说：不借！聂华苓止不住冲口而出：实在可恶！殷海光哈哈大笑，咚的一下关上了房门。

作为世界著名的女作家，聂华苓是到台湾以后才开始写作的，殷海光是第一个鼓励她写作的人。1952年，胡适第一次从美国来到台湾，有人建议聂华苓到机场给胡适去献鲜花，聂华苓因为腼腆和不喜欢公开露面而拒绝了。殷海光知道后拍着桌子大声叫好：好！你怎么可以去给胡适献花，你将来要成为作家的呀！

不过，他看着抱着婴儿的聂华苓，又担忧的说：尿布里可出不了作家的呀！你是个聪明女子，写下去呀！说完又是仰天大笑，转身走了。

那时候的聂华苓，是连一支自来水笔都买不起的。一次殷海光领到稿费后，买了一支新的派克笔。母亲说：殷先生，你这个人呀，原来的那支笔不是好好的吗？你裤子破了，袜子破了，早就应该丢进垃圾堆了！眼巴巴望来得一点稿费，又买支笔！他要把旧笔送给聂华苓，结结巴巴的说：这支笔，要不要？旧是旧，可我写了几本书了，你拿去写作吧！可到了第二天晚饭后，他又在房中走来走去，坐立不安，终于吞吞吐吐地对聂华苓说：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可以吗？可不可以把你的笔和我的笔交换一下？聂华苓大笑：两支笔可全是你的呀！殷海光认真地说：给了你，就是你的了，再要回来，不礼貌！我还是喜欢那支旧笔，我用了好多年了！聂华苓把旧笔还给了他，殷海光连声道谢，那郑重的口吻，倒像是对方送了他一件珍贵的礼物似的！

这就是聂华苓笔下的殷海光，一个热爱生活、充满着率真和童趣的哲学家。书中回忆到，殷海光一生都在不断的探索，焦虑的思索，思想道路也在不断的演变。他崇尚西方文明，但在多年以后，又开始对中国文化重新评估，逐渐承认传统的价值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异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然而，天妒英豪，高才不寿。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终于放下文化的重担，因胃癌在贫病中撒手长逝了，时年只有五十岁。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殷海光身后的那个世界毕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这大概是哲学家生前所未能预感到的。不过，他的生活片断却给聂华苓带来了永久难忘的记忆，并影响着她自己一生的创作历程。

《中国文化的展望》这本书是殷海光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其思想集大成之作。在当年的中国台湾，本书刚一出版就震惊了思想界，但很快被台湾当局封禁，后来才被解禁，并成为海内外华人世界研究中国文化、中国问题、中国未来的里程碑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