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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拉古之惑汝南袁氏“政在家门”：世家大族挑战皇权的失败
叙
柳春新//约 7 分钟
袁绍统治时期的活动，最突出的莫过于他与东汉朝廷的关系，同样突出的是袁术与东汉朝廷的关系，这些构成了“政在家门”实际内容的最主要方面。袁绍在洛阳时，董卓打算废黜少帝刘辩，改立献帝刘协，袁绍表示反对，为此与董卓闹翻。待到起兵以后，袁绍与韩馥图谋立刘虞为帝，借以与凉州军阀分庭抗礼。此举已经显露出袁绍在对待皇权问题上的不轨迹象。兴平二年（195），汉献帝在“白波帅”杨奉、韩暹等挟持下返回河东安邑，沮授明确提出“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郭图、淳于琼却认为汉室衰败已久，不可复兴，“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意在干脆弃置汉朝皇帝，兼并天下而称王称帝。袁绍采纳了郭图等人的意见。袁绍作出这样的决断是有思想基础的。他在初平元年（190）起兵，据史载，“是时年号初平，绍字本初，自以为年与字合，必能克平祸乱”，即对兼并天下颇为自信。他构想占据河北四州的战略，便是以“争天下”为最终目标。再从当时的形势看，汉献帝最初受制于董卓，继而受制于李傕、郭汜，以后又被“白波帅”杨奉、韩暹等挟制。当他脱离凉州军阀投奔“白波帅”时，被李傕、郭汜追败于弘农曹阳，公卿百官多被杀害。东汉皇室至此已是苟延残喘，而那些挟持汉献帝的军阀集团也未能形成气候。这些因素必定也在袁绍的考虑中。总之，在袁绍看来，东汉皇室已经不是一个能够左右政局的因素；弃置汉朝皇帝，兼并天下而自立，可以省去许多麻烦。但是，恰恰在这个判断上，袁绍犯了致命的错误。建安元年（196），曹操运用政治手腕，从“白波帅”手中夺取汉献帝，定都于许，收到巨大的政治效果。袁绍这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借口许下卑湿，要求曹操将汉献帝迁徙到邻近冀州的鄄城，以便就近控制。曹操当然予以拒绝。建安四年，袁绍兼并公孙瓒，统领四州，聚众数十万，骄心炽盛。他授意主簿耿包上书云：“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以从民心。”然后将耿包上书示于军府僚属。众人以为耿包“妖妄宜诛”，袁绍不得已杀耿包以弭其迹。不久，袁绍不顾沮授等人反对，向曹操集团发起总攻，进逼许都。官渡一战，袁绍惨遭失败，其皇帝梦就此破灭，而袁氏势力也由盛转衰。与袁绍相比，袁术代汉称帝的野心更为迫切。袁术逃奔南阳后，适逢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领兵前来投靠，遂据有该郡。据《后汉书》卷七五本传记载，袁术“少见谶书，言：‘代汉者当涂高’，自云名字应之。又以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遂有僭逆之谋。又闻孙坚得传国玺，遂拘坚妻夺之”。后来孙坚战死，袁术转战至九江，自领扬州刺史。他写信给少年时知交下邳陈珪，希望陈珪辅佐自己争霸天下，并拘质陈珪中子陈应。陈珪回信，以大义谴责袁术。兴平二年（195），汉献帝及其追随者在曹阳被李傕、郭汜等打败，袁术大会群下，称云：“今海内鼎沸，刘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何如？”主簿阎象当场表示反对。名士河内张范、张承兄弟，孙坚子孙策等也对袁术的阴谋加以抵制。建安二年（197），袁术不顾众人反对，采用河内张炯的符命，僭称帝号，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不久，陈珪、陈登父子使用反间，诱使袁术的主要盟友吕布反目，导致二者互相攻伐，袁军大败。随后，曹操率军讨伐袁术，再败袁军。袁术接连损兵折将，部属离叛，物资匮乏，建安四年忧困病死。汝南袁氏在汉末乱世提出“政在家门”的政治纲领，并据以指导其政治实践，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造成这一系列事态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东汉时期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及其政治取向的演变。汉朝自武帝倡导五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长盛不衰。当时选拔官吏实行察举征辟制度，主要是叙用所谓“经明行修”之人，于是，儒学与仕宦相结合，出现了不少累世习经的权贵世家。这种情况在东汉时期更为突出。仅就光武帝的佐命功臣而言，大多是习染儒术者。虽说东汉大部分时期是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但构成统治集团支柱的无疑还是那些世家大族，即便是外戚也以世族居多。世家大族或者开门收徒，教授经书；或者任官时辟署掾属，构成主从关系。那些门生、故吏便成为世族强有力的社会、政治基础，他们与世族的关系甚至用“录牒”“名籍”的形式确定下来。世族势力的发展导致国家政治权力呈普遍下移趋势。汝南袁氏是东汉时期最著名的世族之一，它在汉末政治舞台上崛起，既是上述世族势力发展的一般结果，又有其特殊性。上文所析袁氏与现实政治联系紧密，善于把握时势，是一个方面；袁氏处在汉末政治较为活跃的汝、颍地区，有所依托，是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前提下，袁绍、袁术更为积极地参与现实政治，发起新一轮官僚士大夫反宦官的斗争，从而走上了政治前台。随着东汉王朝解体，袁术、袁绍打出“政在家门”的旗号，以汉朝的当然继承者自居，企图取而代之。汝南袁氏图谋篡汉自代，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汉末群雄割据，大小军阀称王称帝者皆有，但在比较有势力和影响的军阀集团中，公开提出要代汉自立并付诸行动的却只有汝南袁氏之袁术、袁绍。袁氏之所以敢于作出如此“非常之举”，除了借用“五德终始”的天命说教和谶纬迷信外，主要还是仗恃“四世公辅”的政治地位和由此发展壮大的政治势力。这就表明，中国专制皇权经过长期演变，至汉末已受到由其自身孕育发展起来的世家大族势力的严重挑战。其次是当时人如何看待东汉皇权。如前所述，东汉皇权在汉末已丧失其神圣性，部分士大夫对它采取轻视态度，个别世家大族甚至想取代它。然而，汉朝立国四百年，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即便在东汉王朝业已解体的形势下，汉朝皇帝的独特作用依然不可忽视，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大族、名士的政治倾向表现出来。袁术称帝后迅速败亡，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失去了大族、名士的支持。袁绍之所以失败，也直接或间接与大族、名士的政治态度有关。当初颍川士人前往冀州投靠韩馥，其中包括颍阴荀氏家族之荀衍、荀彧、荀谌和荀悦，结果除荀谌留在袁绍集团外，其余三人都南下投奔了曹操。荀彧舍袁投曹，是因为他“每怀匡佐之义”，“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当是怀疑袁绍能否匡扶汉室及是否具有足够的政治才能。像荀彧那样怀疑袁绍的名士还有不少。比如党人领袖李膺之子李瓒、颍川郭嘉怀疑袁绍的政治才能，鲁国孔融怀疑袁绍对汉室图谋不轨，等等。袁绍在冀州，曾经派人到汝南迎接本籍士大夫，但从史籍反映的情况看，效果并不好。汝南士人之所以应召者少，除了一部分在战乱初起时已流徙江南外，还与他们对袁绍的看法有关。和洽就认为“本初乘资，虽能强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因而拒绝应召，南下荆州。其实，还在更早以前，汝南名士王俊与曹操结交，两人已对袁绍、袁术的不轨之迹有所察觉。无可否认，汝南袁氏的家世资本是袁绍赢得众多大族、豪强拥戴的重要原因，在袁氏本籍汝南郡更是如此。但是，袁绍野心太大而才能有限，对于那些有政治远见的士人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可以托付前途命运的乱世之主。袁绍依托汝、颍发展政治势力，当他割据河北地区时，汝南士人从之者少，颍川士人则大多投靠了曹操，帮助曹操将他打败，很能说明问题。再从曹操这边看，他之所以成功，一是掌握了汉献帝，二是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事实上，一部分名士投奔到曹操集团这边，是冲着汉献帝而来，如杨彪、孔融；一部分是看中了曹操的政治才能，如郭嘉、杜袭、赵俨等；还有的是两者兼而有之，如荀彧。汉献帝的特殊作用与曹操的政治才能结合，两者相得益彰，而这正是袁绍所欠缺的。诸葛亮分析曹操战胜袁绍的原因，指出“非惟天时，抑亦人谋”，确为中的之评；“天时”者皇权，“人谋”者，政治才能也。本文节选自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增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