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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拉古之惑

大明开国时的南北异质困境

叙檀上宽约 12 分钟

01 复兴国土 元末的叛乱、天灾或饥荒等各项冲击，完全由淮水以北的华北地区所吸收。当地自金宋、宋蒙对抗以降，便时常成为战场，近年则夹在东系红巾军的大宋国与元朝之间，为战乱所苦。人口随之激减，无人耕作的田地就此遭到弃置，无人荒野连绵不绝。当然，江南也一样受到了冲击。于是，在新王朝开始的现下，首先必须做的，就是使民众生活安定，以及复兴国土。 新王朝需要讲求具体的养民政策。 自王朝成立前不久的吴元年五月以降，朱政权就对新获得领土免除三年税粮及徭役，王朝成立后也在各地实施免税措施。为了增加耕地，政府奖励开垦，提供耕牛与稻种，并免除税役。一方面推动流落他乡的农民回乡政策，另一方面亦积极实行从狭乡（人口多的地区）往宽乡（人口少的地区）移民之政策。特别是华北地区，在此移民政策实施下逐渐增加人口，农业生产也慢慢恢复。 上述政策施行的结果，即是民众生活渐渐稳定，农地面积亦逐年增加。根据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统计，户部管辖的全国总耕地面积为366万7715顷（1顷约5.8公顷），其中约半数的180万3171顷，是明朝成立后开垦的土地。 另外，税粮岁入额方面，洪武二十六年有3278万9800石，对比元朝泰定二年（1325年）岁入额1211万4708石，约增加了三倍。人口部分，洪武二十六年有6054万5812口，远远超过元朝极盛时期、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的5984万8960口。即便只看这几项指标，也能了解明朝为回复国力的投入程度有多少。明初的养民政策，确实如朱元璋的期待一般，展现出成果。 02 南人政权 然而，明朝却面临一个巨大的矛盾。 该矛盾起源于明朝是一个受到江南地主=南人支援而成立的南人政权。一般以淮水与汉水为界线，此线以南者称为南人、以北者称为北人。由于朱元璋系从淮水流域南下而创设了明朝，理所当然地，其政权主事者、支援者大半都是南人。 明朝既然以南人政权的身份出发，便会面临南人政权独有的两难困境。 中国历史最早以黄河流域的华北地区为舞台，直到三国时代以降才涉足江南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不断开发之下，在经济方面发展为超越华北的先进地带。隋代开凿大运河，使北方吸取了江南的经济力量，南方则借着自宋代以降丰富的生产力为后盾、地主制度更为发达，文化方面也凌驾于华北。 自然而然地，科举合格者以南人占多数。虽然自古以来华北一直是政治中心，但是如同帝都从长安迁至洛阳、再往开封东迁一般，政治重心亦随时代变化而逐渐接近生产地带，印证了江南比重的提高。 原本中国就相当庞大，华北和江南（这里指淮水以南的广义江南地区）在气候、风土上都大为相异，连带使得两地的农业样式、生活习惯亦有显著的不同。农业方面，以淮水为分界，北方以麦作为多、南方则以稻作为主流。反映在饮食习惯上，亦有北方面食、南方米食的差别。这些差异致使各地各自产生同乡意识，不时出现两者之间的对立。宋代以降的政界内部，亦屡次出现南人与北人的抗争。 14世纪后半明朝以应天为首都而成立一事，可以说是显示了江南发展史到达一个巅峰。至今为止各自分离的的政治与经济、文化重心，到了明朝政、经、文三者重心都在江南达到一致。应天成为三者聚集的首都。而且，支撑明朝政权内部的文武官僚们，多数都是江南出身的南人。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积极地支持、协助朱元璋。其结果，就是明朝的诞生。 诚然，若是明朝只有支配江南地区，那也没有关系。就像三国时代的吴国、南北朝的南朝一样，专心致力于江南的开发即可。然而，明朝既然是包含华北地区的统一王朝，就不能如现状一般，继续当一个偏向南方的闭锁政权。 兴起于江南的明朝为了成为统一王朝，首先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明朝而言，压抑南方而优待北方，是实现南北同等支配的必须要件。 于此，朱元璋以摆脱南人政权为目标，展开了一系列政策。 03 南北同等支配 华北与江南两地设置的两个首都，将朱元璋南北同等支配方针更直截了当地向全国展示出来。洪武元年八月，朱元璋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开始了南北两京制度。北京虽然是名义上的都城，但是透过在北方和南方都设置都城，显示出南北同等支配的态势。 隔年，他以故乡凤阳为中都，建造小规模的皇城，设置了中央官厅、国子学。为了充实中都，也从江南移入了总计将近20万人定居。正如中都的名称意味着天下的中央一般，朱元璋似乎短暂地认真考虑过迁都于中都。原因除了中都是自己的故乡外，还有中都与华北、江南都是等距离的关系。最后，虽然在刘基反对下中断了中都的建设，但从此事也可看出朱元璋对南北同等支配的讲究。 官僚任用上，亦自洪武四年起实施“南北更调制度”。这个措施是透过让南人到华北、北人到江南赴任，使官僚离开乡里、断绝与同乡的连结，防止其扶植在地势力。当然，最大的目标是让南人远离江南，原因在于南人官僚与在地江南地主官民串通一气下种种勾结、不正当行为的问题化。南人政权的自我矛盾，随着王朝创设的同时浮上台面。 即便如此，官僚对王朝的营运仍是必要的。洪武三年初次举行官僚采用考试的科举，连续实施了三年，反映出官僚的不足。然而，就在第三年的乡试结束，紧接着隔年要实行会试的时候，突然宣布中止科举。这是由于合格者都是只擅长文辞的年轻一辈，不太了解实务的关系。不过，重点似乎是合格者大半为南人，不符合朱元璋的意向。因此，新一期科举将由宋濂负责，只采用北人、实施新人教育。最后，科举一直到洪武十七年都处于中断状态。 替代实施的是推荐制度的“荐举”。这个制度讲求不一味偏向南人、也公平录取北人的方法。科举中止期间，为了提升北方的文化程度，派遣许多教师到北方的学校。另外，还频繁地发送四书五经等书籍，试图改善北方教育体制。为了实现南北同等支配，首先有必要改正文教面向上的南北差距。 04 南北经济统一 经济面向实施的政策，又是如何呢？明朝跟宋朝一样采行两税法，在夏、秋两季征收赋税，不过，其特征在于规定以米、麦等实物缴交之义务。徭役也是一样，不收取货币，而要求实际的劳动力。这是由于当时正处元末混乱之后，货币经济式微，经济衰退到实物经济阶段的缘故。 明朝虽然流通洪武通宝或历代的铜钱，但若是强制要求农民缴纳货币，将会使他们为了收集铜钱而增加额外负担。养民的最适切方法，即是税役由实物缴纳。 在此之前，元朝采行唯一使用纸币（交钞）的政策，禁止民间使用铜钱或金银。另一方面，蒙古帝国统合的欧亚大陆，则是在“蒙古的和平”下出现大交易圈，使用银为结算通货。所谓的银，并不是像铜钱一样的钱币形式，而是被称为银锭的金属块，其透过穆斯林御用商人=斡脱（译自突厥语ortak“伙伴”）商人等而环流于欧亚大陆。也就是说，即便民间被强制使用交钞，上层社会或国家财政仍是由银所转动的。 元末混乱造成的货币经济崩坏，在叛乱舞台的华北地区特别显著。相反地，在拥有许多地主、商人等富裕阶层的江南，则由银取代价值滑落的交钞而渗透进入民间。银停止往西方流出，而从各地转流入江南，商人亦在大宗交易上使用银。 虽然元末叛乱余波使得多数的银退藏于民间，使用银的传统依然持续到明初，华北、江南在回归实物经济的程度上亦有相当大的差距。 因此，明朝实行实物纳税符合华北实态，带有缓和当地负担、支援复兴的意味。若是当下要求货币纳税，必然提高华北的疲敝。另一方面，对于江南，抑制银的单独流通是为急务。银的材质本身即有价值，故而其流通与国家政策无关。如果放任不管，江南经济界将以银为主流，如此一来便违反了南北平等支配。明初提出禁止使用金银的禁令，背后其实有着上述的特别考量。 洪武八年，明朝在准备万全下发行了纸币“大明通行宝钞”（大明宝钞）。相对于元的交钞最初是兑换纸币，明的宝钞最初是以不换纸币来发行的。由于金银使用禁令的同时发布，大明宝钞受到国家保障而维持价值。 明朝的目标是彻底吸收社会中的银，在华北与江南通行大明宝钞，实现经济上的南北同等支配。当中也带有明初特有的国家政策意图，也就是要维持现行实物经济，使小农生活安定。 05 官僚机构的改革 如同前述，最让朱元璋感到头痛的，即是南人官僚与江南地主的勾结问题。隐瞒税金、贿赂横行、贪污等，都已经司空见惯，受到影响的当然还是小农。只要此等事态一日不解决，就无法期望脱离南人政权。 再说，由于绝大权力对彻底根除弊害有其必要，权力集中秩序统领者的皇帝就变得不可或缺。为此，朱元璋在等到国内安定下来后，便有计划地兴起大狱，在严加弹压官界与民间中建构起绝对帝制。 当时，全国有十二个行中书省（行省），其下设立府、州、县等行政机构。自开国之初以降，每当这些官厅在年末向中央户部提出会计报告书之际，经常准备只盖了长官印鉴的空白文书（空印文书），若是数字有误即可修改于其上，省下特地回去制作、修改的手续。然而，洪武九年（1376年）将空印文书视为不正当，突然贬职或处死了数千名地方官，此即所谓的“空印案”。 这个事件的目的，一般认为是要替换王朝创建过程中所任命的地方官（当然多数是南人），以及改革地方官厅结构。经此事件后，承袭元朝制度、给予地方大权的行中书省遭到废除，由明朝特有的三权分立体制取代，也就是在各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民政）、提刑按察使司（监察、司法），以及都指挥使司（军政）三司。地方官厅的权限被缩小，皇帝的权力则显著强化。 地方改革波及中央的，即是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之狱”。以宰相胡惟庸计划谋反而被立刻处刑一事为起点，约1万5千人被指为胡惟庸一党的“胡党”，遭到血祭。胡党以南人官僚为中心，还包括不少江南地主、大商人，甚至是一般农民。 他们没有受到适切的调查，便被以残忍方式公开处死。特别是浙东、浙西地主受到很大的损害，像是田地被没收、划入官田而课征高税率。就连浙东学派领袖宋濂的孙子，也被指为胡党而受到连坐处罚，被处以流放之罪。 所谓胡惟庸谋反不过是政治捏造事件，在今天已然是不证自明之事实。此后，相当于宰相府的中书省被废除，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宰相制度遭到消灭。新崛起于官僚机构顶点的六部，由于长官（尚书）有六人之故，使得官僚权限分散，不再能掣肘皇帝权力。 再者，统领军事的大都督府被改组为五军都督府、分割军事权，监察机构的御史台则改为都察院、强化对官僚的监视。皇帝主导的机构改革，在杀戮风暴笼罩的恐怖政治中断然实行。 朱元璋的改革，并不仅止于此。 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以户部尚书郭桓的贪污为借口，进行了肃清六部官僚、全面替换。其后，在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下狱事件、二十六年蓝玉之狱等案中，更将开国功臣几乎都处死。经过约10万人的牺牲，完成了明朝的绝对帝制。 在此期间，朱元璋频繁地对官僚行使廷杖之刑，恣意兴起“文字狱”以弹压学者、文人，提高皇帝的权威。所谓文字狱，像是指称使用光、秃、僧等文字是诽谤过去曾系托钵僧的朱元璋本人为理由而处斩首极刑，使用各种毫无根据之说多所刁难、陆续逮捕或处刑许多人，致使对皇帝提出异议者完全消失。 透过肃清不法的多数南人官僚、江南地主，首先除去了南人政权积弊，而后亦在强权的政治改革下实现皇权的绝对化、神圣化。此事的象征，即是五拜三叩头（清代的三跪九叩首）礼仪。此礼始于洪武年间，透过臣下向皇帝跪拜、叩首于地面的屈辱行为，造就君臣之间无与伦比的隔绝。所谓的五拜三叩头，可说正是在礼仪面向上将明初绝对帝制视觉化了。 06 乡村改革 朱元璋肃清民间不法地主，并进行绵密的土地测量（丈量）、户口调查（编审）后，于胡惟庸之狱隔年的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月，在全国施行了乡村组织的里甲制度。该制度在乡村以邻接的110户为单位，编成一里，里内各户再基于“丁粮多寡、产业厚薄”划分为上中下三等户等（尔后变为上上至下下的三等九则）。 丁、粮多的富裕上等户（多为地主阶层）十户为里长户，其他一百户均为甲首户，每十户各为一甲而共十甲，每年照顺序轮流一里长户带十甲首户负担徭役，十年轮流一圈。里之中，在上述正管户以外的剩余户称为带管户（无负担徭役能力的家户特称畸零户），是正管户的预备要员。 里长与甲首两者合称里甲，其所负担徭役有里甲正役和杂役两种。对当值里甲（现年里甲）课征的是里甲正役，包括里内税粮征收、搬运，后来还加入维持治安、提供中央或地方官厅必需品（上供与公费）等项目。 税粮征收部分，由于明朝采取原额主义，若是征收额度不足，就必须由当值里甲负担。另外，杂役则是不定期分派予非当值里甲（排年里甲）的有力户，视徭役轻重而按照户则分配。 其他部分，徭役中特别重要的，即是十年一次的赋役黄册编纂。所谓的赋役黄册，指的是兼具户籍簿和租税台账功能之登录原簿，记载各户的人丁数、田地面积和税粮等，和土地台账的鱼鳞图册一同供征税之用。各里制成的赋役黄册集中到各州、府、县、布政司（省），最后送到中央的户部保管。由于封面使用黄色纸张，故称黄册。 治安维持方面，后来当值里甲由“老人”负责里内教化、纷争处理。老人从里内年长且有德者之中选出，在名为“申明亭”的建筑中与里甲一同进行裁决。他们被赋予下级裁判权，能对轻微犯罪自行施行刑罚。其亦负责劝农、相互扶助等中心任务，里民以其为中心而过着自治生活。 如同后述，里甲制度是由国家从上而下地重编、补强过去在地地主阶层主导的乡村秩序之下，所衍生的乡村组织。所谓的民初体制，即建构于此里甲制度的基础上。 本文摘自檀上宽《陆海的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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