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思想巨子梁启超，身历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于1922年4月应《申报》五十年纪念之邀而撰《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为自己走过的时代岁月进行“概念化”的工程。在他述说“学问和思想的方面”的“进步”这个段落里，他承认“这四十几年间思想的剧变，确为从前四千余年所未尝梦见”，进而搭起一道“进化”轨迹的架构：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 这一套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基本叙述架构，屡为后世的反思所继承。例如，1960年代的殷海光，其所谓“中国文化在近百年来遭遇西方近代西方文化之冲击时所作反应的实际的进程”的架构便是：从“器用的现代化”，到“制度现代化”，再到“思想现代化” 。和梁启超相较，除了添加了“现代化”这个术语之外，两者之间，很难说有什么大差异。不过，殷海光以“现代化”叙述历史，其实也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序幕，伴随着“现代化”作为一个“后设语言”而于中国言论舞台上登台亮相的时候，便已拉起。先以胡适个人为例。胡适对“现代化”这个新名词的因应修辞固然是重弹“多研究些问题”的旧调，却同时把它用来作为评价历史进程的范尺，声言“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只是因为此后“思想上的大变化，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竟而走到了“对于‘现代化’的迟疑与矛盾”的地步上去，竟找不到一个“形成了的现代”的标准 。后来，在第二次中日战争硝烟迷漫的岁月里，远渡美国争取援助的胡适，更以美国人为对象，既撰文控诉日本“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Japan cannot allow a unified and modernize China to exist……） ，也向那里的史学界同行公众发表他对于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的失败与成功的原因（Why was Japan so successful in her task of modernization, and why was China so unsuccessful？）的比较探讨 ，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亦是日后（特别是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研究”领域的工作者乐此不疲的研究主题之一 ，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学术实践，仿佛由此又得一例 。当时与胡适同调者，不乏其人。如张素民将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定标在“前清末年”，亦认为“所谓‘西学为用’的运动，即是要把船舶和军器工业化” ；陈高佣（1901-1959）则认为，“要想把中国文化现代化，这是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所同有的一种希望”，其开端是“当西洋文化与中国开始接触之后”，推动者为“一部份觉悟之士”，方向为“想吸取西洋文化来改造中国固有的文化” 。史学界新起之秀姚薇元（1905-1985），则依据各式各样的中外史源，对魏源（1794-1857）的《道光洋艘征抚记》逐句考核订正，亦自觉意义深远，因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因为这次战争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第一声” 。整体来看，“现代化”可以成为把某一个时间定点（例如，胡适的“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张素民的“前清末年”、陈高佣的“近几十年来中国人”、姚薇元的以鸦片战争为“第一声”）之后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给予理解／诠释的时间范畴与尺度 。既然如此，“现代化”便可以被用来作为叙述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历史的“叙述实体”。如《申报月刊》的编者，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推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发凡起例，便将“现代化”视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中国现代化”这个问题，与其说牠是一个新问题，毋宁说它是一个八九十年来的宿题。盖中国自于前清道光年间经过了鸦片战争的挫败，全国上下即感受到西方势力进侵的重大刺戟。那时就有人认为从此开了中国三千余年来的一大变局，不能不急急巩固国防，发展交通，以图补救。于是讲究洋务，设制造局，造轮船，修铁路；兴办电报，提倡格致……凡此种种，都是昔人促使中国“现代化”的工作和努力。而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从前一部份人对此问题的主张。 这样，中国在“鸦片战争的挫败”之后一连串的事件（“设制造局，造轮船，修铁路；兴办电报，提倡格致”等等）或主张（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来好像是一堆零碎的音符，现在便可以用“现代化”这个“固定乐思”（the idée fixe） 串联起来，从而谱出一阙完整美妙的乐曲。“现代化”成为一个叙述“大故事”（great stories）的统摄概念，把各个部分的历史／故事（〔hi〕stories）安排在它的脉络里，从而可以显示它们各自的意义或教训 。所以，在“现代化”概念支配下的历史认知，就是进步主义的心态表现，没有“现代化”的“过去”，就是陈旧的、落伍的、不足取的，从而进一步被用来作为进行历史评价与开展反思的依据。如与胡适关系密切的傅斯年，便以“现代化”作为评价历史人物贡献之依据，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脉络里颂扬孙中山“把中国近代化”之功烈 ；蒋廷黻则从“中国的近代史”提炼出“中国没有现代化到相当程度以前，与外人妥协固吃亏，与外人战争更加吃亏”这样的教训，并“指责”推动自强运动的“李鸿章及奕欣、文祥诸人全盘事业的失败”，在于“他们自己不深切知道现代的政治是什么”，而且“于时人不知道现代文化的性质和重要因而常常掣肘” 。他的成稿于抗日战争隆隆炮声之中的名著《中国近代史》（后易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 ，更企图透过历史的叙述，找寻中国的出路。他对于中国为什么不能早些走向“现代化”，有如此痛心疾首的表述：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他更借机总结出国族未来的应行方向，就是“及早现代化”：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的愈早愈速就愈好。 这段出现在1938年的论说的基本论旨，在此后的汉语世界里盘旋不去。例如，殷海光以“现代化”叙史，不得不感慨：“中国文化受到西方近代文化冲击以后所发生的总问题是要近代化。” 金耀基以“现代化”理论作为“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用“认同”与“变革”两组观念来陈述“中国百年来现代化各运动的性格”之后，则乐观地相信：“中国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已充分证明中国创造力之坚厚”，所以，“中国现代化将会在全民族的创造力的凝聚与发挥中最后获得高度的成功” 。历史叙述的目标所向，还是在呼吁“现代化”——虽然殷海光或是金耀基对于“现代化”的认识（的花俏）程度，实非蒋廷黻可比。
五．结论：在历史的原来脉络里思索“现代化”
从“现代化”在中国的论说史观之，它作为知识分子表达对于中国未来前景所向的各种想象，以1920年代中期为起始，至1930年代初期则已一跃而为论述措辞的重要潮流之一，它就像是一方足可供各方论者自由开展述说的无限想象空间。“现代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诠释／想象世界的“后设语言”，它的内容涵义，论者自有其个人之认知所及，不必有共同的认定界说。论者往往就自身之所需，将其信手捻来，既可以依据立论需要为其添加实质内容，也可以借其表达无须任何论证的主观期待。同时，“现代化”也具有作为书写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叙述实体”的作用，指导着史学工作者如何将近代中国千样万态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生产它们的总体意义。因此，汉语世界里的“现代化”论说，是在1930年代那个国族危机引发的“文化认同”争辩的历史脉络里出现的，在1950、1960年代冷战架构下的“现代化理论”（the theory of modernization）问世登台之前，它已经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理解世界的“后设语言”，并且已经用它来书写近代中国的历史了。透过“现代化”的论述史，我们或可揣想，在当下的生活世界里，诸如“现代化”、“民主”、“宪政”等等俨然具有“关键词”（keywords） 意义／地位的词汇，所以会成为“关键词”，乃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需求相互纠缠的产物。彼等方始问世之际，人们未必有共同的认知，各有其解，自有其释，莫衷一是。在当下的汉语思想界／论坛上，这些词汇或许已有共同的“验证标准”（例如，1950、19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某位民主理论大师〔好比说美国的Robert A. Dahl, 1915〕的民主理论等等）以为评判之资；然而，这一共同的标准之所以问世，其实是对那些多样繁杂的言论进行淘汰筛检的结果；亦且，相伴随着淘汰筛检的历程，则是对于其他言论的“遗忘”处境。在精密繁复的“现代化理论”之下，那些过往论者信手而书的“现代化想象”，似乎可以被视为历史的灰烬一扫而清；可是，就现实而言，“现代化理论”绵延泛滥于今，在汉语世界里尚且莫知其终 ；那么，如果不去清理此前论说的历史脉络，遗忘前行者的思想努力及其轨迹，我们此刻问学致知的努力，必然只会制造更多的无知。就历史书写的反思面向而言，中国在十九世纪以后的历史，总被当时／现在的人们认为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局。如何认识与理解这段过去呢？曾经有那么一个时候，在汉语世界里，它可以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 ，可以是中国如何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可以是“民族革命史” ，那么，它被叙述为一部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或亦无可厚非。毕竟，“历史再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是否能够如实地显现过去真正发生了些什么（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当下的历史学者已经不再有共识。好比说，有多少历史，就有多少法国大革命，每部述说法国大革命的史书都宣称自己重现了大革命的场景，即如史家Francois Furet（1927-1997）之所谓，不同史家之间竞争的乃是“革命遗产的政治处分”（th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heritage），正显示了自从1789年以来，在法国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革命的过去”（the revolutionary past）所深具的象征意义 。况且，我们也已经注意到，历史书写（historical writing）体现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及其对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之形塑的重要性，但是，这里所谓的集体记忆，并不是单数的、惟一的记忆（memory），而是平行共立亦且相互竞争的、复数的记忆（memories），其意义在于为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ies）提供正当性的根源。在这种意义下的历史书写，尽管诉诸普遍法则或客观事实，究其实际，恐怕不过是立基于迷思（myth）的叙述，而且压抑了对同等事件的另类解释。同样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书写，革命激进派总免不了被保守派（或保皇派）攻击，书写革命时期“恐怖主义”的腥风血雨，更令他们的批判振振有词 。所以，十九世纪以后的中国历史，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历史”，这并不是件坏事，它们提供的“历史事实”／“历史知识”，彼此相竞，应该都能起帮助我们认识／理解这段过去的作用 。但是，人类的知识生产过程，在这个号称“现代”的社会里，不会纯粹只是知识世界的事情而已。像是各式各样的统计数字、研究报告、图片表格，在现代社会里无所不在。它们是政府官员制定政策、企业主与经理阶层做出决策的依据。它们以“客观”的形式——特别是以数字——呈显出来，一幅幅宏伟的建设蓝图，一次次的获利可能，因此得到了证明。这些或由科层体系或由学术研究者完成的“知识的小工具”，影响至为深远。可是，这些号称“客观”的“工具”，真的是在一个客观的过程里被生产出来的吗？这个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对人的各种活动及其成果的认识，但却正因为标榜着“客观”的旗号，结果却把人的复杂性给化约掉了，变成冷冰冰的数字，变成这方面或那方面完全一致的范畴。在人类致知的历程里，“认识你自己”的古老命题，以这种学官实践（academic and bureaucratic practices）的方式，最后可能只落得“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境地 。我们此际正面临对知识生产的过程进行反省的挑战，历史知识的生产过程亦难逃此一命运。取法于（以美国提供的）“现代化”的历史叙述，其“弊端”所在，已为人们同晓共知，批判的火力既多且猛，像Arif Dirlik就立言痛陈现代化论述因为既忽略了各个“传统”社会的巨大差异，也忽略了它们被欧美资本主义所形塑的各式现代性（modernities）也同样千差万别，所以批判它是“非历史的”（unhistorical） 。处于这样的局面下，“现代化”的历史叙述，好像就失去了它的“可信度”。况且，史学知识的疆界无时不在向外扩张蔓延，挑战既有的认知视野。比如当“自强运动”被建构为晚清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时，便有史学工作者提醒我们，别忘了这幅“自强”的图景里还有官场派系斗争的一面 ；至于被排进“现代化”前驱英雄榜上的思想家，他们的人生历程也总会被英雄式地平面化，竟而忽略了个体生命历程的复杂向度，史学工作者便也会告诉我们，呼吁大清帝国应当变法自强的王韬（因此可以被视为“现代化”之先趋者），同时也是喜欢盘桓青楼的风流才子 。至于思想方向／内容被认定和“现代化”没有关系的人物，也因此总是被历史“遗忘”，等待着突然对他们发生兴趣的历史学者开展“拯救”工程 。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会“进步”的。好比说，关于启蒙时代（the age of Enlightenment），我们知道那是十八世纪的事，现在研究上层启蒙（a “high” Enlightenment）的学者不乏其人，其意义已然大为扩张，从地理区域差别、社会群体（groups）及制度面观察的学者同样所在多有，下层生活与启蒙（Low life and Enlightenment）的关系亦颇受关注；于是，所谓的启蒙，应该是各种启蒙（Enlightenments） 。在被认定是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里，同样也有复杂多重的面向，这已是我们的共识，也是一种“进步”的象征。然而，在“现代化”导引下问世的“历史问题意识”，对它的实践，已经耗费了历史学者无限的青春，多少人“白首穷经”之后，却发现不堪回首。至于史学实践的制度性架构与生产历史知识过程里的“政治经济学”（好比说国科会的“支持”）与权力运作（好比说对其他研究取向的排挤），也到了该反省的时候。历史学者是否该随时提醒自己，存在着太多习以为常的历史叙述的概念，使自己对历史舞台上多重复杂的世界的感受与认知，也步入“钝化”的困局。“入鲍鱼之肆，久而不觉其臭”，自己的历史认知，既是陈袭积淀已久的旧学故知，那么再怎么努力，生产出来的历史知识其实只是老生常谈。人们“以言行事”（to do things with words；借用John L. Austin〔1911-1960〕的名言），亦“以言为史”（to do history with words），面对错综复杂之“史事”，历史学者实难免有“历史语言”贫乏之苦，往往言不尽意。以研究政治思想史而闻名的John Greville Agard Pocock（1924-）在评论Jack H. Hexter（1910-1996）的《历史重估》（Reappraisals in History）时，对于历史学家使用的语汇，便有这样的反省：历史学家在哪里找到他的概念词汇的术语（the terms of his conceptual vocabulary）；这些术语平常怎样被使用，历史学家又如何使用它们；它们具有什么样的逻辑的、社会学的或其它别的蕴含（implications）；其意义如何在历史学家使用以后发生改变，或变成了历史学家所用的意思；历史学家之陈述构成的历史，怎样受到其运用语言时语言状态的影响。这种考察模式，与逻辑和可证实性的相关程度，实不如它与作为社会工具的语言和作为社会行为的思想的相关程度，更为直接。 “现代化”便是史学（当然，也可以是别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工作者用来叙述一长串历史事实的“概念词汇的术语”，亦且一度在一个时代里“独领风骚”。但是，它之所以占有这样的“霸权”地位，正因为它是以作为某个社会工具的语言，也表达了作为社会行为的思想，从而登台亮相的。它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当今天的我们固然意识到它对自身的历史实践会带来“危害”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对它的“历史”进行认识。历史实践的批判（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practice）涉及的问题，不仅是“历史的文化”（historical culture）或是历史的政治／社会涵义而已，还是历史与它更广泛的文化脉络（cultural context）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摆出批判“现代化”的史学叙事的姿态时，放言“现代化”的历史叙事是非历史的，然而，如果批判者不重视“现代化”史学叙事本身的历史；那么，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的认识论差距，又在哪里呢？至于日后的汉语世界如何参照（来自美国的／世界冷战格局下的）“现代化理论”以营构庞大的学术工业，并且将“现代化”三个字所承载的以西方为标准的时间与空间意识的统一体意涵扩充到极致；这样的论述／史学实践，与此前的“现代化”论述又有什么样的连续与断裂（continuity or discontinuity）——例如，两种“现代化”的政治涵意，可能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大异其趣 ，这些问题自然是另一段故事的主题了。本文原载于《新史学》第16卷第1期，第85-124页，注释略经典课程：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潘光哲约 28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