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楚世家》记载：“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史记·封禅书》：“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壹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这就是史书里记载的大禹铸九鼎的传说。那么考古发现是怎样的呢？
一般认为，夏代晚期对应二里头文化，不过二里头文化只发现了一只青铜鼎，还不是科学考古出土而是施工发现的，所以可信度不高。不过早在青铜器出现以前，我国古人就用发明了陶鼎，青铜鼎出现的来源，可以大致看作是对陶鼎的模仿。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鼎，引用自《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研究综述》国家博物馆“远古江南 海陆山河”展里，下图是我最喜欢的一组展品，大致说明了从最左边陶釜+陶支脚灶到鼎的发展演变。可见，最早古人煮饭，就是用三块石头做支撑柱支起一个陶锅，在底下生火；后来慢慢用陶给锅做一个灶；最后干脆把三个支撑柱和锅做到了一起，就成了鼎。鼎的来源其实挺有意思，作为炊器，并非中原文化区系的土产，而是东南来源之物。上文中把“三个支撑柱和锅做到了一起”这一行为最早的物证，来源于舞阳贾湖遗址，后来，在太行山以西、六盘山
以东，秦岭以北、阴山之南的古人发明了鬲。自此之后陶鼎不断向外传播，鼎的地位逐渐隆升，而鬲则仍偏重为日常用器。
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陶鼎，来源于互联网
在古人的精神生活中，祭祀神灵和祖先是非常重要的。在古人的想象中，祭祀可以简单粗暴的理解成“向神灵和祖先奉献食物”，供奉祖先神明饮食是祭祀的核心仪式。除了祭祀之外，当时社会还以祭祀仪式为基础衍生出一套礼制规则，作为社会权力运行的秩序，贵族在日常生活中，也不能脱离礼的存在。那么礼器作为礼制仪式的载体，自然被上升到政权象征的地位上来。
商人重酒，礼器中以酒器的爵为尊；周人重食，自然就以食器里的鼎为尊。其实也不是单一器物，商人重视的是爵与觚的关系（所以孔子有“觚不觚”之叹）；周人重视鼎与簋的关系（所以有“问鼎”之说）。这种关系，现在可以感知到的部分，表达在商周时期贵族的墓葬中。到了西周，随着礼制的发展，对于祭祀时不同身份的人使用怎样的鼎就有了制度性的要求，叫做“列鼎制度”。对列鼎制度数字的描述来自于汉代何休对公羊传的注：“礼祭天子九鼎,
诸侯七鼎, 卿大夫五,
元士三也”，然后近代学者们综合了《仪礼》和《礼记》等书得记载，得出了：“自西周中期开始，天子和东周国君用九鼎，卿、上大夫用七鼎，下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的论断，并继续总结出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三鼎配二簋、一鼎无簋的规律。然而古籍对列鼎制度的描述是不统一的。郑玄注周礼的时候写：“鼎有十二者, 饪一牢, 正鼎九与陪鼎三”，《仪礼》在记载行聘的时候下大夫“甸人陈鼎七”，而《周礼》也有诸侯用太牢九鼎，卿、上大夫用太牢七鼎，下大夫用少牢五鼎，士用牲三鼎或特一鼎的记载。至此，鼎和国家权力的关系，才发展成熟。所以综合以上所有证据来看，所谓“大禹九鼎”很可能都是后世特别是周汉时期知识分子对古代社会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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