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壮: 与史铁生交往40年的记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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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壮。邢仪素描

作者简介：李子壮，1969年延安插队，1973年蒲城当兵，1978年南京上学，1982年廊坊教书（转业前职称讲师、职级正团、军衔上校）。1993转业北京后到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任处长、副院长。2014年退休。

关家庄全体男生。孙立哲、史铁生和作者都在其中

1969年1月13日，我到陕西延川插队，年满15岁已经23天。

这批上山下乡本来没有我们清华附中65级的事情，但是名额未满，工宣队就把家庭出身不好的65级的学生顶了上去。于是我被“光荣”了一把。

当时我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列，是跟着初64级的孙立哲走的。但到了关庄（公社所在地），知青户重新“洗牌”，立哲不知什么原因，被他们班的女生给“放逐”了，说不愿意和他在一个队。立哲找到了初64（3）班的史铁生等，史铁生“见义勇为”，请立哲到他们庄去。这就把我“剩”下了。

当立哲把我叫出窑洞告知此事时，已是晚上九点，四周漆黑一片，麻油灯火点点，颇像鬼火。这种情况下，我人地两生，无知无靠，只能赖上立哲，表示绝不和他分开。于是立哲再找史铁生曹博等，他们很高兴地“收容”了我。从此，我享受了与史铁生同窑同炕的待遇。

1968年清华大学“大白楼”子弟在中山公园留影。最右前排孙立哲，后排是作者。都是“臭老九”子弟，从高一到初一

当时，也有家在清华的同学邀我，但因文革教训，我不愿意和清华的孩子“扎堆”，这很容易被人诬为×××小集团，打入另册。更何况我父亲这个“黑帮”还有一顶“臭老九”的帽子，比清华园诸位插友的父亲都更“黑”一点。

第二天，我们21位北京知青就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落户了，当地老百姓开始以为我们是“工作队”，后来认为也就是“过日子”，用当时报纸文件的语言来说，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反修防修，而当时的我，则觉得很像是一场时间长短不定的“大串联”。

关家庄插队的男生。一排左二李子壮，二排左二史铁生

铁生画箱子二三事

铁生在绘画上颇有天才，曾得到清华附中美术老师的欣赏。但插队以后，虽然薄技在身，但无用武之地。1970年间他突然发现，丹青之技虽不能名动京城，但是足以在乡下糊口。起因就是他说乡下画匠画的结婚用的那一对箱柜实在是太蹩脚了。老乡用怀疑的口气“将”他一“军”：那你给画一对？！我包吃包抽（烟）还给对工分。

那时，我们正饿得心慌，馋得发痒，为了那香香的杂面条，干了！从第一次给会计王生荣画箱子开始，名声大震，一发不可收。直到富农刘世发把他画的箱子挑到集上卖了，驻队干部郝建找他谈话：老乡自用可以帮忙，但拿去卖，那就是资本主义倾向了。于是只好作罢——一个可能气死傅抱石和关山月的天才就此止步了。

到了2004年10月，我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挂职，谈到故地即将重游，铁生让我看看箱子还在不在。回庄一问，老乡很热情，提供了许多线索，也看了许多箱柜，均非铁生画的，因为没有时代感（箱子上没口号）；但也不像乡下画匠画的，——回京查明，是“后插知青”曲光画的。

作者（右）与刘碧莲，刘家童养媳全国三八红旗手。摄于2005年

2005年，刘世发儿媳妇（刘碧莲）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有一对箱柜当年卖给了一位民办教师，这位教师现在住在永平。立即打电话请示铁生：多少钱成交？史铁生未置可否（我心里的底线是800元）。等到我有空去拉箱柜的时候，碧莲告诉我，老汉同意，老婆不干了。我想，也许是要高价吧。做做工作涨涨价，还是可以通的。

见面以后，老汉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当年，他正要结婚，缺的就是那一对箱柜。作为一个穷教师，心里想的是30块钱一对的“乡土箱柜” 但是，他一眼就看上了那一对不同凡响的箱子，刘世发也就开了一个不同凡俗的价格：60元！讨价还价之后，50元成交了。这位老师兴奋之余，请刘吃了一顿饭，烩菜（带肉片）和炒鸡蛋；刘也慷慨地便宜了2块钱。

出乎意料的是，那婆姨的态度没商量：你开到多少钱我都不卖（我已经涨到1200元）。陕北的风俗，结婚的这对家具穷死也不卖，卖了夫妻过不到头！

一旦涉及道德问题，只能电话请示。铁生否定了我的一些与时俱进的想法，说：那就给箱子照个相吧，君子不夺人所爱么！我照办。回京后，我展示了劳动成果，铁生、希米都表示了满意。

2010年，宜川知青王子冀去陕北，写什么老乡谈知青，这个愿望完成的不太好，但他见义勇为学雷锋，通过当地的何平（曾任公社革委会主任、县交通大队政委），1000元钱就把箱子搞定了。可是王子冀不管搬，只是打电话给我，说箱子放在何平处了。我于2011年3月17日到了延川，把箱子运往北京。但只运了一只箱子，因为另一只箱子被陈希米捐给成都的建川知青博物馆了。

铁生走了，运回北京的那只箱子上面画的是狮子，我在何平处的一只古碗上看到了那只狮子。中国不产狮子，中国的百兽之王是老虎，史铁生属虎，2011年1月4日60岁整。

作者和铁生

铁生与砍柴、“拆庙”

我们到延安，第一件头疼的事情是砍柴。记得我们第一次砍柴，五个大小伙子还不如人家一个12岁的娃娃砍得多（经烧），让婆姨娃娃嘲笑了一顿，很受伤。后来，曹博砍柴从崖上摔了一次，这便成了有重大安全隐患的劳作了。当然，知青有钱，可以烧煤，但引火非硬柴不可，就是说，要另辟蹊径了。

第一次实操是在发山（洪）水的第二天早晨。山水是头天下午下来的，老百姓都到河边捞柴火去了，我们起个大早，是为了看看有没有剩下的柴火。我们四条汉子（立哲是赤脚医生，一般不参加这种俗务）在河滩上发现一个大树根，上面还带着一米多的树干。大家觉得可捞着了，一边在说老乡傻，一边就赶快往树根上做记号。

我们正在讨论是把树根整个运回去，还是分解后再运回去的时候，三个老乡带着锯子过来了，说这个树根是昨日他们从洪水里弄上来的。一盆冰水灌顶，四人忿忿的和老乡理论：“你们的记号在哪里呢？”“不做记号谁证明是你们的？”……

老乡没遇到过这么讲道理的人，但又不忍把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捞的“浮财”拱手相让，后终于妥协：树根归我们，树干部分归他们。他们还帮我们把树根运到集体灶前面。这个树根盘根错节，得用小斧一点点砍，可费劲了。不过也维持了两个月呢。

就在树根即将告罄的时候，铁生就把目光投向了河对面的土地庙。那个庙经过文革洗礼，神像据说已经被打倒了。我和铁生到庙里一看，神像倒地，窗棱也已经十去七八，门则早已被卸走。

史铁生还有闲情研究泥塑是何方神圣，我则因失望而愤怒，把看得见的木头拾揽到一起，开始砸泥取木（本来我没有这种知识，是史铁生说“泥塑木雕”启发了我）“破腹剜心”，这时才知道神像的脊柱和心脏是木制的。但所获不多，就上到屋顶，去砍那棵长在屋顶上的树。但树湿极不好砍，砍了一个杈子就回家了。

后来，我又去了一回，本想全部消灭，但学艺不精，力所不逮，只能“伤根沥血”，不能一“次”抹杀。这两次倒行逆施，老乡张金银对我说：“你敢在神神脑上砍，你‘狗’的要脑疼呢！”

左起第三人为张金银，第一人为他婆姨

后来，史铁生把这件事写进小说，弄得不时有人来问我那个人是不是我，我非但当“仁”不让，而且还绝不忏悔。

2011年回庄，我还特意到那个庙去看了一下，原本想把铁生的像（邢仪画）放在那里，但那个庙已经破败不堪，于是作罢。只有那棵受过我伤害的树，在庙顶愈发壮大，载瘿衔瘤，拳曲臃肿，熊彪顾盼，郁郁葱葱。

拟放入庙里的铁生画像

铁生与牛、老汉、小说

铁生的喂牛生涯几乎就是他插队事业的全部。所以，他那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可以在全国短篇小说评选中获奖。成为知青文学的经典。他从牛和老汉的身上，读了人性，读了历史，也读了自己。而小说中的主要情节和感悟，他在关家庄时就在日记中就进行了勾勒。我今天所能做的，就是拾遗补缺。

铁生面相不“善”且偏老，说话要措辞，故言讷语迟（不像我信口开河，说完就忘），不刮胡子，就会有点像关家庄男生里的“头”（老大），但体魄又远不如同班的“大块”赵志平，不太”镇”人。所以，在和其他群体可能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他会是第一目标。

刚到村子时，村里第一大力之人薛国发，就曾经抱着他的后腰把他抡起，被我们喝止。薛讪讪地把他放下，嘟囔道：谁知道他是个“折腰”。从此，庄里老乡一般都管他叫“折腰”。为了“报复”，找回面子，我在“大块”赵志平来庄串门时，让他和薛放对。薛一看赵的体量就怵了，死活不肯摔跤，最后以掰腕子败北而结束。

薛国发被铁生写进小说，不过小说的一号主人公是薛家的那条忠心耿耿的黑狗。薛国发倒成了陪衬。2005年我在延川见过薛，他在县城扫大街，已经身弱心衰的老人。这个工作还是计生手术失误造成他不能行人事后，婆姨大闹县计生委为他“争”来的。我和铁生说后，俩人感叹不已。

左起第四人为王生荣，当年的会计，后来当过书记；左起第十人为薛国发婆姨

铁生在创作初期环境不是很宽松，常采取“影射”写法，写牲灵（动物）就是写人，说的是牲灵比人强。比如他在《清平湾》中写猴键牛和老键牛争第一把手的过程，那是相约圈后空场，反复角斗争夺；老霸主一战败北，即承认失败，让出位置，而不像世人那样贼心不死，纠缠不清，老企图复辟。

铁生1969年冬天回京，后来送父母和妹妹史岚下放到云南，所以，1970年回村就晚了些。大约比我们晚了十几天。在他回京期间，队里就找了一个老汉（王玉德）替他喂牛，反正冬天没活，喂得好不好也不要紧。不料，就在这个冬季，关家庄就闹“鬼”了！

事情是这样的：冬天是农民打窑洞的季节。庄里三个后生王世有、阎凤祥、李凤鸣给人打土窑，结果窑塌了，王世有和阎凤祥被压在里面亡了。李凤鸣因正在往窑外运土，得以幸免。阎凤祥和李凤鸣是亲兄弟，关家庄四小队的（铁生曹博和我都是四队的。女生有陈小敏、杨志、杨柳青、李玲、李伟）。

我们回村以后，村庄笼罩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先说是薛国发在“克桶”上看见阎凤祥了，继而许有才（王世有之兄）又说在他住的拐沟里看见弟弟的一个背影。一到晚上，无人敢出窑洞。

我们自然斥之为迷信，但老百姓可不这样认为，因为按陕北的风俗来说，壮年因事故死亡属于暴毙，是冤魂不散的，必然要寻仇带人。如果60岁之上老死病死，阳气已散，是白喜，魂魄是可以安住坟中的。

左起第三四人为李凤鸣夫妇。摄于2005年

就在史铁生回来前一天，顶替他喂牛的老汉也因病去世了，这位窑东弥留之际，高烧呓语，说：王世有和阎凤祥到饲养员的窑里来要水喝，临走阎说：咱们把这个老汉引上吧，王世有说：这老汉又没得罪你，引他做什么！于是，两人离窑而去。此后饲养员窑里就没人敢呆了。史铁生回来，不明就理，队里赶快让他顶岗上班。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同在一起喂牛的俩老汉，绘声绘色把这种种告诉了铁生，使他在晚上喂牛时平添了几分忐忑。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一天半夜无月（书中一句“马无夜草不肥”，铁生移到牛身上了，老乡是不干这种事的），铁生提着马灯去草棚揽草，马灯晃得幅度有多大，人的影子就有多诡异。

当他提心吊胆地把马灯挂在棚外（怕失火），俯下身去揽草之时，突然摸到了一条人腿！他后窜数步，大喝一声“谁？”大约那个声音太大且怪（他说，根本不像人叫的声音），前庄的狗顿时齐吠不已，只见草堆里爬出一个人来，铁生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到庄里要饭的大爷在此睡觉，当时就一脚踢去……

这件事，是我发现铁生第二天走路不太对劲时，他和我说的。最后他还总结道：看来人不能起恶念，我踢了他，不知怎么把脚崴了！

铁生把牛喂得不错，也有时间看书，挣的还是旱涝保收的工分，免去了日晒雨淋之苦。这使队干部认为知青喂牛是充分发挥知青作用的有效措施。所以，当1971年铁生探亲未归时，就让我顶替他喂牛。

铁生曾告诉我，关键在分料（黑豆）公平，两个老汉因怕对方坑自己，所以让知青（第三方）来分，这样可以保证公平。我拿到分料的升子就发现了问题，因为升子是一个梯状体，半升或四合（音“格”）就很难界定。问遍了最有学问的知青，包括陈小悦，没问出个所以然，后来还是在一本当时的数学手册上才找到了体积计算公式。但仍然无法确定这种底小口大的东西应该在多少厘米处标刻度。

看来好人做不成了，我就干脆给他们的料少分一点，给自己队的料多分一点，每到屯子见底的时候必定超支，害得两个老汉互相怀疑——就是不怀疑我“监守自盗”。冬天到江西鲤鱼洲向父亲请教这个“刻度难题”，父亲说：何必计算！只要把升子盛满水，置倒于另一容器，称其重，再取水其半，复倒回升子，在水平面处划一道，不就解决了？！

书生喂牛先翻书，当我知道了“草膘料劲水精神”的喂牛七字诀，就向大队领导建议，给牛料中加盐。领导为难地说，我们也知道加盐，但是大队没钱，要不然你先垫上，秋后还你？当时插队已经进入第三年，我当然不会再干这种“傻事”，因为还钱在陕北就如同放屁，根本不可能。(现在我更明白了，按正规会计规范，这笔钱根本没法下账，因为无此科目。)既然好人难做，后来我只给我们队的牛吃盐，而且那个盐是从知青灶上拿的。个人不亏。

铁生回庄以后，我把饲养员的岗位还给他，并详细介绍了在他离岗时所有公牛母牛的表现，还为他补充了从两个老汉嘴里被我套出的关家庄“知名人物”的事迹，后来大都被他写入小说里了。

布面油画《牛倌》。邢仪画

史铁生与分灶、

“扑克外交”及男女生关系

到关家庄的女生共11人，年龄最大的是同校高三的钟瑚，但因为她是跟着钟兴华才入庄的，所以和我一样，基本没有发言权。关家庄知青的主体是清华附中初64（3）班的，男5女8。史铁生就是这个班里年纪最大的。（后有人纠正，陈绳祖就比他大。但他外号叫“老太太”，姑且不算。）

由于知青多数人都患有时代病——只愿革命，不愿做饭（现在看来，实际上是很会吃，不会做），并且有一点“红卫兵病”——自以为是，善于以“大批评”开路来掩盖自己的弱点。所以，春节之后不到一个月，一场大闹后，男女生就分灶了。

分灶以后，男女生宛如路人，互不往来了。但也有例外，一是孙立哲，女生不可能不生病，自然要找他；二是姚元姚建，亲兄妹，当然该接触。表现最好的是钟兴华，和钟瑚不过话——原因是论辈分，钟兴华应该管钟瑚叫“姑姑”，这太“没面”了。

这场风波使知青“政治”上损失惨重，村上的二流子高田亮说：“这觉悟高，那觉悟高，吃不上的时候还不是一毬个样样！”

关家庄插队的女生

史铁生率先垂范，一脸严肃，一般不太说女生“坏”话。可是百密一疏——在樊玲当众晕倒后，史铁生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段赞赏的文字，不幸被我们看见，而且被立哲朗诵。现在我只记得第一句是：她真坚强，……结果铁生大怒，18岁的男人朦胧的隐秘的爱恋被人当做笑料，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伤自尊的事情。

到了1970年从北京回村，男生盘点库内存粮，实在是吃不到秋收，后来就打起了合灶的主意。双方谈判的代表分别是孙立哲和陈小敏，其协议有四条，核心的一条就是请（雇）一个老乡给我们知青做饭，男生负责挑水，女生负责推磨。然后我们给老乡“过工分”。

之所以采取这种类似“地主老财”（老乡认为）的做法，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把五谷杂粮变成可吃的饭菜，那实在是比考清华附中难多了！由于人心思合（灶），所以，一谈即合，达成协议。并且把这种“地主加共产主义”体制维持了5年，当新一轮知青1974年到村以后，为了限制立哲的“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又改成自己做饭了。

这是疤子婆姨，昔日知青灶雇的“厨师” 。摄于2005年

灶是合了，但男女生仍然非必须则不讲话。但是，不久后的一个“事件”，使男生对女生刮目相看。

春天的陕北是评返销粮的季节，公社要派驻队干部下村“蹲点”。那位干部不知哪根筋搭错了，煞有介事地问我的“本人成分”，我自然回答是“学生”，他启发我：“我爸爸成分是中农，我的成分也就是中农。”我纠正他说：“你爸的成分是你的家庭出身，你的成分应该是学生。”于是就开始辩论。他不悦，最后阴阴地问我：那你爸爸的成分是什么？我看过我父亲的履历，我爷爷是破落地主，父亲本人成分是学生，而届时父亲疑似“黑帮”，这两个“污点”都不能和他说，于是答道：“也是学生”。

他对其他男生也进行过询问，遭遇也差不多，所以在晚上社员大会上找碴大骂男知青。男生大都“底潮”，不好放对，而在他停顿之时，樊玲突然发飙，以高屋建瓴（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之势，展“横扫千军”之风，把他骂了一顿，陈小敏等在樊玲停顿时也帮腔指责。只见那位老兄愣在那里，不敢吭声，老乡也不知如何是好。

在静默的瞬间，蜷在炕角的“老太太”（陈绳祖），突然冒出一句：刚才吵什么呢？姚元答道：骂咱们呢，你不知道？陈答：啊啊，我刚才睡着了。全场知青老乡爆发出一场大笑。后来老乡跟我说，“一家子到底是（向着）一家子！”翌日，这位老兄私下向男生倒了歉。

到了1971年，招工的招工，当兵的当兵，病退的病退，原有的21位男女只剩下一半，在村的知青也是各干各的——行医者三人，教书者三人，喂牛者一人，柴油机技工一人，女子基建队长一人，还有我这个无固定岗位自由分子一人。除立哲蒸蒸日上的医疗站外，其他地方都日渐凄凉。

一日，陈小敏突然问我：你们男生打扑克吗？今晚到我们窑里来打扑克。顿时我受宠若惊。当晚，我和铁生就去女生窑洞打扑克，对家是陈小敏和杨柳青（外号老头）。开了头，就迅速进入常态，升温很快。因为当时“乒乒外交”使中美关系解冻，我们也就把关家庄男女知青关系正常化命名为“扑克外交”。

樊玲和史铁生的关系，那时是我心中的一个谜。熟了以后，我问陈小敏：樊玲对史铁生印象如何？陈提供了一个情况：有一次男生唱着“二百首”走在庄里，铁生嗓子很好，自然是主唱，迎面遇到了女生，结果立即闭嘴，因为唱的是“黄歌”。但空气震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樊玲回窑后，“痛心疾首”地说：“史铁生学坏了。”这件事，后来我告诉了铁生。他沉吟不语。

当年知青男女之间的朦胧情愫，是很纯洁的，但一场文革，使他们古怪的行为方式很难为“80后”的新生代们理解。史铁生在《黄土地情歌》一文中把这次“遭遇”写了进去（他居然记了30年！），并在文中对少男少女的情窦初开做了可以流传后世的概括：“爱情是主流，反爱情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

1970年代的清平湾

铁生在插队时的才艺展示

铁生的文章、书法、篆刻、丹青过去有文，不必再述。值得一提的的才艺是厨艺和象棋。

铁生大展厨艺的时候是1969年7、8月间，男生单独起伙期间。那时杀了自养的猪，杀得56斤肉。李金禄（26中高一）邀请关家河的男生来共吃猪肉。铁生主勺。他先是在厨房门框上贴上了红底黑隶的“御膳房”的横幅，然后炒了十二个诸如酱爆肉丁、鱼香肉丝这种上了北京饭馆当年菜谱的菜，真使大家刮目相看。

那天正值我从宁夏干校返庄，全体男生都说我长了一个千里鼻，气死狗。虽然当时缺少油水，但人均三斤猪肉还是吃不完的。第二天我当值，一闻酱爆肉丁已经酸了，其他剩菜也有了气味，但当时舍不得扔掉，就放了一大把红糖加上剩菜中的肉丝肉丁重炒了一遍，并命名为糖醋酱爆肉丁，大家吃了均称善。那时年轻，无一人闹肚子。

铁生坐上轮椅后，对厨艺仍有兴趣，有时我们去看他，他也要炒个菜，露一小手。和希米结婚后，这种事情就没有了。但是嘴极刁，常想吃老北京正宗的传统菜肴，给希米增加了不小的负担(乐趣？）。而在饭馆吃饭的时候，也常对菜肴进行评点，讲得头头是道——这也是我不和他发生争论的重要领域之一，因为我吃嘛嘛香，不知凉热好坏。是“咸香淡好吃，生饱糊化食”的信奉者。更重要的是技不如人，甘拜下风。

陕北插队时的牛倌史铁生

插队伊始，闲来无事，铁生喜欢下象棋。棋艺高低，对手是谁，如今都记不清了。但使我迄今感慨颇深的是：他最反对旁人支招，特别是给他支招。铁生自制棋盘的楚河汉界上，用漂亮的隶书写了一句俗语： “河边无青草，不用多嘴驴”。但是，积习难改，又非正式比赛，大家难免插足战局，表示一下“我也行”。

铁生虽然不悦，但不大点事，也犯不上翻脸抡菜刀。于是他不论所支之招是高招还是臭棋，不论是否符合他的本意或出自他心，一律拒绝。别人让他跳马，他非得出车，别人让他飞象，他非得拱卒。其结果，当然就会输棋。还落下一个“太轴”的评价。

现在想来，如果他不是如此不计成败的坚持，不是对别人强加给他的任何东西有着生理上的厌恶，他肯定不会今天的成就。

他的作品，每一句话都是自己的，（尤其《我与地坛》之后，行文风格最后确立，这个特点得以凸显。）所以他才能感动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文字才能如此干净。

前永康（友谊医院）二三事

铁生在关家庄二次病发时，孙立哲正开始“走红”，名震延安北京两地，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的典型，始入身不由己忙不由己言不由己的“榜样生涯”，所以，送铁生到延川县城是由我代劳的。回京后，铁生住在前永康胡同的40号。这是他奶奶的居所，他的全国获奖小说《奶奶的星星》就是以这条胡同为背景的。

回京以后，铁生病情反反复复，四处寻医问药，换一个医院换一个病名，但换名不换药，结果是每况愈下；奶奶年老体弱，心有余而力不足。百般无奈，史父只得放弃“五七路“，踏上返京程。放下身段，调换工作（从林业部的干部，“降”为北京小厂的职员），不问专业，只求安稳。史母是会计，工作离不开，只能在丽江和北京之间来回折腾。

唯一的收获，是妹妹史岚可以回京上学了——丽江林学院干校风景不错，但教学质量和北京比起来实在不好说……（至于为什么林学院搬到那里办学，是源于领袖的一句指示：“农业大学、林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北京农业大学新址比林学院还差，搬到了延安甘泉县的沟里，日照时间很短，哪里谈得上科学育种！）

史铁生与妹妹史岚

这个家庭，进入了历史上最困难最黑暗的时期。经济上捉襟见肘，精神上高度紧张，治疗康复希望不再……

铁生父母对他的身体心存愧疚，对他的精神毫无办法。铁生变得喜怒无常，在前永康，曾数次试图轻生。他的母亲和奶奶，都多次让我们劝劝他，一定要放弃轻生的念头，振作起来。史叔叔不善言辞，我们一去，他就避开。因为我们去了，铁生才有笑声。——他只能默默地撑着这个家，使儿子振作一点。这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是我们这些同插同学嘻怒笑骂软硬兼施陪着铁生“熬”过来的。

铁生后来是这样概括这一段生活的：

回京后住医院治疗，历时一年半，前半年还想站起跑，后一年却想不如干脆躺下去死；然而医生护士煞费苦心百般拯救，各路朋友不离不弃爱护备至，自忖不当以死作答。1973年5月出院回家。

友谊医院的“百般拯救”不仅是身体的，（进去拄单拐，出院坐轮椅）更重要的是心灵的。铁生这时急需证明的问题是：我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是否还有用？护士柏晓莉请他负责神经内科的黑板报，铁生发挥特长，在友谊医院拔了头筹。每次我去友谊医院，他都要我对版面设计和书法插图作出评价，内容则忽略不计。

后来他还带我去过他就业的那个街道小厂，他在那里画古代大美人及彩蛋，是该厂唯一的技术人员。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介绍箱子“做旧”工艺和蒙老外挣外汇的斐然成绩。那些街道大妈大嫂视他为厂里的“齐白石”，尽其所能，对他百般呵护。

冬季一过，我返回陕北，先接替女生当了民办“小教”。该年四月，也许看我这个“嘎小子”（刚下乡的时候，有个婆姨以为我是电影《小兵张嘎》的那个蒙古族演员，后来就叫开了）不太听话且不怕“惹人”，就“封”我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主管文教卫生和计划生育。

18岁的我，在关家庄婆姨女子眼里，既不像老师，更不像领导，开会时唧唧喳喳，对我很不尊重。我为了树威，放话给她们：“别看我没结婚，得罪了我，我可不给你们开（结婚）介绍信！”两天后，就有个女子私下给我送了一把红枣……

也许是我这个“副主任”太“优秀”了，年底贫下中农推荐我参了军。也许是因为当村官是当副职，后来我的领导岗位竟一路副职，好像鲜有“扶正”的可能了。

我从1972年初到1976年四月回京探亲，四年中我和铁生未晤一面。全靠书信来往，写来写去，还是插队那个村，那些人，那点事，那点念想……

这些男生的妈妈们给铁生买了第一辆手摇轮椅

1976年再见到铁生时，他已经稳坐在插队同学从父母处“集资”买的轮椅上了。他的第一句话是：我的理想已经实现，我现在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坐）家”了。——高位截瘫使他永远站不起来了。

能够自嘲，说明心结已开，心理“脱困”了。这一点1975年别人来信时已经告我：当时我曾托父亲回京去看看铁生，那次同去的范崇澄（清华大学文革前的研究生）和铁生交谈后感慨万千，专门给我一信，对铁生自强不息的精神大为赞赏，其中有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亡命徒，何惧之有！”

而最能说明铁生骨子里那种精神的，是他自己在笔记写的一句话：只有在江河湖海中行驶的那才是船，而停止码头的那个东西，我始终不知道它应该叫什么。

但经济上，铁生家里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1975年铁生奶奶去世，母亲回京料理，向林学院申请到驻京办工作，以便照顾儿子，军代表却不同意，财务就按“六个月不上班停发工资”的规定执行了。母亲停发工资，全家收入去其一半，每月也就七八十元，要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还要支付铁生的治疗费，真是困难到极点了。

1976年时四个兜的军人还是很吃香的——在铁生母亲看来，我能提干，说明我父亲“没问题”了。她和我说：“林学院的老院长认识你父亲，是不是请你父亲说说话……”

她在和我说这番话时，是背着铁生的，因为铁生的极度自尊我们都知道。她当时的神情，现在想起此事，马上会浮现在脑海……

我父亲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当时“四·五”天安门事件刚刚满月，父亲面临着第三次被“批判”的可能。但我还是和父亲说了，父亲听后，说了一句：看来我的臭名还没传到林学院。

当1977年我再次探亲到铁生在雍和宫的“新居”时，看见史母的遗像，我无语。阿姨终年48岁。我迄今不知道她的姓名。

1980年，史铁生在家中

雍和宫大街26号男女情

史铁生在他第一部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为名的小说结集出版的时候，送给我们夫妇一本，他非常认真的在自己的相片下的留白处写下十个字：这不是纪念碑，是里程表。

这是宣言，他将排除万难，笔耕不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小说集出版的时间是1985年。代后记题目是“几回回梦里回延安”。重读这个集子，我发现，史铁生已经把从1969—1984年他的心路和经历“合盘托出”了。

其中《我们的角落》一文，实际上演绎了铁生和洪××在雍和宫大街26号内爱恋到斩断情丝的全过程。只不过他把自己一分为三，写成了三个残疾人。这也许是《封神演义》启发了他——该书第77回就是“老子一气化三清”。这样，三个人的不同说词想法，实际上就是铁生那时的心理辨析反复，也是他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而文章题目，也许取自当时名噪一时的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后改为同名电影）。

爱情的萌芽阶段是前永康还是雍和宫，已经无从考证。但我是在雍和宫才认识洪的。现查明，洪是由同班不同庄的文荆江介绍（引入）相识的，引入动机不详。洪是一个非常单纯善良的女孩，是那种涉世不深，老愿意把别人想得特别好的那种小孩。

记得1982年暑假，在26号遇上洪，我说黄山如何好，她说武夷山如何好，还认真地争了起来。铁生笑了，说：你（指我）没去过武夷，你（指洪）没到过黄山，还想说服对方，可能吗？

史铁生在北京地坛

那时，许多知青是“希望（爱情）至上”主义者，而不像留城的同学那么“理性”（如果换成贬义词就叫势利）。因为知青根子不硬，可谓失势，收入菲薄，谁敢言利？只剩下情爱这点“先天之本”供知青在“广阔天地”里相濡以沫，在“很有必要”中共度时艰。当时我也是一个“希望至上”主义者，虽然觉得铁生和洪结合的可能性极其渺茫，但还是表示坚决支持，并且不分场合地对反对者进行了“谴责”。

也许我的语言有些“过激”，张铁良的母亲冷冷地给了我一句：我要是洪的母亲，我也会舍不得！这句话使我悟到像我这种家庭（弟兄三个），那时还“憨的咧”，完全不懂女孩子及其母亲想什么要什么的，而潜意识里，还寄希望于“落难公子后花园，私定终身中状元”的传统“传说”。

铁生和洪相知相恋的时候，铁生的脾气好了许多，尤其是洪在场的时候，铁生会笑得那么随和。而分手在即的那一段，心情就波动得可“危险”了。古人云：“阴阳离合而生杀”。那几年，世界上两个最疼爱铁生付出最多的亲人相继离世，如果没有洪，铁生很可能会垮掉的。铁生之所以能写出《我与地坛》并成为他诸多作品的分水岭和里程碑，和洪相恋的经历起到了关键作用。

1989年，铁生和希米结婚。婚后的铁生为人越来越淡定、从容和宽宏，而思想理念则在形而上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变得深邃而空灵——因为那些难办的事情、激烈的语言，扰人心神的俗务，希米统统包办“代劳”了。而我们这些铁生的同学插友，对快人快语的陈希米，倒多少有些“敬畏”，因为她不像铁生那样顾“面子”。

试举一例：铁生透析后，希米因拒收64（3）班同学的善款（4000元）而被某女生称为“小辣椒”。铁生走后，这笔钱如何处理就成了问题。后来我出了个主意，让她在1月4日那天作为铁生生日贺仪送给希米，她连声称“善”。还到银行把钱换成新币。但到了现场，她就不敢送出（可见希米的威慑力）。后来，还是我采取请希米吃饭的方式把这4000元花掉了，就算是给铁生运箱子的费用。

史铁生与陈希米

其实我们这些“老人”都知道，只有陈希米，才是适合铁生的“那一个”。而我们这些“老人”，已经日薄西山，余晖散乱，只能侃侃大山，敲敲边鼓，跑跑龙套，忆忆当年。而能和铁生相知相伴走完全程，使铁生淡定从容，超凡脱俗的，惟希米一人！

这个被铁生戏称为“只有一条好腿”的家庭所弥漫的和合之气，引起很多来访者的羡慕和惊讶。从中国文化来看，可称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是西方人，也许会感叹“上帝是公平的”。但我觉得最恰当并最符合铁生习惯的，是《黄帝内经》中的八个字：“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清华附和黄土地

铁生对人生和生命的诘问，他那些的思想，他那使人慢慢读才能觉悟的文字，第一个源头是文革时的清华附中。铁生在其《小传》中如是说：

1966年“文革”时,我在清华附中上初二，刚刚15岁。我是职员出身，所以我就站在保校领导这边了。我画了张漫画，一个人，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偏听偏信。是贴给外校来支援红卫兵的人看的。韩家鳌（清华附中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把我叫到一边去，特别地鼓励了一番。

但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和我站在一边的人，在一夜之间，马上就转到红卫兵那一边去了？怎么忽然就说校领导是修正主义的？工作组一进校，我就蒙了。

我的出身一般。父亲是林业部的职员，母亲是会计。如果再往上数，我爷爷是大地主，姥爷是国民党的涿州县党部书记，五几年镇反时枪毙了。我父母的婚姻是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都是涿县的大地主。我当然有阴影，感到一种说不清的压力。

清华附中去延安插队的同学，是带着遇罗克的《出身论》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下乡的。这是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两株“毒草”，是出身于“一般和以下”的大中学生不能宣于口，但会存于心的妙言名文。而下乡插队，则是他们脱离压抑（迫），证明自己，有所作为，实现理想的唯一机会。

在校参加文化革命，热情有余偏出身不足，故心存向往却终无作为，属“逍遥”的一派。逍遥之间读了些书，读了“鲜花”也读了“毒草”，自然也有小疾而不辞，自愿去革命圣地延安插队落户，究其缘由：三分虔诚，七分好奇。插队期间努力劳动，种了一年地，喂了两年牛，衣既不丰食且不足，与农民过一样的日子，这才看见一个全面的中国。

现在看起来，是黄土地上的插队生活，使他精神得到释放，才能得以发挥，使他活回自己，服务他人，使他又获得了精神力量。而1970年北京的环境，是摧残出身一般和一般以下的学生自信、自尊、自由、自强的“酱缸”。

即使在形而上的生命追寻中，黄土地已经给他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铁生的目光始终是投向被误解被亏待的那些平凡的生命，他的笔、他的爱只为这些人服务。而对那些活跃在官场、商场、情场的生命，他毫无兴趣，“连头也不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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