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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底层生活，我从不看轻任何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 专访作家张友渔

學学人君约 19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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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渔自拍照

学人简介：张友渔，台湾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是一个“用故事呼吸的作家”。28岁开始写作，33岁获得九歌文学奖首奖、教育厅少年小说首奖，获五座金鼎奖，两度获得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首奖，六座文化部优良电影剧本奖。近期，她入围2025年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纪念奖提名候选人。
作者简介：江玉婷，前纸媒记者，在出版业从业6年，现为自由撰稿人。学人scholar受权首发。
作家张友渔今年60岁。她不结婚，不生孩子，享受独处。她在阳台种茼蒿、秋葵、菠菜、卷心菜和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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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渔在阳台种的菜（向左滑动查看）
30岁时，她辞掉了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并在接下来的10年里，靠送报纸、当花店司机等打零工赚来的钱维持写作。她每天不是在家写故事，就是出门找故事。
这是张友渔想要的生活：“我的人生从全职写作开始，那时候我才1岁。”直到第15年，她的生活水平实现“翻转”。
张友渔写了30年儿童文学，她不“跟风”，连市场走向也不理会，因为“一旦成为‘跟风作家’，就没法写出自己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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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牙日记
她的创作呈现许多社会议题，比如少子化、城镇衰落、留守儿童，有时甚至是尖锐的，比如家暴、校园霸凌、未成年人产子。
01.
家门口的橄榄树
1964年，在中国台湾花莲山坡上的一间木屋里，张友渔出生了。家里一共有7个孩子，五女两男，她排老六，底下还有一个妹妹。
她的父母种了八分地的橘树，到了成熟期橘子会掉落，时间一长橘子会腐烂、生虫，侵害果树。于是，张友渔和姊妹常常要去地里捡烂橘子。
除了照料果园，他们还要割草、摘地瓜叶，剁碎后喂猪、喂鸡、喂鸭。家里还种了玉米、花生、地瓜，以及时令蔬菜。和兄弟姊妹一样，张友渔从小就是一把干活的好手。
白天，鸡在果园里啄食，到了晚上自觉回鸡舍。邻里离得很远，要走很久才能看到一户人家。有时，邻居家的鸡跑来偷吃饲料。小狗波吉每次都能把鸡赶走。
幼时，张友渔感到惊奇：“鸡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狗怎么会知道？”后来她观察了一阵，得出了结论——鸡在偷饲料时鬼鬼祟祟、眼神漂移，所以波吉很快发现了异常。
家门口有一棵橄榄树，那是爷爷种下的，距今有百年树龄。孩子们坐在树下乘凉，爬橄榄树，吃它的果子。橄榄的果子很酸，但妈妈有秘方，煮出来的橄榄果很美味。
全家都爱橄榄树，它成了家中一员。每当刮起台风，张友渔和兄姊会趴在门缝看橄榄树，祈求风不要把它刮倒。那一刻，他们多希望可以把橄榄树拉到客厅，一起躲避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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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渔最亲爱的橄榄树
后来，山上的家被卖掉了，2012年张友渔的《再见吧，橄榄树》出版。这本书有15万字，她说：“这是一本寻找知音的书。”
父母忙于农事，没精力检查七个子女的课业，更多是言传身教。邻居家的鸡在自家果园下蛋，母亲会一颗一颗捡起来，并用市价买下。母亲说：“永远不要占人家便宜。”
从小，张友渔就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考试没考好，被老师打了手板。回到家，她没跟父母说，而是对波吉说：“你看，我的手被打肿了。”波吉舔了她的手心两下。
事实上，张友渔的成绩的确让老师发愁——全班35名学生，她总是稳定地排在27名左右。她在学英语上也不大灵光，从星期一到星期日这7个单词都背不出来。
在班上，张友渔的成绩“吊车尾”，她的性格内向，平时不敢说话。这样的学生很容易被忽视。但语文老师发现了她。她的作文写得好，经常被叫起来念作文。这壮大了她的天赋。
上初中时，张友渔得了写作比赛第二名，父亲很高兴，奖励她100块台币和一支钢笔。父亲给予了她鼓励。
张友渔作文写得好，源于书读得多。家里有一间书房，里面摆满了哥哥姐姐读过的书。上到小学四年级，张友渔就读完了琼瑶小说。她也读《小妇人》《海狼》《根》，边查字典边看《红楼梦》《水浒传》。上初中，她开始读武侠小说。这为她通向作家之路打下了基础。
在山里生活，除了兄弟姐妹，张友渔几乎没有别的玩伴。她从小学会独处，自己爬树、摘花、抓小昆虫玩。她的话很少，哪怕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也说不了几个字。写作几乎成为张友渔的唯一出口。在阅读和写作中，她获得了快乐，也窥见了自己的命运。
02.
一颗哈密瓜
张友渔的学习成绩始终没能改善，到了初中毕业考试，只有语文一科及格。她不擅长背诵，驾照考了7次才过。她辩白：“我只是无法应付考试，但是我并不是一个笨蛋啊！”
高中，张友渔念的职业学校，学会计统计学。她评价：“这是很无聊的一个科系，我没有做过一天会计。”
职校毕业后，张友渔去了农会（专门负责农产品销售管理的机构）工作。农会业务广泛，有信用部，能像银行一样提供存钱、取钱、借贷服务。她在办公大楼里当打字员。
当时，农会的福利待遇很好，张友渔每月到手的薪资有3万块台币。那时，一份排骨便当售价50块台币，现在涨到了100~120块台币。她和姐妹合租一间房子，房租9千块台币，几年后租金涨到了1.2万块台币。她的生活省俭，每月能给父母汇去8千块台币。
上班时，张友渔对着一台古老的打字机工作，说不上痛苦，虽然薪水不错，但也没有很快乐。“我总是怀疑这样的日子能维持多久”，她陷入了迷茫，隐约觉得工作没法干下去。
张友渔形容那一段日子，“这就好像买了一颗很贵又很大颗的哈密瓜，剖开来品尝，微甜，还带着些许的苦味。怎么办呢？吃下去每一口都很勉强。花钱买的，扔掉多可惜？于是，我就每天吃一点点，总会吃完的。那颗微甜的瓜，是我的人生。”
“勉强”在积攒，后来每天醒来，她掀开被子的那一刻，涌上心头的第一个念头是——不想去上班。她知道要去改变了。但日子还在继续，眼下似乎还得没完没了地“吃那颗哈密瓜”。
直到有一天，张友渔经过耕莘青年写作协会，看见大门上贴着一张招生启事，对写作感兴趣就可以报名。她报了名，第一年上散文班，第二年上小说班，第三年上小说研究班。
有一年，协会请来儿童文学作家朱秀芳演讲，她讲了许多绘本和童话故事。那是张友渔第一次接触到绘本。充满想象力和趣味的故事让张友渔兴奋，她想：“儿童文学等了我一百年！”
写作的灵感很快到来。张友渔打给母亲，母亲说起家中趣事。一只鸡把头探进塑料袋里，它以为里面有吃的。探进去以后，头又抽不出来，鸡只能套着塑料袋。
套着塑料袋，眼前景物发生了变化，鸡吓坏了，疯跑起来。它冲进鸡群，结果同伴也吓坏了，它们只看到一只扑扇着鸡翅膀的塑料袋，于是惊叫着四散逃开。双方都被吓惨了。
讲完这个故事，母女俩笑作一团。张友渔脑海里有了画面，她写下了《国王》。这是她写的第一个故事，参加省里举办的儿童文学创作奖童话类比赛，拿了佳作奖。
张友渔告诉母亲得奖的消息，母亲很开心。随后，她任性地辞去工作，全职写作。
“那个年代要成为作家，就是要拿几个奖，而且是首奖，第二名都不行。”全职写作的第三年，张友渔拿下少年小说类首奖和九歌创作奖首奖。“通过这两个重要的儿童文学奖项首奖，大家都认识我了。”此时，张友渔才真正进入文坛。

03.

最多只是营养不良
“刚成为专业作家的时候，我非常穷，没钱就去送报。这样子的生活过了好几年。”那时，张友渔每天早上4点起床，骑自行车送两三百份报纸。有人骑摩托车送报，在街上飞驰。
送了几个月报纸，她攒下一笔钱，用这笔钱继续写作。“我没有念大学，我没有（高）学历，我不挑职业，我没有‘低蹲不下来’的问题，我什么行业都可以去做。”张友渔当过花店司机，在补习班教过作文。她清楚：“这些工作都是过渡性的。”
长期的底层生活，让她更理解行业的艰辛。
“送报难的不是早起，而是深夜喝醉酒的人刚回家，我又正好出门，那么路上就存在风险。”张友渔更加警觉，好在台北治安比较好，她没遇到过危险。那时纸媒发达，送报生很多，街上很蓬勃。现在看报的人少了，送报业随之没落。
张友渔还做过编剧。老板面试时说：“你自己写，你要多少待遇。”她写了一个数字，果真据此发薪。有同事和张友渔一起入职，他写的数字很小，只得到一份很低的薪水。
这份工作张友渔也没干长，虽然待遇很好，也只做了几个月。原因是，老板让编剧抄袭国外爆火的片子。这触及到张友渔的底线，她绝不妥协，很快交办了辞职手续。
为了维持生活，张友渔写过两三年专栏，关注地方文化。她写歌仔戏，跟着戏班子四处巡演，去了许多寺庙。取材时，她台前幕后地忙活，待久了，和演员像朋友一样亲近。
稿费发下来，张友渔就去买几大包米回家。冰箱里塞满了腌菜，都是母亲做的，有腌萝卜、腌香瓜、腌白菜，还有梅干。“我还可以继续写作，顶多是营养不良。”张友渔笑着说。
看着张友渔长期没有稳定工作，收入越来越少，父母担心过她的处境。有时，他们会稍微抱怨两句：“你怎么不去找一份正常的工作做一下？”“这样你以后怎么办呢？”
张友渔理解父母的担心，她没有动摇：“我一直觉得说，我就是要写，我就是要这样过日子，我非常快乐。真的，我没有太多其他的想法，从来没想要过放弃，因为这就是我要的。”
早年打零工的生活丰富了张友渔的写作。那时，很多儿童文学作家都有“主业”，比如在学校当老师，收入颇丰。她觉得，这也有一个“缺点”，“他们绝不会去送报，但我会去。”
张友渔过着底层生活，她在生活中发现故事。在补习班教作文，她看到一名学生左手背上都是刀痕。张友渔问：“谁割的？”男生说是自己割的。
后来，两人熟了一些，他说：“是爸爸割的，哥哥也割（我的手）。”张友渔以此为原型，写了《我的爸爸是流氓》。她把这篇小说投给少年小说征文比赛。
当时，儿童文学的创作偏保守，有评审给张友渔提意见，“书名要不要改一下？（冲突）那么强烈。”张友渔没有改名，仍沿用《我的爸爸是流氓》。
在结尾的处理上，张友渔也是大胆的，她打破了儿童文学创作中惯用的“大团圆”结局——爸爸酗酒、家暴，起初打妻子，后来连孩子也打。最后，妈妈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家。
《我的爸爸是流氓》出版后，在儿童文学圈引起轰动。这原本是个短篇小说，张友渔将它改写成长篇小说。后来，《我的爸爸是流氓》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由于写得太过真实，不少人以为张友渔的爸爸是书中的“流氓”。
“我爸爸的确背了很多年的污名。”张友渔听过一档广播节目，主持人谈论起《我的爸爸是流氓》，提到作家写的第一本书通常源于自身经历——暗示张友渔的爸爸是“流氓”。
与此同时，张友渔的父亲——那个在土地上劳作了一辈的农民，离喧嚣很远。他仍然过着熟悉的生活。几年后，父亲过世了。

04.

无法逆转的消逝
张友渔在作品中常常书写“消逝”，这种消逝是无法逆转的，作为背景隐隐存在。《闷蛋小镇》里，张友渔写的是家乡玉里，一个因衰落而倍显乏味的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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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少年丁一丁的父亲因抢劫入狱，母亲早已改嫁，他只能和奶奶一起生活。从繁华的高雄来到乡下，一丁感到乏味，给小镇起名“闷蛋小镇”。
玉里的衰落肉眼可见。在张友渔小时候，镇上是蓬勃的，一齐开着三家电影院，附近镇上的人都来玉里看电影。等她长大，电影院关门了，人们涌向大城市，老人和孩子被留下来。
“时代往前推进的时候，会筛落一些东西，把一些东西抛到后面。这是必然现象。”张友渔讲到，几年前有一列火车计划不在玉里停靠，想从台东直达花莲。
这个消息引来小镇居民的声讨，“火车怎么可以无情地从小镇呼啸而过，停也不停一下？这是一种背叛！”镇上发起联名签署，进行反抗。
那天，张友渔正好回小镇，她陪母亲去火车站签名。母亲不识字，一辈子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她一笔一划地写着，无比认真。谈及此事时，张友渔感慨地说：“妈妈是真心爱着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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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母亲送张友渔去玉里车站搭车
小镇人的抗议没有白费，火车仍在玉里镇停靠。玉里有山有水，几座吊桥跨越溪谷，张友渔兴致勃勃地推荐：“你可以搭火车来，下车问当地人哪家玉里面好吃？他会告诉你。”
在《闷蛋小镇》中，张友渔写到了这次抗议。一丁扶着奶奶去签名，他先签好名，然后看奶奶慢慢写下“黄阿桃”。那一刻，他对奶奶充满敬意，也理解了小镇人的愤怒与伤心。
一丁是虚构的人物，象征着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孩子。张友渔去学校演讲，经常能看到“一丁们”。“儿童文学要为弱势儿童服务”，她写小说是希望他们能得到同龄人的支持。
在《我的同学是一只熊》里，张友渔写到了少子化。雾来小学建在山上，全校有50多名学生，三年级只有1个班，班上只有5名学生。后来，一只会说话的黑熊“插班”进了三年级。
在张友渔小时候，村小学生不少，每个年级至少有2个班，教室里坐得满满的。八九年前，她写《我的同学是一只熊》时，有的村小班上只有三五名学生，有的年级甚至没学生。
“年轻人跑到大都市去了，然后也都不生小孩，赚钱很不容易，养小孩也很辛苦。”张友渔感受到思潮变化。她理解当下的年轻人，她没结婚，也没生孩子，多了很多自由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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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张友渔在玉里火车站月台留影，准备搭车回高雄
在《我的同学是一只熊》里，消逝的还有山居生活。台风来了，下起特大暴雨，村长通知村民到山下避难。大家心情沉重，默默收拾家当，什么该带走，什么该留下，格外分明。
书里，雾来村被泥石流吞噬，大樟树和学校不见了。人人红肿着双眼，从含泪到低声啜泣，再由啜泣变为嚎啕大哭。暴雨过后，空气异常清新，山民的生活被永远改变了。
这是张友渔亲身经历。住在山坡，最怕泥石流。每当遇上台风天，下大暴雨，村长挨家挨户地敲门通知。大人抱着被子，拿上重要家当上山。全家躲在遮雨布下，水还会灌上来。
一夜过后，泥石流冲毁村庄。张友渔家的果园被沙石吞没，泥石流擦着房子的边缘经过，房子幸存下来。邻居家没这么幸运，他们的房子被埋了，只留下一个房顶露在外面。
05.
“我从不跟风”
写了十年儿童文学后，张友渔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这离不开中小学对阅读的推广，加上读书会、独立书店等阅读推广组织的兴起，拉动了童书市场的增长。
她等来了风。
每当市场涌现出爆款书，总有作家跟风创作。张友渔不跟风，“我永远在写我自己的小说。”她写过一个长篇，写到一半有作家出了新书，题材上有一点点类似。张友渔把稿子收起来，不再继续写，“我不让人家抓到一点点（苗头），觉得我在跟风。”
有时，张友渔会写社会议题。《西贡小子》里，少宽脾气暴躁，妹妹少南被嘲笑，他挥拳反击。因为母亲是越南人，少宽自小格格不入，后来遭遇校园霸凌，烦恼与日俱增。
《西贡小子》是典型的“议题书”，反映了当时娶越南新娘的风潮。少宽是典型的“中越混血儿”，他虽然在高雄出生、长大，但由于中越文化差异较大，他很难融入当地生活。
张友渔说：“作家有社会责任，要把作品和社会议题扣起来。”在书里，她还写到了“越南太太”的处境。她希望，“孩子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处境，心生怜悯，尊重差异。”
《今天好吗？公主殿下》是另一本“议题书”。故事里，15岁少女早恋怀孕，她每天问肚子里的孩子：“今天好吗？公主殿下。”后来，女孩选择休学，独自生下孩子。
“这本书的重点不是要不要生孩子，而是不要让这种事发生。”张友渔到学校去，会教孩子，女生要怎么样保护自己，“不要爱情走来了，就懵懵懂懂全盘接受。”
有师生一起读《今天好吗？公主殿下》。读完以后，大家一起讨论，讨论的结果是，这种事绝对不要发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本书为老师开展性教育提供了一个契机。
这是张友渔乐见的，“希望能帮到学校老师一些小忙。”

06.

在咖啡馆，写作更专注
早年，张友渔用纸笔写作，写到手指长茧。后来，她用了电脑，“电脑真的太方便了。”“如果是做笔记，还是手写比较有感觉。”她补充道。
最近几年，张友渔的生活很规律：吃完早餐，喝过茶，先读一个小时书，然后投入工作，写两三个小时。午饭后，散散步，处理一些事物性的工作。晚上八点后，再写三四个小时。
张友渔没有什么写作习惯，不需要泡茶，也不需要喝咖啡。唯一的习惯是，写前要读一小时书。有时，她会读苏珊·桑塔格的文学评论，约翰·斯坦贝克的《伊甸之东》、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香水》《夏先生的故事》。总之，她会把喜欢的书细细读一两章，进入状态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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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一隅
必要时，她会带笔记本电脑去咖啡馆。“真的很神奇，就算咖啡馆很吵，我也完全不会被影响。只有那一小块地方，我不会有太多的移动。”张友渔提到，她在家里缺乏“管束”，可以开一下冰箱（拿吃的），拖一下地，或者跑到阳台看看菜。
写作时，张友渔不会给自己设置KPI，“我的话，随性多一些。我没法像制定一个项目或案子那样，给一个时间，然后去完成，那是不可能的。写小说是不可控的。”在咖啡馆，她的写作时间会长一些，一天能写5000字。
接下来，张友渔打算去咖啡馆写武侠小说《江湖，还有人吗？》的第三季。同时，她还会审校《我的同学是一只熊》的续集，这部长篇进入了出版流程，计划明年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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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渔总是咖啡馆里的第一位客人
在一篇书评里，黄秋芳认为，张友渔“挣脱了学历和职场的限制”。张友渔觉着，“挣脱”这个词有点用力了——她没被“学历”捆绑过，又何谈挣脱？
在写作上，张友渔认识很多作家，但真正的好朋友并不多，“5根手指伸出来，是有剩的。”她对好友的定义是，至少要在对方面前哭过。这条标准十分明确，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就这样，张友渔与文学圈的关系是疏离的，她很适应，也很习惯。从小，她就学会了独处，她的快乐不来自于朋友带来的热闹，一个人也快乐。
生活中，张友渔抱着“旅行”的心态，“旅行的时候，不会想着跟别人吵架，玩都来不及。”哪怕出门买菜，她也像旅行一样，看到什么都很新鲜，笑着走过去，见到熟人就聊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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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渔在东欧旅行
在森林里漫步，她也能感受到快乐。靠着树休息，她感受到陪伴。森林里，有很多可看的东西，树叶、树干的纹路、树枝上的鸟叫、地上掉落的果子、飞鼠在林间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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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清迈火车站
母亲去世后，世上爱张友渔的人又少了一个。在阿里山上，她有一位交往多年的好友——编号为“17”的巨木。在山脚下，她在餐厅装上一壶开水，带到树下泡茶喝。她和树说话，她感受到树的回应。
日据时期，日本侵略者砍走了山上的千年古木，弯曲、中空的树被留下来。现今，阿里山上也有笔直的树，只不过，那些树都比较小。17号巨木笔直、高大，它的背面是空的。
“但我不介意，你了解吗？它是我的朋友，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张友渔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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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17号巨木

对话

张友渔&江玉婷
Q：您希望通过《闷蛋小镇》告诉读者什么？
张友渔：在乡下，“留守儿童”是一个现象。有孩子刚到乡下，对阿嬷（闽南方言，意为奶奶）态度不是很好。真正生活在一起，孩子能感受到阿嬷的照顾。他也可以照顾阿嬷，顺手帮阿嬷洗洗衣服。
我想传达的是，不要认为所有东西都理所应当。后来，一丁主动用零用钱给阿嬷买三轮车。虽然没有父母在身边，但和阿嬷在一起，孩子也能长得好。
还有就是，发现是一种能力。如果我们到了一个无聊的地方，只要去发现好玩的东西，我们就不会无聊，不会一直把重心放在悲惨的身世上。发现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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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蛋小镇》
Q：一丁觉得，“光华号”是镇上最幸福的人，他找到了热爱的事——骑自行车。您在《我的同学是一只熊》里写，美术老师告诉学生，要去找一件能让“灵魂小精灵”快乐的事。“热爱”为什么这么重要？
张友渔：“光华号”是真的，我从小看他骑脚踏车，他长年穿一件黑色夹克。他现在还活着，住在镇上的一家养老院里。镇上的人都觉得他精神有问题，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热爱是生存所必要的。一个小学生长大后，会发现世界和他想的很不一样。你要很努力地工作，才能在社会上生存下来。也许，你从事的工作只是谋生的手段，不是你真正的兴趣。
如果你想过得更好，就得找到让自己快乐的东西，让自己安静下来的事物。那会触碰到你的灵魂，你会真正感到快乐。
我们长大后，每个人都需要（热爱）。如果没有，你就会烦躁，你会不快乐，你会焦虑。
所以我一直强调，要让孩子从小去找兴趣，可以去画画、去跳舞、去跑步。在各式各样的学习里，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在这一点上，学校可以给予帮助。我就是在学校找到的。长大后再去找，可能没那么快（找到）。那时，烦人事太多了。
前段时间，我去学做椅子。在做一把椅子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巨大的快乐。很多事情都能带给人快乐，关键是要去尝试，要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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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渔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旅行
Q：您在儿时养成了阅读习惯。
张友渔：我是很早熟的孩子，什么书都看。我体悟到一件事，想要作文写得好，阅读就可以了。上学的时候，我没上过任何作文课，但我的作文是班上最好的。
我读钱锺书，读莫言的小说，阿来的《尘埃落定》也很喜欢。最近，我读了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它完全没情节，写了一大堆达洛维夫人的内心戏。前面我看了好几遍，才看明白是这样一个故事。一定要读经典，经典写人性的部分很深入。
写童书以后，真正影响我创作的有两个人：约翰·斯坦贝克和阿斯特丽德·林格伦。
我第一次读斯坦贝克的《沧海遗珠》非常震撼。林格伦的《强盗的女儿》是经典中的经典，想写儿童文学，一定要看这本书。我每年都会读2遍《强盗的女儿》，前一阵子才读完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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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阅读区
Q：“闷蛋小镇”的河床上，真的有一块很大的璞玉？
张友渔：是真的，玉里的旧名就叫“璞玉阁”。那块石头，后来被偷走了。大家都知道。你去玉里问，玉去哪里了？每个人都可以回答你，但答案都不一样。我问姐姐，她说她真的看到过。我都很怀疑，她只比我大10岁。
Q：裸辞后，您过了一段清贫的日子。
张友渔：拿到首奖，并不代表我开始赚钱了。前10年，我是一个“穷光蛋”。我会去投稿，稿子发表了，要等到下个月才领到一笔钱。我写得很快乐，但收入跟快乐成反比。但那也无所谓。我非常快乐，每天都在写故事。
那时，除了写作，我还做了很多工作，一直在找更适合自己的工作。辞掉工作的原因，都是觉得不好玩了。这些工作对我日后写作帮助很大。都在底层生活，我从不看轻任何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写作后，我坚持“实地采访”。写一头牛，我就去乡下看牛。我不会养牛，就去认养牛的农夫当老师。写《小头目优玛》的时候，优玛喜欢雕刻，我就去台东拜师学了一个礼拜雕刻。我们（写作者）会的只有一两样，凭什么觉得自己了不起？
Q：您的父母很开明。
张友渔：我的父母是农民，他们对我做过最棒的事，就是不在意我的学业成绩、不对我唠唠叨叨，要我这样那样，一天到晚要我考100分。他们没有在意我的功课，但教我做人。
现在，很多父母和孩子关系很紧张。家长在旁边盯着孩子功课，逼得自己快发狂。为什么不让孩子自己负责？今天没有做好作业，明天去学校被老师处罚，那是你自己的事。如果今天我有孩子，我也会用我妈妈对待我的方式，对待我的孩子。
Q：写作灵感怎么来？
张友渔：灵感绝对不会像鸟屎一样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得接受一些训练才行。想象力是写作最重要的一种能力，绝对可以透过训练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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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张友渔在罗马尼亚火车上读稿
你对白头发有什么看法？你可能会说，人老了，营养不够，头发慢慢就变白了，像秋天的落叶。比较文学的说法是怎样？我的头发很自由，想白就白，想黑就黑；想直就直，想弯就弯；想留就留，想走就走。当你有这样的观点，头发想白，又何必染黑呢？
每当有东西拿到手上，都要去想一想我对它的看法是什么。天很冷，你有什么看法？我会说，冷是权威，他叫你发抖，你不敢不抖。我们必须有看法，才会形成一种内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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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张友渔去学校演讲
Q：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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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张友渔在台师大演讲
张友渔：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对于成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来说是重要的。如果我是一个有趣的人，我的作品里就会呈现出一种幽默。是真诚的幽默，不是搞笑的幽默。
我们要练习，让自己变成一个有趣的人。不要太做作，做作的文字和情节，读者都会发现。
Q：您希望作品能带给孩子们什么？
张友渔：他们一拿到书，可以一路读完，该哭的时候就哭。很多读者告诉我，他们读《我的同学是一只熊》的时候哭了。我就问，你的哭点在哪里？他们就说，在哪里哭了。有符合我的预期。写到熊同学和大家分离，我能深刻感受到悲伤。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我希望与其读我的作品让你笑，我其实更想让你哭。如果一本书能够让读者哭出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悲剧会让人哭，但我写的不是悲剧。
我看电影的时候，特别爱看悲剧。看完后大哭一场，我会觉得，我的心好清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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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是一只熊》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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