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如何在纳粹战俘营中写就传世名著

布罗代尔（右）

1940年至1945年间,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德军战俘营里写下了《地中海》的主体部分。他起码连续重写了三次,在战俘营唯一可兹利用的纸张:一套学生练习簿,它们被一本本地寄给巴黎的吕西安·费弗尔,这须得到战俘营管理机构的允许,并经由规定形式的审查。因此他写了整整三千到四千页:从第一版算起,他在1941年年底写给我的信中说道:“我的书已经写完了———1600页。喔唷!”直至最后一版,布罗代尔曾“再度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于1944年12月23日终于感到满意的“多次(修订后的版本)”。在他返回法国以后,他只是稍加润色了这个文本,除此之外,他还要从头到尾作出注释———这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取回存放于巴黎地下室有待处理的庞大卡片箱。

看着大部头的《地中海》及其不可胜数的参考材料,人们会想:尽管在战俘期间遭遇了种种物质上的困难和道德上的考验,但他仍能凭记忆写出这样一部著作,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壮举啊!然而布罗代尔确确实实曾多次表示,与此相反,这些考验带给他一项宝贵的思想补偿物。早在1942年1月,他在初稿完结时曾向我表示:“不管怎样,没有这场囚禁,可能就不会有这本书。”更确切地说,三个月后,即3月份,他在寄给吕西安·费弗尔的一封信中(首次寄送使他极为高兴)写道:“谢谢您。现在我知道,我的草稿可以变成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了。这要归功于您,也要归功于囚禁,它会消耗精神力量,但也使人更为清醒,允许对一个主题作长期的沉思。”此外,在1945年1月1日(他又写道):“我认为,倘若未被囚禁,我可能永远达不到这般清醒头脑。”

那么囚禁经历给《地中海》的创作带来哪些裨益呢?

布罗代尔本人很少作过解释,除了在一篇名为《我成为史家的经历》的文章中写过几句。事实上,他几乎从未谈及那五年,他决定将其从记忆中抹去(有天他向我吐露“我终于不再梦到了”,而没有别的评论)。因此,一些朋友或是最近一位好奇的出版商向我提了这些问题:具体而言,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战俘布罗代尔的生活是怎样的,他的物质条件如何,特别是在吕贝克的惩戒营中,他的道德重负又是怎样?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从头到尾重读了那时他与吕西安·费弗尔以及给我本人的通信,所有这些通信都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它们透露了很多有关他的心理状态、有关写作《地中海》的内容。但对于其他方面,我不得不求助于他从前的狱友们(他们有些是来自l’OflagXIIB战俘营,有些是来自l’OflagXC战俘营),以进行一项真正的调查。他们向我描述了美因茨的厚墙、吕贝克的木制营房、日常生活、它的悲惨与欢乐、狱卒的态度、越狱、地下电台……我还从现已去世的迪迪埃·曼海姆(DidierManheimer)未发表的出色手稿(可惜他的家人拒绝将其出版)中得知了很多。

1940年7月,布罗代尔疲惫不堪地抵达美因茨。他是在6月29日(即在6月22日停战协议签订一周以后)才在孚日省被俘的,情形相当戏剧化。他是负责一小队士兵的唯一军官,他们被包围了,很快就会断粮,但仍配有武器,布罗代尔顽固地拒绝投降,最终也只是在德国和法国军官正式承诺给予他及其部下以自由时才选择投降。与承诺相反,他几乎立即被押往美因茨,来到后来编号为OflagXIIB的战俘营,它处在一座老旧城堡的双重城墙之内,据说那里曾作过兵营,也作过学校。可以说,坚固的高墙绝不容许任何越狱行为发生。三周以后,即7月20日,他写信给我:“我正在钻研德语以及我的十六世纪,后者在这种时候很是荒诞,但也相当美妙。”而在9月30日(他写信道):“我整天都在写作。”

但先岔开话题。如果说布罗代尔能够像沉溺毒品一样立即投身于写作,以至于在18个月后就完成了著作,那是因为在1939年,他在吕西安·费弗尔的敦促下,决定动笔起草他的论文。他重新阅读并归档了其卷帙浩繁的卡片箱,那是他12年来查阅档案和阅读的成果,甚至就在他被动员之前的那个夏天,他已经写下几页导言。一年以后,他凭借自己超凡的记忆力,从当时搁笔的地方重新开展这项工作。与此同时,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他也关心年轻狱友们中断的学业。很快他就成了战俘营的“校长”(recteur),组织所有科目的各种课程和讲座,为此他除了利用自身的资料外,还利用了发掘于其狱友的教学资源。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使他在赢得狱卒尊重的情况下,获取一个相当优越的地位。尤其是他“沉浸于德国书籍中”,他给我写信道:“我从未有机会如此从容、如此深入地阅读它们。”数月间,他通过战俘营订购买下了这些书,这还要归功于《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军官每月领取的薪资。这些书籍都是渊博巨著,有关于富格尔家族的、关于地中海地理的等等。这种阅读可能被视为对日耳曼文化的一种致敬。也许正是这点,再加之“校长”的威望,最终解释了他何以能在1941年9月获得从美因茨的大学图书馆借来书籍的许可,这对他个人工作至关重要。一名德国士官———他是德军司令部的翻译,负责每周带回“校长”要求的书籍。

布罗代尔有个习惯(但不能说是癖好),就是重复说:“我这辈子都很幸运。”有天,我反驳道:“可是,战争呢?”他回答道:“但是你看!我从美因茨被押往吕贝克,作为一种惩罚,美因茨在我离开后不久就首次遭到轰炸。而吕贝克已经遭到过极为猛烈的轰炸,但这是在我到达之前,而且也是最后一次!”我不会附和布罗代尔的这句玩笑话,但我认为在其不幸中,他将美因茨的图书馆视为真正的幸运却是恰如其分。

与此相反,1941年间,在美因茨以及其他战俘营,例如科迪茨(Colditz),就如法国一样,一场深刻的动荡逐渐形成,并导致热烈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争吵。当然,所有的战俘都憎恨德国,更何况当时德军的胜利接连不断。维希政府通过“斯卡皮尼使团”(missionScapini)———该使团经常访问战俘营,负责布道说教———对大约200万法军战俘开展宣传灌输。凡尔登英雄的光环使战俘营逐步分裂为贝当派和戴高乐派———当然我们还不能说成是“通敌者”和“抵抗者”———后者热情地追随着戴高乐的冒险事业,这可以通过德国、比利时和法国的报纸得知(但在美因茨战俘营还没有地下电台,有过尝试却失败了);前者坚持贝当是在耍两面派,面对德国不可阻挡的胜利,他只是与敌人“合作”以保存法国的未来。据美因茨战俘营的年轻战俘、布罗代尔的学生吉尔伯特·吉勒米诺(GilbertGuilleminault)讲述,少数军官因囚禁而极为沮丧,他们被德国人提出的将其变成“自由工人”,并在法国享受休假的提议所诱惑,气氛因而变得更加紧张。由于《日内瓦公约》免除了战俘军官的所有工作,战俘营内部对这种“为德国战争效力”的批评变得愈发激烈。这场冲突声势浩大,一下子将此前谨慎隐藏的政治立场曝光于众。突然间,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一些军官被指定于24小时内离开,前往别的战俘营。其中就有布罗代尔。在此情形下他的影响力甚至更为不利,“他可能被告发为确凿的反维希主义者和戴高乐派”。布罗代尔曾指导历史研究的吉勒米诺如此解释道,他曾经常目睹布罗代尔与法学教授、贝当的忠实捍卫者阿尔伯特·皮特雷(AlbertPietre)有过非常激烈的讨论。我也知道,他曾说服三名年轻军官撤回他们已经签署的志愿工作承诺书。德国人可能已经知晓了这些。

无论如何,在1942年6月,布罗代尔及其一位狱友首批经由火车运至吕贝克的战俘营,数天前从科迪茨运来的百余名军官(包括60名犹太人)刚刚抵达那里。该战俘营此前的住户几乎全被事先清空了,只剩下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斯大林的儿子,他独自居住在一个小木屋里,莱昂·布卢姆(L��onBlum)的儿子后来成为他唯一的同伴。

L’OflagXC战俘营随后成为一个“特殊集中营”(Sonderlager),这是为特定类别的囚犯设立的惩戒营,包括越狱惯犯、犹太人、共济会成员、“左翼政治家”、“戴高乐派”以及“德国的敌人”。在这些人中,有很多牧师,他们的布道并不总是受到赞赏。对于所有人而言,加重罪行的情节是:他们拥有过大的影响力。在他们抵达时,战俘营的指挥官———一名拖着军刀的小个子上校,他的狗蹲在身后———警告每个人:“你们永远无法离开这个战俘营。”或者,换一个表述:“无论战争的结局如何,你们将永远无法再看到自己的国家。”

然而布罗代尔很快就发觉在吕贝克要比在美因茨好得多。首先是因为他置身于那些甚至不讨论政治的人群中。由于使他们汇聚到一起的选择,他们都是政见一致者。正如布罗代尔在看到一位美因茨的老朋友让·佩蒂特(JeanPetit)突然出现在吕贝克时所感叹的那样:“佩蒂特,别担心。我们在这里挺好。大家都是戴高乐派。”他可以忘却对美因茨的最后数月的厌恶,在1941年10月23日他曾写信给我:“想要梦见一种生活,梦见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并不美好。要相信,勇气(布罗代尔强调)只存在于这些书中。”而在吕贝克,他写于1942年8月19日的信中,对了解到战俘营惩戒作用的吕西安·费弗尔的忧虑不安作了回复:“请您放心。这里的物质条件和其他条件是可以忍受的。正常的战俘营是分裂的、混乱的、恶意的小法兰西(petitesFrances)。这里是和睦的。”

此外,继美因茨的城堡(它被紧紧环绕在高墙内,以至于布罗代尔乘火车前往吕贝克时,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眼睛已无法适应,几乎看不到三十米开外的地方)之后,吕贝克是另一个世界:沿着一条中央小径,有一系列营房式的木屋,每个屋子有十来个带有折叠床的房间,可容纳8至16人(按照不同等级)。但在这些建筑的边上,有个巨大的场地,留作集合、会面和自由散步用。整个地区都被几座带有巨大旋转探照灯的瞭望塔居高临下地密切监视着,周围是厚达3米的带刺铁丝网高墙。但在这之外,有一片广袤的草原,其背景是片森林。布罗代尔的第一封信中谈到“来自大海的风和它带来的沙子,人们行走其上,于一天中的适当时候在上面取暖。比美因茨更大的空间[……]生活更贴近自然,这不是件坏事”。事实上,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不佳,在1941年12月住院后恢复得并不理想,1942年7月他刚到吕贝克时,就因“贫血”而再次住进医务室。但这次痊愈是彻底的。

另一方面,奇怪的是,正如迪迪埃·曼海姆所言,在这个囚犯受到如此严厉对待的惩戒营里,没有人遭受殴打和虐待。如果说不乏刁难之举———因为向来团结一致的囚犯们经常会有挑衅行为———那也只是刁难。集体性刁难:在雪地上顿足数小时,挨冻,因无休止的召集而动弹不得;或者个体性刁难:在单人牢房里关上几天。但没有对他们实施严重的虐待,就好像这些狱卒———面对明显怀有敌意的这帮人———不加严惩地接受了针对他们警卫队的歌曲,或是在宣布德国的某次战败时响起的掌声,抑或是对“斯卡皮尼使团”两次来访的欢迎,这种欢迎尽管悄然无声,却是如此冒犯,以至于斯卡皮尼亲自到场的第二次来访成了最后一次。更有甚者,当越狱事件频发时,往往是囚犯被抓获并带回战俘营,却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总之,迪迪埃·曼海姆认为,管理该战俘营的纳粹国防军可能将遵守《日内瓦公约》的规定视作一项荣誉,即使是在这个特殊战俘营里。他们过去经常与纳粹党发生冲突,并希望独立于盖世太保。然而,自1944年起盖世太保掌握了最终的控制权,此后战俘营的气氛明显变得严峻。11名囚犯对狱卒的警告充耳不闻,“越狱如今不再是一项运动”,他们在逃跑失败后落入盖世太保手中。一些人永远消失了,另一些人则惨遭杀害,被装入准确标注的骨灰盒里带回了战俘营。越狱在吕贝克终止了。但随后,曼海姆总结道,这一情形堪称是个“奇迹”:在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涌入集中营的时期,“谁能解释为什么盖世太保从未要求将吕贝克的犹太人、政治家、反德分子交给他们?或者说,如果它确实提了要求,那么纳粹国防军是如何施展手段以抵制这一要求的?”

【内容简介】

新史学（第33辑）重点话题是“传统与历史的对话”。本书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阶段性成果。全书分4个栏目。“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栏，遴选论文6篇，首篇《与保罗·韦纳对谈》由法语原文直译，几位当代知名文化学者与史学大师保罗.维纳围绕史学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对谈，可谓是古典史学家的夫子自道；关于罗马共和时期道德史学研究、马克·史密斯的感官史理论研究等极富特色；另有针对国际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前沿的论述，对促进我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有较大帮助。“专论”栏目遴选论文12篇，均是世界史研究领域比较前沿的学术问题，集中探讨了古典时代、中世纪欧洲以及近现代欧美社会的一些具体问题，侧重文献、社会史、微观视角，如公元前4世纪雅典黑海谷物供给地问题、公元前4世纪雅典对斯巴达的外交政策、中世纪英格兰公共请愿活动、14世纪英格兰农村的信贷问题以及美国建国早期白人女性公民意识的觉醒等，很多观点和选题是目前国内史学界涉足较少的领域，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国内世界史研究。“光启评论”栏目遴选4篇论文，评述了国内学者对世界史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光启文献”栏目，译介著名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二战战俘期间的生活。

【目录】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

与保罗·韦纳对谈 弗朗索瓦·弗拉奥伊特 娜塔莉·海尼奇 让-玛丽·舍弗

论罗马共和时期的道德史学 王 超 赵北平

论马克·史密斯的声音研究 李 森

论宫崎市定世界史观的战后转向 郭珊伶

二战后南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发展及其影响———以史学家哈罗德·沃尔普研究为中心 梁凯宁

美国马克思主义新劳工史———基于赫伯特·古特曼、大卫·蒙哥马利的研究 吴 清

专论

天神、人鬼与仪式空间:先秦三代神灵崇拜体系的嬗变 陈方圆 徐松岩

公元前 4 世纪雅典黑海谷物供给地丛考 刘 军

从追随到背离:公元前 4 世纪初雅典对斯巴达的外交政策论析 贾文言

波斯波利斯的仪式象征性探析 杜元元

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时代的宫廷、行省与地方———以色诺芬的记载为视角 李 敖

约克的阿尔昆《论修辞学》中的君主规训研究 石国梁 朱君杙

罗斯编年史中钦察人形象的转变:以《往年纪事》为中心 王 宾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公共请愿:由 1376 年善议会引发的思考 黄嘉欣

14 世纪上半叶英格兰沃尔舍姆村信贷研究 徐艺欢

18 世纪英国议会法的兴起及其经济影响 李 诚

道德改革运动与美国建国初期白人女性公民意识的觉醒 聂希贝

世纪之交美国公共住房改建计划———以芝加哥市西哈文混合收入社区为例周淼淼

光启评论

环境史与拜占庭研究:基于研究主题和研究成果的调查 [希腊]约阿尼斯·特莱利斯

关于法国王家骑士团的几个问题廖锦超

罗马史前沿问题研究的一部力作———评王鹤著《罗马军队与罗马化关系研究》李永斌

20 世纪非洲史学研究的新进展———读《20 世纪非洲史学与史学家研究》 王康旭

光启文献

战俘期间的布罗代尔 [法]葆拉·布罗代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