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当中，用几乎是考古的历史手法、而非神学手法，考证了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的起源，尽管弗洛伊德尽可能地将犹太民族的起源、也就是说，这个自称“上帝选民”的民族的起源，刻画成一场类似“喜剧”的事件，以之与希腊的埃斯库罗斯式的古代悲剧精神相比对，而称犹太民族的这种开端因为具备了某种奇特的“喜剧”精神而显得“伟大”。但无论如何，带领犹太人出埃及，并赋予犹太人以统一的民族和种群精神的先知摩西并不这么看，或者并不倾向于这么看，并据之而采取相应的立法行动，至少在《摩西五经》当中，我们并不能体认类似普罗米修斯的那种人类愿意对抗命运，并在失败或者没有成功希望的时候愿意承担命运之定数和威力的精神；对摩西身后的犹太人来说，人的力量在面对本民族的神，也就是那个唯一神的时候，是微不足道的；摩西的戒律已经为这个民族规定好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规定好了整个的对宇宙的解释。追随先知的步伐，听从律法的命令，这就是古典时期犹太人生活中的几乎所有内容，这同希腊戏剧中对人之品性、艺术和力量的探讨形成了再鲜明不过的比照。当然，至于犹太人，或者部分犹太人是如何最终融入世界，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当然更包括了马克思大名鼎鼎的《犹太人问题》，都给予了虽然奇特、但却中肯的类似“喜剧”式的回答，这是题外话了。对于犹太人应当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斯宾诺莎给予的回答无疑是“历史”的，然而，这个回答之得出，却经历了相当曲折的历史和观念进程。应该说，开端时期的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尤其是在居鲁士大帝为其君主的时期，无论在世俗生活上，还是在民族宗教生活上，都获得了跟帝国境内其他民族同样的、或者说是平等的宽容，那个时期构成了犹太民族生活谱系当中相对平和的时代，其一神教的品性也因此而并不显得特别尖刻和突出，至少在波斯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看来是这样的。公元前4世纪，由亚历山大大帝发动的意在征服整个已知世界的帝国政治征服战争，实际上也可视为将希腊文明向东方传播的一个过程。亚历山大作为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亲授弟子，当然对希腊文明充满信心，并试图通过这场征服战，而以铁腕的方式将文明的城墙向东方尽可能地推进。亚历山大的这种帝国文明信念自诞生起，就获得了切实力量的支撑，并在以武力见长、并接受了希腊文化的罗马人手中获得了牢靠的基础和实力。犹太人同罗马人之间的冲撞从而构成了历时漫长、至今尚未有个彻底了断的犹太民族大悲剧的真正奠基时期。
公元前1世纪前后，罗马将军庞培攻陷犹太民族的圣城耶路撒冷，继“巴比伦之囚”后，这次灾难对犹太民族的精神信仰来说，不啻一次致命打击；而公元后2世纪，当时身为罗马帝国皇太子、后来成为罗马帝国赫赫有名之皇帝的提图斯再次代表罗马人攻陷耶路撒冷，则更是雪上加霜，这次打击不仅是来自民族信念方面，更从政治和历史这些人为的艺术方面迫使犹太人开始进行自我反思其命运，这一命运涉及过去，也扩及未来；换句话说，这次战争的失败，反而给犹太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契机，使得他们真正有可能去以“人”之身份、而非“选民”之身份，思考本民族的历史，这也就意味着继《旧约》之后（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一部民族史并非不恰当的话），有可能再次诞生一部有关民族命运的“史书”了。参与这场战争、并成为将军之一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在成为罗马人的俘虏之后，被带往提图斯皇帝的宫廷中，在这里，他遵从皇帝的嘱托而写就了其大名鼎鼎、但又颇受争议的《犹太战争》，又称《耶路撒冷的陷落》。在这部作品中，约瑟夫斯突出比较了罗马人和犹太人之对待战争这一虽属突发、但不可避免的人类事件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观念。作者认为，罗马人是将战争看作是一门艺术，也就是说，一门需要人自己付出努力去加以制造或改进的艺术，也即“人的艺术”，罗马人的信念是认为人自身的德性、品质和力量才是战争最后的决定性因素。在向犹太人而阐发的一项战时演讲中，作者借一位将军之口试图劝说犹太人放弃抵抗，其理据便是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关于罗马人之军事制度的全方位的精细探讨，以此为出发点，作者指出，罗马人由于将战争视为人之间的较量，从而已经将战争的技艺发展到无与伦比的完善境地；而犹太人由于仍然将战争视为类似“奇迹”的神启事件，而疏忽了人之技艺所可能有的回环空间，从而导致在战争所需要人力付出的各个方面都无法与罗马人相提并论。事实上，关于战争中神之干预的可能性的探讨，早在希罗多德《历史》当中，关于神谕之摸棱两可性的例证中已经有所暗示了，希罗多德的态度也正是整个西方古典文明的态度。于此，作者指出，犹太人由于将战争视为神的盲目而绝对的规定，而拒绝去思考战争所需要的各种人为的艺术，他们并不象雅典人那样，将战争视为国家可以控制的事件，通过战争来思考人类生活的优点和缺点，并完成对本身政体的改进或完善；也不象罗马人或者斯巴达人那样，更进一步地通过战争来完成对公民的教育，而这后一点正是古典文学和史学作品的独大主题所在。对犹太人来说，先知的律法已经构成了一切，既然如此，以人之身份，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服从，绝对的服从。于此，正如黑格尔所评，“[犹太民族]因其宗教狂热而在他自己所导致的破坏中埋葬了自己。犹太民族的这种大悲剧并不是希腊悲剧，它不能唤起人的恐惧和怜悯，因为这两种情况只发生与高贵者由于命运的支配而陷入的必然的失足。犹太民族的悲剧只能唤起憎恶。犹太民族的命运是麦克白的命运。麦克白僭越了自然的界限，屈服于异己的力量，在为异己力量服役的过程中践踏并扼杀了人类自然本性中神圣的东西，最后仍被他所狂信的神灵所抛弃，并死于他的狂信。”犹太与罗马不仅代表两个具体的历史－政治实体，而且体现了两种柏拉图式的政治范式。犹太意味着纯洁和虔诚，以偏执的热忱守护律法的边界。世界鱼龙混杂，犹太清高自守。她为了保证DNA的忠实复制，放弃了将种子撒遍全世界的机会。她永远选择极少数的命运，并为此感到骄傲。罗马意味着普世和秩序，将万国的正义降格为各地的习俗。世界千姿百态，罗马海纳百川。她为了保证DNA的无限传播，将全世界的种子纳入万神殿。她永不背弃王者无外的原则，在孤立当中只看到愚昧。犹太人在罗马人强加的大流散以前，虽然自有其特殊的律法和习俗，但至少在世界的眼中，还不能跟肥沃新月地带的众小族群划清界线。谁能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存在呢？只有犹太人。仅此一点，犹太人如果不是选民，就只能是罪人或多余人，反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跟全世界大多数人一样。罗马人解除了撒母耳古老的诅咒，回答了费希特未来的悖论。你们指望国家的保护，却注定因此遭到国家的奴役。彻底和纯正的自由，只能存在于没有国家的共同体当中，然而在世界的眼中，无异于永无止境的苦难。罗马人在放逐冥顽不化的犹太人以前，早已在物质和地理的意义上，征服了当时已知的文明世界，包括犹太人的国家在内，然而要在柏拉图理念的意义上，从虽然史无前例众多的具体征服当中，抽象出天然正当和普世正义的概念，仍然需要大胆的一跃。早期罗马人是一群脚踏实地的乡愚，没有跟希腊人或其他任何人争夺理论家荣誉的野心。他们知道罗马法是先人习惯的总结，也不介意万国各有其习惯法。他们不要求别人放弃自己的习惯，只想确定解决问题的具体规则和条约。他们觉得犹太人已经得到了公平的待遇，不比马西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更有抱怨的理由。罗马人最初没有感觉到理论的重要性，直到他们领教了希腊人和犹太人的理论。前者的贡献是正面的，论证古今万国圣贤的理性不谋而合，超越了习俗和偏见的界限。后者的贡献是反面的，论证全人类的绝大多数得不到神明的恩宠，其中也包括罗马人。哈德良不愧是第一位哲学家皇帝，明白理论的用处就是把你不得不做的事情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图斯把犹太战争看成不得不做的事情，所以没有斩尽杀绝。哈德良把犹太战争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把残余的犹太人统统赶出了应许之地。犹太国变成巴勒斯坦行省以后，天下总算太平了。犹太和罗马的概念化抽象化，多亏了这一系列战争。任何人企图从任何角度论证神意在历史当中的体现，都找不到更好的样本。正如勒南所说：“直到马卡比时代，犹太教尽管固执地宣称有朝一日它将成为全人类的宗教，却依然有着其他古代崇拜的特征，依然是家族和部落宗教。......然而，一种至高宗教的观念，一种世上存在的超越国家、血统、法律的观念，已经确立。从此以后，所有犹太人对异教徒都怀有深深的怜悯之情，不论他们在尘世间有着何等辉煌的命运。一组传说提供了不可动摇之坚定信念的范型，诸如但以理和伙伴们的故事、马卡比母亲与其七个儿子的事迹、亚历山大城竞技场上的传奇故事等，借助于这些作品，民众的导师们首先向同胞灌输这种观念：德性本是对信仰的狂热依恋。”
犹太人，至少对于公元后4世纪之前的古代时期的犹太人来说，拥有并经营一片属于本民族的土地，并在这块土地上从事对内的治理和对外的战争，这几乎是很艰难的事情，由于他们自己很少有可能去考虑这样的事情，使得犹太人对唯一神的服从和对“选民身份”的坚持，超越了他们对世俗问题，比如国家问题、战争问题的兴趣。对于明白这一点的犹太人来说，他们生活在一个靠“丛林法则”支配的世界当中，当征服者到来的时候，他们的精神就只能处在痛苦的分裂当中，公民的义务、人的义务、选民的身份，这三者在极端时刻所暴露出来的协调的不可能性，次次都将犹太人的宗教大厦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情况正如后来的犹太启蒙思想家斯宾诺莎所概括：“那些爱上帝的人，决不要指望得到上帝的回爱。”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这个民族从精神到实际的困境。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并不是不懂得这样的困境所在；那个约伯不是最终明白了：“难道你们指望从上帝那里只得到好处吗？”但是，犹太民族历来所养成的对痛苦的至深体验无疑是超越了他们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敏锐。在这一点上，希腊人要比犹太人行走得更清醒、稳妥，他们早早就通过普罗米修斯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无论谁，只要他学会承认定数的不可抗拒的威力，就必须承受命中注定的痛苦。”然而，对犹太人来说，永无止境的苦难，最好地证明了上帝对选民的特殊恩宠。罗马的乡土爱国主义依托于地方和宗族，依靠习惯和血统延续，容易随着私人记忆的中断而灭亡，扩张不能太远地超越她的天然疆界和生命源头。伯利克里、奥古斯都和哈德良对公民血胤的焦虑，证明了古典共同体的高贵和脆弱。南方的记忆之花留念弗吉尼亚的甜香烟草，很难将她不可名状的秘传知识留给世界。在信仰与经验之间，罗马人相信努玛的智慧能够行使诸神的特权，发明共同体的德性和边界。这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做法。以色列先知的传人不可能体会不到这种智慧的多神教性质，只能相信任何不以敬畏耶和华为起点的智慧最终都将证明为愚拙。政治德性是上帝完成其神秘计划的工具，人的智慧不能妄断。如果天命有此必要，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上帝多次捡选卑贱软弱者为工具，藉此教育强者和智者：人间的一切财富都算不了什么。今后，他肯定还会这么做。如果自由民的共同体能作为工具荣耀神，这是好事。但如果自由民狂妄到自以为神少不了他们的德性，那他们就有祸了。晨星之子路西弗之所以堕落，就是因为类似的骄傲。伟大的天使长曾经是众天使当中最美丽的，如今只能在地狱里称王。在这种根本性的路线斗争中，实证主义和利益交换的逻辑一文不值。是是非非，唯有诉诸神裁。信仰的共同体只有一条边界，就是《创世记》划定的那条边界。在这边界之内，约伯的苦难和正义远远高于罗马人的帝国正义，以致于扫荡了一切的属人德性、历史先例和地方习俗，这个世界终将不会再有可以逃避神裁的法外之地。斗争仍将继续，但斗争的边界条件终将永久且不可逆地彻底改变。在新的边界条件之下，帝国的荣耀、恐惧和利益将只是虚饰，信仰的刺痛才是一切的关键；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毕生焦虑的不是战争的失败，而是神意是否引领自己。当上帝最终向约伯显现的时候，上帝的第一句话是，“我在规划尘世的时候，你在哪里呢？”这话听起来俨然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不过，不妨继续读下去：你一定晓得是谁定大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大地之上？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波浪要在这里止住。’自你有生以来，你何曾吩咐过晨光照耀，使黎明的曙光知道自己的本位，因着这光，地面改变如在泥上盖上印，万象显出如衣服一样。你能把光与暗带到它们的境地吗？你晓得通到它们居所的路吗？你是知道的，因为那时你已经出生了，你一生的日数也很多。这些雪雹是我为降患难的时候，为打仗和争战的日子所存留的。使荒废之地得着滋润，使青草在干旱之地得以长起来呢？你能按时领出玛查鲁夫星系吗？你能引导北斗和随从它的众星吗？你能差派闪电，闪电就发出，并且对你说：‘我们在这里’吗？乌鸦雏鸟因缺乏食物飞来飞去，向神哀求的时候，谁为乌鸦预备食物呢？”
这“旋风中的声音”像极了约瑟夫斯对同胞的呼吁，他呼吁他们走入滚滚红尘，而不是超绝于历史之外。弗拉维奥·约瑟夫斯不喜欢后来变成犹太同义词的纯洁虔诚，也不讨厌橄榄油和凯撒的硬币。战争爆发后，他说服另一个同伴投降罗马人。提图斯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竭尽全力劝说同胞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提图斯登基以后，他相当成功地融入了罗马社会。《犹太战争》的诞生，标志着普世价值和多元文化在具体且世俗的罗马的胜利。无疑，他觉得自己对得起罗马人和犹太人。然而，如果大家都跟他一样，犹太人大概也会像帕加马人和帕尔米拉人一样，在多元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丧失记忆和认同，迅速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犹太人走上了他反对的道路，得以延续至今，然而今天的犹太人当中，并无他的苗裔。犹太社会在复国运动开始以前，根本无视他的存在。世俗的以色列国需要发明自己的历史神话，才把他从故纸堆中翻出来，然而世界上最反对以色列国的力量不是阿拉伯人，而是虔诚的犹太教保守派。他们没有忘记那古老的警告：国家乃是对犹太性的最大威胁。
林三爷约 13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