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约瑟夫斯的史书奠定了希腊化时期至公元1世纪犹太历史的基本叙事框架，同时体现了公元69年前后罗马帝国政治重组时期臣属其下的边缘族群文化精英对罗马帝国的回应。然而，约瑟夫斯长期被视为“民族叛徒”和帝国“御用文人”，服膺帝国并颂赞帝国。19世纪以来，约瑟夫斯不断被再解读、再评估，其史家身份确立，其历史书写被视为对罗马帝国话语的积极介入，甚至以“逆写帝国”的策略颠覆帝国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通过梳理19世纪以来国外学界对约瑟夫斯帝国观念的再解读和再评估，以及考察有关边缘族群文化精英与罗马帝国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学术界的深层预设与局限，有助于反思“帝国冲击一史家被动回应”、文化精英“服膺/反抗帝国”的二元范式。
自公元前3世纪罗马进入地中海东部希腊语世界至公元前1世纪，罗马在现实政治、国际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层面获得无可争议的胜利，成为整个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对于地中海沿岸诸民族而言，如何应对这一亘古未有的超级强权，是迫在眉睫、需审慎处理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罗马治下希腊语史家对这一变局给予了多种回应。在现存文献中，或许唯有公元前2世纪的波利比乌斯（Polybius）和1世纪的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公元37—10?年）亲眼见证甚至直面罗马帝国军威，并将他们对罗马帝国主义的即时回应记于史册。
犹太史家约瑟夫斯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史家。他出身高贵，身居要位，在犹太民族的命运关头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生于罗马治下的犹地亚（Judaea）地区，接受了系统的犹太教育，深谙犹太制度、风俗、神学。公元66—74年的犹太战争中，他作为加利利地区（Galilee）的军队指挥官与罗马未来的皇帝维斯帕芗（Vespasian）在战场上正面交锋，最终被俘投降。据称，由于军事才华以及68年罗马内战爆发前他有关维斯帕芗将成为罗马皇帝的预言，约瑟夫斯受到维斯帕芗的礼遇。约瑟夫斯几乎同时代的罗马传记作家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以及塞维鲁王朝（Severan Dynasty，公元193—235年）的史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都佐证了这一预言的事实。随后，约瑟夫斯协助维斯帕芗之子提图斯（Titus）完成了对犹地亚全境的征服。战后，约瑟夫斯获得了罗马公民身份，定居罗马，开始了写作生涯。他的两部史书—《犹太战争》（Bellum Judaicum）和《犹太古史》（Antiquitates Judaicae）奠定了他作为犹太史家的地位。 约瑟夫斯长期被犹太人和多数学者视为犹太民族的叛徒和罗马帝国政权的御用文人，然而学术界又无法否认，由约瑟夫斯奠定的希腊化至1世纪犹太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史的叙事框架，迄今为止尚未有史学家能真正超越。同时，约瑟夫斯的史书也被视为研究罗马帝国转型时期的重要材料，他亲历并书写的第一次犹太战争，正是罗马第二个王朝弗拉维王朝（Flavian Dynasty，公元69—96年）构建其合法性奠基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帝国濒临崩溃的公元68—69年内战后，弗拉维王朝通过遍布罗马的“犹太战争”主题纪念碑，纪念他们对犹太人的胜利，彰显其对帝国的政治整合。约瑟夫斯的《犹太战争》一书，正是现存文献中有关这场战争最为完整的叙事材料，也为后世一窥1世纪后期罗马帝国主义的发展以及边缘族群对罗马帝国的回应提供了一手文献。另外，其《犹太古史》的叙述时间截止于犹太战争爆发前夜，其中第12—20卷涉及罗马与犹太王国近300年的外交史，全面展现了犹太与罗马的关系。 综观国外“约瑟夫斯研究”的学术史，“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与弗拉维罗马”（Flavius Josephus and Flavian Rome）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19世纪以来，随着史学观念、方法论的转向，约瑟夫斯被不断重新解读。对1世纪地中海复杂政治现实的认识，使学者们意识到，“民族叛徒”和帝国“御用文人”等一类的伦理批评，已经无法解答约瑟夫斯史书中有关政治文化、文学传统、宗教信仰和身份认同等复杂问题。对该史家文本修辞的细致分析，使学者们进一步意识到约瑟夫斯对罗马帝国主义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介入与回应的复杂性，认为他并非诚心诚意地服膺、颂赞帝国，实际上也在“逆写帝国”（The Empire writes back），即挪用、改造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的语言，扭转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颠覆帝国的话语。 从“帝国鹰犬”“御用文人”到具有独立意识的史学家，从“服膺帝国”“颂赞帝国”到“逆写帝国”，约瑟夫斯形象的反转并非仅仅是现代学术从“抹黑”到“洗白”的翻案研究，而是体现了不同时期历史观、史学方法论的变迁，以及对1世纪地中海政治文化和约瑟夫斯其人再解读所引发的再评估。学者们试图在1世纪政治文化、文史传统、国际关系的语境中，提出约瑟夫斯其人及其历史书写能够回答的“负责任的问题”。本文拟对19世纪以来国外学术界有关约瑟夫斯回应罗马帝国问题的再解读和再评估予以全面梳理，以此观照其形象演变背后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的转型及问题意识的流变。1.“约瑟夫斯”成为问题 : 研究对象与方法论的转向
1968年，德国学者史莱肯伯格（H. Schreckenberg）的著作《约瑟夫斯研究文献》出版，收集了1470—1968年有关约瑟夫斯的校勘本、翻译和研究。十年后，他出版了第二卷，增补了一个更全的原始文本和涉及14种语言的译本列表。1984年，费尔德曼出版著作《约瑟夫斯与现代学术，1937—1980年》，总结了1937至1980年约瑟夫斯研究的成果。至此，史莱肯伯格与费尔德曼提供的书目勾勒出1980年之前的约瑟夫斯研究全貌，学者们有意识地以约瑟夫斯作为独立论题总结相关研究成果。然而，在这两套整理性质的著作出版前，多数学者并不认为约瑟夫斯值得研究，这一不屑可以追溯至约瑟夫斯研究诞生之初。 约瑟夫斯的著作，自古代直至近代早期传抄不绝，保存完好，这主要得益于来自基督教传统的读者对该史家有关犹太灾难历史书写的青睐与征用，认为这些灾难体现了上帝对犹太人不接受耶稣为救世主弥赛亚的惩罚。至16、17世纪，一些学者开始怀疑约瑟夫斯史书中所涉《圣经》人物内容的真实性。18世纪末出现、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史料溯源（Quellenforschung）和史料批判（Quellenkritik）方法则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约瑟夫斯批判”学术研究，结果这位犹太作家遭到毁灭性打击，其史家身份被质疑，被认为是不称职的“史料裱糊匠”、一个奴颜婢膝的“御用文人”、反复无常的“机会主义者”和背弃信仰、家园的叛徒。这些标签主导了100多年来“约瑟夫斯经典接受史”。即便是对这位犹太史家较为友善的萨克雷（H. St. J. Thackeray），作为20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约瑟夫斯研究者，也剥夺了该史家的“著作权”，提出“助手假说”来解释《犹太战争》和《犹太古史》中的“文风拼接现象” 20世纪70年代，部分学者开始反思上述学术传统，对约瑟夫斯的批判较为温和，试图指出其文本中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关注他政治立场背后的现实背景或神学源流，甚至更强调其文字的可靠性、部分真实性。瑞洁克（Tessa Rajak）将1983年视作约瑟夫斯研究的分水岭，因为她的著作《史学家约瑟夫斯及其世界》第一版在是年出版。这种自矜甚至可以从她2002年第二版的参考书目中看出，她似乎认为1983年之前关于约瑟夫斯的研究著作没有分类的价值。她在该著作中呼吁犹太研究和希腊—罗马研究的跨学科意识，认为不能仅仅将约瑟夫斯的文本作为研究其外部世界的史料，而应该深入文本阐释史家本人的思想。当然，瑞洁克略有夸张，她并非这一时期唯一尝试重新评价约瑟夫斯史学遗产的学者。 要重新评价约瑟夫斯，就必须有犹太研究和古典学研究的双重视野。虽然约瑟夫斯承袭的古典传统自19世纪以来就有学者关注，甚至有些学者被指控过分强调“希腊化的影响”，但这些研究总体而言可以归类为影响研究，即在形式、文体层面寻找约瑟夫斯史学写作的范本，或在词汇层面建立其作品与古典文本之间的词语联系，指出约瑟夫斯影射了哪些古典作家，模仿了哪些文学套路。由于这些研究预设了约瑟夫斯对希腊文化的服膺和原创性的缺乏，因此较少涉及其历史叙事、文本结构和史学思想层面的比较研究。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极端的约瑟夫斯批评法，系统、深入地阐释其思想与希腊文学传统、史学遗产的复杂关系。但犹太研究和古典学的学科壁垒仍然存在，以科恩（S. Cohen）为代表的犹太研究者强调约瑟夫斯的犹太文化传统，科恩讥讽古典学家“把犹地亚仅仅看作另一个罗马行省……把约瑟夫斯的史书仅仅看作又一本罗马帝国治下的希腊语史书”。这一批评针对的是古犹太史大家古德曼（Martin Goodman）于1987年出版的专著《犹地亚的统治阶级：公元66—70年犹太反罗马起义的根源》。有趣的是，古德曼1998年的一篇论文指出：“过去两个领域故弄玄虚的专家们过于频繁地用他们自己的专业知识阻碍另一方跨界到‘他们的（their）’历史中。”虽然古德曼没有指名道姓，但这里或许回应了科恩于1990年对他的酷评。 至21世纪初，犹太学和古典学这两个学科间的针锋相对现象似乎有所缓解。2001年，一场盛会将顶尖的古典学和犹太研究者们汇聚一堂，他们将约瑟夫斯置于弗拉维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中，以“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与弗拉维罗马”为议题，从不同视角讨论了现代约瑟夫斯研究的诸多核心问题，如约瑟夫斯的犹太和罗马政治、宗教、文化背景，其历史文本与物质遗存的比较，其历史书写及修辞策略与《圣经》文学、古典修辞传统的关系等，并引入后殖民批评理论和情感—景观分析方法，探讨约瑟夫斯史书中罗马人与犹太人的复杂关系。会议论文集《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与弗拉维罗马》于2005年出版，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性质。由此可见，21世纪初，约瑟夫斯作为重要的罗马治下犹太史家的身份和地位、约瑟夫斯文本的跨文化研究价值，已经得到古典学和犹太研究界的基本认同。
从19世纪至今，约瑟夫斯的形象经历了激烈变化，细究这些形象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始终围绕一系列质问展开：约瑟夫斯是不是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者？他是否确为罗马帝国的鹰犬？他是否对自己的族人漠不关心？他是否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他的历史书写是不是“帝国颂赞”？随着学者史学观及方法论的改变，约瑟夫斯的形象也从“犹太叛徒”、帝国“御用文人”、“令人作呕”（ad nauseam）的“骗子”（liar）和“马屁精”（lackey），逐渐变为一定程度上关心族人、心系犹太文明、忠于犹太信仰、“背叛”出于无奈的现实主义者，这一形象的转变颇为波折。 纵观约瑟夫斯的接受史，可以看到，对约瑟夫斯本人道德缺陷的抨击，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众多学者看来，约瑟夫斯是个机会主义者和变节者，为了个人野心而背叛犹太人，对新皇帝歌功颂德，篡改史料，他的粗心大意又经常导致史书中出现矛盾的书写，因此其历史写作被认为完全不可靠。随着新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的演进，传统的伦理批评、人格审判已不足以解释帝国与被征服者之间涉及政治整合、文化认同的复杂问题，约瑟夫斯行动背后的非个人因素，如政治背景、意识形态或文学传统，得到了更多关注。譬如犹太研究的学者就指出，约瑟夫斯向罗马的投诚有来自《希伯来圣经》中《耶利米书》的神学基础。在《犹太战争》第五卷，约瑟夫斯在耶路撒冷城下的劝降演讲中自比为第二个耶利米（Jeremiah），强调上帝对“救赎历史”（Heilsgeschichte）的推动和对罗马人的祝福，警告犹太人不要因为抵抗罗马人而违背上帝意志，由此完成了罗马帝国主义的合理化论证。 20世纪初有一些研究者，在文学和庇护制的语境中，诠释约瑟夫斯的历史写作的动机，认为《犹太战争》是罗马帝国政策的传声筒，旨在响应弗拉维皇室试图震慑帕提亚帝国的东方政策，约瑟夫斯的书写直接服务于弗拉维政权帝国整合的意识形态，他记录的犹太战争之所以在后世看来那么重要，正是弗拉维王朝大力宣传的结果，而犹太人并没有比其他民族更倾向于叛乱，差别只在于记录与否。他们认为，公元71年的凯旋式、“犹地亚被征服”（Iudaea Capta）的宣传口号、和平神殿（Templum Pacis）在罗马的落成，以及约瑟夫斯的史书，都是罗马帝国“弗拉维和平”（Pax Flaviana）政治宣传的一部分，新王朝需要构建自己的合法性神话，向全体臣民宣传成功控制帝国领土的功绩。但是倘若约瑟夫斯完全服膺于罗马帝国意识形态对犹太人的压迫，为何他晚年又撰写了卷帙浩繁的《犹太古史》和言辞激烈的檄文《驳阿彼昂》（Contra Apionem），为犹太文明辩护？面对这一现象，早期学者的应对策略是诉诸约瑟夫斯的立场变化和思维混乱，认为虽然他在公元66—74年背叛了犹太人，但是由于图密善皇帝统治时期（公元81—96年）对犹太信仰的迫害，犹太人处境变得恶劣，约瑟夫斯不得不站出来为自己的犹太身份和信仰辩护，以求自保。这些研究认为约瑟夫斯只能在背叛犹太人和支持犹太人中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某种意义上暗示了研究者潜在的犹太中心的民族倾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学者强调约瑟夫斯思想的完整性和立场的一以贯之，认为他自始至终反对的是犹太叛军，而非犹太文明。一些学者基于对政治、社会背景的分析，认为约瑟夫斯代表了那些替罗马统治犹太人的上层贵族和祭司的立场，这些“本土居间调和者”（local intermediaries），在试图调解犹太的不满和罗马地方官员的暴政时，处于极尴尬的境地，必须向罗马人解释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证明自己并非始作俑者，并将煽动战争、毁灭圣殿的罪责转移到那些所谓的一小撮狂热主义分子身上。约瑟夫斯似乎只是做了符合他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决定，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拥护罗马帝国，对痛斥、镇压犹太起义者没有任何伦理层面的不安，认为狂热分子才是祸乱犹太民族的根源。实际上，约瑟夫斯并非唯一反对起义的犹太人，基本上犹太政治精英都反对这场起义，主张镇压叛乱，其中包括犹太国王阿格里帕二世（Agrippa Ⅱ）、犹太女王贝莱妮凯（Berenice）以及哲学家菲洛（Philo）的外甥提比略·尤利乌斯·亚历山大（Tiberius Iulius Alexander）。这些精英基本上都与罗马交好，女王贝莱妮凯在战后一度成为皇储提图斯的情妇，直到因为罗马人的不满而被提图斯送出罗马。b 提比略·亚历山大在战争爆发时是亚历山大里亚的长官，于公元46—48年做过犹地亚总督。实际上，罗马皇室和犹太希律王朝（Herodian Dynasty）一直维持着友好关系，希律王（Herod the Great）和希律·阿格里帕（Herod Agrippa）都是罗马政界的红人，分别受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和克劳狄乌斯的礼遇。犹太上层精英与罗马的这层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公元66年战争爆发前。 也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推进了关于约瑟夫斯身后古典史学、修辞传统的研究，将他的现实主义思想进一步理论化。研究者深入分析其史学思想，质疑他“帝国颂赞”（laus imperii）的“诚意”，重新诠释他和犹太信仰的距离。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约瑟夫斯是一个掌握了不同文体风格的大师，能自由跨越不同文体边界，在娴熟运用古典意象的同时，将《圣经》传统的文学套路融入希腊—罗马史学、修辞传统。对古典传统的阐发又贡献了解读其罗马观念的维度，即承袭自波利比乌斯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理性话语和冰冷的政治现实主义。 众多学者指出波利比乌斯对约瑟夫斯智识层面的极大影响。如艾克斯坦（A. M. Eckstein）认为，受到波利比乌斯的影响，约瑟夫斯将罗马崛起完全视为现实的权力问题，他辩护的并非罗马治下的好处，而是与罗马保持和平关系的必要性。对强权政治和现实权力的关注也使学者们将《犹太战争》中的理性上层阶级和非理性的叛乱者做了二元论的划分，认为这些明了政治现实的理性政治家被傲慢的“年轻人”挫败，后者由于无知、天真和宗教狂热主义拒绝接受合理建议，根本无法理解政治现状，犹太上层贵族和祭司则通过牺牲犹太人的独立和自治，来换取人民、家园和犹太文化的保存、安全、和平甚至是可能的繁荣，即使他们不得不接受奴役，他们仍然坚守着犹太信仰，而非为了现实利益背叛初心。 修昔底德也被视为约瑟夫斯政治现实主义的重要来源。斯特恩（M.Stern）奠定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在1987年的论文《约瑟夫斯与〈犹太战争〉反映的罗马帝国》中提出，约瑟夫斯的政治理性精神主要来自修昔底德，这一理性精神背后则有犹太神学传统的支持，强调罗马的胜利源于上帝的意志。但他同时指出，约瑟夫斯并没有为罗马帝国唱赞歌，而是冷酷地指出犹太人臣服后的奴役状态，认为犹太民族必须意识到其艰难处境，学会如何在诡谲的政治环境中与不可战胜的强权相处，从而保全自己。在斯特恩看来，这是无奈的现实主义，而不是对于“罗马和平”（Pax Romana）的意识形态的无条件呼应，也不是对帝国“文化和精神的凝心聚力”的认同，就约瑟夫斯对于罗马帝国的情感取向而言，至多有一些对皇帝提图斯的感激和对弗拉维家族的尊敬，约瑟夫斯对犹太人的同情才是这部战争史的重点。 斯特恩之后的学者，大多结合修昔底德的政治现实主义话语和《圣经》信仰传统，解读约瑟夫斯的罗马观念。这些学者进一步扩展了对该史家的犹太信仰问题的研究，集中探讨《犹太战争》中源自《但以理书》的神学及其与修昔底德现实主义理论的关系，进一步强调：约瑟夫斯不但没有偏离自己民族的信仰，反而试图在帝国的险恶环境中保全犹太文化。另一些试图重构约瑟夫斯的罗马生活和读者群体的研究成果，则将约瑟夫斯视为旅居罗马的犹太人的代言人，试图证明具有犹太信仰与罗马公民身份之间并不矛盾，约瑟夫斯甚至向生活在罗马的人指出犹太文化的优越性。无独有偶，约瑟夫斯犹太—罗马身份的二重性和矛盾性问题，也是国内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学者逐渐摒弃了具有民族倾向性的单一伦理视角，超越了约瑟夫斯作为“叛徒”“机会主义者”、强权“帮凶”之类的道德批评，而是将其作为具有双重身份的史家，把他的历史书写置于罗马帝国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同情地理解。一方面强调约瑟夫斯的政治现实主义以及对犹太信仰和民族利益的忠诚，另一方面强调其历史书写的希腊—罗马和犹太文史传统，关注他跨越不同文史传统边界的能力以及跨文化对话的高度敏感性。这无疑是对19世纪以来约瑟夫斯研究中传统观念和方法论的极大挑战。如果说，将约瑟夫斯视为心系犹太文明的政治现实主义者，某种意义上具有粉饰其“投降主义”之嫌，并认可他对罗马帝国主义强权逻辑的接受；那么，话语理论和后殖民批评方法的引入，则使约瑟夫斯与罗马关系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该史家对帝国强权逻辑的被动接受，而将关注焦点集中于他对帝国话语体系的主动介入与回应。这一研究转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二战”）后的后殖民批评潮流有关。在一些批判强权、声援被压迫者的后殖民理论家看来，历史学家有义务同情被压迫者、批判殖民主义的“结构性压迫”（structural oppression），在历史中寻找被压迫者拒绝向殖民者妥协的声音是其批评的一种倾向。随着后殖民主义对帝国问题研究的渗入，受其影响的约瑟夫斯研究者不免会怀疑，约瑟夫斯向罗马帝国主义妥协的“现实主义”仍然背离了作为历史学家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于是，这个犹太人能否被称为历史学家依然是一个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把他视为应时写作的“政治家、野心家或犹太主义的先知”也许更为贴切。对这一质疑的回应将约瑟夫斯史书中的帝国话语问题引入了研究视域。 关于约瑟夫斯对帝国话语的介入，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到端倪。一些学者虽然着重强调该史家源自修昔底德政治理性的现实主义及其对罗马帝国主义的妥协，但是同时也认为他援引《但以理书》中的“尼布甲尼撒之梦”（Nebuchadnezzar’s Dream），即有关“四大帝国轮替”的犹太神学思想，预示了罗马的灭亡，体现了对帝国话语的潜在反叛。另有一些学者特别关注《犹太战争》中的悲剧语言以及对死亡的视觉呈现，分析其中蕴含的悲剧性政治现实主义如何改善罗马读者对犹太人的态度。这些研究挑战了长期存在于学界的预设：约瑟夫斯的《犹太战争》是为新政权歌功颂德、表达对皇帝家族的尊敬的“帝国颂歌”，甚至不惜篡改史实，以戏剧化的方式突出弗拉维家族成员在犹太战争中的作用。 对约瑟夫斯罗马书写与帝国历史的比较分析，可进一步发现他的历史叙事与帝国意识形态的龃龉。譬如，《犹太战争》中最明显的戏剧化案例是对提图斯的刻画，他总是处于叙事中心，实际上大多数决定性战役都是由未来皇帝图拉真（Trajan，统治时间为公元98—117年）之父特莱雅努斯（Marcus Ulpius Traianus）或提比略·亚历山大等副将完成的。提图斯还对犹太人体现出超常的仁慈，通常人们认为约瑟夫斯是想为提图斯对犹太人的残忍脱罪。但是如果将约瑟夫斯的描述的提图斯形象与犹太战争在罗马的呈现进行对比，我们似乎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异样。这位皇子根本不觉得屠杀犹太人有什么负罪感，他甚至通过大量钱币、铭文向罗马帝国全体臣民宣告自己消灭了犹太这个罪恶的民族，展现自己的英明神武。在这一形势下，约瑟夫斯竟然着重表现提图斯对这一“罪恶民族”的心软和仁慈，有时甚至是软弱、妥协乃至失败，倘若这些内容旨在拍皇帝马屁，那么约瑟夫斯也太不识时务了。更何况，如雅维茨（Zvi Yavetz）所言，“在罗马，对蛮族的残忍从不被认为是恶行”。这些案例表明，约瑟夫斯并非一味迎合帝国主流话语，实际上，其历史叙事表现出与帝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诸多不一致之处。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约瑟夫斯史书与罗马官方历史在内容、细节和叙事上的不一致，就引起了学者们注意，但是他们并不是从帝国话语的角度，而是出于辨析历史真伪的目的，来思考这一问题，并有所妥协地承认约瑟夫斯保存了一些弗拉维皇室试图掩盖的真实。譬如，约瑟夫斯笔下的提图斯多次因为冒进、不听劝、一意孤行和错判战场信息而导致军队频繁陷入危险。这一内容也得到了琼斯（Brian Jones）的重视，他于1984年出版的《皇帝提图斯》是迄今为止英语学界关于这位皇帝的唯一一本传记，该书总体上强调，约瑟夫斯的政治立场十分明确，旨在为弗拉维皇帝歌功颂德。但琼斯同时指出，《犹太战争》不慎暴露了由罗马纪念碑呈现出的提图斯英明神武形象背后的真实，记录了这位年轻统帅在战争中的实际表现。在琼斯看来，约瑟夫斯笔下的提图斯具有青年军官会有的各种缺点，比如“愚蠢、急躁、缺乏经验、天真和不成熟”。在不限于耶路撒冷的围城战中，提图斯对战术的运用虽然勉强符合罗马军官的基本标准，但是非常缺乏战术想象力，在群星璀璨的罗马英雄中不过中人之姿，甚至不客气地说，表现得循规蹈矩，非常平庸。尽管琼斯关心的是历史真相问题，但是支撑他推论的正是约瑟夫斯的叙述与帝国官方意识形态及实践的不一致。这些潜藏的不一致为寻找约瑟夫斯对帝国话语的积极回应、批判、逆反乃至颠覆提供了可能性。 近20年来，一些更激进的批评理论被用以系统研究约瑟夫斯对罗马帝国话语的回应。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巴克莱（John Barclay）从后殖民批评引入的“逆写帝国”（Empire writes back）理论，以及梅森（Steve Mason）基于古典修辞传统提出的“修辞话语”（figured speech）分析法。巧合的是，巴克莱和梅森的论文共同收于2005年出版的论文集《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与弗拉维罗马》中。两位学者有一个共识：在公元69年之后的罗马政治环境中，约瑟夫斯必需直面新王朝对文学的政治审查。弗拉维皇室可以在公共层面通过法律手段，如通过涉及侵辱罪（Crimen Iniuriae）和叛逆罪（Crimen Maiestatis）的相关立法，肉体消灭犯上的史家。皇帝也可以在诗文诵读会（recitationes）上表达不满，以私人行为干预写作，确保内容符合皇室期待。在这种政治背景下，约瑟夫斯自然无法畅所欲言。事实上，维斯帕芗在即位之初就放逐了一些反对君主制的哲学家。对于人身攻击、辱骂皇储提图斯的犬儒主义智者们，弗拉维皇室的回应则是鞭刑乃至死刑。
巴克莱和梅森都关心约瑟夫斯对政治权力、帝国话语的逆转，但是旨趣不同。巴克莱从后殖民批评中引入“逆写帝国”理论，真正研究的是约瑟夫斯的犹太身份意识，考察他如何代表被压迫民族传达反抗声音。越来越多学者接受这种后殖民批评视角，正是因为他们都注意到了犹太文化和希腊—罗马文明之间的文化不对等状态。作为希腊—罗马文明的边外人，约瑟夫斯不仅要应对罗马不友好的犹太政策和险恶的政治环境，同时也要面对主流希腊文化圈对犹太文化的偏见。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下，约瑟夫斯的发声是不能自主的，直接批评当朝的犹太人政策自然是无谋之举；直接抛开希腊文化传统，自说自话，则会让他失去那些饱受希腊文化浸淫的希腊语读者，也就无法改善犹太人在希腊—罗马世界的形象。因此，约瑟夫斯只能接受主流文化圈论说其他民族的一般话语、思维模式，以说服他的读者改变对犹太人的恶意偏见，进而指出犹太人在世界历史中应有的位置。对此，巴克莱引入了“逆写帝国”理论中的话语“挪用”（appropriation）。
在原有后殖民理论背景下，话语挪用意味着被殖民者对殖民帝国的反叛。后殖民理论通常会追溯到萨义德（Edward Said）1978年提出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该理论研究了西方世界对“东方”（Orient）这一文化他者的想象、建构以及叙事。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逆写帝国”理论则研究“二战”后从殖民帝国独立的国家，如拉美、非洲、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关注这些后殖民社会的知识分子如何反抗殖民帝国的文化霸权。由于殖民时期的遗产，后殖民社会即便在政治层面独立了，仍然陷于与殖民帝国的不对等文化权力关系中，受到后者帝国话语、文化乃至语言表达方式的支配，殖民者仍然掌握着文化话语权，决定着语言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划定了中心和边缘的界限，也自然将后殖民社会的语言、文化视作帝国的边缘。“逆写帝国”理论提出，后殖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为了改变文化层面的不对等，挪用仍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的语言、词汇，悄然改变其意涵及使用，试图打破殖民者对语言的控制，挑战原有的中心—边缘话语体系，进而试图“逆写”帝国主义话语，颠覆存在于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 这种后殖民理论视角下的殖民社会文化混杂（hybridity）以及与支配文化的权力不对等现象，也适用于对希腊化背景下犹太文明的分析。在巴克莱看来，约瑟夫斯的策略正是挪用希腊文化、伦理中的一些概念，批判希腊人的浮夸、虚伪以及对真实的漠视，进而强调犹太人追求真实的美德和保存史料的意识，又通过希腊人的史书证明犹太人的起源也更古老，文化、道德更优越。这实际上是用主流的希腊话语逻辑提升犹太人在帝制罗马的声誉，挑战罗马帝国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希腊文化权威，同时也暗含了对罗马帝国本身的挑战。这种对支配文化语言的挪用，在巴克莱看来也符合霍米·巴巴（Homi Bhabha）论及的“殖民拟态”（colonial mimicry）现象，被殖民者模仿殖民者的话语论说。卡登（D. A. Kaden）进一步用殖民拟态理论诠释了《犹太战争》中罗马帝国主义话语和犹太神学传统的杂糅运用，指出约瑟夫斯对罗马社会建构的犹太他者性的挑战。 然而，后殖民理论作为“二战”后具有影响力的现代理论，其所应对的政治现实毕竟与1世纪的地中海社会相距过远。一些学者容易忽视历史特殊性和语境，简化套用该理论，也常常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类比解释约瑟夫斯文本中的所有矛盾，预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二元对立，因此便用约瑟夫斯基于犹太身份的反抗意识垄断一切关于其人、史著、书写的解释。这些预设侧重于刻画约瑟夫斯的犹太认同，缺乏对其“史家身份”的充分关注，也忽视了史家面对政治权力压迫无法述说真实的普遍性问题。 相比而言，梅森基于古典修辞传统提出的修辞批评（figured critique）方法，体现了必要的“历史语文学”（historical philology）意识。在希腊—罗马文学传统中，“双关话语”（doublespeak）的曲笔是文化精英应对政治压迫、表达不满的常见修辞策略，批评、讽刺隐含于夸张的赞美中。上文提及的弗拉维时期对批评声音和自由言论的钳制，自然会使这一时期的史家、诗人非常小心。约瑟夫斯作为战争亲历者，所著又是颇为敏感的当权者发迹史，直指弗拉维合法性神话中的核心主题—犹太战争，当然要服从1世纪特殊政治环境下文学书写的常规，即便有对权力的批判，也要隐藏于独特的修辞表达中，以免触怒政治权威而招致杀身之祸，因此其文本中往往奉承与批评的话语互相交织，建构了复杂的修辞密码。面对这样一部高度修辞化的史书，读者应该充分意识到文学解读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关注史书表面文字。 梅森通过系列研究将上述理论具体化。在他看来，约瑟夫斯深深参与到弗拉维王朝的政治话语争论中，在批评与奉承之间维持着精妙平衡。梅森认为，针对世界帝国的新统治者们，约瑟夫斯提出了关于政治的看法：面对公元69年后罗马世界对犹太文明的恶意偏见，该史家借弗拉维王朝对犹太战争的意识形态需求来抬高犹太人的声誉，新王朝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被其征服的犹太人是值得尊敬和征服的敌人，任何贬损犹太民族性的人也是在攻击当朝皇室的功绩，进而蔑视皇帝家族的威严和合法性。这一论辩策略被梅森概括为“立论于凯撒之尊严”（argumentum ad dignitatem Caesaris），通过抬出皇帝来堵住论敌的嘴，使该史家在关于犹太民族性的论战中处于不败之地。同时，约瑟夫斯以戏谑的修辞，表面上支持罗马帝国强权，实际上否定了弗拉维家族对犹地亚的军事征服，暗示维斯帕芗欠缺领导力。这不仅仅意味着约瑟夫斯对希腊—罗马文学传统的娴熟运用，同时也展现了他的史家独立性。 梅森的许多分析都发人深省，唯一缺憾在于缺少专著层面的系统讨论。牛津大学古代历史系博士戴维斯（Jonathan Davies），在2017年的毕业论文《在弗拉维罗马书写王朝：以约瑟夫斯〈犹太战争〉为例》中，查考了《犹太战争》对弗拉维皇室成员的再现，该论文正是有关修辞批评法阅读实践和理论反思的系统研究。该文核心问题在于“书写当代史的历史学家如何平衡一系列困难，涉及偏见、史书的‘真实’和限制，后者界定了围绕罗马皇室可说的话语边界”。戴维斯也意识到这一研究方法的不确定性，因为修辞是隐藏的，所以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我们如何自信地区分有意的颠覆倾向和偶然的内容—可能是作家不小心的产物，或者是受到了现代人倾向于过度解读的影响。”他更强调考察官方宣传和史家著作对共同主题的处理，注意不一致之处，以讨论史家对官方政治记忆的回应。较之梅森笔下激进的帝国批判者，戴维斯的约瑟夫斯显得较为温和，多数情况下仍然遵循书写皇帝正面形象的惯例，仅在一些细微之处有意偏离官方叙事，提出关于犹太战争进程的解释，特别突出上帝的作用，反对罗马的世界观和神学，体现了他的史家独立性。 上述两大解读方法虽然推进了有关约瑟夫斯回应帝国话语的研究，但是仍有一个问题未能解决。这些批判、颠覆性质的书写如何能够逃过当权者的法眼，特别是约瑟夫斯的保护人提图斯—约瑟夫斯最重要的目标读者？提图斯如此关心自己在罗马的形象，又怎么可能注意不到约瑟夫斯对他形象的“扭曲”呢？更不要说，这位未来的皇子在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JulioClaudian）宫廷中，经名师指导，接受了高规格的文学教育，有着不俗的文学品位，也不会对史家们的这些修辞伎俩感到陌生。再次，考虑到约瑟夫斯的写作语言，其书在罗马的流传，以及相似的帝国语境和希腊化文化背景，在其他读者都能注意到约瑟夫斯对官方形象的改动时，皇室作为对自己形象最敏感的利益主体不可能注意不到。面对这些问题的潜在挑战，巴克莱诉诸公开及私人文本流传和不同读者反应的解决方案；梅森则提出了和他的上述解读相比不那么激进的解释：提图斯的文学素养使他对那些空洞无物的赞美和只会重复希腊—罗马文学套路的干瘪史书已经感到腻味、厌倦，因而会欣赏约瑟夫斯知识丰富、更有见识的著述。但是这些解决方案都没有正面回应或仅仅部分回应了上述诸问题，都不足以让人满意。这一诠释的困境表明，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超越“服膺/反抗帝国”二元视角的新范式，以解答上述种种复杂问题，从而帮助我们理解文化精英与当权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4.结语
约瑟夫斯的史书奠定了希腊化至1世纪犹太政治制度、经济生活、思想文化史的基本叙事框架，同时体现了公元69年前后罗马帝国政治重组时期，边缘族群文化精英对罗马帝国主义的回应。两百年来，关于约瑟夫斯的研究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他的人格形象也有了本质性逆转，这种变化历程反映了约瑟夫斯在现代世界的接受史。首先是约瑟夫斯的史家身份得到承认，摆脱了将其贬为背叛者、帝国御用文人的道德伦理批判单一化倾向。学者们对这位史家个人处境和人格的多面性予以关注和同情地理解，并充分考量1世纪的政治、文化、宗教语境，基于物质材料—历史文本的对比、古典史学传统、《圣经》文学传统、情感—景观分析、后殖民批评、修辞话语分析等方法，揭示了约瑟夫斯处境的复杂性及形象的多重性。约瑟夫斯对罗马帝国主义的回应得到了更加正面的评价，其人及其历史书写也成为一个场域—在此讨论帝国边缘族群的文化政治精英，身处罗马奠定的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控制之下，如何书写民族—帝国（犹太—罗马）的历史，如何凭借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知识体系与帝国的文化霸权、主流话语互动，如何以其特殊的言说形式（如高超的修辞技艺，逆写帝国）参与帝国话语的建构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约瑟夫斯堪称1世纪罗马帝国众多边缘族群文化精英的典型缩影，其面对民族和帝国的复杂情感和态度难以用“背叛”与“投降”、“服膺”与“反抗”、“颂赞”与“逆写”等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标签做简单评判。综观约瑟夫斯研究史，尽管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出于不同的史学观和方法论，对约瑟夫斯本人及其史书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研究者始终不能回避的问题则是相同的：约瑟夫斯与其本民族和新的征服者罗马帝国的关系，也即在民族与帝国之间的选择问题。数百年来的约瑟夫斯研究者，就其民族身份而言，大部分是犹太人，分布于以色列、欧洲和北美，他们在对约瑟夫斯的人格评判和史书的具体研究中，无不体现出对罗马军事征服乃至帝国主义的抵制、否定和对被征服的边缘民族的同情。19世纪以来的学者，站在民族的立场评判边缘民族的政治文化精英，他们对于本民族的忠与不忠，与帝国的合作或抵制，不仅关乎个人品性，而且牵涉其史书的真伪和价值。对约瑟夫斯的评价与研究也就自然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极或两极的调和，一端是带着审判“背叛者”的态度研究约瑟夫斯，“指控”其对民族的“犯罪”；处于中间的是态度温和的学者，强调这些精英在特殊政治环境下的身份二重性和矛盾性，对其处境予以同情地理解，阐释像约瑟夫斯这样的“居间调和派”，在罗马对本民族的军事征服和政治整合中，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与帝国妥协、合作的无奈；居于另一端的学者则试图摆脱单一伦理批评和道德审判范式，即使如此，他们也不得不将约瑟夫斯放在“被告席”上，为其寻找“证词”和行动言说的逻辑，“证明”他忠于民族利益，而非服膺帝国，甚至以其独特的形式“逆写帝国”、反抗帝国乃至颠覆帝国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 在研究帝国与民族的关系方面，研究者潜在的对帝国主义的抵制也渗透到文本解读中。由于古希腊修辞传统以及特殊的帝国政治环境，像约瑟夫斯这样的文化精英的立场在文本中本来就暧昧不明，其意图和隐喻全赖学者的修辞分析和文本诠释，对文本的诠释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学者所预设的精英正当的（即忠于民族的）立场的影响。站在犹太民族立场的学者们，预设了约瑟夫斯这一类被征服民族的文化精英对帝国政治现实天然的被动回应态度，这些精英要么拥抱帝国现有政治秩序，表明自己服膺帝国，要么通过曲笔逆写帝国乃至颠覆帝国话语，以证明其保留的些许独立性。“服膺”与“逆写”两种观点貌似针锋相对，实际上都强调罗马帝国意识形态对约瑟夫斯的支配性影响，认为他只能在这两种对立态度中作出选择，将边缘族群精英复杂的政治选择简化为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标签（如服从—反抗或亲罗马—反罗马）。这些研究倾向说明，在约瑟夫斯研究中，“帝国冲击—史家回应”研究范式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
这一范式不仅忽视了政治现实的复杂性，也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约瑟夫斯面对帝国时做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约瑟夫斯是否能够主动介入，并利用自身的古典—犹太知识体系和对罗马主流话语体系的熟练运用，诠释、参与乃至改造帝国主流话语、影响政治现实呢？考虑到1世纪地中海世界复杂的地缘格局，像约瑟夫斯这样的边缘族群文化精英并非孤例，他们与罗马这样的超级强权相处时固然必须极为谨慎并有所妥协，同时也可能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主动参与帝国话语的争论乃至建构，甚至试图将自己民族的传统和信仰嵌入帝国话语中，以对政治社会施加影响，为自己的民族谋求更多政治利益。对此，约瑟夫斯的处境和历史书写为后世理解帝国政治整合中边缘民族的文化碰撞、认同、融合问题，提供了生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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