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生逛街记｜童话2

男性逛街会打瞌睡，不奇怪。

年轻男生积极逛街，就比较罕见。

在中学期间，我们几位同学，曾有这么一两年，经常星期天结伴逛街。不是因为男生女性化，而是另有原因。

在记忆中好像延续了一段时间，但不可能三年。中学一共四年，初一时我们没有动机逛街，高二时有了准备高考的正事，不可能逛街。

估计是初二，也就是1975年左右，三舅到南昌住一段时间。南昌没有市区地图出售，三舅让我手画了一张局部街道地图。

当时，同学姜瑜的母亲在江西省“新华书店”总部工作，给我们做航模的书（估计不是买的，也不是正式渠道手续借的，反正是可以看、可以用，后面也还了）。一个船模，船体就做不出来。“纸浆”就做不好，其他材料也基本没有。只能望“京沪”兴叹，以为上面写的各种材料都在书上写的各类商店。

三舅说，我教你装收音机。在书店买了一本“怎么装晶体管收音机”的书。一开始是借了一个电烙铁，后来是姜瑜和徐南强两家怎么给他们“匹配”了。

买了简单零件，做起来了。

三舅后来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诱发这一记忆的是北京长大的科学院子弟争论他们从半导体所得到装收音机的零部件是捡垃圾捡到、还是半导体所小卖部出售处理品）

五个南昌孩子或多或少受了影响。我估计，其中有一个受影响最大，如果不是这件事，估计其对于物理的兴趣不可能这么大，后来就不一定会去中科大念物理。

也许，折腾的人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折腾产生的可能性、多样性和挑战性满足少年的好奇与热情。如果不折腾这些或许就无所事事逛街、闲聊，打牌，躲着父母老师抽烟（不过，我不可能受抽烟喝酒的影响，父母不管这些，我试过，味道都非常不好，估计我自己缺乏某些基因）。

没一家有足够的钱让几个孩子容易购买零部件。姜瑜家在江西是“高干”（厅级），徐南强家“先前富过”。余卓华在家最小，但父母都是中学老师，家里人口多，他就是在父母那撒娇也要不出多少钱。薛峰数学奇佳，但最不可能要父母掏腰包给自己“玩”。

外婆在南昌短住几次，有点同情傻乎乎的我而专门给过一次经济资助，加上母亲给的资助，有了试验的实操机会，但不免父亲讥讽：什么时候可以听见你的收音机有响声。父亲这种说法比较不符合现代父母“赞美、鼓励”的原则。

父亲自己动手能力差，所以他不敢做外科医生、只敢做内科医生。他放过自己的弱点、贬低外科医生是木匠，而对自己儿子不善于动手却不放过。把自己的不安投射到后代身上，恐怕是很多父母容易犯的错误。昨天（依写文章的日子、不是发文章的日子）在散步时候看到一个七八岁小孩奔跑中没注意脚下被石头绊倒，明明是痛心的母亲，不安慰他、反而一边打一边教训“不知道碰石头痛吗、不知道危险吗”。

我们几个装收音机，需要零部件。当时南昌有三个无线电厂。一个是军用的，两个民用的。

我们曾在军用的无线电厂劳动过两周，那时一个学期“学工劳动”，另一学期“学农劳动”。对于装收音机、又缺乏资金、且有钱也难以购置比较高档零件的初中生来说，每天接触二极管、三极管，军用高级三极管，是何等的诱惑？简直就是黄鼠狼给小鸡看门。

我们高一还在南昌无线电厂学工劳动。徐南强的父母第一次让宝贝儿子和我们一道住远郊。结果他就被同学踢的很惨，回家了。

但是，几个贪生怕死的“书生”，就是不敢偷。有黄鼠狼的心、没有黄鼠狼的胆魄和技术。

不过，那个学期最“积极”、老师最喜欢的男班长，却下手了。还有一位最英俊的男同学，也不客气。

需要交代背景：我们初中的班，约50-60人，其中有五位是有问题、比较大问题，虽然有人不承认，说只是“罗汉”，不是流氓，但肯定有至少一个是偷盗、一个毕业后是杀人犯。

但是，这些人好像没有偷无线电厂的器件，或者我不记得他们偷过。偷了也没用。

班长和英俊小生也不装收音机，但他们肯定偷了。我们很多人知道。

我们几个装收音机的，至少姜瑜、余卓华和我三人，去过他们两人那里（或者至少去其中一人那里），要他们给我们一些“战利品”。是否得逞不记得，但当时胆战心惊的场景记忆犹新。我们三人同年，但那时姜瑜个子最高，可以用来唬人。

自己不敢偷，但是敢要挟小偷，这...。

道德上，让自己堂而皇之：我们没有让他们偷。我们也没有自己偷。他们偷了没用，不如我们“废物利用”、避免浪费。

我们也肯定不会背后去告发。那是班长那种人做的，我们可不是那种人。

徐南强短短的时间就与小师傅关系很好，她给我们两团焊锡。后来让我转。这是我们在南昌无线电厂的战绩。也没敢偷，虽然可以用的零部件更多，应该说对于晶体管收音机来说，各种零部件应该是应有尽有。现在回想起来，胁迫班长和英俊小生的事情，到底是在军工厂之后、还是南昌无线电厂之后，恐怕难以分清。

民用无线电厂在南昌开有门市部。其中一个基本没有顾客，现在记不清叫什么了。而南昌无线电厂的门市部在闹市的中山路中段，东湖百花洲不远。

门市部很小，就一间房，五六十平方米左右。而居然有个星期天在旁边再开个小门，卖“处理品”。各种零部件，因为质量不过关而被“处理”。廉价出售。二三十人，年轻男性，扑上去抢购。理论上都是读书人，才可能装收音机。但遇到“处理品”，像狼狗一样。

那时，各种“处理品”都是紧俏商品，一般是家庭妇女、至少是妇女的主攻。也就是日常用品，衣服布匹、吃的用的。如果有高档商品（就是手表、自行车），出现“处理品”，估计不打破头不太可能买到。当然，如果有“后门”，是另外一回事。

那时，顾客抢非常有限的商品；

今天，企业推似乎无穷的商品。

恍如隔世。

姜瑜说，他个子高，与书生竞抢，可以胜出。所以，矮个子的余卓华和我就在后面等。（我后来长高比较多，不仅高于他们几个。就是说我后来是那一届南昌十中最高的，估计也没错。南方人大多数只这么高。姜瑜的父亲是东北人，母亲是江西人，是当时典型的北方“南下干部”与南方地主富农女儿结婚的模式，拉低了姜瑜父系基因的高度）

这种等其他人抢购，让记忆有联想。母亲偶尔也抢购用品。有一次，我就在后面等，结果目睹几个偷盗专家，一个放风，一个拿着小刀挤进人群割其他人的包。我吓得不敢出声，到今天写出来可能是第一次说出来。

我们在无线电厂门市部没遭遇小偷。但绝大部分时候，它并不出售处理品，一共肯定没有五次，说不定不到三次，但足够成为我们至少十次或二十次星期天逛街的理由。姜瑜和余卓华家住在胜利路后面，我从象山北路去找到他们两人，再沿胜利路、去中山路，逛了当时南昌百分之八十的商业街道。

在资源匮乏、社会贫瘠的时代，几个茫然无知的小男孩。

忘记了说：我自己装的收音机，曾有过一架的收音效果不错，不过可能只是一、两架，后来再也没有。有段时间被同学指派只能绕线圈，漆包线绕啊绕，既然也有我绕的线圈就无效的情况出现，百思不解，线圈能够绕出什么问题来？

但是，其他人装的收音机，肯定有我根据书中图示设计方案进行改造，而他们动手成功的。

我没被父亲的讥讽压倒，通过瞎折腾而了解到自己的缺点、找到优点。也体会，无论什么条件下，母亲充满了爱，让孩子感受爱、追求有趣。

1975年装收音机，从孩子到大人没一个人认为是培养科学家。父亲认为就是玩物丧志的一种形式（也没另外要求立什么“志”）。当时，完全是无事生非，哦，无事找事。五个装收音机的同学，1978年有大学可以上的时候，是初中同班同学里上大学的全体男生，分别念：南开大学数学系（1978年全国统考是先报学校而后考试。他是当年全校最高可上任何大学，但他最高报南京工学院，我不同意，死命给他改，他只敢南开大学，同级另外一班分数低于他的上了北大数学系）、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浙江大学化工系、江西师范大学数学系、江西医学院医疗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