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交流的问题不能只怪中方：读《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最近阅读今年以来比较有影响的一本书《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这本书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红票也不是“票”。我先梳理一下全书的叙事主干，大概3000字左右，请大家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阅读。

明末清初，在豪格消灭张献忠的过程中，清军俘虏了两个天主教耶稣会（天主教内部文化水平最高的一群人）教士，结成了主奴关系（八旗社会中战俘是一种奴仆，但是八旗社会的价值观是，奴仆身份不决定社会地位，是不是奴仆身份不重要，是不是达官显贵的奴仆才重要，因为达官显贵的奴仆社会地位也很高），辗转转入豪格系，又因为豪格政治上失势，关系转入佟图赖系，成为佟图赖的包衣奴才（包衣居住在主人家里关系密切，奴表示政治依附关系，才表示专业能力。在八旗社会中，既有为主人提供劳力服务的奴才，也有提供智慧和专业能力的奴才，还有做官以提供政治影响力的奴才）。

在清朝军事扩张的过程中，佟家负责炮兵建设。有人猜测清军的炮兵技术来自西方传教士。炮手则都是汉人出身，后来发展成汉军（清军的第一支炮兵部队是孔有德投降带来的，内有葡萄牙外籍士兵。“汉军”一词是汉语说法，满文称呼汉军为“乌真超哈”，乌真是“重”而不是“汉”的意思，因为汉军内也有其他北方民族，比如可能有契丹人存在。）。由此，佟家也负责处理汉人事务。天主教士同汉语但是不会满文，这可能是归于佟图赖的理由。佟图赖为两位耶稣会教士开户解除主奴关系，但是结成了政治关系。

两位天主教士和更早来到中国的汤若望关系好，但是汤若望卷入顺治朝的“清初历狱”，他任职的钦天监只有他活了下来，其他汉人官员全都被凌迟。传统说法认为案子表现了中西文化冲突，但其实是清廷不同政治势力斗争的结果（汉人官僚弹劾钦天监，但汤若望活了下来，其他汉人官僚全都死了）。满人视耶稣会教士为专业科技人员，儒家文化有兼容并包的特点，耶稣会教士自身知识修养较高，所以三者关系在文化上并无太大冲突。钦天监被弹劾，是因为有一类汉人知识分子以算命为立身之本，和想用测算玄学传教（比如当时日月食、行星的“冲”都被认为有政治意义，汤若望能准确测算，并且根据中国传统的政治玄学在朝堂上提出自己的政治意见）的汤若望发生了业务冲突，汤若望在清朝满洲贵族眼中算作“政治汉人”，所以用“把技术失误上升到意识形态错误”的方法搞垮汤若望。但清朝满洲贵族也有左中右，有人希望打击汉人官僚，有人希望利用汉人官僚，不同派别斗争协调的结果，就是汤若望还是活了下来，而调来一个不懂业务的旗人官员来管理钦天监，耶稣会教士开始绕过汉人官员直接结交满洲贵族且再也不碰测算玄学了。

三年之后，耶稣会教士南怀仁上书指责钦天监存在工作失误。当时顺治已经去世，康熙刚刚亲政，康熙认为之前弹劾汤若望算命士背后的政治靠山是鳌拜，虽然不能以此就推翻鳌拜，但是谁支持钦天监谁就是鳌拜一党。天主教士能从政治上帮助康熙和鳌拜斗争，两者必然之前已经相互信任，信任的根源在于汤若望回见顺治的时候，认为康熙得过天花，适合继承大统。半年后鳌拜被勤，汤若望被恢复名誉，南怀仁成为钦天监的一把手领导。但是南怀仁在政治角色上已经不同于汤若望，汤若望还是技术官员，南怀仁能近距离接触康熙的生活，教授康熙西方的知识和文化，更像是包衣。南怀仁死后，罗马教廷新派来的几位天主教士继承了南怀仁的政治地位和功能，引入西方的技术和工艺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把中医等中国文化介绍给了西方），并且帮助清廷在对抗俄罗斯入侵的事件中了解俄罗斯的国情和政治企图，导致彼得大帝把当时在俄的天主教士统统驱逐出境。康熙也对天主教士的管理进行了规范，选定内务府而不是管理其他宗教人员的礼部作为管理机构。

但是总而言之，汤若望、南怀仁和继承他们的耶稣会教士选择了迎接中国文化的途径，但罗马教廷却认为天主教教义和中国文化有矛盾的地方，考虑禁止天主教徒参加中国传统文化仪式。为了吹吹风和了解实际情况，罗马教廷派了一个使节团（团长叫多罗）来到中国，不可避免地与在中国的耶稣会教士发生了各种矛盾（核心还是天主教价值观到底应该不应该中国化的问题）。康熙还是用内务府渠道，以私下个人的身份、家庭聚会的方式接待了使节团。使节团不信任在中国的耶稣会教士，耶稣会教士也对教廷的态度不满意，虽然不想表达出来，但是矛盾还是被康熙察觉并表了态：

恰好这时候福建天主教会的主教——法国人颜珰也来北京觐见康熙，颜珰持禁止天主教徒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礼仪的观点，而且被多罗认为是中国问题专家，结果觐见时才发现他的汉语很差，几乎不认识汉字。康熙很生气，对多罗产生了怀疑，决心加强来中国的传教士管理，要求认领执照、遵守利玛窦来华确定的传教策略“利玛窦规矩”，即“调和与适应中国文化，自上而下的传教方式，特别注重文人学士，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劝化皇帝；通过科学和技术的间接传教方式，使高级文士信服欧洲文明；对中国人的道德价值和一些礼仪实践保持开放与宽容的态度”。否则就驱逐出境。大部分耶稣会士支持领票，但是多罗号召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拒绝领执照。

随后，康熙派遣两位在华耶稣会士组成回访团向罗马教廷说明中国的情况，不过这里两个人遭遇海难没有生还，康熙得不到罗马教廷的回应，第二年再组回访团见到了教宗。教宗坚持禁止天主教徒参与中国传统礼仪的禁令，而且不许回访团成员返回中国。10年后，英国人把教皇的禁令带回中国，康熙得知之后非常生气，决定印刷汉、满、拉丁三语公开信《康熙帝寄西洋众人谕》，说明原委、希望回访团成员回到中国继续说明情况，委托所有来华有身份的西洋人带回欧洲、带给教皇。因为印刷出来后呈朱红色，这也就是书名《康熙的红票》来由。

“康熙的红票”教廷收到了，并且派出了访问团，康熙还是和上次一样用内务府渠道，以私下个人的身份、家庭聚会的方式接待，可惜康熙派出两次回访团的四位成员都没能活着回到中国，仅有一人的徒弟回来了。涉及到礼仪问题，康熙没有和来访人员纠缠，把这个问题定义为天主教会内部的派系纷争，想派在京耶稣会士出面谈判，然而这时在京耶稣会士没有达成共识。康熙对教皇禁令的回复如下：

第二天，教皇的访问团拿出了“备选方案”，其实就是教皇妥协的底限，内容如下：

这个说明基本上容许天主教徒参加中国传统文化仪式，康熙很满意，允许天主教继续传教。雍正的属于个人意愿，与康熙的影响无关。

最后该书总结：20世纪初，对雍正下达禁教令的解释是中国文化排外（贬义），改开之后的解释是中西文明的冲突（中性）。但是从明末清初中国知识分子和耶稣会教士的关系来看，中国对西方的科学知识非常有兴趣，也学习得很好，尤其是康熙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文明冲突论是站不住脚的，冲突的是天主教会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1773年，罗马教廷解散了耶稣会，耶稣会士之前在中国做的努力付之东流，西学未能在中国传播，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而康熙和雍正的性格、耶稣会对中国政治的参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觉得其创新之处，在于用历史学微观层面校正宏观层面的理解。历史学家李开元把历史分为三个层次：宏观、中观和微观，宏观是理论和哲学，中观是观念和规律，微观是事件和人物，上层的结果要用下层的结果去验证和打磨，才能趋近于真理。关于明清时期中西方交流的问题，之前的研究形成的论断是宏观和中观的，本书则深入到微观层面，通过一个个案的分析和梳理，来校正宏观和中观的论断，虽然提出的问题不能用相同的范式来回答，但是足以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相同或类似问题的借鉴。

给我的启示则有两点：

1.在考虑中西方文化交流存在的问题时，不能仅仅考虑中国，把“科技不能传播”单纯归于“闭关锁国”，也要考虑到西方，是秉承着什么目的和方法来进行交流的。

2.用皇帝个人兴趣管理科技研究不具备可持续性。对照法国大革命前后从皇家科学院到国家科学院的变化，科技必须成为现代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确保可持续发展，由此可以说明，“帝制”是阻碍科技研究和发展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