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挑选当代拉美社科思想界十二位奠基性学者的代表性作品，从依附理论、解放哲学、霸权理论、后殖民理论，到女权主义运动史、大众文艺。以去殖民的立场、超越本土民族主义和跨学科的视野，梳理了拉美本土思想肌理。不仅为读者深描了拉美及其所处的国际体系、殖民结构、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坐标，而且这些论著也是当代诸多批判理论的思想奠基，为我们在后殖民时代重新思考全球秩序提供重要参考。
编者：魏然：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西葡语文学研究分会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与拉丁美洲文学关系、拉丁美洲思想史，译有《文艺复兴的隐暗面》《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等，2023—2024年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丛书总序
编者导言：苦难何以丰饶
魏然
关于现代性的第一场论争
［阿根廷—墨西哥］ 恩里克 · 杜塞尔 魏然 译
权力的殖民性、欧洲中心主义与拉丁美洲
［秘鲁］ 阿尼瓦尔 · 基哈诺 魏然 译
依附理论：全局与视角
［巴西］ 特奥托尼奥 · 多斯桑托斯 王帅 译
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和帝国主义
［阿根廷］ 阿蒂略 · 博隆 程弋洋 译
印第安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革命理性的错遇
［玻利维亚］ 阿尔瓦罗 · 加西亚 · 利内拉 魏然 译
歧视与种族主义的漫长历史
［墨西哥］ 梅赛德斯 · 奥利维拉 郭怡爽 译
非裔历史和去殖民文化研究
［波多黎各］ 安赫尔 · 金特罗 · 里韦拉 朱洁蓉 译
20世纪拉丁美洲女性主义运动
［阿根廷］ 多拉 · 巴兰科斯 王一久 译
拉美大众艺术问题
［巴拉圭］ 蒂西奥 · 埃斯科瓦尔 魏然 译
拉丁美洲关于艺术边界的对话
［智利］ 内莉 · 理查德 魏然 译
五百年回望卡列班
［古巴］罗伯托 · 费尔南德斯 · 雷塔马尔 张宇晨 译
回望批判思想的历史流变
［阿根廷］ 爱德华多 · 格鲁内尔 姚宁
.....................................
11月23日晚间，黄仁勋在香港深水埗大排档吃饭，席上包括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红杉资本沈南鹏等人。桌上的啤酒种类繁多，包括日本朝日啤酒Asahi、香港捷成洋行旗下蓝妹啤酒、青岛啤酒、比利时Hoegaarden啤酒等。（图源：陈茂波社交媒体）
人们对AI的未来有多看重，当下的英伟达就承受了多少赞誉和质疑。
截至12月13日，英伟达股价超130美元，市值超3万亿美元，而在2023年12月12日，英伟达股价仅为47.66美元。
巨额利益的背后，是全球各国因这个「AI卖铲人」而感到的不安——12月9日晚7点半，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称，英伟达因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市场监管总局2020年第16号公告，被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立案调查。在此之前，法国、美国、欧盟已宣布对其展开反垄断调查。
尽管争议缠身，我们仍然无法否认，是英伟达点燃了通往AI时代的算力之光。
和别的硅谷科技企业相比，英伟达相当独特——至今仍由创始人黄仁勋运营管理，而他担任CEO已超过30年，比杰夫·贝佐斯在亚马逊的27年、比尔·盖茨在微软的25年以及史蒂夫·乔布斯在苹果的第二任期14年还要长。可以说，英伟达与黄仁勋本人牢牢绑定，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黄仁勋的英伟达。
那么，黄仁勋在英伟达内部是什么样的？和外界看到的他相比，有什么不同？
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英伟达之道》中的部分内容，从中你能看到工作状态下更真实的黄仁勋。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
1997年12月，杰夫·里巴尔被英伟达从AMD挖了过来，担任英伟达的首席财务官，他发现他的新老板黄仁勋有两个显著的特点：极具说服力，并且非常勤奋。「可能有人比我更聪明，」黄仁勋曾对他的高管团队说，「但没人比我更努力。」他通常从早上9点一直工作到深夜12点，而他的工程师也觉得有必要保持类似的工作时长。「我常常对AMD、英特尔或者其他公司的人说，如果他们想了解英伟达到底是怎样运营的，只需要在周末去公司停车场看看就知道了。那里总是熙来攘往。」里巴尔说道。即使是市场部门员工，每周工作60~80个小时、周六加班也是常态。公司市场总监安德鲁·洛根记得有一次他从办公室离开，准备带妻子去看晚上9:30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在他走出去的时候，同事朝他喊道：「哦，安德鲁，今天只上半天班吗？」测试人员亨利·莱文回忆道，他无论工作到多晚，都不会孤单。即使工作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英伟达的图形架构师也依然在白板前，热烈讨论着芯片优化和渲染技术。他的同事兼材料总监伊恩·西乌在脑海深处保留了这样的画面：同事们带了睡袋到公司，工作到深夜，甚至周末也在加班。他们甚至会带着孩子来公司，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不离开工作场所的同时与家人相聚。「我们一直在拼命工作。」西乌说。他对办公室里的团队精神和与同事之间的紧密协作有着美好的回忆。杰夫·里巴尔很少工作到午夜，但他通常会很早来到公司。他很快意识到，在办公室坐得离CEO黄仁勋太近有一个「坏处」：他往往是黄仁勋早晨最先看到的人。而黄仁勋有一个习惯：他喜欢把工作中的牢骚发泄到每天早上他遇到的第一个人身上，不管这个人是谁。「黄仁勋常常整晚都在思考产品或营销，」里巴尔说，「这些问题几乎和财务无关。但这并不重要，如果早上我先遇到他，我就会是第一个承受他怒火的人。」一天中，在英伟达总部的任何地方，人们都可能会遭遇黄仁勋「突袭式」的质问。技术营销工程师肯尼思·赫尔利记得，有一次他在卫生间，黄仁勋正好走到他旁边的小便池。但黄仁勋可不管这些。「嘿，最近怎么样？」他问道。赫尔利随口说「没什么特别的」，然后黄仁勋立刻投来怀疑的目光。赫尔利顿时心里警铃大作：「我可能要被炒鱿鱼了，因为他会以为我什么都没做，他可能会怀疑我在英伟达到底做了什么。」为了挽回局面，赫尔利赶紧列举了他正在处理的20件工作，从说服开发者购买英伟达最新的显卡到教他们怎么用新的显卡开发新的功能。「那就好。」黄仁勋回答道，他明显对这次回答满意了许多。黄仁勋的竞争意识经常能激励员工做出非凡的成绩，但也能暴露出这位CEO小气的一面。芯片测试员哈里·莱文在RIVA 128开发期间经常工作到深夜。有一次，他在英伟达总部的公共乒乓球桌上，向黄仁勋发起了挑战。他知道黄仁勋在青少年时期曾是美国排名靠前的乒乓球选手，并且也熟悉黄仁勋在商业上的胜负欲。但莱文没意识到，黄仁勋对任何形式的竞争——无论是专业的还是娱乐的——都有着同样的胜负欲。莱文自认为是一个水平还不错的业余玩家，但他从没想到会被老板「修理」得如此惨烈。「他简直把我打得落花流水，」莱文说，「比赛是21分制，而我通常只能得一两分。那真是一场闪电战。」黄仁勋的竞争心极强，甚至他在明知和员工相比处于劣势时，也会发起挑战。首席财务官杰夫·里巴尔在高中时曾是美国排名前50的国际象棋选手，但他的老板无法接受有人比自己强。「黄仁勋知道我的国际象棋实力。但作为一心求胜的人，他坚信自己比我聪明，可以打败我，」里巴尔说，「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打败我，不过他还是尝试了。」黄仁勋试图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来缩小他和里巴尔的实力差距。他记住了许多国际象棋的开局、走法等定式，希望能占据主动，但里巴尔发现，黄仁勋的棋风过于套路化。每当看到黄仁勋的标准开局时，里巴尔就会用不寻常的走法打破黄仁勋的策略。每次黄仁勋输棋后，都会挥臂拨倒棋盘上的棋子，愤然离去。之后不久，他就会要求里巴尔和他在乒乓球桌上再大战一场。里巴尔欣然接受，他知道黄仁勋这是把竞争转移到自己更擅长的领域。「他打乒乓球确实很厉害，」里巴尔回忆道，「我的水平只能算一般，但他会毫不留情地『复仇』。在乒乓球上击败我，可以缓解他在国际象棋上输给我的挫败感。」创建CUDA并开启GPU通用计算时代的英伟达，与1993年在丹尼餐厅初创的英伟达，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仍然最看重技术技能和竭尽全力的态度。它所做的战略决策依然是为了长期发展，而不是试图在短期内刺激股价。它仍然以一个领先企业在动荡行业中所必需的偏执来运作，总是试图在公司开始走向没落和淘汰之前就纠正方向。其CEO仍然直接管理公司，深度参与产品决策、销售谈判、投资者关系等事务。2010年的英伟达，已经不再是一个只有几十名员工的初创公司。初创时期，黄仁勋可以安排与每位员工面对面交流的时间，无论他们的级别或岗位如何。而到了2010年，公司有5700名员工，其中许多人在位于圣克拉拉的总部工作，公司在北美、欧洲和亚洲也有分支机构。黄仁勋了解到，随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加入，公司文化往往会衰微，而文化的衰微可能会影响产品质量——正如公司从基于NV30的GeForce FX 5800 Ultra上的「吹叶机」风扇中所学到的那样。当公司规模较小时，黄仁勋总是尽可能多地给予员工直接反馈，从而持续强化他的原则，并确保每个人都清楚他的期望。然而，在新的、规模更大的英伟达，他发现很难始终如一地与所有员工进行沟通。黄仁勋决定在一些大型会议中直接批评员工，以便让更多人能从每个错误中汲取经验。「我就在那儿这样做了，我在所有人面前给出反馈，」他说，「反馈就是学习。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应该学到这些？既然因为你犯的一些错误或做的傻事，才造成了现在的状况，那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汲取经验。」黄仁勋在所有场合都展现了他标志性的直率和急躁。他经常不分场合直接训斥某人长达15分钟。「他一直都是这样。不仅是在全公司会议上，在一些较小的会议或协调会议上也是如此，」一位英伟达前高管说，「他不能放任不管。他就是要让它有点儿惩罚性。」一个著名的例子发生在英伟达推出Tegra 3芯片时，当时公司首次进军手机和平板电脑市场。在2011年一次全体员工会议上，黄仁勋对工作进行点评，他要求摄影师将镜头锁定Tegra 3的项目经理迈克·雷菲尔德，并不断放大镜头。当每位观众都清楚地看到雷菲尔德的脸时，黄仁勋开始批评他。「迈克，」他说，「你必须搞定Tegra芯片。你必须把Tegra芯片做好。伙计们，这是一个不会做业务的例子。」「这是我见过的最尴尬、最羞辱人的事情。」另一位英伟达前员工说。当被问及此事时，雷菲尔德后来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那不是我唯一一次被黄仁勋‘踢屁股’」，并在评论末尾加上了一个笑脸。Tegra芯片发布后不满一年——比原定发布计划晚了近8个月——他就离开了英伟达。不是被炒鱿鱼，而是自愿辞职。黄仁勋有时的严厉做法是有意为之。他知道人难免会失败，尤其是在高压行业。他希望为员工提供更多证明自己的机会，也相信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只需要一两次「顿悟时刻」，就能自己解决问题。「我不喜欢放弃别人，」黄仁勋说，「我宁愿磨炼他们，让他们变得伟大。」这种方式并不是为了炫耀他比员工聪明多少。相反，他认为这是防止自满的方法，大家的时间最好是花费在解决下一个问题上。表扬有时候是一种干扰，最致命的错误是回顾过去的成就，仿佛它们能保护你免受未来的威胁。前销售和营销高管丹·维沃利记得，在英伟达为GeForce 256举办的一次营销活动的第二天，他开车去办公室时接到了黄仁勋的电话。「发布会进行得怎么样？」黄仁勋问。然后，维沃利滔滔不绝地讲了5分钟，他认为这次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很成功。「嗯，嗯，嗯。」黄仁勋说。随后维沃利停止了汇报，黄仁勋问：「你能做得更好吗？」「他就是这么说的。没有『好样的』，也没有『干得好』。没有这些。你觉得自己做得有多好并不重要，」维沃利说，「感到自豪是可以的，但最重要的是努力改进。」黄仁勋对自己也一点儿都不宽容。销售高管安东尼·梅代罗斯回忆起一次会议，显露出黄仁勋的一个习惯，甚至可以说是自我批评的积极实践。「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经历。我们做得非常出色，刚刚打破了季度纪录。然后，在我们的季度评审会议上，黄仁勋站在我们面前。」黄仁勋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每天早上照镜子时都会说，『你很糟糕。』」梅代罗斯感到震惊，一个如此成功的人怎么还会有这种想法。无论是好还是坏，黄仁勋都希望英伟达其他所有人对自己的本职工作采取同样的态度。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太自满于过去，要专注于未来。黄仁勋做事直接的风格，也在公司成长过程中塑造了英伟达的公司架构。早期，英伟达因为内部协调不力，几乎自毁前程——芯片的策略与市场需求不符，例如NV1；或者一款优秀的芯片却因制造方面执行不力而受阻，例如RIVA 128；又或者与关键合作伙伴的争端导致一系列技术问题，最终导致整个芯片系列的失败，例如NV30。在以上三种情况中，黄仁勋并没有将失败归咎于外部因素，而是仅仅归咎于英伟达无法摆脱的自身困境。「当我们还是一家小公司时，」他说，「我们就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办公室政治无处不在。」随着时间推移，黄仁勋思考着如何从零开始创建一个理想的组织。他意识到他会选择一个更扁平化的架构，以便员工能够更加独立地行动。他还发现，扁平化的结构可以淘汰那些不习惯独立思考、完全依赖指示才会行动的低绩效人员。「我想创建一家能吸引优秀人才的公司。」他说。黄仁勋认为，传统的金字塔式企业架构——顶层是高管团队，中间是中层管理人员，底层是基层工作员工的模式——与培养卓越背道而驰。他不会采用金字塔式结构，而是将英伟达重塑为更像计算机堆栈或短圆柱体的结构。
「第一层是高级人员，」黄仁勋说，「你几乎不需要对他们进行管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专家。」黄仁勋不想在他们的职业指导上花费时间——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因此，至少在涉及开放性话题时，他很少与他的直接下属进行一对一的会议。相反，黄仁勋专注于为他们提供来自整个组织的信息，以及他自己的战略指导。这将确保业务的每个部分都能协调一致，使黄仁勋以真正增加价值的方式管理更多的高管。英伟达目前的结构与大多数美国公司的结构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公司的CEO一般只有少数几个直接下属。在2010年代，黄仁勋的「高层管理团队」中有40名高管，每个人都直接向他汇报，这一数字后来已超过60。他坚决拒绝改变他的管理理念，甚至当有新董事会成员加入英伟达，并建议他聘请一位首席运营官以减轻他的行政负担时，他也拒绝了。「不，谢谢。」黄仁勋总是如此回答。「这是确保每个人都了解情况的好方法。」他补充道，他指的是与公司大部分员工的直接沟通。高层管理团队中的大量高管，促进了透明和知识共享文化的形成。他们和公司最基层的员工之间没有太多层级，因此组织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协助解决问题，并为潜在的问题提前做好准备。前营销高管奥利弗·巴尔图克对英伟达同事的反应速度印象深刻，尤其与他前公司的同事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如果你想完成某件事，你只需要问别人一次，事情就办成了，」他说，「完全不用问第二次。」数据中心业务前总经理安迪·基恩回忆道，有一次黄仁勋在白板上解释公司主要竞争对手的传统结构，他称之为「倒V形」。这就是大多数公司的构建方式。「你成为经理，然后建立你的倒V形结构并保护它。在成为副总裁后，你手下就有了更多的倒V形结构。」黄仁勋说道。基恩说，在其他公司，与比自己直属上级还高一两级的高管交谈是不受欢迎的。「没有人喜欢这样。简直疯了，对吧？」他说，「但英伟达从来不是那样的。」基恩自己每月与直属上级交谈一两次，但每周会与黄仁勋交谈两三次。「黄仁勋创建了一家他可以直接管理的公司，」他说，「英伟达与其他公司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基恩还对英伟达的开放程度感到惊讶。他以总经理级别加入公司，但被允许参加每次董事会会议和场外董事会活动。对一般的CEO来说，只有八九个人在会议室里参加大型行政会议，黄仁勋的会议室里却座无虚席。「每个人都能听到他对高管团队说的话，」基恩说，「这让每个人都保持同步。」当有重要信息需要分享，或业务方向即将改变时，黄仁勋会同时告诉英伟达的每个人，并征求反馈意见。「事实证明，通过大量的直接汇报，而不是一对一的方式，『我们』使公司变得扁平化，信息传递迅速，员工被赋予了权力，」黄仁勋说，「这种架构设计得很好。」许多大型公司被划分为多个业务单元，分别由互相竞争的高管进行管理。这些单元被锁定在长期的战略计划中，必须为了资源而相互争斗。因此，大多数组织往往行动缓慢，优柔寡断。大型项目因等待公司多个利益相关者和各层级的批准而停滞不前。任何一个有话语权的人，都可以通过玩弄内部政治，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拖慢进度。当事情进展不顺时，公司必须裁员以满足预算目标，即使这些员工是顶尖人才。所有这一切都助长了短期思维和内部的信息囤积。传统的公司架构没有将公司塑造成一个单一的、凝聚的团队，反而会营造一种不良环境，将优秀人才赶走。正如黄仁勋所说，「你想要一家公司，规模足够大以便能把业务做好，但在这一前提下，又要尽可能地小」，而不是被过度管理和流程拖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决定不依赖那些把管理作为唯一工作的长期职业经理人，而是要创建一个更加灵活的系统，可以使英伟达始终聚焦于业务目标。尽管黄仁勋眼光长远，但他还是摒弃了长期战略规划的方式，因为他认为这种方式会迫使公司坚持一条既定的道路，即使有理由改变时也固守旧路。「战略不是言辞，而是行动，」黄仁勋说，「世界是动态变化的，因此我们不会建立定期规划的系统，而是在不断变化中持续规划。」他告诉员工，他们最终的老板是使命本身。这个观念意味着所有的决策都是为了客户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提升高管的职业生涯。「『使命才是老板』的观念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实现特定的使命，而不是为某个组织服务，」黄仁勋说，「这会让人们专注于工作，而不是专注于组织或层级。」在「使命才是老板」的理念下，黄仁勋会在每个新项目开始时指定一个领导者，称为「机长」（PIC）。「机长」直接向黄仁勋汇报。他发现，与传统的部门架构相比，这种方式更能激发责任感，也更能激励人们把工作做好。「每个项目都有一个『机长』。不管黄仁勋在何时谈论任何项目或交付任何成果时，他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负责人。没有人可以躲在『某某团队在做那个』的后面，」前财务主管西蒙娜·扬科夫斯基说，「每件事都必须附带一个名字，必须知道谁是『机长』、由谁负责。」作为承担这种责任的回报，「机长」可以享受黄仁勋般的权威，并在整个公司中获得优先支持。黄仁勋将英伟达的员工按职能集中分组——销售、工程、运营等——他们被视为一个通用的人才池，而不是按业务单元或部门划分。这使得具备合适技能的人可以根据需要被分配到各个项目中。这也有助于缓解美国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员工职位不安全感。「英伟达不会不断解雇和重新雇用员工，」全球现场运营负责人杰伊·普里说，「我们会充分利用现有的员工，并将他们重新引导到新的任务中。」在英伟达，经理们被灌输的理念是，不要有领地意识，也不要觉得他们「拥有」自己的员工，而是要习惯于员工在任务组之间的流动。这种做法避免了大型公司的内部摩擦。「经理们不会觉得因为拥有大团队而获得权力，」普里继续说，「在英伟达，你通过完成惊人的工作来获得权力。」黄仁勋发现：这些变革使英伟达变得更加快速、更加高效；形成决策也更加快速，因为员工无论级别如何，都有权参与每个决策。争论是基于信息、数据的质量和价值，而不是基于领导者对晋升或奖金的需求，也不是基于领导者迫使他人顺从自己的权威。最重要的是，扁平化的架构使黄仁勋可以把宝贵的时间用于解释其决策背后的理由，而不是用来裁决内部的各种争斗。他不仅将扁平化视为英伟达战略对齐的关键，使每个人都专注于使命；还将扁平化视为培养基层员工的机会，向他们展示高级别的领导者应该如何思考问题。「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么做，」黄仁勋说，「这种管理过程确实可以赋予人能力。」员工不断接触到黄仁勋及其决策过程，当然也包括他公开训斥高管和「机长」的行为。他将那些可能令人痛苦的时刻视为公司效率的提升：关起门来提供一对一的私人反馈、安排单独的会议，会拖慢他和公司的速度，同时也剥夺了初级员工的学习机会。「我不会把人叫到一边，」他说，「我们不是为了不让别人难堪而优化，而是为了公司能从错误中学习而优化。如果一个领导者无法承受轻微的尴尬，那么他们可以来找我交谈，但这种情况从未发生。」黄仁勋工程背景的最纯粹体现是他看似无限的工作能力。在他看来，在商业中，职业道德比智力更重要。「你有多聪明并不重要，因为总会有人比你更加聪明。」他说。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你的竞争对手不会睡觉」。黄仁勋也不会松懈。作为领导者，他在战略眼光、对图形学和加速计算的理解以及管理组织的能力等方面越来越成熟，而且在他担任CEO的30年间，始终不变的是他对长时间工作和最大努力的承诺。一位运营高管声称，英伟达并不是一家7×24的公司，而是一家8×25的公司。「我不是开玩笑。我凌晨4:30起床，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10:00，」她说，「这是我的选择。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另一位产品经理指出，许多员工不愿意接受这种磨炼，几年后就会离开。这位产品经理倾向于在上午9:00之前到达办公室，很少在晚上7:00之前离开。回家后，他每晚10:00 ~11:30都保持在线状态，从而确保与中国台湾的合作伙伴交谈。「周末时，如果你不能在2个小时内回复电子邮件，那就必须告诉团队你无法回复的原因。」他说。当回顾自己的日程时，他发现在过去一年中，几乎有一半的周末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办公室加班。英伟达的极端工作文化来源于CEO黄仁勋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他对任何不尽职的人都不以为然。「实际上，我不知道有哪位成功人士对待工作的态度是『这只是工作。我从上午8点工作到下午5点，我就要回家了，下午5:01我就放手不管了』。」黄仁勋曾说，「我从来不知道有谁凭这样的状态也能获得巨大的成功。你必须让自己对工作着迷。」每当黄仁勋难得休假时，员工们反而更加提心吊胆。因为他往往会坐在酒店里写更多的电子邮件，给他们带来比平时更多的工作。在英伟达早期，迈克尔·哈拉和丹·维沃利曾试图对这种情况进行干预。他们给黄仁勋打电话：「伙计，你在做什么？你在度假！」黄仁勋回答说：「我正坐在阳台上，看着我的孩子在沙滩上玩耍，同时写电子邮件。」「不，不，不，」黄仁勋拒绝道，「这正是我可以完成大量工作的时候。」黄仁勋说，他去看电影时从来记不住电影内容，因为他一直想着工作。「我每天都在工作。我没有一天不工作。如果我不在工作，我就在想着工作，」黄仁勋说，「对我来说，工作就是放松。」黄仁勋对任何工作量不如自己的人都缺乏同情心，他也不认为自己因为全心投入英伟达而错过了生活中的任何东西。2024年，《60分钟》节目采访黄仁勋，当被问及有员工说黄仁勋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替他工作要求很高且很不容易等话题时，他没有反驳，而是表示同意，「本该如此，如果你想做非凡的事情，那就不会轻松。」...........
长期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亚裔社会学者林庚厚，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大量档案资料写成了《金融化与不平等》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从社会学的视角描绘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带来社会极度不平等的景象，揭示金融的过度扩张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根本原因，金融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危机，还会带来一场社会危机。书中以大量的事实描写，生动展示金融化和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将那些习焉不察的问题具象化。
作者指出，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不应仅是通过金融改革稳定金融部门，而应该扩大到承认金融已经从根本上重组了经济资源的分配。
社会将会发生什么？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社会学
金融已经成为当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助学贷款到购房、经商、规划退休以至其他许多事情，金融时常影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决定。这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对社会的不平等有何影响？这是本书的核心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探讨了一系列相关问题，包括：金融如何成为高利润产业？它如何改变企业运作？从何时开始，我们的每项决定都像投资决定？而最重要的是，金融如何左右社会的资源分配？金融的重要性似乎不证自明，我们因此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金融的世界。但直到1970年代，金融业利润仅占美国经济中所有行业利润的15%。当时金融业所做的，主要是简单的信用中介和风险管控：银行接受家庭和公司的存款，将这些资金借给购房者和其他公司。银行也收发支票，方便人们付款。此外，银行也为重要或付费客户提供保险箱，方便他们保存贵重物品。保险公司则是向客户收取保费，并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提供赔偿。
到了2002年，金融业的利润已经大幅增长，占美国经经济中所有行业利润的 37%。在利润增长的同时，金融业务愈来愈复杂，证券化、衍生商品交易和基金管理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而且这些交易多数发生在金融机构之间，而不是个人或企业之间。在金融业对经济的影响日渐深刻的同时，一般民众已经无法理解金融业到底如何运作。家庭、企业和政府所做的决定全都受金融市场左右，但许多金融业务对一般民众却是晦涩难懂。而在金融业扩张的过程中，美国的不平等程度也严重加剧。资本所得在国民所得中的占比，与企业管理层和华尔街人士的薪酬一起上升。同时，反映所得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全职劳工之间上升了 26%，大规模裁员成为企业的惯常做法，而非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这些都扩大了贫富差距，造成美国顶层1% 家庭拥有全国逾20%的财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堪比强盗大亨横行的镀金时代。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度缩小了贫富差距，然而，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让金融业迅速度过危机，同时保护了有钱人的资产，但就业却持续疲软，工资停滞不前。因此，美国社会在过去40年经历了两大相生相息的转变：经济金融化以及严重加剧的社会不平等。本书将说明为什么这两大变化必须一同检视。在当代美国，金融崛起正是不平等加剧的根源。当代金融体系对社会最大的威胁不是一再爆发的金融危机，而是贫富之间的社会鸿沟不断扩大。要了解当代社会不平等，我们必须先了解当代的金融体系。金融之所以为恶，不是因为金融专业人士的自负或野心，而是当代金融体系让许多奉公守法的银行业者和基金经理不知不觉地把许多美国家庭推入险境。虽然我们同意华尔街的高薪毫无道理，但金融与不平等的关系不是一句人性贪婪就能带过，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更深广的面向。限制不合理高所得的政策（例如设定所得上限或加强累进税制）是必要的，但是单此不足以解决不平等程度加剧的问题。此外，我们不认为金融专业人士天生“邪恶”或有其他心理缺陷；就跟其他人一样，金融业者努力追求成功，并且衷心相信因为自己辛勤的付出，领取高薪理所当然。确实有人会为了赢过其他人或逃避失败而作弊，但多数金融专业人士认为自己遵循“规则”，表现优于其他市场参与者，因为自己的技术劳动而得到合理的报酬。本书认为金融崛起代表的是美国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彻底重组。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以三种主要方式重塑经济。
金融化创造了过多的中介机构，它们在社会中为金融业榨取资源，但并未贡献相应的经济效益。金融业者发明新的金融产品来满足“潜性”需求，但实际上多数产品仅对金融机构有用。市场影响力愈来愈集中，金融权贵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以及公共政策仰赖私营中介执行，这三者促进了此过程。金融企业及其精英员工因此掌握了规模空前的资源。金融崛起削弱了资本与劳动的互相依赖关系，进而削弱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劳工的议价能力。当一般企业将资源和注意力从它们的核心业务转移到金融部门时，劳工开始被排除在获利过程之外，逐渐失去他们在企业里的价值和影响力。此外，随着愈来愈多资源被用于放贷、投机交易、支付股息或回购股票，就业增长也跟着放缓，对中低级劳工来说尤其如此。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劳动所得在国民所得中的占比降低，而企业管理层的薪酬却飙升。随着所得差距扩大，雇主与一般雇员的关系普遍恶化。金融崛起削弱了过去设计用来共同承担风险的社会组织。工会与大型企业集团过去提供就业保障、可靠的医疗和退休福利，有效地为劳工缓冲经济风险。随着这些保障逐渐消失，风险开始从组织转移到家庭身上，导致美国人需要更多金融服务。愈来愈多美国家庭举债度日，并仰赖金融资产保障退休生活。这些金融产品不但将更多资源导向金融业，而且还总是累退的：贫困家庭通常支付最高的利息和费用，富裕家庭则可以动用丰富的资源利用金融市场的波动获利。通过探讨金融崛起以及其发展如何加剧经济不平等，本书指出高度社会不平等绝非资本主义的“自然产物”或不可逆转的趋势。由始至终，我们的分析显示经济发展的轨迹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源自全球层面、国家层面、产业层面和公司层面的一系列政治谈判和制度变革。有些人可能会说，即使金融崛起导致不平等加剧，金融化仍可能提升了资本配置的效率，使经济得以加速增长。但研究显示，事实并非如此。随着美国金融化，整体经济增长开始减缓。企业对厂房、商店、机器、计算机以及最重要的劳工的投资减少，而企业总利润停滞不前。自然，企业对政府税收的贡献也开始减少。本书讨论过去40年的结构转变如何助长金融危机并放大其影响。我们着重于美国社会的发展，因为美国在全球金融版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但必须指出的是，其他许多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相关变化。金融化与不平等
林庚厚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不平等、金融化、移民和劳动力市场相关议题。
梅根•尼利 (Megan Tobias Neely)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工作场所里的性别与种族不平等。【目录】
引言 金融崛起是不平等加剧的根源
过去 40年美国社会的两大转变
金融导致不平等加剧的三种方式
本书的内容安排
第一章 大逆转
金融是繁荣社会的必需条件
美国金融化的过程
金融化的根源
总结
第二章 关键的社会难题
现实与美国梦的神话背道而驰
不平等的趋势
不平等的成因
金融崛起是不平等加剧的根源
总结
第三章 金融崛起
美国金融业的转变
解除管制与利润之间的矛盾
2005年破产法改革
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
总结
第四章 美国企业的金融转向
汽车生产商变为金融中介
一场奉股东之名的革命
通用电气：闪亮的山巅之城
安然的完美风暴
不平等的后果
总结
第五章 背债的美国人
美国家庭债务的历史
信贷的分配
债务的后果
总结
第六章 谁投资？谁致富？
家庭财富
借由财务操作增加财富
世代之间和世代内部的财富不平等
总结
第七章 危机过后
流动性危机
改革或复原
危机爆发十年后的不平等状况
总结
第八章 结论
不平等的循环是如何产生的
美国之外的情况
于是我们奋力前行
致谢
参考文献
..................................................
东汉的选举制度以乡闾清议为基础，而乡闾清议则以儒家的道德为标准，因此各种道德行为的轻重先后及其价值应该在原则上有所评量。东汉人虽然喜欢从具体实事上出发，不大讲抽象的原理，但这一类关于道德行为的评价原则早已在讨论，如延笃的《仁孝论》便是讨论仁孝先后问题的（1）。延笃认为孝是本原，仁是孝的扩大，论功则仁为大，论德则孝为先。批评人物祇要各如其分，这个问题可以不讨论。直到晋代仁孝先后还是有人在研究。晋扶风王骏和荀顗都曾著文论仁孝先后（2），这里可以证明魏晋人所讨论的问题有时也就是汉人业已涉及的，但或者因当时思想上的变迁而给予一种较新的解释，或者仍是沿袭旧说，无所发明。大体上每一问题忽然成为讨论中心，必然与现实有关。司马骏和荀顗的论文早已失传，不知道它的内容，但既然为世人所注意，成为著名论文，而司马骏为宗室近属，荀顗为晋室重臣，或者不是无的放矢，可能与当时所提倡的孝治天下有关。仁孝虽有先后之事，二者却未必矛盾，延笃的说法也正是儒家传统的解释。另外有一个问题与仁孝先后有关的乃是忠孝先后。仁孝问题是企图济世与事亲并行不悖，在当时的了解就是做官与养亲是否能并行，如更进一步的提出就接触到忠君与孝亲孰先的问题，君与亲谁重？这种问题的提出是由于现实政治有这样问题的存在。《三国魏志》卷一一《邴原传》注引《原别传》：太子（曹丕）燕会众宾百敷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咨之于原，原勃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曹丕假设这样一个不可两全的境遇来评量君父的后先，虽似泛论，却是有一个政治背景在后面。《魏志》卷一《太祖纪》建安三年（198）十月：初公为兖州，以东平毕谌为别驾。张邈之叛也，邈劫谌母弟妻子。公谢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谌顿首无二心。公嘉之，为之流涕。既出，遂亡归。及布破，谌生得，众为谌惧。公曰：“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张邈等叛迎吕布……昱乃归，过范，说其令靳允曰：“闻吕布执君母弟妻子，孝子诚不可为心……夫布岩中少亲，刚而无礼，匹夫之雄耳。宫等以势假合，不能相君也。兵虽众，终必无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东阿，则田单之功可立也。孰舆违忠从恶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详虑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舆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巳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像这一类的事情在当时常会发生。从东汉以来由于辟召的制度，君臣的关系可以在汉室以外别自在府主和掾属间建立，因此履行“忠”的义务也不限于对汉室而言。同时在汉末门阀业已形成，家族的联系极为密切，“孝”为家族间的基本道德，而乡闾清议主要的标准也在于家族间的道德行为“孝”、“悌”二事，所以对于孝道的履行在社会上有严格的要求与热心的鼓励。这种道德标准是建立在当时的社会基础上的，由于个人与乡里与家族不可分割，仕宦之始在乡里，进身之途在操行，所在“忠”、“孝”义务不能规避，同时也乐于负担。可是在忠孝发生矛盾时如何解决呢？在三国乱时这种矛盾可能会随时发生。在汉代是承认可以各行其是的，王阳、王尊的故事大家都知道（3）。《后汉书》卷二一《邳彤传》：信都复反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系彤父弟及妻子，使为手书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灭！”彤涕泣报曰：“事君者不得顾家，彤亲属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刘公（光武帝）之恩也。公方争国事，彤不得复念私也。”会更始所遣将攻拔信都，郎兵败走，彤家属得免。迁速西太守……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载以击郡。苞率步骑二万，与贼对阵。贼出母以示苞。苞悲号，谓母曰：“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奉养朝夕，不图为母作祸。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唯当万死，无以塞罪。”母遥谓曰：“威豪（苞字），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昔王陵母对汉使伏剑，以固其志，尔其勉之！”苞即时进战，贼悉摧破，其母妻皆为所害。苞殡敛母毕，自上归葬。玺帝遣策吊慰，封郁侯。苞葬讫，谓乡人曰：“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而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欧血而死。从这两件事看来，汉代人在忠孝发生冲突时，倒还是选择“忠”的。赵荀虽然抱恨而死，在孝的一面仍然未亏，但封爵之时，没有遭受舆论的责备，至少在当时并没有不赞成他的行为。上面所举的三国时期的故事，毕谌、徐庶是尽孝，靳允是尽忠，但程昱的说法却不像邳彤、赵苞所说“事君不得顾家”，“身为王臣，不得顾私恩”，而是从成败利害的观点立论，这恐怕由于靳允与曹操不是掾属对府主的关系，但当时在这一类问题的处理似乎允许有选择的自由。在吴国我们也看到有这个问题发生。《吴志》卷二《孙权传》嘉禾六年（237）正月，诏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制，人情之极痛也。贤者割哀以从礼，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无事，君子不夺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门。至于有事，则杀礼以从宜，要绖而处事。故圣人制法，有礼无时则不行。遭丧不奔，非古也。盖随时之宜，以义断恩也。前故设科，长吏在官，当须交代，而故犯之，虽随纠坐，犹已废旷。方事之殷，国家多难，凡在官司，宜各尽节，先公后私，而不恭承，甚非谓也。中外群僚，其更平议，务令得中，详为节度。……将军胡综议以为丧纪之礼，虽有典制，苟无其时，所不得行。方今戎事，军国异容，而长吏遭丧，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闻忧不奔之耻，不计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轻所致。忠节在国，孝道立家，出身为臣，焉得兼之？故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违犯，有罪无赦，以杀正杀，行之一人，其后必绝。丞相雍奏从大辟。其后吴令孟宗丧母奔赴，巳而自拘于武昌以听刑。陆逊陈其素行，因为之请，权乃减宗一等，后不得以为比，因此遂绝。孙权所禁者只是地方官不等交代，迳行离职奔丧。照胡综所说闻忧不奔是一种耻辱，也就是说有为社会所不齿的危险。《宋书•五行志》说吴人言论刻薄，有父母之丧者怕受批评，往往哀毁以死。这种不待交割，立即奔赴的行为正与社会清议的刻薄有关。为了制止这种风气，以至用死刑来恐吓，可见这已是政治上极严重的问题。孙权虽意在制止，但是诏书中还不能不承认遭丧不奔不是古义，仅以有礼无时为解释。至胡综之议乃提出了忠孝不两立的理论，作为立法根据。他的理论就是邳彤、赵苞所实践的“身为王臣，不得顾私亲”的理论。然而孟宗这位有名的孝子冒死奔赴，虽暂时得了处分，以后却身为司空（孙皓时）。事实上在社会风气的鼓励上，处分反而加增了孝子的声价。另一方面顾雍、胡琼敢于建立这种严厉的法律以制裁“孝行”，也可以说当时还可以遵照另一个忠孝不两立的理论来处理这问题。可是在晋以后便不同了。上面所述靳允的故事，裴松之注引徐众评：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成事人尽死之节。卫公子开方仕齐，积年不归，管仲以为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徐众是东晋时人，他虽然以未成君臣为理由，但下面所引的王陵、公子开方、徐庶三个例子，却都是已成君臣的，在徐众看来在两难之际，应该先孝后忠。《世说新语•轻诋篇》：简文与许玄度共语。许云：“举君亲以为难。”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刘孝标注引《邴原别传》所载与上引《魏志•邴原传》相同的故事，并云：“君亲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简文诮许意。”许询何故对简文帝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也与当时桓温于晋室对立的局势有关，这一点可以不管，但刘孝标以为君亲相校，自古如斯的说法实在是魏晋以后的定论，从上面所引故事看来，自汉以至三国君亲之间是容许有所选择的。自晋以后，门阀制度的确立，促使孝道的实践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作用，因此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得以形成。同时，现实的政治也加强了，并且发展了这种观点，我们知道建立晋室的司马氏是河内的儒学大族，其夺取政权却与儒家的传统道德不符，在“忠”的方面已无从谈起，祇能提倡孝道以掩饰己身的行为，而孝道的提倡也正是所有的大族为了维护本身利益所必需的，因此从晋以后王朝更迭，门阀不衰的状态，后人每加讥议，然而在当时，这一些统治者却另有理论根据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指导。在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不少例子。晋武帝在丧父与丧母时，都想深衣素冠终三年，和群臣往复辩论，在《晋书•礼志》中记载甚详。初即位时有一篇答群臣请短丧诏，他说：“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司马氏本是后汉学门，说是诸生家，并非虚诬。三年之丧为儒家孝道实践之一端，晋武帝在家庭中“传礼来久”，所以不愿“一旦便易此情”。但他却是个政权的篡夺者，这一件事在儒学家族中不能于心无愧，这只看司马氏的老族长司马孚自称大魏纯臣，临死遗令还不愿受晋室的荣封而自称“有魏贞士”，可知晋之代魏并非全为司马氏家族所拥护。以一个标榜儒学统治的人一旦取得统治权必然要提倡儒家的名教，但名教之本应该是忠孝二事，而忠君之义在晋初一方面统治者自己说不出口，另一方面他们正要扫除那些忠于魏室的人，在这里很自然的祇有提倡孝道，以之掩护自身在儒家伦理上的缺点。西晋初年大臣如王祥、何曾、荀顗都是当时有名的孝子。王祥除掉孝行以外毫无事业可称，何曾、荀顗在历史上更是奸佞之徒，但是我们看同时人对他们如何的称颂，《晋书》卷三三《何曾传》：初，司隶校尉傅玄著论，称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亲者，其颍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称曾、闵，今日荀、何，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仪表也。《诗》云：‘广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乐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颍昌侯之事亲，其尽孝子之道乎！在尽其和，事尽其敬，亡尽其哀，予于颍昌侯见之矣。”又曰见其亲之党，如见其亲，六十而孺慕，予于颍昌侯见之矣。”然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刘毅等数劾奏曾侈忲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都官从事刘享尝奏曾华侈，以铜钩黻纼车，莹牛蹄角。后曾辟享为掾……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罚，其外宽内忌，亦此类也。时司空买充权拟人主，曾卑充而附之。及充与庾纯因酒相竞，曾议党充而抑纯，以此为正直所非。顗明《三礼》，知朝廷大仪，而无质直之操，唯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初，皇太子将纳妃，顗上言贾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参选，以此获讥于世。何、荀二人的谄附贾充，对于司马氏也没有确守封建道德中忠的责任，不必说他们对于曹魏怎样。何曾的奢侈更为人所不满，但是傅玄对于此二人却如此的称颂。傅氏一门本是司马氏的羽党，例如傅嘏反对何晏、邓飏、夏侯玄、李丰，而亲附钟会、陈泰、荀顗，说明在司马懿和曹爽的斗争中，他完全站在司马懿的方面。傅玄所著《傅子》特别提出他的族人傅嘏的预见，可以说明他也是何曾、荀顗的一党，所以他这样的称誉，倒是不足为怪的。但是何、荀所被称誉的仅仅孝行这一点，而至于说“不遵二夫子之景行，非乐中正之道”。这就因为在当时孝行在伦理上的地位可以笼盖一切，掩护了一切缺点乃至丑行，何、荀自身是这样想，傅玄的立论也是这样。晋武帝以及他的大臣既然以孝行标榜，同时也就以此为武器来控制士大夫。当时社会本来看重家族间道德的实践，从东汉以来的乡里清议便如此，晋代尽管崇信虚浮，对此却特别的严格。历史上所纪载被清议所贬，以至为中正降品的人几乎全部由于家庭间在孝行方面微细的疏忽。这一种对于儿子特别严厉的责备，自晋开始而下及李唐。这里我们不能不说与实际社会风气及政治背景有关。何曾想杀阮籍，罪名就在于不孝。《何曾传》：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司马昭）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曰：“此子赢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这一件事情又见《世说新语•任诞篇》及刘孝标注引干宝《晋纪》。孝标又引《魏氏春秋》，称籍性至孝，《晋书》卷四九《阮籍传》同，可见他并非真正与他母亲有何恶感，只是以放诞的行为来反抗像何曾那些人所提倡的孝行，亦即是与政府不合作的表示。《文选》卷二三阮籍《咏怀诗》之一云：“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整个的《咏怀诗》从颜延年、沈约以来都说是一种有寄托的讽谕（4），这一首诗特别从伯夷、叔齐的故事出发，自然与魏晋禅代有关。阮籍虽不如嵇康之刚介，也还敷衍司马氏政权，甚至还作过劝进表，但他对于这一个政权并不满意。当时的政府正在标榜孝道，特别注重一些家庭间以及礼文上的琐小节目，所以他置身于当时所提倡的道德之外，以行为作有力的讽刺，至于嵇康的被杀，也由于他的朋友吕安不孝之故。《魏志》卷二一注引《魏氏春秋》：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嵇康为魏室姻戚，因此不愿和司马氏合作。他的被杀止因为吕安，吕安的不孝罪名乃由其兄之诬告，而司马昭及其党徒钟会为了他有济世志力，所以借不孝之名来排除新政权的障碍。考嵇康的《绝交书》自称“新失母兄之欢”，大概也不能谨守那些琐细的事亲之礼，他的同情吕安，一方面在忠于曹魏这个共同点，另一方面也在于对所谓不孝的谅解。从这两件事看来，司马氏政权所标榜的孝正是对付不肯与司马氏合作的人，而嵇康、阮籍等之放诞行为又正是对于标榜孝道的讽刺，自然在这里我们还不能忘掉当时的政权是建筑在高门大族的基础上，而孝道则为巩固这个基础所需要。然嵇、阮之流祇是失职的统治阶级，丝毫没有意识到要动摇这个基础，只是讨厌何、荀之流的标榜孝道而已。《晋书》卷九四《戴逵传》称逵语云：“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其实竹林名士，倒未必人人是愤世嫉俗，激而为此，不如说嵇、阮更妥当一点。《艺文类聚》卷三七引沈约《七贤论》认为“嵇阮二生，志存保己”，嵇康的不肯出仕，和阮籍的“毁行废礼”乃是保身之计，其实稻康如肯做官，阮籍如遵守礼法，就可以如山涛、乐广之为达官，何至遭忌，沈约刚好把话说反了。甚至如贾充那样卑劣无耻之徒，也以孝道来斥责人家，《晋书》卷五〇《庾纯传》：初，纯以贾充奸佞，与任恺共举充西镇关中，充由是不平。充尝宴朝士……及纯行酒，充不时饮。纯曰：“长者为寿，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充左右欲执纯，中护军羊绣、侍中王济佑之，因得出。庾纯之斥责贾充在不忠，贾充之斥责庾纯则是不孝。西晋的当权官僚在封建道德中缺乏忠的一项，祇好自居为孝子，而且以此为排斥异己的武器，已成习惯。贾充自己所行如杀死高贵乡公，不肯迎接其前妻，都使他母亲不高兴（5），即使以封建道德中孝道来评量也还有问题，但是他却俨然以孝养责备庾纯，这是由于濡染日深，以致忘掉了自身的行为。这一件事情发生后，庾纯因此免官，还特别命群臣会议“正其臧否”（就是问除免官外，应否由中正降品）。何曾、荀顗、石苞这一群和贾充本是一流人物，都主张从重论罪，但也有人替庾纯说话的。如司徒西曹掾刘斌议：敦叙风俗以人伦为先，人伦之教以忠孝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亲。若孝必专心于色养，则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顾其亲，则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为臣者必以义断其恩，为子也必以情割其义，在朝则从君之命，在家则随父之制，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臣闻父子天性，爱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义合，而求忠臣必于孝子。是以先王立礼，敬同于父，原始要终，齐于所生，如此，犹患人臣罕能致身。二人的议论主要的是在于孝的过度发展，必致影响到“忠”，但是他们不明了司马氏君臣一体，正把孝道作为自身行为的掩护和控制士大夫的工具。魏晋之际，门阀制度业已形成，东晋初期家族较王朝为重的形势在政治上更为显著，于是孝失于忠的理论也更为肯定。例如上引的徐众评靳允事便可以看得出来。温峤的故事也是个适当的例子。《世说新语•尤悔篇》：温公初受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驻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这件事情列人《尤悔》，就可知刘义庆认为是一种值得后悔的过失。《晋书》卷六七《温峤传》称“后举秀才，灼然二品”，宋本没有二品二字，同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云：“门在灼然者为崇文义从”，灼然就是二品，也即是士族例应护得的上品。据此温峤本是二品，为什么说“乡品不过”？我想自从他绝裾南行之后，中正曾行降品之故。既已降品便不得为清官，所以每逢升迁须要皇帝用特旨施行。《晋书•礼志》和《温桥传》都记载他拜官时群臣的议奏，虽然认为他的行为不算错误，不得遂私情以亏王命，但是中正所执行的乡闾之评却仍然不能通过。这里可以说明西晋之初帝皇大臣所提倡的孝正符合于门阀家族的利益，因此孝先于忠在后来成为公议。即使不肯定孝先于忠，也必肯定忠孝不能两全，例如《弘明集》卷三孙绰《喻道论》云：夫忠孝名不并立，颖叔违君，书称纯孝；石碏戮子，武节乃全。《传》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质，贰乃辟也。”然则结缨公朝者子道废矣，何则？见危授命，誓不顾亲，皆名注史笔，事标教首，记注者岂复以不孝为罪。故谚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明其虽小达于此，而大顺于彼矣。孙绰的议论似乎是反对孝先于忠的说法，但是他却认为忠孝不能两全。一做了官就是“子道废矣”，仍然把孝扩大了讲，而且与忠对立起来。他之所以要赞同那些“见危授命，誓不顾亲”之人，目的在于说明佛教僧人的不娶以至削发都不算不孝，这是在另外一个立场与另外一个问题上所提的意见。自晋之后，王朝的更改既多，士大夫安身立命的途径不能不守何、荀的心法，其中虽也有如陈郡袁氏号称累世忠贞，但大体上孝的实践还重于忠节。褚渊、王俭最受当时以及后代的谴责，但这两人却又是著称的孝子。《南齐书》卷二三《褚渊传》：遭庶母郭氏（即渊生母）丧，有至性，数日中，毁顿不可复识，期年不盥栉，惟泣泪处乃见其本质焉……渊后嫡母吴郡公主薨，毁瘠如初。孝敬淳深，率由斯至，尽欢朝夕，人无间言……以父忧去职，丧过乎哀，几将灭性。父僧绰……俭生而僧绰遇害……数岁袭爵豫宁侯，拜受茅土，流涕鸣咽……帝以俭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蛊事，不可以为妇姑，欲开冢离葬，俭因人自陈，密以死请，故事不行。褚渊、王俭所以特别为时人所谴责之故不单为了他们身仕二姓，这在当时是见惯的事，倒在于他们是宋室的至亲，《梁书》卷五一《何点传》说：“褚渊、王俭为宰相，点谓人曰：‘我作《齐书赞》云：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其他。’”说明当时的清议并非完全在于君臣关系这一方面，一部分在于亲族的关系。《南齐书》卷三六《刘祥传》：司徒褚渊入朝，以腰扇鄣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鄣何益？”渊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能免寒士？”永明初，迁长沙王镇军，版咨议参军，撰《宋书》，讥斥禅代。尚书令王俭密以启闻，上衔而不问。……祥兄整为广州，卒官，祥就整妻求还资，事闻朝廷。刘祥在家族间是没有尽到封建伦理的本分的，他的不满意宋齐间之禅代，也是为了自己没有获得高官之故，并非真的忠于宋室，但他却以忠节责人，和褚渊、王俭的以孝行自处，都是一种对于本身行为的解释，所谓“貌异心同”。而这一件事又与何曾、贾充和阮籍、庾纯的交涉相似，都是忠孝对立之一例。又不但褚渊、王俭企图在封建伦理中选择了“孝”，作为行为的掩护，就是齐高帝（萧道成）也如此。《南史》卷五〇《刘瓛传》：齐高帝践祚，召瓛入华林围谈语，问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经》，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宝万世。”（6）刘瓛所说虽是儒生的常谈，但他特别把“孝“来推崇那个政权篡夺者，使他感觉到在道德上得到安慰，而孝治天下恰正是魏晋相传的心法，所以使齐高帝大为赞叹，认为可宝万世。综合上面所述，我们知道君父先后本来是魏晋间辨析名教的一个论题，所以成为论题是由于现实的政治发生了这个问题，同时牵涉到对于人物的评价，不能不加以注意。在开始时二者的轻重还没有决定，但因现实社会及政治的发展，孝逐渐超过了忠，所以温峤不免受清议的责备，而何、荀、褚、王这一流人反而获得安身立命的理论根据。后世往往不满于五朝士大夫那种对于王室兴亡漠不关心的态度，其实在门阀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士大夫可以从家族方面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而与王室的恩典无关，加上自晋以来所提倡的孝行足以掩护其行为，因此他们对于王朝兴废的漠视是必然的，而且是心安理得的。然而孝道的过分发展必然要妨碍到忠节。一到唐代，一统帝国专制君主的威权业已建立，那种有害于君主利益的观点随着旧门阀制度的衰落而趋于消沉，但在唐初却还需要对于这种观点加以纠正，《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贞观十四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国子学，亲观释奠，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太宗问颖达曰：“夫子门人，曾、闵俱称大孝，而今独为曾说，不为闵说，何邪？”对曰：“曾孝而全，独为曾能达也。”制旨驳之曰：“朕闻《家语》云：曾晰使曾参锄瓜而误断其本。晰怒，援大杖以击其背，应手仆地，绝而复苏。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既而曾子请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常在侧，欲杀之，乃不得。小垂则受，大杖则走。今参于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于不义，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于闵子骞也？”颖达不能对。太宗又谓侍臣诸儒各生异意，皆非圣人论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阵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具在经典，而论者多离其文，迥出事外，以此为教，劳而非法，何谓孝之道邪。”唐太宗根据《家语》来说明曾子不能算大孝，其目的在于辩护自己的玄武门之事，这一点我们可以不管，但是他特别提出了忠君之义，以扬名显亲为孝，虽然确实“具在经典”，和《孝经》宗旨相合，但与晋以来的传统意见却有出入。在这里可以看出伦理观念上新旧的变迁。（1）见《后汉书》卷六四《延笃传》。（2）见《晋书》卷三八《扶风王骏传》。（3）《汉书》卷七六《王尊傅》。（4）并见《咏值诗》注。（5）并见《晋书》卷四〇本传。（6）《南齐书》卷三九《刘瓛传》不载此语。.....................................................................................................................................................................................................................................................................................................................................................
叙拉古之惑约 43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