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亚洲陷入战争的泥潭。中国所经历的战争时间跨度最长，受到的伤害最大。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并步步进逼。日本统治者的目光紧盯着中国的矿产资源、战略地位以及自身的领土扩张。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内部纷争使日本产生对中国的图谋，日本惮于蒋介石的势力而不敢贸然行动。1937年，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爆发。在此冲突压力之下，开发水资源的规划只能被搁置，而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38年6月，为了阻止日本人向国民党的军事要地武汉进军，国民党军队在后撤时，炸破了位于河南花园口的黄河防护堤。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是“世界历史上对环境破坏最大的一次战争行为”。防护堤决口，黄河水向东南方向一泻千里，流入淮河水系，所到之处，大片农田被淹没。此次不计后果的破坏行为致使80余万人死亡、400万人流离失所。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战火在亚洲蔓延，席卷东南亚。一年之内，日本就侵占了自19世纪以来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瓜分的地区，征服了英国治下的缅甸和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美国治下的菲律宾。缅甸的陷落使印度的边界面临日本人入侵的威胁。虽然在二战期间，印度领土上几乎没有战事发生，但它却是盟军在亚洲战事的巨大后勤供给基地和军事行动中心，印度军队则成为盟军在所有战场的、数量可观的后备军事力量。战争也改变了印度的政治局势。英国政府在没有同印度政治家们协商的情况下就代表印度宣战，令国大党大为光火，于是辞去职务，退出了自1937年大选以来就一直控制的执政省政府。1942年8月，在与英国工党政治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爵士所率领的英国政府代表团协商未果后，甘地再次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公民抗议运动，即“退出印度”运动（Quit India Movement）。印度北方部分地区陷入混乱。英国向平民投掷炸弹来制止暴乱。国大党的领袖们被关押在监狱受尽折磨，英国人只好将目光投向别处以寻求支持。战争提升了穆斯林联盟的权力和地位。其领导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在1940年通过了《巴基斯坦决议》（Pakistan Resolution），主张为在印度的穆斯林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虽然该决议中刻意没有提及如何设立、在哪儿设立、什么时候设立等问题。英国人被迫妥协退让，答应战后印度将以某种形式获得自由。历史学家斯里纳特·拉加万（Srinath Raghavan）指出，战争促使政府广泛拓展其在经济调控上的作用，为印度独立后经济机构的设立打下了基础。在其他领域，由于印度成为军事航空枢纽，战争推动了气象学的繁荣。印度气象局得到飞速发展，1939—1944年的预算增加了两倍，而且还在德里的罗迪路（Lodhi Road）建起了一个占地约12公顷的新运营基地。但事实证明，很难找到并培训足够的人才来跟上机构设施的扩张步伐。战争期间，印度多位首席气象学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境遇艰难。缅甸气象局的大部分员工为印度人；日本人空袭仰光时，他们成近50万名印度难民队伍中的一部分，离开缅甸，大部分人都是徒步越过密林、翻山越岭进入阿萨姆邦，步行回到印度。缅甸气象处的主任罗伊（S. C. Roy）从仰光步行回到因帕尔（Imphal），他的副手高希（S. N. Ghosh）熬过了长途跋涉，却在印度边境葬身于日本人的轰炸。战争见证了印度新一批气象人才的招募，而这批人才将成为印度独立后气象部门的中坚力量。战争结束后印度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数量是战争开始时的3倍。1944年，印度气象局局长查尔斯·诺曼德在为气象部门工作31年后退休了；他的继任者是班纳吉，他是领导气象部门的首位印度人。战争也见证了飞机被用于气象监测，它们在孟加拉湾上空、马德拉斯和安达曼群岛之间来回飞行；还见证了通讯技术的突破。印度气象广播中心设在位于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Nagpur）的皇家空军基地内。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还在印度安装了第一台电传打印机，以便传输气象数据。气象事业的发展是以军事需求为导向的。气象预报与医学一样，新技术并非优先运用于民用。不管新技术预示着怎样的愿景，印度的战争经历打碎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普遍存在的、自满自大的幻想——认为大自然已经被征服。1942年日本入侵缅甸，英属印度的稻米供应总量只剩下原来的约85%。在诸如马德拉斯这类大量进口缅甸稻米的地区，所造成的短缺只能通过当地的产量来克服。但在孟加拉邦，乡村经济的长期衰落叠加自然灾害，再加上战时的政治失误，导致了自20世纪初期以来印度的首次严重饥荒。饥荒再次降临孟加拉邦，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冲击。自1918年印度成立工业委员会以来，大部分观察家都想当然地认为饥荒已经一去不复返。20世纪二三十年代，营养学家和卫生官员开始将食品视为一种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式而非仅仅用来维持生存的方式，他们的关注点从绝对饥饿转向营养不良。尼赫鲁在1929年写道：“我们因生病而埋怨神明的日子已经不再有了。”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经济学家威基泽（V. D. Wickizer）和贝内特（M. K. Bennett）在1941年研究了亚洲的稻米经济，考察了这一曾经完整的体系中被毁坏的部分。在分析过程中，他们采用了术语“季风亚洲”以“作为一种方便的描述，指代在农业和经济生活方面深受季风气候状况之影响的一组特定国家”。“季风亚洲”通过气候、风向、稻米交易相联结，但又为帝国所分化。威基泽和贝内特目睹了“季风亚洲”由于大萧条和二战而进一步分裂。文章中，他们表达了对“扭转近期经济民族主义的趋势”的期望。他们给区域可持续发展开出的“药方”是恢复稻米自由贸易，并通过资本投资进一步扩大稻米贸易。不过，他们对“不利”条件的设想要更接近最终的结果。他们认为：“如果和平会随着季风亚洲内重要的疆域变化而来，那么随着目前战争的终结，季风亚洲的政治结构变化可能会立即导致突然的转向和重新定位，它将完全扭转过去10年、甚至存在更久的趋势。”孟加拉邦饥荒最深远的政治影响是该地区明确拒绝在战后回归失序的市场和跨区域稻米交易的老路。印度的工程师和政治家们、技术官僚与民粹主义者们都强调未来自给自足的必要性。水源在他们的规划中是关键。印度再次遭遇饥荒，给尼赫鲁这代领导人留下了创伤。尽管尼赫鲁及其同辈都坚信国家主权能够缓解饥荒问题，但失败的场景仍是他们心头的阴影。战争接近尾声，印度、中国、越南的饥荒同时掀起了越发高涨的期待。在许多亚洲观察家的眼中，只有全心全意地接受政府统一规划，与强大的技术相结合，在民族主义而不是在殖民权力的控制之下，才能应对亚洲人民在匮乏和饥荒面前严重脆弱的问题，而无论是饥荒还是物资匮乏，都已在战争中被暴露无遗。甚至连英国的工程师也都开始考虑采用大型工程来对水源进行水利改造。1944年，旁遮普邦首次提出修建巴克拉水电站（Bhakra Dam）。几乎没有人相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会在战争结束后如此迅速地垮台，在此背景下，巴克拉水电站标志着英属印度政府对战后印度重建所作出的规划，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水既是联系亚洲各国的纽带，也是分割亚洲各国的边界。人们对气候动力学的新认识清晰地表明，亚洲海岸线沿岸区域都极易受到强大气旋风暴的影响。在地理学和气象学领域，“季风亚洲”概念的产生强调了受限于极端季节性的乡村生活所具有的共同节律。此概念认为亚洲是以水为纽带在各个维度上，即通过雨水、河流和海洋，把亚洲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现实条件超越了帝国划分的边界。但这些边界在战争之间的几十年中却变得更为坚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打破了将季风亚洲相联系的链条上的许多环节：流动障碍猛增、移民模式被反转；商品市场崩溃、稻米贸易萎缩。这些反转现象说明了一个问题：“谁来控制水”才是关键。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新的工具，也重燃了旧有的恐惧。饥荒和社会崩溃的创伤过后，政府统一规划和重大技术得以重塑经济、社会和环境，人们从中重新找回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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