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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资金和声望的中心，她告诉自己不要和别人比

返编译 季时冬约 11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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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是信使RNA（mRNA）及其医学潜力研究领域的先驱，这些潜力于新冠大流行期间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展现。

她与同事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共同研发了一种mRNA，最终使得辉瑞-拜恩泰科（BioNTech）公司和莫德纳公司的疫苗成为可能，这些疫苗拯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凭借这一突破性成就，他们二人获得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卡里科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外科的兼职教授，也是美国国家医学院的院士。她撰写了回忆录《突破：我的科学生涯》（Breaking Through：My Life in Science）。

卡里科与《科学与技术问题》（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杂志编辑萨拉·弗鲁（Sara Frueh）谈到了她在匈牙利的童年、实验室科学的乐趣与挑战、为RNA研究争取支持的艰难历程，以及自己突然成为“焦点”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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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季时冬
Q：是什么吸引您在年轻时就走上科学之路的？
A：在匈牙利，我们从五年级开始学习生物。秋天，我们会到户外上课，老师捡起一片树叶说：“这不是很有趣吗？为什么它会掉下来？为什么它没有长得很大？”然后你就会想知道。做科学并不是一定要待在像实验室这样特殊的地方，而是要观察周围的一切，并问自己：“这不是很有趣吗？”  
甚至在小学时，我们就做过一个关于饱和盐溶液的小实验：把一根线放进去，然后连续几个星期观察是否有晶体在生成。后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有时我会看到瓶底有一小块晶体形成，我还记得自己当时有多高兴。
Q：您在匈牙利的乡村长大，最终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匈牙利的教育体系中是否有某些因素促进了您的成功？
A：那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视，所以只能在外面玩儿。我们没有特别的玩具，所以必须想办法找些可以当作玩具的工具来玩。当你资源匮乏时，你必须变得更具创造力。我们的父母没有上过高中，他们没有什么资源，还得为生计奔波。我的父亲是个屠夫，他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工作——放牧动物——以换取他吃的食物。
到我和姐姐上学时，匈牙利的教育体系倡导“你可以成为任何人——只要你努力学习”。
我第一次见到大学建筑和教授是在匈牙利塞格德大学为高中生举办的一个暑期项目中。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宿舍，一个房间里有30个孩子，大家都睡在铁床上。这就是当时的教育体系所能提供的条件。每天早上五点我们就起床去听讲座，一直到晚上很晚。后来，我们在寒假期间又去参加更多的讲座并完成了测试，最终我们被大学录取了，这非常难。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有多少孩子不能去那里学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认为他们不应该去，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从未想过要去。
Q：最初是什么吸引您研究mRNA并促使您投身于这项工作的？听说（尤其是在当时）与RNA打交道真的非常困难。 
A：我一开始研究RNA并不是出于什么有远见的考虑。作为一名本科生，我曾在塞格德生物研究中心（BRC）一个研究脂质的团队工作，我们偶然间做出了有助于将DNA运送到培养细胞中的脂质体。
然后，有机化学家简诺·托马斯（Jenó Tomasz）说他做RNA研究的团队里正好有个空缺，问我是否想去那里攻读博士学位。我答应了。当时，在匈牙利获得学位并不是很规范，相当于你只是为某人工作，至于结果如何，那就看你的运气了。
于是，我开始从事RNA研究。你懂的，当你学会做某件事并享受它时，你会阅读与之相关的所有内容。接着，你会变得擅长做这件事，然后就会更加享受它。对我来说，研究RNA就是这样。我不得不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天赋，也没有特别的记忆力，什么都没有。我只是能够专注并努力工作。
当我来到美国，在费城的坦普尔大学工作时，我继续从事RNA研究。我开始意识到，与DNA相比，mRNA也许是将治疗手段输送到细胞中的一种更佳的方式。
1989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我开始研究如何合成mRNA，这就是我的起点。当时，大多数实验室在与RNA打交道时都遇到了困难——它非常脆弱且容易降解。所以，当我说我在研究mRNA时，大家都很同情我。
道格拉斯·梅尔顿（Douglas Melton）是第一个报道如何在试管中合成mRNA的人，但他从未想过它可以作为药物使用；他认为它作为实验室研究工具会很有用。一开始，mRNA中只能产生极少量的蛋白质，人们曾质疑它是否能用于治疗。但当我在实验室工作时，我不断改进mRNA，增加了由其产生的蛋白质的数量。
Q：您是如何研发出最终用于新冠疫苗的mRNA类型的？ 
A：我并没有设定自己的职业路径是要研发非炎症性mRNA。事实上，直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遇到魏斯曼并与他共事，我才意识到RNA是会引发炎症反应的。
在一个将mRNA引入免疫细胞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炎症分子正在生成。“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忍不住问。这是一项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我们试图理解这种炎症，想着也许是因为mRNA是从外部进入细胞的，所以对细胞来说是一个危险信号。我们还在想，是否所有类型的RNA都会引发炎症反应。
那时，我研究mRNA已经有十年之久，并且拥有了一系列不同的可供我们测试的RNA分离物。所以我们做了实验，结果发现有一种叫作转运RNA（tRNA）的RNA并未引起炎症反应，它没有免疫原性。考虑到tRNA中含有大量的修饰核苷，我们怀疑正是这些修饰使得RNA不会引发炎症反应。于是，我们合成了一种具有类似修饰的mRNA，它不仅没有引发炎症反应，而且产生的蛋白质数量也是原来的十倍。这两个特性对于研发有效的疫苗而言非常重要。
Q：有很长一段时间，您发现自己在mRNA方面的研究很难获得资助或机构支持。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mRNA的潜力长期未被发现？ 
A：1992年，弗洛伊德·布鲁姆（Floyd Bloom）和他的同事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介绍了通过向患病动物的大脑中注射编码血管升压素的mRNA进而成功治疗它们的研究成果。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但他们之后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mRNA的内容。另一个试图利用mRNA研发癌症疫苗的科学家团队告诉我，他们无法获得资助。我的经历也类似——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两年里，我每个月至少写一份资助申请，但没有一份获得批准。
我认为，正如我的匈牙利同事察巴·萨博（Csaba Szabó）在他即将出版的书《不可靠》（Unreliable）中所描述的那样，获得资助的科学家会成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评审委员会的成员，负责评估同一领域内其他科学家的资助申请。他们可能会收到10份资助申请，而且必须全部阅读。在他们试图理解、吸收这些内容的同时，生活中还有千头万绪的事情要做，他们需要写自己的资助申请，发表论文，管理实验室，等等。当他们评估资助申请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以立即理解，因为这些申请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相似。而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则会想：“什么？mRNA？这个人是谁？”他们对这些申请考虑得较少，因为他们对这类科学及科学家并不熟悉，而且也没有时间去了解更多。即使每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我还是认为这就是实际会发生的事情。
《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曾有一篇文章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资金和声望集中在某个中心，如果你不在这个中心，像我一样处于边缘，就很容易被忽视。文章说，处于边缘的唯一好处就是你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
但你还是需要有人为你提供足够的资金来维持生存，否则你的工作就会白费。如果你有足够的资金继续下去，至少你可以推进研究进展。我没有获得资助，但埃利奥特·巴纳森（Elliot Barnathan）和大卫·兰格（David Langer）帮助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坚持了下来，直到我遇到了魏斯曼，因此我每次都要感谢他们。
Q：在您的回忆录中，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您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细致、严谨的研究，并且始终优先考虑质量而非论文发表的数量和外部奖项。您认为科学界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向研究人员强调这些优先事项吗？
A：我没有关注别人是如何获得晋升和资助的。我也告诉学生们：不要拿自己跟别人比。如果我当时拿自己跟别人比，我早就离开这个领域了。
但如果你的关注点始终是科学本身——“我想了解这个生物机制”——你就永远不会感到失望。即便是别人发表了关于你正在研究的内容的文章，你也不会感到失落，因为你想要的是了解，而那个人也为这方面的知识积累作出了贡献。
每个人起初的关注点都是科学本身，但不知怎的，有些人就转向了“哦，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实验。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所以需要更多的钱”。于是，他们开始写资助申请，更多的人来到实验室工作。现在，这些人必须发表论文才能获得博士学位。接着，他们就提交越来越多的资助申请，因为得让实验室继续运转，而且晋升也即将来临，终身职位就在眼前。此时，目标就变成了维持实验室运转、获得晋升或终身职位，做实验反而成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而不是理解科学本身的工具。
Q：您在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个观点，我想是由内分泌学家汉斯·谢耶（Hans Selye）提出的，这个观点让您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科学实验是向大自然提出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是”或“否”。您一直很耐心地面对答案为“否”的负面结果。您为什么觉得负面结果很重要？科学界是否应该更加重视它们？ 
A：当你做了一个实验却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时，你会想：“哦，实验失败了。”但现实是，你只是还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众所周知，当事情进展不顺利时，你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更多。
面对失败，你会问：“发生了什么？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结果，也许我可以试试另一种方法。”然后你开始研究，接着你会明白：“哦，如果我加上这个，也许就会有这样的结果。”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只关注成功，它实在是太罕见了。如果你想要即时的满足感，就不要当科学家，因为你无法获得这种满足感。你要尝试很多事情，但不知道哪些可行。然而，这就是做科学家的意义。我们在做的是别人从未做过的事情，充满了不确定性。
Q：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得知您一直在研究的疫苗实际上有效时是什么感受？其中最让你满意的是什么？ 
A：不得不说，我预料到疫苗会奏效。2018年，BioNTech与辉瑞签署了一项协议，共同研发基于mRNA的流感疫苗。到2019年底，我们已经看到了动物实验的结果。我们也已经准备好用经过核苷修饰的mRNA进行人体试验。因此，在2020年，我们只需调整“模板”，让合成的mRNA能够编码冠状病毒特异性蛋白。考虑到之前所有的结果，我预计这款新疫苗会奏效。
我没有预料到的是，我竟然得到了认可。2020年年底的一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给我打电话，我吓坏了，感觉必须得说点儿什么。当时我正在看CNN，突然看见屏幕上显示“CNN来电”，我心想，“天哪，天哪”。真是太紧张了，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因为我不习惯接受采访。后来我获奖时也有同样的感受。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好吧，奖项是颁给科学的，聚光灯对准的也是科学。人们谈论科学是件好事，我必须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科学家在做什么。我也必须激励下一代。于是，我开始谈论这些话题。
Q：您对年轻的科学家和那些想成为科学家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A：无论做什么，你都必须享受它、热爱它，只有这样，你才能变得擅长它。如果你喜欢解谜，那么你应该考虑把科学作为你人生中可以追求的事业。它会让你的生活充实起来，但你不会变得富有，因为这不是它能带来的那种生活。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乐趣就在其中，因为解开科学谜题本身就很有趣。
此外，保持身心健康非常重要，要定期锻炼，学会应对压力；专注于你能改变的事情也很重要，要问问自己能做些什么，而不是别人应该做些什么。请不要拿自己和别人比，这样会使你的注意力从那些你能产生影响的事情上转移开。
你必须相信自己，相信努力工作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并不容易，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但如果你在实验室工作，你就已经处于一个能拥有精彩且充实的生活的好地方。

资料来源

“You Learn More From Failure—When Things Are Not Working Well.”https://issues.org/interview-katalin-kariko/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世界科学”，原标题《不在资金和声望集中的中心，她何以成为诺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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