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写长文了，今天就给2024年做个总结。
2024年最大的事，不是俄乌战争，不是巴以冲突，而是西方右转。
欧洲议会选举，马克龙的中间派党团惨败，极右翼党团席位过半。
美国大选，民主党先后经历临阵换将和败选，特朗普同时赢得普选票和选举人票，成为三权合一的总统。
2024年底，德国执政联盟破裂，预计偏右的联盟党将上台，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席位也会增加。
今年年初，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辞职，执政多年的中左翼自由党预计丧失执政地位。
一年来，西方的中左翼建制派政府是一个接一个倒台，而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极右翼则势力大增，右转成为西方世界的普遍政治趋势。
这里我提到了右转，自然要明确下左右翼的定义，左右的概念最早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当时偏激进的革命派都坐在左边，而温和的保王党人都在右边，进而有了左激进右保守的定义。
但激进保守是个相对概念，意义并不明确，所以不同时代，左右的含义都有变化。
到1950年后，由于冷战，左右的界限变成了对所有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态度，左偏向社会主义，主张大政府、福利国家和国有制，右则偏向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支持小政府。极左就是要建立全能政府、计划经济和全盘国有化。
苏联解体后，对基本经济制度的争论不再存在，过去熟知的极左（主要体现在经济上）在西方已不复存在，左右的划分又出现了变化，到2017年特朗普上任，我认为这个变化彻底成型。
2017年后，西方的左右划分标准完全变为对全球化的态度，左支持全球化以及衍生的普世主义、人权外交和文化多元，右则反对或者怀疑全球化，支持本国优先，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
20世纪熟知的极左翼和传统右翼都退出历史舞台，前者体现为共产主义者的绝迹，后者则体现为共和党建制派的衰亡，支持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对外干预的里根共和党人被边缘化。
弄清特朗普时代后西方左右翼的分歧，我们就能正确分析如今西方右转的底层逻辑。右翼壮大的根本原因，说到底还是全球化出了问题。
全球化的利益不均衡的分布在少数人手中，广大的西方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增强，另外全球化的理想状态是国界丧失，资本和劳动力完全自由流动，但现有的政治格局不能支持这种安排，国家和民族的力量开始抵制全球化的侵袭。
欧洲右转和美国大选就是选民用投票告诉政府，他们不欢迎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
要说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全球化的本质，是市场经济发达和扩散的结果，市场经济讲求比较优势，要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就要取消一切限制流动的因素。历史上很多国家经济的腾飞，就是靠取消地方壁垒，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比如德国统一后就消除了几百个邦国的保护主义、统一了税法、税制，规范了执法，德国内部打通后，经济迅速崛起。国内讲的统一大市场，也是这个道理。全球化就是要将这一原则扩展到全世界，就是要让世界各地的劳动力、资本充分流动，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
要达成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现实世界存在一百多个民族国家，他们都有国界和壁垒，其中一些甚至不认同市场经济，还有很多国家内部的政治局势高度不稳定，无法给企业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如果把当今世界看成17-18世纪的德国，你就很容易理解这种困境。那么要推动全球化，需要做什么呢？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施加外部干预，支持全球化的政治力量和资本有“三板斧”可以使用。
第一把斧子，就是民主化。二战后西方世界就有“民主和平论”的说法，认为民主国家不会互相开战，更容易达成共识。到80年代，西方的建制派和企业认为，要想推动全球化，扩大国外市场，就必须让更多国家接受西方的制度。经济上要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上则要实行民主化，一个国家如果是威权或者极权政府，领导人就会拥有过大的权力，更容易对西方说不。一些任性的独裁者可以轻易切断和西方的联系，驱逐西方的企业，并将当地的西方资产收归国有。70年代的伊朗、00年代的委内瑞拉、今天的俄罗斯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显然这是西方不能忍受的，而民主化的国家往往存在分权制衡，这让极端的决策不易执行，这种稳定的制度可以给跨国公司一个稳定的预期。所以从卡特、到小布什、奥巴马，他们都不遗余力的输出民主价值观。但最终事实证明，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适合西式民主，强迫他们进步反而导致了更大的混乱，并直接导致了极右翼的崛起。第二把斧子，就是文化多元主义。很多人将当今西方的文化多元论者称为“白左”，认为这种价值观愚蠢，是圣母婊的表现，这样的理解太过肤。实际上文化多元论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跨国企业的必然需求。全球化的本质是依照比较优势，让生产要素充分流动从而达到效率最大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劣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将供应链迁移到人力更便宜的国家，美国的优势在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创新人才，靠美国一地的人才还不能满足需求。
在硅谷，科技公司有大量印度、中国的工程师，没有他们企业无法正常经营，他们非常依赖外国的高技术移民，或持有H1B签证的打工人。这就导致支持全球化的国家，行为与民族国家是相反的，19世纪的民族国家是内敛的，他们希望保持内部的一致，会竭力驱逐少数群体，比如20世纪的土耳其，就是放弃了奥斯曼的其余领土，并和希腊进行了“民族交换”，从而保证内部的纯洁性。而全球化国家的原则完全相反。在外的跨国企业有大量非西方文化的工人，他们的产品又要在非西方市场销售。另一方面留在美国本土的高科技企业也有大量的非西方员工。
要想适应他们的需求，就必须放弃西方中心主义，尽可能的去中心化，让更多人接受。如今欧美大学对西方的否定，对非洲和东方文化的过度推崇，无非是吸引世界各地留学生，为大企业培养合格员工的手段。除了民族文化，其它平权也是如此，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lgbtq都是兼顾更多人的手段，大企业需要网罗一切人才无论他的背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近十年来好莱坞、迪士尼的电影不好看了，很大原因就是他们过度重视文化多元主义，从而丧失了自身文化的特性和固有的道德标准，他们想同时取悦差异极大的群体但又不得要领，从而给人似是而非的感觉。这种文化和价值观上的混乱也可以说是全球化的副产品。第三板斧就是制裁，分为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全球化打破了国家自给自足的状态，重新划分了产业链，融入全球化体系的国家都无法独立生产所有产品，都需要和外界交换，如今的美国，大量的供应链在欧洲、日韩和印度，又依赖中东的能源，美国无法独自生产大部分产品。全球化将无数国家的命运联系到一起，这样的经济体系格外依赖地区稳定和航道安全，任何一地的波动都会影响到全局，这是美国进行对外干预的根源。如果某个国家执意要破坏，那美国必须动用强力手段予以制止。1991年的海湾战争，起因是萨达姆进攻石油国科威特，威胁到了油价稳定。持续二十年的打击索马里海盗，是为了维护航道安全。制裁朝鲜也是为了保护韩国，韩国的电子产品、化工产品和军事工业品是美国供应链的重要一环。2022年支援乌克兰，也是为了防止更多国家效法俄罗斯，制造更多不稳定因素。特朗普之前美国政府的行为，几乎都是围绕保障全球化这一核心利益展开，任何可能扰乱世界贸易体系的行为都会被制裁。讲完这三点，读者们肯定会发现，西方国家在这一秩序是受益的，那为什么民众还会反对呢？这是我们下一节要讲的问题。
虽然全球化让西方整体获益，民众获得了更便宜的商品和优越的生活，但总体上这种利益不均衡的分布在少数人手里，这让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增强。另外，大量新移民的涌入也让西方国家的国民认为自己的特权被稀释，而他们并不愿意分享这份利益，简单来说就是“已经上车的想断了上车的路”。
先说利益的不均衡分布，全球化40年，受益的是高科技和金融行业，高管们的工资是成倍上涨，但这两个行业解决的就业相当有限，相比之下，制造业外流造成的影响更为直接。大量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需要较多人力的产业外迁，造成欧美国家就业岗位的流失。
下面两张图展示了美国不同行业岗位的流失。据统计，美国计算机和电气产品的就业人数在1979-2019年间下降了43%（苹果外包），服装和纺织行业失去了81%的工作岗位，这一期间，美国的汽车行业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些失去的岗位大量流到了墨西哥、中国和印度。白人蓝领发现，他们无法从事高薪的职业，自己原有的工作又被剥夺了，去干服务业又不如非法移民或者新移民能吃苦，他们丧失了自己的生态位。更致命的是，制造业工厂不仅为他们提供收入，还为他们提供社区生活，美国很多社区曾经都是围绕企业建立的，企业撤出意味着社区的崩溃。这一现象已经蔓延到很多国家，比如法国的勒庞，大致的选民基础也是破落的工业区居民。理解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特朗普要对全世界增加关税，这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很难完全调和。19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实行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里根就拓宽了合法移民渠道，并在任内大赦了300万非法移民，后面的克林顿也继承了这一政策，他们都是全球化的拥趸。里根和克林顿的差异要比里根和特朗普的差异小得多。移民的涌入确实降低了服务价格，但也冲击了当地白人的生存空间，以前失去工作的白人蓝领还能靠“理发”维持过去的生活水平，和大学老师不相上下，但拉美移民的大量涌入打破了这一现状。
新移民在文化上也和本地人起了冲突，尤其是那些差异较大的中东、亚洲移民。说起文化冲突，欧洲更加明显，2011年，欧美愚蠢地推行阿拉伯之春，将若干亲美或保持中立的独裁者赶下台，这些国家之后没有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反而陷入军阀混战或者被宗教极端人士掌权。大量的中东穆斯林沦为难民寻求到欧洲避难。欧洲的政客，比如默克尔试图拒绝难民但最终在民意下屈服，2015年后难民危机席卷欧洲，让欧洲的治安急剧恶化，并导致恐怖袭击和文化冲突。今天欧洲的极右翼，核心的政策就是反难民反穆斯林，可以说当时建制派不负责任的决策直接导致了今天的困局。特鲁多的下台也和移民过多有关，他一直奉行宽松的移民政策，大量移民和投资者涌入，推高了房价并导致教育资源紧缺，最终引起了本地人的反弹。事实证明，支持全球化的政治集团走得太远了，他们的政策和资源不足以消除全球化的代价，他们不能进行有效的二次分配，更不能解决多种文化的冲突问题。他们推进的速度太快了，快到国内大部分人无法追上，快到跨国企业精英和普通人已经成为两个物种。只要无法解决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只要无法从事实上打破国界和民族国家的界限，全球化就无法成功推行，最终经济上的全球化仍需要政治全球化作为基础，而当今的世界离任何形式的统一都还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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