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他以“敢言”著称，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更是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吴敬琏出生于1930年1月24日，中国江苏南京人，一岁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吴敬琏自幼身体薄弱，1947年时，患上了肺结核，1948年时随母亲逃往香港避乱，1949年4月又返回北京，之后肺病复发多次，经常住院。他的母亲邓季惺、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与一份著名的报纸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私人办报的典范之一《新民报》，该报鼎盛时期曾经存在多地版本，如今仅仅还有上海《新民晚报》作为残存的记忆。五十年代从复旦经济系毕业之后，吴敬琏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此开始其与中国政治经济难以割舍的人生。不仅与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等不少官方正统经济学家共事，也与顾准等非主流人群交往学习。顾准不仅引领他走进市场经济的大门，更让他学会了独立思考。在以后的学术研讨和论战中，他总是直陈时弊、直抒胸臆。他曾受到各方的攻击，有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极端“左派”，有某些垄断了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还有来自社会底层、不由分说地反对一切有产者的民粹主义。有一段时间，吴敬琏的很多言论都被“肢解”，外界用只言片语曲解他的意思。但是他始终以无畏的精神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坚持不懈地为改革奔走呼号。尊重规律、科学求真是他的信条，他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的真问题，用知识推动中国进步。即使如今已年逾九十，也依然活跃。
1974年10月的一天，罹患肺癌晚期的顾准对晚辈吴敬琏说：“我们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的，但是现在还不行。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文革结束时，吴敬琏已经46岁，但是新征程才刚刚开始。1979年年底和1981年年初，中国先后请来两位重量级的东欧经济学家：波兰的弗·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他们的讲学让吴敬琏很震动，他原以为改革就是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但他们却说：“经济改革不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而是从一个系统变到另一个系统。”这让吴敬琏和他的朋友们开始了比较经济学研究，对各种经济系统进行比较，从中寻找中国的改革之路。1983年，已年过半百的吴敬琏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地、比较经济学发源地——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在此之前，他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身份相当于教授，可去了之后才发现，由于缺乏经济学基本知识，参加讨论会和研究生基础课都听不懂。为了弥补知识，他只好从本科生的普修课听起。一年半后，吴敬琏的头发都开始发白了，但也收获颇丰。在耶鲁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改革理论思想，其中最主要也是日后对中国改革路径设计影响最大的，便是他对“行政性分权”和“市场性分权”的划分。“行政性分权”就是中央把权力下放给地方，由地方行政机构对整个经济进行管理；“市场性分权”是指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进行决策。吴敬琏认为，中国改革要顺利进行，就必须进行以建立自主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为目标的“三环节配套改革”。就是这样的整体改革思路，让他在1984年到1986年的经济过热论战中，主张推出配套改革的第一批措施，进行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的全面改革，以缓解和控制通胀。从计划经济的信徒到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在吴敬琏身上折射着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向，吴敬琏的“吴市场”外号也传开而来，不少受他影响的技术官僚也开始成为中国中流砥柱，比如周小川、郭树清等。“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天真地想，只要冲破计划经济那一套，把市场关系建立起来，就会一帆风顺。”但市场经济也是分好坏的。吴敬琏把1978年到1993年的改革前15年定性为：增量改革，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突破最大。增量改革尽管成效显著，但也形成了“双轨制”。2000年，《财经》杂志刊登《基金黑幕》，披露了投资基金大量违规违法操作。当时国内经济学界都缄口不言，但吴敬琏却接受了央视采访，并且直率地指出：“一个市场，如果普遍地违法违规，那就要考虑了：这个环境引诱人们走向违规违法，那么就是有关方面都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节目播出后，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此前，他的形象是“吃皇粮的公务员”，此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从此他被称作“中国经济界的良心”。在谈到“良心”这两个字有什么用处时，吴敬琏说：“中国老话就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市场经济它需要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没有这样一种信任关系，靠尔虞我诈是发展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我的老师、朋友顾准说，要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那样去解剖这个社会经济关系。”2001年1月14日，吴敬琏在央视节目中炮轰中国股市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有人把气撒在吴敬琏身上，认为他的言论让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是“一言毁市”的罪人。五位著名经济学家还召开了一次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争取建立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20年前，布鲁斯曾告诫中国同行：“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进入新世纪，一直秉持着经世济民思想的吴敬琏深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十六大”理论座谈会上，吴敬琏向上递交了书面发言稿，他建议：“当前特别需要强调以下三个理论观点：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二、它是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三、它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我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2012年，吴敬琏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尖锐地指出，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行政权力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严峻的现实表明，只有尽快重启改革议程，实质性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才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作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吴敬琏，存在重叠，也有不同，公众的期待也有所不同。很多人形容他纯粹、干净，他显然也以知识分子为追求，他在一次采访中如此定义知识分子为“求真”：“在世界范围内，所谓知识分子是提供知识产品的、提供思想产品的这叫知识分子。不管怎么样....应该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真，求真理。”能够求真在时代浪潮之中是何其困难，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中也一直是从中心走向边缘，也正因此，无论如何，吴敬琏为市场、改革、法治的呐喊，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难能可贵。吴敬琏曾说：“我虽然浑身都是病，却还有一颗火热的心。”也许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论暂时冻结，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告一段落，关于左与右的争论不在台面，但是关于国进民退与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关于法治与法制的争论却仍旧在。有时候觉得什么都变了，有时候其实发现什么有都没变，有时候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一切新问题都是旧日老问题改头换面的重现，还好不容易走进一个新房间，费力打开一扇窗，却发现正是自己刚刚走来的路。从这个意义而言，吴敬琏作为时代的参与者与创造者，非常值得现代人去了解，关注这个经济学家曲折的一生，同时在这个看似荒谬却又无比真实的复杂时代，看清我们仍在进行之中的历史三峡。吴敬琏曾说：“我们当前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都可以从我们过去四十年所遇到的问题、所出现的各种偏差找到根源，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经验和教训的认识。”当下中国知识界有水平的人不多，身居高位、敢讲真话的人更少，吴老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他是一位保持着独立思考，坚持为市场辩护、为底层发声的经济学巨匠，他仍然在苦苦思索着中国改革发展之命运、中国社会发展演进之趋势。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有一批年过九旬的知识人，仍以“垂暮”之姿回应着时代的命题，不惧路之修远，上下而求索。（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南京人，祖籍江苏武进遥观（今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著有《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重启改革议程》等。
世界各国都需要创新。和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促进社会制度、规则现代化的任务更重要、更紧迫，因此需要各方面的社会创新。除了我们这些“90 后”，希望社会各界都参与推动社会创新。我们都尽自己的责任，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希望。
许倬云，1930年7月10日生于中国福建厦门，祖籍江苏无锡，历史学家，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学贯中西，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的多所高等院校，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著有《万古江河》《心路历程》《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等。
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所以，假如改革开放真有大义而为的政府，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资源鼓动民间的财富，也释放若干的资源，鼓励在学术界、文化界做寻找价值、重建价值的工作。
许倬云九十寿辰|要人心之自由，胸襟开放；要有一个远见，超越未见
王鼎钧，1925年4月生，山东省苍山县兰陵人。笔名方以直，当代著名华文散文作家。他1949年去台，1978年赴美，退休后，定居纽约。王鼎钧一生淡泊名利，力求穷毕生之力于“写出全人类的问题”，对散文艺术的努力开拓，终使之成为一代散文大家，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崛起的脊梁”。其“人生四书”、“作文四书”等作品销行极广，至今不衰。1992年至2009年，王鼎钧历时十七年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这四卷书融人生经历、审美观照与深刻哲思于一体，显示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我一直相信作品和作家没有道德上的关联，人格是人格，艺术水平是艺术水平。现在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太不长进，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
到纽约，走访捕蝶人——散文家王鼎钧先生访问记（附珍贵视频）
王赓武教授，1930年10月9日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泗水，祖籍江苏泰州。历史学家、教育家。1955年获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5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进入马来亚大学历史系任教，先后担任讲师、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68年任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86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1997年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移民研究。在国内出版有《1800年以来的中英碰撞》《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等。
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中国人的目标几千年来始终不变。稳定，以及能否保证中国文明的繁荣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能否将中国人凝聚起来的关键。在现代，这种连贯性在对抗西方武力和现代文明冲击的时候凸显出来。那么它会复兴吗？它会怎样影响正在出现的全球话语呢？
我本一介书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没有什么值得传世的事迹。但是，我所经历的时代却是大起大落，常有惊天动地之事，个人命运也随之沉浮。
……
实际上我退休以后从生活到思想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西谚云“人生自四十始”，我却是自六十始，甚至更晚。本来既无案牍之劳形，又无“课题”之催逼，清心寡欲，足以颐养天年。有书有琴，怡然自得。但是总是有一种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情结。在这个物欲横流、战火纷飞、杀戮手段日益升级，人性中“恶”的一面展示得淋漓尽致的世界上，人类将伊于胡底？陶醉在“崛起”的豪言壮语中的吾国吾民何处是精神的家园？身居陋室，俯仰今古，心事浩茫，对斯土斯民，乃至地球人类，难以释怀，如鲠在喉，不得不发出声音。
茅先生
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86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注册访问学者，1990年受聘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1993年从社科院退休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理事长。著有《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我对他们的嘱托就是，我希望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非常希望他们追求真。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要追求？还要追求理，就是要有逻辑。这两点能做到，我们下一代就有希望了。
學人Scholar约 11 分钟